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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邓小平……/武振荣
(博讯2007年2月22日 转载)
    1、

    今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官方进行了低调纪念,民间平静 得可以说没有任何动静。这样的事情就使我产生了一点感想,索性把 它记在下面。但是我得声明:本文其所以没有采用“论邓小平”或者 “评邓小平”这样的题目,是因为此篇短文不可能对邓小平做系统的 论述,只是就“邓小平”──这个名字所能够提起来的中国普通人联 想做一点议论;在议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现在许多人认为是价 值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邓小平的,情况既然是这样,但是在我们这个 专制的社会中,那些价值的东西也都得以实权派人物的名字来命名。 在我们中国57年以来的时间中,这已经形成了习惯,特别是在近30年 时间内,人们把许多自由、半自由价值的东西都堆在邓小平的名字 上,就见怪而不怪了。

     从理论上讲,被极端专制主义方法统治的中国的“一切的一切”,似 乎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又因为共产党内极端地缺乏民主,所以被 认为是共产党的“一切的一切”又事实上都被先后归在了两个人物的 名下,而这个两个人,众所周知,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这就是说, 在粗略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假设,用毛泽东的名义提出的那种价值是 “前民主”的,用邓小平名义提出的是“半自由”的,在做了这样简 单的区分之后,我们还得明白,人们即使对于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很有 研究,并且在研究中发现这些东西原本是人类古老历史中(当然包括 我们中国在内)本来就存在着的因素在现代条件下的重新组合的话, 那么,价值在组合中被认识和定位的现象,也使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 向于专制主义的个人。厘清了上述问题,我们在分析用纯粹的个人名 义提出的那些价值物时,也就不能够象以往那样地认为它就是出于一 两个大人物的“恩赐”了。 (博讯 boxun.com)

    进一步的分析又会表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理论上讲是“统治一切” 的,但是在它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一切不都是出于它的“创造”却 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事实,也就是因为这个一点,我才认为在共产党 统治时期去寻找那些本来就出于我们中国人民创造的价值,并且在寻 找过程中把它同专制主义者个人的东西区分开来,就很重要。由此而 引起的思路,就要求我们中国人在认识中国问题时,且不可简单化, 特别不要把那些介于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价值(它是争取中的价值) 用“否定”的方式企图“否定”之。

    2、

    上一个世纪90年代,我在写作《我们的经验与教训》的书稿时就已经 提出,中国不存在所谓的“邓小平时代”,被一般人用“邓小平”名 义提出的那一段历史其实是“后毛泽东时代”,这样我们才具有了可 以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的眼光和标准,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专制主义 的宣传蒙住了眼睛,就看不清楚中国问题的实质,就会被人牵着鼻子 走。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就在于邓小平没有“开创”一个独立时代 的能力、机会和本事和条件,他的全部的作为是把前毛泽东时代那一 根由毛泽东主义的方式绷到了极限、再一绷就有可能断的“弦”给一 下子“松”了开来……,于是,就出现了社会“松动”的现象,正因 为是“松动”,所以被“压抑”的东西都给“复活”了,包括前毛泽 东时代被压制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统统都“活了过 来”。譬如,在前毛泽东时代,过去中国社会的许多“丑恶现象”: 卖淫、吸毒、黑社会等等好象都被“消灭”了,但是在邓小平的“松 动”政策实行后,这些东西又象瘟疫一样地“复活”了,甚至被1949 年共产党建立政权前的时间更“猖獗”。究其实质,邓小平的政策并 没有为中国社会增添那种被认为是出于邓小平个人的“创造物”,被 “复活”了的东西大都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固有的,因此邓小平的真正 的“作用”是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化”主张,改变了中国“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并且以“新政策”的方式推行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专制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说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上流行着“革命”的精神和革命意 识的话,那么,毛把它引导到“专制社会主义”的方向固然是一种天 大的错误,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当社会和人民处在了“革命化”过 程时,却又产生着大量无机的民主的因素,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社 会的民主化无意识地做了准备。在“准备”的过程中,毛泽东用“政 治运动”的方式“放纵”人民对当权派的“造反”行为,并且在人民 社会中间提倡一种“反潮流的精神”都给共产党制度埋下了“颠覆” 的“种子”,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现象,当毛泽东个人的那种一套不 断地在人民中间失去“市场”时,人民社会中自发的民主价值却在日 益增长,以至于在毛泽东死亡的前后它已经危机到共产党的统治了。 就这一点来看,邓小平不是“改变”了毛泽东时代,而是把它“翻” 了一个“过”,“打”了一个“颠倒”。

