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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的“减肥”/武振荣
(博讯2007年3月01日 转载)
    民主的表述(之6)

    武振荣

     我在前面写作的几篇文章中,反复强调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对 民主的理解绝对不能停留在简单地“搬运”西方某些理论大家的水平 上,也不应该停留在以批评和批判替代民主创意的基础上,而是应该 结合我们中国人民在近100年以来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认真 地、而不是敷衍了事地研究我们中国人实践中的民主,并且寻找出真 正管用的经验与教训。这样的行为,如果在事实上造成了我们在理解 民主时既参考了世界各国的经验与时髦理论,又整理出了我们中国人 对民主的独特见解,那么,民主──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的表述中就 不会显得面目可狰,象个瘪三,吸引不了人民大众。 (博讯 boxun.com)

    民主的“肥胖症”

    现在,我们对于民主的理解非常混乱,把许多不是民主的意义也都强 加或堆积在民主上面,以至于在搞民主人的手里,民主好象和当年中 国共产党人手里的“革命”一样,变成了“万能”的东西了──它好 象是“万能胶”,什么东西都能粘;又好象是“万金油”,什么地方 都能涂。由此去看民主运动──在我们中国近二~三十年的时间中, 它显得步履维艰,老是走不动。纠其原因,除了专制压迫的之外,最 主要的还是我们把民主弄得很“肥胖”,靠这个“肥胖”的民主,中 国民主运动是没有办法前进的。

    民主──按本来的意义,它的面是很狭窄的,除了作为一种政治制度 外没有更多的意义。当然,对民主的进一步研究便会发现,一个国家 或者社会要成功地建立民主制度,就必须要在许多方面实行民主所需 要的各种各样的变革。也就是说,在国家和社会设施的其它方面没有 发生相应的民主性质的变革时,实现民主是很困难的。仅就这一点 看,民主派生出来的意义是非常广泛的,也非常重要的。造成民主制 度化的那许多内在的东西,是需要各方面因素的配合与协调的。但 是,真理往往就取决于那么一点。这一点若是“过头”了的话,真理 就不成其为真理了。现在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如果从上述 的事情寻找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把民主的派生的意义当成了民主的本 生意义,那么,民主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永远是搞不懂的。

    可是,只要善于研究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民主之所以在民主革命 胜利后的社会里被当成“形式的东西”而束诸高阁,原因也许在于人 们对革命──这个意义本身很狭窄的事物──赋予了广泛的意义,好 象什么事情都是要革命负责的,以至于造成了革命意义的浮泛,在极 端的意义上人们似乎在家养的母鸡的屁股上也可以预测它到底是要下 “社会主义的蛋”或是“资本主义的蛋”。在前毛泽东时代,我们中 国人吃这一方面的苦头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正因为这样,20世纪 70年代末,革命在被邓小平的“新政策”“卸载”时,它在中国人心 目中的价值已经所存无几了。所以,当时许多人不但不反对,反而认 为“卸载”革命,“合乎天意,顺应民心”。这个现象如果我们大家 都理解得了的话,那么,朋友,我们却忽视了类似现象今天在我们中 国人生活中的另一种表现,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许多人把当年革命所 “承载”的那许多内容都要民主来“承载”。民主的意义也已经被弄 得如此地广泛,成为“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在处处在”的东西 了。这样的情形一经出现时,和当年的革命意义一样地,许多和民主 不沾边的事情也被人们说成是民主的;久而久之,与民主风马牛不相 及的事情都统统被民主的“包袱”给“包”了起来。于是,民主怎么 能不“肥”呢?

    “减肥”的第一步

    前几天,我在我写作《民主能作为检验思想的标准吗?》时,提出了 要区分民主的本生意义和派生意义的问题,原因就是,我认为在中国 搞民主的人必须要紧紧抓住民主的本生意义,并且把它放到政治运动 这样的比较狭窄的意义上去理解,把它仅仅当成为一个政治的运动去 做,而不是要四面开花式地搞一个经济的运动、宗教的运动、文化的 运动、道德的运动、生活的运动、学校教育的运动或“改革汉字”的 运动……。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民主化运动只能是“狭义”上的政 治运动,它的意义要有效,要不流失,就必须被限制在“狭义”范 围,而防止它的意义因“溢出”而造成泛滥。

