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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新论】五十八年“法制中国”环境大系/巩胜利
(博讯2007年3月09日 来稿)
    巩胜利更多文章请看巩胜利专栏
    (博讯编者按:本文作者巩胜利先生最近因心脏病住院治疗,落下沉重的债务,请关注,有条件的朋友请伸出援手)
【世纪新论】

    
     自从公元1996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破天荒的将一个国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概念写进中国国家法律——这是“新中国”进行到47年之后、才历史性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方略。如今“依法治国”10年过去,新中国也近60岁了,但中国依然与前40年一样、依然看不到“法制中国”的今天和未来,看不到任何“法制中国”能到何年何月才能在中国实施。
    
     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1】序《追求公平的长期繁荣》胡鞍钢文章称:中国“收入不平等”——城乡之间绝对差距上升了8倍以上;“教育不公平”——教育经费投入城乡在3倍以上,农村未受教育文盲率达11.55%;“医疗卫生不平等”——城市和乡村卫生差距在3.5倍;“社会保障不公平”——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不足4%,城市高达70%,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就业、劳保、医疗卫生等系统工程)总体大面积严重源头短缺……中国社会的“公正、公开、公平”正面临着58年以来“法制中国”的最严峻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已经超过58周年,58年至今也无法建立起一个“法制国家”。那么还要多少岁月才能建立起一个法制、“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国家呢?中国要不要真正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没有“法制中国”,中国将没有未来!中国至今没有竖起当然“依法治国”【2】的国策方略,远比天灾人祸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数十次“路线斗争”有更大的隐患、更大的灾难。
    
58年“法制中国”环境大系

    作者:著名学者 巩胜利

【对“法制中国”58年来的整体判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上是全球所有“法制国家”中最无能的法律。58年以来至今,没有中国《宪法》的任何维护者、裁判者、执行者,没有维护国家《宪法》的任何“合法”的法律机构,没有公开、公正、公平的判断或执行过任何一例违反《宪法》的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的一个基本成员国、联合国的7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成立58年来至今也没有通过、并履行联合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国际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公约》等三个联合国的基本《国际公约》;
    
     基于以上中国《宪法》与联合国《国际公约》来严谨、深刻的判断:中国58年至今依然不是一个当然意义的“法制国家”。基于中国母本《宪法》的根本无能、基于中国政者长期对联合国最最基本的“法律”熟视无睹、不屑一顾,常任理事国却长期不履行最最基本的国际公约,对一个正常“法制国家”根本意义及历史性判断为:
    
     ●1、基本上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因为没有中国《宪法》所有的维护、裁判和国家《宪法》说话算数的任何秩序;没有调和整个中国13亿公民财富的《国家反垄断法》;没有维护整个中国社会公正、公开运行的《国家新闻法》。中国社会的公正无以论定,中国人财富拥有无法公正,中国社会“法制”长期短缺、基本上没有“法制”的公正,几乎一统违反《宪法》的“党领导一切”。
    
     ●2、基本上没有中国全国性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农民身份的“非城镇户口”与“城镇户口”依然58年至今势不两立;中国《宪法》第33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中国58年至今依然无法“平等”。
    
     ●3、基本上中国“人权”58年来没有得到任何保障——2005年中国《宪法》第一次载入第33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至今对“保障人权”没有任何条例细节可执行、裁判和保障措施。包括国家主席、元帅和普通公民,中国公民的人权依然根本没有任何保障。
    
     ●4、基本上没有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发生在2007年1月1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公布“严禁”八本书的名单,包括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湖北原人大代表姚立法的传记《我反对》,胡发云的小说《如焉》等就是跨越中国国家《宪法》随意剥夺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行为,这种剥夺远大于违法犯罪的刑事犯罪处罚。
    
     ●5、基本上没有“依法治国”的任何国家法律程序和法律实践。自1999年3月15日,中国全国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国首次通过了国家《宪法》修整案,在中国《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次国家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今,10年过去,国家《宪法》的“依法治国”,依然58年来被“以党治国”而一统绝对垄断。
    
     ●6、中国已经断其后路、没有退路的加入国际大家庭的WTO组织,但“中国特色”——从国家党派“特色”到国家政权“特色”,从经济贸易“特色”再到财富垄断“特色”,从“公民”特色再到“人权”特色等等都与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所悖论,从中国的“法制中国”再到国际社会的“法制社会”,基本上都找不道所谓“法制”的国家“原因”和国际社会的“结果”。
    