    正因为是这样,存在于前毛泽东时代的民主价值就必然要全部地被“ 邓小平的新政策”“否定”掉,用“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在 中国实行了政治禁锢,“冻结”了社会上所有的民主价值和前民主价 值,并且为非政治的“个人发迹”准备了一套政策。如果我们认真地 解读这一套政策,就可以发现它“放松”了对“人”的“经济束 缚”,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表现出了在经济上给人以“有限度”的 自由的企图,前提是从法律上“消灭”“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人民 对政府享有的合法造反权、精神上的反抗权和事实上的运用诸如大字 报、游行、示威的形式表达不满的权利,也取消了法律上的公民结社 权利。因此,如果说“新政策”一开始就是以“政治反动”的面目出 现的化,那么广大中国人民在初期视它为一种“进步”,意义仅仅在 于前毛泽东时代在经济上已经陷入了“死途”,所以一个“紧迫”的 “救活”意义便为大众所感知。

    因此,如果我们说中国人在失去了前毛泽东时代的前民主价值和民主 价值的同时,却以获得了经济上的“个人自由”而得到了“补偿”的 话,那么共产党统治的历史和统治的面目就因为多出了一层和一个而 延续下来了,但是在这种被毛泽东生前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政 策”的真面目还未被中国人民识破以前,它事实上为人民社会中的自 由的发展又做了一番“准备”。社会上开始流行自由(而非民主)的 语言,于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事实上也意味着“让一 部分人先自由”,普通农民有了离乡的权利,开始脱离了“土地”所 加给他们的“终身束缚”,体现了从“经济”上解放人的意义。在城 市和乡镇,非国营企业的兴起,也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好象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民有了产业的自由和经营的自由。

    3、

    统观以上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统治的历史被共产党人分成 为两段,而在分离的过程中,后一段又“否定”了前一段,于是,我 们就等于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分别地获得了两种价值,只是,获得价值 的方式又决定了我们对于所获得价值所必须作的分裂式的处理。就是 说,在我们的潜意识和意识中不存在对两种价值的共同接受,好象我 们始终处于在两者中只选择其中一种的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 这是一种我们的错误,它其所以形成,就在于我们是在不自由的情况 下只能接受专制主义的“教育”与控制。在毛泽东或者邓小平那里, 民主的价值和自由的半价值是互相排斥的,有其一便没有其二,有其 二便没有其一,这种共产党式的“分裂”也完全地被播弄到人民中间 了,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还没有脱离它。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者们那里,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不可能协调存在,这 是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的,不是一篇短文可以说明的,所以,在本文 中,我们只要知道这是统治的局限就可以了,因为本文所要强调的是 这样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对自由的“放松”控制使人们形成了一种错 觉,好象只有在“否定”以往中国社会已经具有的前民主价值的前提 下,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才可能获得自由,于是,争取民主的人民政治 运动就被放到了“错误”的一栏,而受到压制,中国社会的“党制” 性质又被披上了一个“法制”的外衣,人们以为用“法律的方式”而 不是运用带有革命性质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就可以最后地结束共产党一 党专政。如果说上述的这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仅仅是一部分人的 话,那么,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也许不会受到目前这样大的挫折的,只 是持此种“错误”认识的人太多了,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许多人 陷入到如下的“假设”中去了:社会自由量不断增长可以自然地改变 社会的“专制”性质。于是,一个在时间上可以期盼的、当下的民主 运动就被一个在理论上虽然可以证明、但却没有精确时间概念、也没 有可以具体操作方式的、未来的、极不确定的自由运动所“取代”之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改革”几乎全部都是在“借鉴”“毛泽东错 误”的基础上被“设计”(他生前被称为“总设计师”)出来的,所 以在分析他时,我们不能舍弃后者而求其前者。那么,站在人民的立 场上,我们可以追问:“什么是毛泽东的错误?”我以为,对于这个 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不同于邓小平的答案为好。事实上,毛泽东的 一个错误就在于他认为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只有一条方式,那就是 “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继续革命”,其实呢,情况根本不是这 样,事实上,毛的路如果可以继续走下去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需要 付出极大代价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例子),因此,在中国共 产党真实选择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不需要革命”、或者说“排除革 命”的传统统治的可能;而这样的统治对于共产党这个“中国社会上 的既得利益阶级”来说,不需要做政治上的“付出”,而是要实行中 国中世纪的政治“享受”。说穿了,那个用邓小平名义提出来的统 治,就是这种传统的统治,它已经在中国具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 了,所以,它的“复活”并不是我们民族的福音。可惜这一点,在邓 死了十年后才被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共产党搞的 “共产党统治”其实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统治”,也不是全体普 通党员作为“统治者”参与统治,而是传统的统治披上“政党统治” 的外衣,因此普通党员对于这种统治并不负有责任。

