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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小鹏:别让儒学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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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2月28日 来稿)
    别让儒学太沉重
    在这几年的传统文化热中,儒学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不管是2004年王蒙、杨政宁发起的甲申文化宣言,还是持续不断的读经热、孔子热,儒学都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对象。
     在这些努力恢复传统文化的举动中,不仅有来自官方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和默许,也有来自民间的一些自发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官方与民间的一些配合,庙堂与江湖之间也颇有眉目传情的局面。在这一举动的支撑下,甚至有人提出了要立儒教为国教的主张(比如有当代大儒之称的蒋庆先生就是这一主张的坚决支持者)。针对此一主张,人们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不过争论归争论,任何激烈的争论背后都少不了人们理智的反省和思考。要回答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首先应从儒学的构成和发展历史入手。 (博讯 boxun.com)

    就儒学的结构来看,儒学是由几个互相联系但又彼此不同的部分所组成的。
    一是作为文化典籍的儒学。比如《四书五经》。
    二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从西汉武帝刘彻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儒学一直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延续至清末,千年未废。其间虽然有蒙古灭宋,满清灭明这样的外族入侵的事件,但是,这些当时文明程度还不及中原汉人的少数民族,亦在统一天下以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最终被儒家文化所同化,也如先前的汉人朝廷一样奉儒家文化为圭皋。汉人军事上被征服,但是在文化上却取得胜利。
    三是作为民间思想资源、民间风俗存在的儒学。这一部分儒学不是严格的典籍、官方意识形态,而是以祠堂、家谱、族田、日常人伦、婚丧嫁娶、耕读这些形式延续着儒学在民间的千年香火,并深深影响了几千年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时至今日依然香火不绝。
    在作为儒学整体的三个层次中时,显然是第二个层次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整个儒学体系中占有关键的地位,只有将儒学奉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也就是古代人所说的政统要由道统来支撑,不管是谁占据了政统,只要把道统奉为意识形态便具备了政统的合法性),儒学才能真正的成为儒学,也才能上行下效,去影响广大民众的生活观念、日常人伦,并最终被民众认同的接受,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思想价值形态。
    从儒学的发展过程来看,从孔老夫子开创儒家以来,已逾两千年。但是在儒学产生后的几百年,儒学一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当时的社会,始终处在弱势地位。因为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英雄豪杰风起云涌,武力成为实力的标志。当时之势,兵、法二家备受青睐,李悝、商鞅、韩非、李斯都是显赫一时的理论家,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孔子学说的信奉者。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当时之势,诸侯都是以争夺天下为目标,而行仁者渺渺,自然孔子学说无人问津,孔子周游列国更是厄于陈蔡之间,不能自已。后有秦以气力之勇灭六国,一统天下,其政治意图更是与儒学所主张的“仁政”南辕北辙。秦二世而亡,汉家江山起于大泽。汉初文景之治,行黄老之学。时至武帝鉴于刘家江山是平民政体这一现实,为巩固政权,增加统治的合法性,搞起了君权神授,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产生到这时已经几百年过去了,始获得正统地位,由边缘而中心。儒学一时间时来运转,暴得大名,被委以重任,由学术而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转变,两千年不变,遂成为例制。其间隋唐科举兴起,儒学更是不可一世,天下士子若想金榜提名、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名垂青史必读圣贤之书,至明朝更是登峰造极,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孔先生被尊为万世师表,备受尊崇。
    从儒学这一段发家史不难看出,儒学的兴起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统治者增强其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尽管儒学最终在西汉武帝时能够从各路人马中杀出,取得官方神学地位,儒学自身也有相当大的因素,但是我们应该清晰的看到,没有政治的扶持,儒学没有胜利的可能。如果不与政治联姻,儒学说不定早就成为思想史上的孤魂野鬼、流离失所(这一情况极端类似与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若果不是官方的大力扶持,其结果将是什么景象)。
    对儒学的这一分析我们可以套用当今的流行经济术语解释为:儒学在汉代由于政治原因,由一个私人的企业变成了一个国有的垄断企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垄断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生产,整个社会大多都由儒学来控股,其余小部分被道家和佛家占有。而儒学在产生之初,在市场上同法、兵、墨、道、阴阳、纵横等家激烈竞争,但是由于竞争力不高,产品不适合当时市场的需要(当时市场需要打天下的武力思想,而非仁政),经济效益一直欠佳。但是由于在汉朝成为官方神学,垄断大部分精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所以自然财源滚滚,并由此坐大,成为中国第一显学。但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儒学只是毛,政治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政治出现动荡、波折,依附于政治之上的儒学也跟着遭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清末,特别是1905年废科举,1911年清亡以后,儒学一蹶不振、元气大伤,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这其中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文化,如果不希望仅仅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专利产品,就必须面对当时的社会,走出阁楼。假如这种学说缺乏相应的社会土壤,则很难获得大的发展,就好比当初孔子创立儒学之初的情形。如果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由于社会变迁导致相应的社会土壤消失,这些思想也很难再有昔日的辉煌,必然面临雨打吹风去的结局,并最终重新回到阁楼中,回到大学的图书馆,回到白发宫女说玄宗的无可奈何的结局中,再次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审美对象。这个过程虽然有点残酷,但是这就是历史,就是文化发展的宿命。你可以感叹,但是不可以抗拒。黑格尔老人家早就说过,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而今天那些大力鼓吹儒学复兴,甚至鼓吹把儒学定为国教的主张,实际上经不起多少理论的推敲。儒学毕竟是属于传统中国文化的范畴,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环境的变化,儒学的边缘化也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国家认同危机的出现。而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的出现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在1840以后中国就开始面临这个问题,传统的文化无法适应现代的社会发展,那么用什么样的一种东西来维系整个国家的团结和民族价值体系就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近代以降,为传统文化寻找新的出路,和为现代中国寻找新的价值认同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在1949年以后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选择的失败,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不断边缘化的过程。目前的中国已经走入了一个国家认同和价值观念的稀薄地带,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大力提倡儒学,固然反映了一些人对重塑国家认同的一种努力,但是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价值观念需要由古老的儒学来提供吗?