     ●7、只要一党独政、一个党驾驭在这个国家之上,基本上永远都不可能实施“法制中国”的可能;没有“法制中国”,这个国家基本上是永远难有“未来”。
    
     ●8、“海峡两岸”——“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基本上58年至今、未来都找不到任何可以调和的“法制中国”之道。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100年“不动摇”的话(见新华社2007年2月27日电,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那么中国将没有未来,没有一个国家正常生长、延续的生态环境、政治环境、发展环境,只有中国5000年来至今也无法化解的“亡国、亡党”、欢天喜地的“中国结”……
    
    
     基于上,中国依然是一个“党治”、“人治”(非“公民社会”的)非“法制国家”:
    
     ☆ 2006年6月下旬,中国国家《反垄断法》58年来第一次进入中国“人大”的法律“立法”程序。试想:一个“市场经济”国家58年来、长期没有这个国家的“经济宪法”来调整和制衡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与财富,那么到2005年3月后才开始被国家《宪法》列入“保障人权”之例,它的法律与经济的“公正”怎么能普遍保障13亿公民的权利?人均超过1000美元之后的中国及公民,更需要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生态环境,也只有在这个相对公正的社会环境中,来“和谐中国”“和平崛起”融于今日世界、才能走向未来世界!
    
     ☆ 所谓的“法律”、“依法治国”、“法制国家”,就是这个国家“用法律来统治人民,人民对统治者进行法律管束”,是“民主与法制”在这个国家、社会底具体实践。法律,是平衡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人与人、人与国家、执政者与非执政者大家都“认可” 的一种游戏规则。法律,是一个法制社会的公共公器,不是用来此对彼的“专政”(“专政”,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个专用名词。“专政”的国家机器,不是用来对付合法公民的),更不存在所谓“阶级斗争”的年年讲、月月讲、分秒必争,国家法律更不是对付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和谐社会、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唯一通途。
    
     ☆中国《宪法》的公器,成为举世最无能的国家法律,没有《宪法》的维护者、也没有《宪法》的裁判者执行机构,58年至今从未理论和实践过一例违反《宪法》的案件,这是一个正常国家和一个正常国家的法律秩序吗?特别是一个标榜有“优越社会制度”、要“依法治国”的国家,有这样的“法制国家”和法律秩序吗?
    
    近60年的“新中国”依然是一个封建“人治”的国家。
    
     真玩“依法治国”,国家《宪法》就要当然引领和平衡这个国家的所有其它的“法律”;《宪法》就要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法律——有《宪法》的维护者和裁判者(中国《宪法》是世界上最最“无能”的法律,新中国近60年、《宪法》没有裁判过任何一单违反“法律”的案例,就是中国《宪法》最无能的历史写照);要有《宪法》法律裁判的当然机制;国家《宪法》要高于这个国家所有的法律。否则,就永远不可能是“法制国家”或到达“依法治国”的行列。历史上的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革命”等很多国家创立,都经历了由“革命”到“依法治国”的过程,但中国建立“法制国家”的路途却依然是遥不可及。
    
     “新中国”重要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新中国” 象征国家“法制”的第一部《宪法》,随后又因为阻碍了“人治”害怕法治、而迅速废止了这部《宪法》,至今近60年——“新中国”依然没有进入法制国家的行列,依然距“法制国家”很遥远、很遥远……于是,“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你死我活的“十次路线斗争”“六四”等等一次次次、必然无法遏制的在“新中国”每每实践、演义、发生。
    
     “新中国”至今近60年了,中国为什么无法进入“依法治国”的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政经绝对“垄断”的必然结果。长此以往,中国有进入“依法治国”的这一天吗?让我们历史思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依法治国”,中国未来真能与“法制中国”相接驳、来建树国家法制社会和一个国家完整的法制生态环境吗?
    
     法律制约的天然法则:
    
     政府 公民 公民 政府

    
     上表注释:⑴、在上表中,B为执政者;S为非政者。⑵、能够制衡,则社会基本和谐;不能制衡,国家则矛盾、冲突。⑶、不管是强势的执政者或是强势的非政者,则国家、社会都必然处于长期的紊乱之中。⑷、在法律意义之下,没有一劳永逸的执政者,象大自然那样一岁一春华秋实、有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
    
     A、“法制”与“法治”
    
    
     前者,是指这个国家要制定的一系列国家的法律规则,包涵了用法律制度来统治人民和人民对统治者进行法律管束,“法制国家”是典型法律工具意义上普遍概念;后者是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指对整个公民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力、社会公共秩序体系的建立。现代法理认为:不管是“法制”或“法治”都是双向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合乎“法律”原则的相互制衡,从而使国家、社会能够相对公平的美好延伸。
    
