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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不争论”寿终正寝
(博讯2007年3月1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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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一触即发的“话语权”战争
    
    “争论,还是不争论?这是个问题。”
    
    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在今天,已经强力浮出水面。邓小平御旨祭出的“不争论”禁忌,在其去世十周年前后,面临解禁的关口。
    
    政治有其节奏,有其周期性韵律。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际,山亦不能挡,水亦不能淹。当下中国,强人已去,互联网无远弗届,蓄之既久反弹极强的各种利益及其思想,再也不堪压制,再也不可压制。各种利益及其思想冲突之白热化,已近临界点,喷薄欲出。邓氏“不争论”的休战牌,已经摇摇欲坠。言禁的“堤防”,眼看就要塌陷,即将被“话语权”战争的暴风雨,席卷以去。意识形态的领域,黑云压城,风雨飙楼,一触即发。
    
    就连当年为邓南巡摇旗呐喊的周瑞金(皇甫平),最近也敏锐地直觉到了:“本来不争论是邓小平的发明,但改革发展到今天,不争论是不行了。”(《搜狐评论》,2007年2月25日)
    
    风雨前夕,种种迹象,预示这场思想战争已势不可免。举其荦荦大者,有:
    
    中国左派在两会前夕,猛攻《物权法》。他们高呼已到“最危险的时候”。这表明,中国的新老左翼力量正在空前集结,3000多名退休高官将领、专家学者及民众联署公开上书,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及中共中央纠正国企私有化的“违宪”行为后,近日再有4名北京法学界人士致函全国人大、政协,就国有资产被“大规模非法侵吞”等事,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简言之,左派已然摆出了一副背水一战的架势。
    
    在另一方面,人们也注意到,最近国内官方刊物发表了中共党内智囊以及理论家的几篇文章,一篇是沸沸扬扬的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另外两篇则公开建议胡锦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舒缓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两位作者,一位就是前引的周瑞金,另一位则是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他们亮出了自己的思想纲领:主张实行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强调社会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与中共党内的政治辩论多不公开的秘密传统,大相径庭。
    
    当然,近几年来,中国的民间自由派,在言论钳制和“不争论”两座大山重压下,一直在坚韧地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在与各方的精神较量中稳步潜行,成为体制外思想界引人瞩目的主导性话语。近期,更有刘军宁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召唤以及自由派学人各方对之声援与质疑,烘热了自由主义的精神空间。
    
    自然,亦有借邓十周年忌日,极力讴歌邓氏威权主义发展经济的路线。更不必提的是,上述反《物权法》的各方神圣,以社会底层代表自居,摇旗扬幡,为毛泽东招魂。
    
    甚至,贵为总理的温家宝,也一反其低调务实回避意识形态和尖锐问题的惯例,在两会前夕:发表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公开声称:“今日之中国,既不要做社会主义的独裁政权,也不要成为市场经济的威权政府,我们矢志改革要求得的,是一个以民主、富足、开放、和谐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现代中国。”文中的论调,与他自己在人大照本宣科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官式八股大异其趣,却与周、谢两位的民主社会主义相互呼应,若合符节。
    
    ………….
    
    这些异象表明,各派思路,不甘寂寞,跃跃欲试,在长久压抑之后,终于破土而出。于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天空中,开始飘散出了一股多年未闻的硝烟味。
    
    战云概览
    
    1998年,笔者曾发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分疏》,在比较了当代中国占有某种主导性地位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邓氏威权主义和毛氏极权主义四大思潮后,于结尾预言:
    
    “虽然笔者个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但是,….综合评估一下中国社会下一步精神风向,从社会力量强弱比较的角度考量,很可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势较占上风,它获得社会认同的比例可能稍高一些。其所以如此,除了社会利益集团的人数多寡的因素而外,中共四十多年精神统治下的平等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潜移默化所造成的精神遗留和社会心理氛围及当前中国社会严重不公所导致的对于社会公正的强烈要求,加上执政党由共产意识形态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换的阻力比较小,所有这些,都是强化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因素。”
    
    笔者不敢自命先知,但观察目前中国的社会思潮走向,似乎确有向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漂移的迹象。
    