    “减肥”的第一步,是把以前加在民主上的诸如“经济的”、“宗教 的”、“道德的”、“教育的”等等东西“卸载”(就象我们在电脑 上“卸载”那些不需要的呈序一样),使民主只在政治单一的意义上 “立”起来。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虽然经济上的、道德 或者文化上的许多事情不利于建立民主的制度,需要我们做出改变, 但是这一切不能够否认我们在今天必须做如下的选择:那就是先建立 民主的政治制度,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最有效的工具去发展我们民族 的经济,改进我们民族道德,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相反,颠 倒了这个次序,在搞好了经济、道德、文化、教育诸方面的事情之后 再去实现民主!过去被我们许多人糊涂的认为是“民主的前提”或 “民主的条件”的东西,在今天必须被排列在“政治民主”之后,就 是说,在“当下”的时间中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对我们民族来说,是 刻不容缓的事情,应该当机立断,而不应当有任何的犹豫与动摇。

    去年,我在写作这一组文章的第一篇时,有几位朋友批评我,说对民 主是连个定义也没有下就议论民主,言下之意,我写文章好比是相声 演员在抖包袱。其实,我的议论不是凭空而发的。我之所以要那样 做,就是因为我们许多中国人在理解民主时,犯了机械的错误或者受 到了教条主义的影响,认为民主是一个意义很广泛的东西,所以,每 一个人在说到它的时候就应当说明自己要说的是哪一点。与于此相应 的是,每一点都得有一个定义,不然别人就没有办法理解。其实在这 里,错误在于人们无意识地扩大了民主的范围,把那些不是民主的东 西放到了民主的里边,于是,在每遇到民主问题时,就想着要出示一 个定义。我认为:只有一个民主,它就是我们在政治上认定的那个狭 义上的民主,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包的“烂包袱”。

    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中,我维护了民主的经典的定义,并且认为即使 在现代情况下,我们虽然已经远离了民主的经典时代,但不能偏离民 主的经典意义。非但是这样,在“现代条件”下,我们更需要维护和 发挥民主的经典意义,而不是消解它。因此,我认为在说到民主的时 候,我们一定要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去定义它,理解它,把握它。 舍此之外就没有民主!在这一种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人民(普通 公民)对政府享有权利,而不是政府垄断了人民权利。分析此种权 利,我们就回到了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的“两种权利说”:一个叫 “宪法权利”;一个叫“革命权利”。运用前一种权利,人民可以 “改造政府”;后一种权利的运用就是人民“推翻政府”。依据林肯 的意思,在行使这“两种权利”时,人民不需要出示理由只要他们 “厌倦”了“政府”──就凭这一点,人民行使权利的理由就已经齐 备,不再需要其它理由支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在人民与政 府的关系之外去寻找民主,去立什么民主的标准了!道理很简单,民 主的政治是主权在民的政治。

    厘清了上述问题,我们在讨论民主的时候,就会把民主的意义收拢在 政治范围之内,而防止它的“外溢”。就是说,我们在说到民主的时 候,一定要把握住“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运动是一种政治 运动”这两个基本点。因此,要求民主的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就 不是一个漫无边际的问题。我们在做民主运动的时候,也就不再是 “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减肥”的第二步

    就理论而言,民主化运动要求公民权利的兑现,而在被兑现的权利之 中宗教信仰的自由肯定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因此任何人只要对中国的 民主前景做一个前瞻的话,他就会发现在中国民主运动取得胜利的时 候,肯定会出现各种宗教的大发展。那时,现有的各种宗教都会在发 展的浪潮中大显身手,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是多种宗教的自由竞争;而 宗教的繁荣也就寓于此种竞争之中了。其实,这样地说明问题是不会 招徕反对的。因为,我不过说了一种许多人都可以预见的事情。但 是,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我们的叙述中打了颠倒,情况会怎样呢?这就 是我关心的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持一个相反的看法,认为中国民主不兴的原因是中国人 的思想遭受压制(这一步是对的),而在思想压制中最要紧的是压制 了人的宗教信仰(这就有些偏了),所以要搞民主就必然先搞宗教自 由化运动。通观世界宗教的历史,当人们发现了现代民主是在基督教 文化背景中兴起的这种事实时,那么对这种事实不合理、非历史的强 调就会导致出如下的错误:在中国若没有基督教的复兴,就不会有民 主(这就很偏了)。就这一条思路去分析问题,那么中国目前的问题 就复兴基督教是第一步,搞民主是第二步。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 话,那么民主的政治内容就被“套”在了宗教里面了──这肯定违背 现代社会生活中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原则,因此是非常错误的。其实, 宗教的有关真理在这里不能够简单地被锁定在某一种特定的宗教上面 是不言自明的。因而,上面对基督教所说的那些话,在原则上的适用 于各宗教的,就是说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或者巴哈伊教等等 都有分享复兴中的民主意义之权利。这样以来,基督教曾经孕育了人 类现代民主的事情,就仅仅作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历史,值得我们中 国人借鉴;而不是作为一个现成的宗教或者政治事实,要强迫我们中 国人接受。于是,是在复兴中的宗教领域便形成了一条民主的原则: 宗教信仰面前人人平等。