     “法制”不是“党治”。“党治”,不需要“公民”举手通过与否。用2006年底的源头来讲:就是7300万中共党员与12亿公民有没有“权力”的治国之道。
    
     1959年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大会为“法治”国家的定义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奉行法治的立法机构的职责,是要创造和保持那些维护基于个人、人类尊严的条件,这种尊严不仅承认个人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且要求促成对充分发展其人格乃是必要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然而,57年至今的中国,并没有建立起这种法制和法治社会和国家,这个国家的法律与秩序依然严重短缺。
    
     一个“法制国家”有这样一些的最基本特征:法律至高无上;法律具有普遍性、公开性和相对独立的稳定性体系;法律程序绝对公开、公正、民主,适用于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政党、团体;法律必须以平等、公正为存在原则;依法行政;法院应对立法及所有行政活动拥有审查和裁判权;立法与审判、执行各行其道;司法独立,不受任何党派操纵和领导;有母本法律来平衡与制约其它各方面的法律规则和秩序。
    
     中国例⑴、中国“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历史洪沟,将中国公民分成不公平的“国民待遇”,有9亿多中国农村公民不享受这个国家的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城镇供应等等任何“国民待遇”;
    
     ⑵、中共中央文件与国家法律(因为此文件不经过正常国家法律程序的过程)没有任何必然的干系,不属于国家法律的范畴,却历史性的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⑶、《宪法》(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党领导一切”永远冲突、悖论(为全球人类所有自然法则所永远冲突。以中国为例,8300万中共党员的利益与12.7亿公民的利益,永远冲突、悖论)。
    
     B、“依法治国”依然遥远
    
    
     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人治”国家。“新中国”的前40多年,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国家最高决策层提出“依法治国”或确立“依法治国”的国家方略。换句话说:中国的前40多年是一直在延续封建的“人治”社会。
    
     “新中国”提出“依法治国”发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据历史考证:1996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破天荒的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概念。这是“新中国”进行到47年之后、才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与方略。
    
     1997年9月12日,独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报告第一次确立、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20世纪末,“依法治国”在全球深入人心。时至1999年3月15日,“依法治国”形成中国共识,在全国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国首次通过了国家《宪法》修整案,在中国《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次国家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曾被废止的中国《宪法》、第一次将“依法治国”载入这个国家《宪法》的母本法律条款。
    
     到2002年11月8日,唯一的执政党、中共16大报告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不管是这个国家的“民主”、还是这个国家的“依法治国”,都绝对无法与一党执政所兼容,所以“依法治国”在“新中国”近60年几乎一直是寸步难行。更为严峻的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就不允许任何政党派跨越这个国家——这一党,几乎成了未来中国难以跨越、一个永远的“死结”。——这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巨变之后,中国发生“六四”之后,“新中国”近60年所发生、最明显的国家秩序、法律源头的根本变化。
    
     中国例⑴、“新中国”之所以自1949年到1997年才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说明“新中国”自创始、就从来没有想起过要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和理念,根本没有想起要建立一个真正“法制国家”。所以,中国以前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所有“国法”都值得历史的审视与重建。
    
     ⑵、人治的“新中国”,出现废止《宪法》,国家主席、元帅之死,文化大革命等也实属必然,因为没有任何中国法律或国家法律程序来当然阻止、并能够当然阻挡住“大跃进”“文革”进行下去。但谁又能够当然的说要就要、说废止就废止这个国家唯一的母本《宪法》法律呢?
    
     ⑶、象2005年3月15日才被中国《宪法》承认的“保障人权”列入国家《宪法》保障之例,说明57年以来中国公民的“人权”根本短缺——其结果是中国公民的“人权”权利被历史性悬空,“新中国”及未来的“人权保障”则面临着历史以来的“人权”重建与回归。
    
     C、依法治国“中国结”
    
    
     要“依法治国”,中国《宪法》就必须能够调节和制衡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所有的力量。这就是说:中国《宪法》必须成为中国真正的法律,要有一个国家维护和裁判的《宪法》法院。“新中国”的近60年,一个正常的国家,没有当然合乎法律程序的《宪法》维护者,也没有裁判过任何一起违反《宪法》案件,国家《宪法》名存实亡,成了最最无能的国家法律、甚至不如中国电话“月租费”、不如“计划生育条例”等等。未来中国“依法治国”,面临着法律源头根髓秩序与短缺的历史问题。
    