    1840年以来的历史就已经说明了儒学的命运,特别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的命运: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慢慢淡去,而那些儒学典籍,儒学在民间的信仰则会慢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社会一步步融合,而儒学作为神学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儒学的生命力将在民间,不是在庙堂。在一个“祛魅”了的时代里把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做法都是极其愚蠢的。
    一旦把某种思想抬高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这种思想都必然面临衰变的开始,竞争力慢慢衰退,并最后导致该思想的劣质化。大家看看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态度,就知道垄断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同样,把一种思想变成国家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多么高明、多么伟大、多么正确,但是它一旦试图垄断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一元化的思想占据人们的大脑,这种思想马上变得一文不值,成为一个劣质化了的废物。可以看看明朝: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把儒家思想抬得最高的时代,但是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读书人个个把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但是当官以后几乎个个照样腐败,正所谓满嘴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甚至,明朝的文学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代之一,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你能找到多少明朝的文学大家,找到多少杰出的文学作品?更为可笑的是在 “土木之变” 中明朝军队败得一塌糊涂,连皇帝都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逮去了。儒学救不了国家,更保不了大明江山。
    这种一元化的国家意识形态没有促使该种思想繁荣,反而导致思想衰退的情况在国外也存在。在北欧的瑞典、芬兰都定基督教路德宗为国教,教堂都由国家负责建造维修,神职人员都由国家供养,但是近些年来,在瑞典和芬兰基督教发展的前景却颇为暗淡,礼拜天的教堂做礼拜的人稀稀拉拉,基督教在这些国家里相当缺乏活力。相反,在美国没有把它规定国教,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规定:美国没有国教,国家无权干涉公民的信仰。但是在西方世界,美国的宗教却是发展最旺盛的,不仅基督教,随着移民的涌入伊斯兰教、佛教都发展得很快,甚至河南少林寺在美国波士顿一带还开了不少少林武馆,前一阵子,少林寺的永信法师去美国访问,还扎扎实实的火了一把少林功夫。而在中国那些极力鼓吹儒学,主张把儒学定为国教的大人先生们,实在是在害儒学。君不见,当今中国的国教——马克思主义已沦落为何般地位,简直是一片花果凋零,残不忍睹。这就是把一种思想捧为神学的后果。而环顾全球,马克思主义重量级的理论家都出自欧美自由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出自社会主义国家。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在中国历史上,自东汉末年,王纲解纽,洛阳太学失去全国学术中心的地位,国家不能再维系和保存文化,原本作为官学的儒家之学下降到民间,那些以经学传家的宗族性社群遂以延续儒学的香火,使得家学繁荣,摆脱了对皇权的依附,打破了传统的藩篱,所谓“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儒学由官府向民间的下放,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今日之中国,儒学作为神学的时代早已经过去,儒学的生命力在民间。在现代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学也是应有一席之地的,在民间社会的日常人伦方面,中国人走不出自己的传统,就好比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皮肤一样。儒学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在台湾的政治架构中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所采用的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总统制、三权分立、民主普选、多党竞争,而在台湾的民间社会传统的东西比大陆保存的更多、更完整(比如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汉字,依然在台湾没有被简化,这就是对传统最大的尊重和保护)。台湾比大陆更现代,同时也更传统。作为中国传统的儒学在台湾社会中完成的是一个社会层面的架构,在政治层面还是要一个宪政的民主政体才可以满足现代社会的运作。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和伦理标准核心的“社会规约”(convention),它是维系社会稳定和群体整合的基础。而这个所谓的“社会规约”曾经是儒学,但是在现代条件下儒学完成不了这样一个任务,这个“天之大任”应该让位于宪政。
    《圣经》里说:上帝的物当归上帝,恺撒的物当归恺撒。同样在当下的中国,《圣经》里的这句话依然成立:儒学就是儒学,政治就是政治,二者是不能错位的,更是不能换位的。今日之中国,国家认同危机出了大问题,人们病笃乱投医,错把杭州当汴州。一个现代的国家认同、国家整合的根本力量来源于宪政之下的政治认同,没有保障人权的宪法,没有民选的政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公民何来认同之有?《孟子•离娄》说:“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西方哲人富兰克林说过: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马克思老先生不是也说过么:工人阶级无祖国。工人阶级为何无祖国?没有宪政,不讲人权,何来认同之有,君不君则臣不臣,自然就更无所谓爱国了。
    当然,我们赞同小孩子读读经书,也同意国人祭祭孔子,拜拜祖先的做法,更同意对我们的传统多多重视,主张大家讲讲仁义道德、礼仪廉耻。因为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对我们的传统破坏得太厉害,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根”了。但是解决中国的政治文化认同危机,儒学完成不了这样一个“天之大命”,毕竟儒学只是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一种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种在民间社会有很大整合力量的思想观念,而不是我们的全部。现代国家只有民主宪政才是人间正道,只有宪政爱国主义才能真正的解决一个国家的认同问题,那些鼓吹儒学的“大儒”们,奉劝你们一句话:别叫儒学太沉重!
     任小鹏 2006年12月31日于北京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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