    问题不止于如此。上面所说的情况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变化,那就是个 别信仰某一种宗教的人都把被自己信仰着的宗教复兴作为中国能不能 实现民主的前提。也就是说,如果某一种宗教不能够在中国复兴,那 么中国民主化是没有指望的。因此,民主运动运动在他们的描述就变 成了一个宗教的而非政治的运动了。正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传统是多 种宗教并存,这就必然地形成了宗教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如果不 被组织在民主的秩序之中,那么民主运动最后就会变成极端的宗教运 动,而这种运动恰恰又最适合一切原教旨主义的泛滥,却是很危险的 事情。从这一点讲,民主运动必须要紧紧地把握住政治性这一点,要 防止它转化为极端形式的宗教运动,特别要防止它有可能变成为单一 的宗教运动。

    就政治的历史来看,现代政治必须要有一个对于传统宗教的“卸载” 行为,而不管这种宗教过去的历史如何;“卸载”后的政治就同宗教 截然地分裂开了。政治是国家的事情,是民众的事情,而宗教只能是 “个人”的事情,这就是政治与宗教的分水岭;在目前中国民主运动 中,我们不是要取消分水岭,而是一定要使政治运动运行在非特定宗 教所能够管辖的渠道上,让它脱离宗教的意义,以最后的保证政治永 远是政治。目前在某些人士的圈子中,有的人说,中国不民主的原因 是中国没有把基督教列为国教,因此,由基督教中产生的民主一直在 中国是“外来货”,言下之意,只要它被“国教”化了,就不再是 “外来”的了;有的人说,暴力革命之所以俘虏了中国人民大众,主 要原因是非暴力主义的佛教精神在现代中国彻底失败了,因此,人类 要和平、中国要放弃暴力主义就要信奉佛教……,如此这般的说法事 实上都很流行,也都有自己可以成立的种种理由和理论。问题是,这 些理由和理论如果都被不加鉴别地引入政治领域,并且取代了政治的 话语权,那就很危险的。

    在本文中,我说的“卸载”问题,是针对在过去的历史中政治几乎 “下载”了宗教的全部内容这一事而言的。因此,所谓的“卸载”不 是要全部在政治中“清除”宗教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岂不 是重新犯了50年前中国共产党曾经犯过了的那种错误,第二次把宗教 当成为“人民的精神鸦片”吗?不,不是这样的。我们仅仅是“卸 载”政治社会中的那些在过去曾经起到法律作用的宗教性规定和宗教 包裹政治的那些东西,并且破除对政治事务的宗教式判断,而不是要 “卸载”宗教的一切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民主的政 治才能够把所有传统而古老的宗教精神真正地继承下来,使之变成为 政治的肥沃的土壤。譬如,所有宗教都主张人性是恶的,人性的最终 的圆满必然要在宗教中实现,因此就不允许政治家们用政治的方式为 人类世设计所谓的“终极”性质的制度和生活。就此而言,民主制度 在公民选择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也就有理由对于政治家们有关自 己如何好、如何善的保证做“假设”的处理,而给所有政府和当权派 一个法定的最短年龄。时间一到,它们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就毫不留情 地被一刀给斩断了。这样以来,在人的政治中,就没有了“神”的地 位。“神在人间的代言人”角色就被彻底清除了。而这恰恰又为宗教 上的真正的神被人所信仰扫清了道路!不仅仅是这样,民主政治的选 举方法,不是旨在要给人类的生活展示“终极”的情景,就凭每隔几 年大选一次这一点来说,民主的调子就是“得过且过”,庶几,这又 把携带人类“终极价值”的宗教大展鸿图的空间准备得停停当当。

    这就是说,民主的政治运动在直接地排斥了宗教这个特定目标之后, 运动的后果并没有在客观上起到了排斥宗教的作用,而是为各种宗教 自由拓宽了空间,因此,在民主运动展开的过程中已经包含了可能意 义上的宗教繁荣和宗教复兴。相反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人们在用政治 运动的方式生硬地去追求宗教目的时,倒有可能因为各种宗教之间的 纠纷而事半功倍。