     一个没有《宪法》及《宪法》法院来当然维护、裁判、判断国家法律的公正与否的母本法律,一个没有《新闻法》来维护社会公正,一个没有《反垄断法》来维护经济公正的国家,怎么能、何时真正走上“依法治国”——一个“法制”国家的未来坦途?要走“依法治国”之路,那么就必须要在国家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上有所建树、填补国家法律的空白和盲区,那么就不可缺的要在——
    
     (a)、法律公正——由《宪法》全面调和
    
     一个国家所有的法律公正,《宪法》要能够调整整个国家、一切法律体系,而非“人治”“党治”所能够完成。《宪法》要从根本源头上调整、制衡和维护这个国家所有法律的制订、出笼和废止。一个绝对无能的国家《宪法》,是根本不可能实施一个国家的“依法治国”。若要国家《宪法》的名副其实,除了要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之外,还必须建立《宪法》(据知:中国《监督法》已经通过开始实施,历史性突破的于2007年1月1日起生效,中国县级以上“人大”——“最高权力”就有权撤消政府的任何决定,将“一府两院”纳入中国法治监督的轨道,中国《宪法》终于有了一些“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维护、裁判、执行的生态环境机制。
    
     中国“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国民待遇”问题,长期57年至今来没有任何“国民待遇”的“人权”公正、公平。
    
     “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次路线斗争”等的反反复复出现,除了国家最高法律《宪法》的无能之外,这是“人治”的必要结果;谁来驾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不再出现或停止呢?——一个法制的国家有可能吗?
    
     (b)、社会公正——靠《新闻法》来维护
    
     一个国家的公共社会要有当然的游戏规则可循可依,而这个公共社会要有国家的《新闻法》来加以保障和平衡、规范。《新闻法》是要保障公共社会有秩序、在阳光下、由公民社会来加以实施。没有《新闻法》的社会,公共社会的秩序就会当然紊乱,“用法律来统治人民和人民对统治者进行法律管束”就成为中国社会当然的矛盾焦点和根本的缺失。
    
     中国社会,因没有对社会公共秩序进行规范的游戏规则,却长期处于政府及执政党无序的高压之下。没有对社会公正制衡的法律,就“枪杆子里出政权”,“文化大革命”就顺理成章的卷土重来。
    
     (c)、经济公正——《反垄断法》制衡财富分流
    
     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特别是一个可能富裕、有秩序的国家和社会,经济资源、财富资源要能够向整个公共社会分配和向所有公民开放。没有对这个国家的产业垄断进行裁判、对外来产业和资本的反垄断审视机制,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就有可能长期板结而绝对“垄断”。“新中国”贫穷落后的前30年(到1979年,中国未实施 “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种国家绝对一统“垄断”的必然结果。
    
     一个法制、可能富裕的国家,除了可以与这个国家的公民分享权利之外,还要从根本上能够与这个国家的公民分享财富和经济成果。产业及财富资源“垄断”,不是一个法制国家的必然方向。57年至今,短缺《反垄断法》,是中国国家与公民的财富天平根本、源头倾斜。法制国家,不仅仅是“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通过有建树“秩序规则”、而建成有条不紊的“美好”社会。
    
     2006年6月末,中国国家《反垄断》终于第一进入中国“人大”立法的法律程序。试想,一个57年严重历史性短缺、没有《反垄断法》的国家,会怎样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宪法”来维护国家、社会、公民的经济和财富“公正”呢?又怎样为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包括金融、电信、电煤钢铁资源)与这个国家的公民来主持“公正”?中国13亿人、每一个公民怎样分享这个国家财富、经济57年来的巨大成果?
    
    
     小结⑴、中国《宪法》的绝对无能,是“法制中国”5000年不能到达的历史根源所在,正是中国现今《宪法》的绝对无能,使这个国家的任何“人治”、任何“党治”都可以在这个国家《宪法》头上拉屎放屁,才有了中国特色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次路线斗争”等等错误的必然结果。
    
     ⑵、没有《新闻法》,中国公共社会长期处于政府无序管制的紊乱、每时每刻“紧急”的爆发状态,没有公共监督游戏规则的中国公共社会,本属于公民的公共社会监督长期短缺,党政腐败长期泛滥,社会舆论监督长期缺失、失范,“用法律来统治人民和人民对统治者进行法律管束”成了真正的空中楼阁。
    