    在谢、周等先生论证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比较鲜明甚至夸张地提出有三条现代化道路:1)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 2)前苏联式的极权社会主义 3)瑞典(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注:民主社会主义 Democratic socialism是一种主張在民主体制里進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支持多样型经济发展,并要求国家提供良好的福利保障以及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民主社会主义都要比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在政治立场上更为左倾,但在中国,二者常被混同)。
    
    上述三种模式的表述,固然夸大了北欧模式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独立地位(正如秦晖等人反复强调的,美国与瑞典仍是在基本价值的“共同底线”之内的,而苏联却显然在“底线”之外了),但联系到中国国内的特殊语境,却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该论述在当前思想战争中的独特功能,以及论者的良苦用心。它旨在消泯由《物权法》而导出的“姓社姓资”的争议,奠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本来,在正常的现代国家,《物权法》与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是不相干的。《物权法》属于
    司法范畴,不是福利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考量,这种考量完全是另一范畴。通过一部保障财产权调整财产关系的《物权法》,不但不会使社会公正受到威胁,相反,确定清晰的财产关系后,才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尝试。但在中国此时贪腐制度化,贫富悬殊的情势下,左派们混淆司法概念和社会政策概念,这种策略,虽在法理上贻笑大方,却在情感上颇具煽动力。
    
    实际上,历经数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物权法》草案,与国际常例相比,已经烙上了若干“中国特色”的印记。本来,在法理意义上,财产就是财产,无论属谁,均应保护,不应特别标记出财产归属者身份这类在法理上不合逻辑的区分。但由于左派的纠缠,《物权法》仍把财产做了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划分,从而使该法罩上了某种意识形态成分,并未与国际常规完全接轨。
    
    由此不难看出,本来,新老左派们挑起的这场有关《物权法》的争议,完全是一场意识形态游戏,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但在中国的此时,该游戏仍有很强的政治意涵。 根本原因在于,中共迄今仍然没有放弃共产党这一名称,它以意识形态立党立国,意识形态是该党统治合法性的公开基础,也是它垄断政权的公开说词。只要它还叫共产党,它就得挂这块意识形态招牌。邓小平“不争论”的两难悲剧在于,他必须用反意识形态的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该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意识形态只能做,不能说。这就是邓提出“不争论“的奥秘。也是邓当年在党内的意识形态战线上只能处于守势的根本原因,简言之,所谓“不争论”,恰好鲜明呈现出强人邓小平的尴尬地位,薄弱环节。
    
    当前,应运而生的民主社会主义论述,强势出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试图弥补邓氏“改革开放”的上述意识形态弱势,从而为进一步的政治改革确立合法性。谢韬的文章明确地点出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书稿《千秋功罪毛泽东》 ,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上述几位中共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通过重新回顾和解释社会主义思想史,阐明“共产主义”是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其晚年思想被第二国际所承接,现在是被社会党国际所代表。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他们把这个谱系,追溯扩展到了欧洲的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甚至还包括美国的民主党。他们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中共批了多年的“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试图为中共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障碍。
    
    在谢韬文中,他强力辩诘道: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笔者相信,他们这一场思想攻势,在中共党内,比较前述左派们的陈词滥调,将占据广泛得多的精神市场。在其夺回党内思想主导权的奋斗中,估计体制外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乐观其成的。因为他们也指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民主宪政,这就是二者共享的基地。
    
    然而,这一理论战略能否获得中共高层的响应,尚有待观察;据历史经验,殊难乐观。《物权法》虽然可能在权力的护航下获得审议通过,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是否能获得中共接纳,就大可置疑了。
    
    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大规模的思想论战即将登场。有心者当会注意到,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迁,其主要轨迹,大体呈现为:由经济,而法律,而政治。目前,前两步已完成大半,往下的论战,将为政治变迁热身。古人庄子有云:道术将为天下裂。很多人也许闻之丧胆,会恐惧这一前景。但是,遍览历史,只有经历过辩难、裂变、磨合的社会,才可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鸦雀无声,那不是和谐,而是死地。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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