    “减肥”的第三步

    今天的中国民主运动无意识地背上了“文化”的包袱,好象民主运动 要为中国的“文化发展”负责。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其所以 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现在的“民运人士”中大部分都有 着“文化”的背景,特别是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的“文化反叛”运 动中,他们崭露了头角。众所周知,那时民主的语式是一种“文化语 式”,把这个现象同中国共产党专政的本质──历史文化主义──联 系起来看,民主的锋芒先在“文化”上显露就非常自然。若对这样的 事情刨根问底,它和1956年的鸣放运动和1966年的政治解放运动有着 一脉相承的“文化”联系。这绝对不是一种意外的现象,是有历史的 背景和原因的。

    问题是:民主的风气开创于“文化战线”,但民主的运动却不能够单 纯的变成“文化运动”。在中国,造成中国共产党“历史文化主义” 专制的是“政治”的行为,而不是“文化”的行为。因此“文化”上 的“反叛”的最后的成功,必然要诉诸于政治的变革。于是,中国民 主运动的一个最要紧的“转捩点”,就形成在此时,即“文化”上兴 起的民主风气要能够成果地改变中国的专制政治就必须进一步地酝酿 成为公民的政治运动。也正是因为发生了如此的转折,无形的、放任 的“文化运动”就必须转化为有形的、有组织的、自觉的政治运动。 很显然,“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是有“文化能力”的人,而民主的公 民运动或人民运动却只能是一切的人参与。就这样的现象着眼,中国 民主运动的“死结”其所以长期以来都没有“解开”,问题可能就集 中在这里。

    如果我们素有研究的爱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今天中国民主运动 出现的、在“转捩点”上不能够顺利“转向”的现象发生得很早,17 年前的“89学生运动”中它就已经露出端倪了。今天,我们说80年初 民主的“文化”风气在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中完好地成型──这 个意见谁都不会反对的。所以,在那个伟大运动发生的50多天时间 内,它因停留在“学生运动”的层面上,在外观上保持着非常明显的 “文化性质”……。我们按照最简单、最通俗的理解,把“学生” (特别是大学生)放到“文化人”的这个水平上,那是自然不过的, 因此如果说“学生运动”因为要保持“文化性”而拒绝市民、农民、 工人(“非文化人”)的参与的话,那么,1966年学生运动的合法性 问题在被压抑多年之后,在这个“非文革”的社会条件下却转化为合 法的“文化运动”──这样的事情无论在当时或是在事后都很少有人 留意。但是,情况尽管如此,上述事情却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眼皮底 下,对它的合法认同之高主要地表现在全国各地的警察都在下意识地 保护学生运动……,好了,论述至此,如果要为我们的民族寻找出一 条真正管用的经验与教训的话,那么岂不是说,1966年人民政治运动 的合法性在被“彻底否定文革”的政策压抑后,在1989年5月它象征 地表现为“文化运动”(学生运动)的合法性。

    这就是说,在1989年以前,中国的“文化人”成功地建立起了“文化 人”参与政治的民主模式。这个模式和西方社会此前流行的中产阶级 论是不谋而合的。因此,如果我们把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学生运动放 到中产阶级论中去观察的话,是不太错误的。与这样的情况相关的是 在首都北京,当学生运动因解放军进城事件在一夜之间转化为市民运 动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文化’的人民大众”能不能 做成民主的事情?这在当时的“文化人”中的确产生了怀疑。谁都知 道,在80年代初的“文化风气”中,传统的革命和对传统革命的“继 续革命”都被放到了历史“错误”的一栏,而被当时的“中产阶级 论”持有者所排斥。于是,“文化阶级”就不自觉地从自己的肩上 “卸下”了民族的“担子”,而仅仅地挑起了他们本阶级的“担 子”。因此,当“文化人”的运动在事实上于1989年5月下旬向广泛 的人民运动转化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危机。问题是:当民主的思 路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堵塞的时候,这一场危机是很难渡过的。共产 党在“否定文革”的过程中所制造的那一顶专制主义的“社会动乱” 的“大帽子”,可以扣在一切人的头上!可不是吗?它非常容易地扣 在了“文化人”(学生们)的头上了就是例子。真实情况却又是,学 生们为了避免“社会动乱”,自己辛辛苦苦地组织纠察队,并且把前 来支持他们的湖南三勇士都楸到了派出所去了。结果呢?“大帽子” 照扣不误!可见,在我们中国只要有“社会动乱”这一顶可以压垮民 主运动的“大帽子”存在,它戴在谁的头上都是适合的,别说戴在方 励之、严家琪、王丹、吾尔开希们的头上是适合,不也是很适合地戴 在了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先生的头上了吗?