     ⑶、一如中国《宪法》长期短缺对“保障人权”的长期短缺一样(2005年3月15日之后才被正式列入《宪法》第33条、第三款的法律保护),才导致“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这个国家法律根本紊乱;没有《反垄断法》——“经济宪法”,中国经济公正57年来积重难返、沉轲泛滥……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宪法”历史性严重短缺,才使中国国家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包括金融资源、电信资源、石油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等等,这些经济、原始财富资源被国有企业长期绝对垄断。但这些经济资源不仅仅属于这个国家所有,同时也属于这个国家所有的公民;国家可以支配这些经济资源,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可以当然支配和使用这些经济资源而创造财富。据权威数据披露:中国金融9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工行、中行、建行、农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幅度垄断;中国电信产业100%的电话和移动电话被国有公司一统垄断;中国石油气资源98%以上的石油、天然气市场被国有公司独家垄断;中国钢铁等主要经济资源等都被国有企业一统垄断,大多数公民无法享受国家的这些原始财富和积累。这些都与中国长期没有“经济宪法”——《反垄断法》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国有垄断并驾齐驱的还有跨国公司的垄断也日益严峻(以下数据参见2006年第4期《环球财经》杂志、第30页):
    

    
     D、党、国关系
    
    
     任何政党,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一如世界上不可能有“永动机”——永远青春,不可能有“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物质石油、煤炭及其资源;人类可以随着历史而随时演进变化;但国家却一定要能够当然的“合法”延续——这就是全世界上所有“法制国家“,不存在“亡国”这一理论学说的根本原因。长期近60年及未来,中国的“亡国、亡党”问题每时每刻、分分秒秒的历史存在着、继续实践着,而“人治”就是这个国家“亡国、亡党”每时每刻之源。
    
    
     中国例:由“革命党”、“专政党”(指“不与他人分享”权力【3】。美国的缔造者之一侨治·华盛顿、“法国大革命”成功,在取得领导“独立战争”之后,同样面临着由“革命”成功,向合法“执政”者“转换”的过程)——“暴力夺取政权”后的执政党,又怎样建立起“依法治国”——执政者和国民都要遵从的游戏规则?所有“合法”的国家、全世界的任何政党,都要经过这个国家国民法律程序、“举手”的认可(否则这个国家或政党的“合法”性就会被广泛质疑)来确认它当然的“合法性”。中国国家与政党的“合法性”程序,存在着源头、自“革命党”向“合法党”的历史转换,“不与他人分享”国家权力和专政,永远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法律冲突和实践的短缺及这个政党“合法性”——存在的历史悖论。
    
     例:从“暴力革命”到“暴力专政”,从“暴力专政”再到“暴力执政”,“以暴治暴”,循环往复,这个国家岂有不紊乱之理?分享权利、分享财富,是一个“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否则“亡国、亡党”将永远因这一党而存在。
    
     E、国家生态环境
    
    
     一个正常的法制国家,应该不存在“亡国、亡党”的现实和历史的问题。
    
     国家“人治”,是这些国家必然的天灾人祸、大难……
    
     人类大自然就是永远不朽的历史……
    
     21世纪的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等等国家,可以实施国家的“民主选举”来“依法治国”,近60年的“新中国”却不能是?“新中国”何时才能步入“依法治国”的国家行列??中国有“依法治国”的这一天历史到来吗???……
    
     “新中国”的近60年,“依法治国”还未知可否、真假、能否、真谛?中国从“暴力革命”到“暴力专政”再到“暴力夺取了政权”,再到“暴力专政”(“不与他人分享专政”“政权只能归属无产阶级而不能归属其他任何阶级”)【 4】来维护其独家统治,而今的“新中国”——源头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中国《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实质上被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有产阶级”所全面“专政”,中国原生态的“无产阶级”、从国家执政的源头上已根本不复存在,国家体制又怎样跟进而发生环境的变更?
    
     以“暴力夺取政权”、“暴力巩固政权”等,以“暴力”治理“暴力”,以“暴力”实施专政,以“暴力”彰显国家的“民主与法制”,以“暴力”来实施国家的“和平崛起”、“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等等,能使这个国家真谛“和平崛起”、“和而不同” 【5】的崛起吗?又怎样将中国式的“暴力革命”“暴力专政”“暴力执政”,演变成“和谐世界”“和谐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历史上5000年的所谓“文明”,其实就是一部漫漫5000年的皇权“暴力专政”的历史——这种“5000年文明”,怎样与21世纪、现代中国和未来世界“和谐”“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和谐中国”来融合?要不要融合“中华民国”及国民党、共和党等其它所有的政党、来实现社会“和谐”?
    