    我在本篇文章中,不是说中产阶级论的理论在中国没有价值,也不是 说这样的一种理论出现在中国是错误的。我只是说,它不是出于对我 们中国近100年以来的民主经验与教训的认真总结之途径。它是在一 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一部分在“文化”上有影响能力的人对于自己的 权利的直接地主张;就民主的立场看,这种主张是天经地义的,没有 任何错误,只是一点,当它在事实上象“风”一样地“吹”动了绝大 多数中国人权利意识之水平面时,仅仅让“文化人”享有民主的权利 就在此时和民主的本意相冲突,因此运动在成功发动时就已经埋伏下 了失败的种子。对于“89运动”者们来说,当年法国大革命发生时, 雅各宾派的一句话倒是说对了:“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并没有看 到这场革命”(引自《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一书中译本)。现 在距“6.4”已经17年了,我们是否走出了当年的这一个误区?我是 不以为然的。

    以上论述无非是要说明,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化人”要 求自己政治权利的行为,借着一种贬低普通人民大众权利的语式时 (这种权利在“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至少是被意识到),中 国的民主进程就出现了“断裂、不稳定和紧张”。如果这样的情况被 一个哲学家说成是“任何一种现代化进程在时间范围内都会经历” (《克里希拉穆提作品集》)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对此就不必大惊 小怪。若说是任何一个成功地经历了现代化进程的民族都需要在此种 经历中寻找出自己的一条道路,那么情况就迫使人们要放弃“文化 人”身分而去寻找更广泛的东西。如果说在近二、三十年的时间中, 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一脉气息存在于海外的话,看一看海外民运的样 子,听一听它的议论,嗅一嗅它的气味,谁不认为它是“知识分子 的”或“文化人的”呢?这样的问题的存在,就迫使我们必须想办法 把中国民主运动从当年的“文化”历史中引导出来,使它完全变成一 个适合于人民大众的、开放的政治运动。

    现在海外民运之所以严重地同国内人民脱节,重要原因还在于海外民 运至今都没有摆脱“文化人”语式、“文化人”思想以及“文化人” 的情感。因此,即使海外民运人士对民主做出了高水平的议论,那被 议论的民主仅仅是关乎他们自己的事情,于13亿中国人民的痛痒有何 干系?如果又说海外民运人士负有为中国人民寻找民主方面的经验与 教训的义务,那么我们说出了“人民也不是好东西”(如2004年某家 民主网站所言)这样的话,能够肩负领导中国民主运动的大任吗? 不,这肯定是不能的!

    民主运动的再展望

    2005年,我在写作《民运人士七论》的文章时指出,民运人士不可能 是中国文化的旗手,也不会是宗教方面的杰出人物,更不是道德意义 上的圣徒,因此在“文化”、“宗教”、“道德”等方面他们是 “出”不了“风头”的。可以供他们大显身手的是“政治舞台”。因 此,如果未来中国民主运动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宗 教的”或者“道德的”,他们就可能被“淘汰”。但是在上面的议论 中,我们已经证明了附加在民主上的各种因素应该在“民主的减肥” 中“减”去,那么眼下的情况就令人鼓舞,因为民运人士恰恰是是政 治上的尖子和精兵!

    应当说明的是,只要被我们中国人民推动着的民主已不再是“超负 荷”的,而是“精干”的,那么,民主的事业在短时间内被我们中国 人民做成功,就是一桩可以证明的事情。就此,人们的存疑也许在 于,目前的民运人士看不出有什么可以策划和领导未来政治运动的才 能和才干。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如果可以分析他们的经历的话,就 会发现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产儿。就这一点说,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虽然没有直接地领导过政治运动,但是民主运动的 要素、图像、经验、教训等,还是被积淀在他们的意识和下意识中 了,特别是当他们在政治上已经走到了公开、坚决地反对专制主义的 地步时,过去的民主“积淀”就有可能放射出连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 的力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被“民主造就”的人。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间里,他们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人。可是呢?一 旦时机成熟,保不准他们是一些可以掀起政治风浪的人物。

    在文章的最后,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点:中国民主的历史在产生了民 运人士时,也同时产生了他们的“双胞胎”──极端厌恶政治、极端 憎恶政治运动的人。因此,目前这些人的议论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不 利于民主运动的发动,亦不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但是他们履行“个 人言论自由”的这一行为,却为民主运动在另一个方向上摇旗呐喊。 因此,在一个长的镜头中,他们也是广义上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当 然,他们的这种参与行为不是“现实”的,而是“未来”的,就是 说,在“未来”意义上,他们这些绝对讨厌政治者之言行,无意间却 为民主制度建立后不再会被专制的力量摧毁做着“长期投资”。

    (2007-02-27)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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