     今天中国,“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的环境与土壤依然原本的存在于中国。
    
     一个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的国家(包括美国“独立运动”、“法国革命”等大多数国家都走过这样的“革命”之路),接着的“和平”时期、是要以“依法治国”还是“依党治国”走向国家之路?同样,所有取得政权的执政党之后、都面临着这种根本悖论的一轮、又一轮的新“革命”和新建树。
    
    
     跋 众所周知,近60年的“新中国”执政党、历史以来、一直是“党领导一切”,但在选举的程序上,12.28亿公民没有任何“权力”举手对执政党的好坏、可否投出公民自己“选举权”的这一票,实质上执政党所表现的是非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意志,而是7200万党员、这个执政党、党的绝对利益。这个国家从公民选举的源头“程序”上,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就缺乏法律、公民意志选举、公正的当然“合法性”。那么,中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成了这个国家永远、真实的“不存在”或永远的空中楼阁。一统垄断的执政党,要领导13亿中国公民,13亿中国公民却根本没有对它“举手”表示可或否的权力,这是什么样的法律秩序?
    
     中国《宪法》第35条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基本“人权”。但至今,这种在“法制”社会通行的公民权利、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公民“合法”的使用过,而被各级政府“人治”控制着,成为这个国家所谓《宪法》法律保护之下、中国公民当然的“空中楼阁”。
    
     桃花花花红、杏花花花白,是人类世界至今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大自然的自然法则。就象世界任何国家一样,法律就应该是一个起码的“天平”有两端。“从法理上讲,法治的实质就是人权,如果我们忽视了具体的人,那么我们就不配称所谓的‘法制’”。这是中国国家“法制”象征、代表著中国“法律”最高“权力”阶层——中国国家首席大法官肖扬对法制中国的论述和最源头的认识【6】。但当代中国真能构建成为一个“法制国家”吗?“新中国”近60年不是,而要等到100年、200年或更遥远才能够是吗?中国式的“大跃进”“三反五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必然!对于一个长期缺乏源头根本法制、根本公正的社会,“革命”就永远等待著在未来之中……
    
     如美国《宪法》,在美国创建国家之初始、就被广泛而绝对的制定,其主脉至今230年而矢志不移;中国《宪法》却不,成为全球近60年最无能的法律,象攸关中国国家财富、国民富裕之根的“经济宪法”——《反垄断法》、攸关中国社会“公正”的《新闻法》等近60年至今也不能建树、甚至从源头根本短缺……纵都是国家:一个是、一个国家的《宪法》自建国创始第一天起至今绝不动摇;而另一个则是、国家《宪法》曾被废止、近60年至今也一直看不到“依法治国”的尽头……不管是“高智晟事件”或“高严大腐败事件”【6】,对一个“法制国家”和“法制政府“来说,都需要有一个面向整个社会的阅读与实践。否则,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高智晟、高严、刘少奇、彭徳怀等等其他很多、很多的公民们,谁有终日和来日?
    
     中国离“法制国家”依然遥远、遥远到看不到来路与去路……
    
    注释: (本报告历时数年时间才完成。为新中国58年来全球第一次。)
    
     【1】、见2006年2月清华大学出版社,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序”。
    
     【2】 见现行中国《宪法》第5条。
    
     【3】【4】江平:山东人民出版社《法学家茶座》2005年第7期,第11页,《中国法治100年有感》一文。
    
     【5】 胡锦涛:2006年4月22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报告。
    
     【6】 肖扬:2006年5月17日上海《报刊文摘》第2版,《法治的实质是人权》一文。
    
     【7】 2002年国家审计长李金华“审计报告”原国家电力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高严等领导层违法使用资金、造成国家损失211亿元(合26亿多美元),成为中国至今57年来“第一腐败案”。高严曾经于1992年3月担任中共吉林省省长,1995年6月担任云南省委书记,1997年8月起担任中国国家电力部部长(后改任国家电力公司)、部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但至今数年过去,对此“大腐败事件”在全中国,没有任何官方、任何人为之给有一个所以然说法。高智晟律师,2006年9月,莫名其妙被抓,做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合法的公民,是否当然有一个交代?不管高严、还是高智晟,对一个合法的国度,总不能永远就这样一来不知所终吧?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囿于“知识产权”、“版权”规则,任何媒体(包括转载、文摘、网络使用、博客、Bbs、Blog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需求请通过[email protected]与作者联系。)
    
    原载《观察》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07/3/0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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