    现在有一种非常糊涂的看法认为中国现行的统治是共产党统治,言下 之意,普通党员都要对它负责,其实,这是非常不正确的看法,事实 上,7,000万普通党员和广大中国民众一样地受到传统式的统治,和 一般群众比较起来,他们不过是受到了双重统治罢了。说前毛泽东时 代实行的统治是共产党统治,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普通党员若不是 在“政治”上或“事实”上参与统治过程的话,至少他们在“精神” 上是认同此种统治的,但是自文化大革命那一场全面地“打倒”共产 党基层、中层组织的66运动之后,共产党就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功能, 因此,经毛泽东“恢复”后的共产党也不过是“披”了一张缺少了 “共产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之“皮”。可见就历史而言,中国共产党 在1966年就被人民给“打倒”了,用邓小平的话讲,“受了严重的外 伤和内伤”,但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的后果却成功地抹 杀了共产党失败的这一页历史的意义,并且在这一页的文字空白处, 用毛泽东个人的失败替代了党的失败。

    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毛泽东在运用他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 续革命”的那一套理论在解说1966年政治运动时,在共产党内(特别 在党的各级当权派中)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高度紧张,以至于人人自 危,这种现象固然不好,但对于一个专制的受着高度权力腐化的党来 说,有着“以恶制恶”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起着“权力解毒剂” 的作用,因此,当邓小平“否定”了这一套时,专制党内部的“恶” 一时间就象癌细胞一样地迅速地扩展到党的肌体,造成了不可医治的 党的肌体的腐败,于是,出于无奈,传统的在中国延续了2,000之久 的宗法官僚制就在这个时候被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所采用了。

    4、

    如此这般说来,我们对于目前堆积在“邓小平”──这个名字上的意 义就应当做出批判性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就应当同共产党高层有所 不同,因此,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工作之于我们普通中 国人来讲,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用邓小平“否定”毛泽东的方式去 “否定”邓小平,也不需要去把过去的一切看成是一堆垃圾,而要努 力地使自己走出共产党否定性历史和否定性政治文化,最终地形成一 种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

    在对共产党历史做深刻的研究中,如果我们发现当党还处在“革命时 代”时,它的确有着“革”“传统”之“命”的意思和决心,在这样 的情况下,它追求新事物之动机就可以同时地容纳一些民主的成分和 民主的意向,所以,就现象看,一部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好象也事实上 多少地包含或包容了某种民主历史,这样人们就会发现在专制主义纯 粹化的过程中,也寓于着它自身灭亡的种子!于是中国社会由专制— —民主的路线,我们就可以发现之。但是同样的事情却在提醒我们注 意,共产党在“放弃”了“革命”而向传统的全方位“恢复”中,人 们会看到另外的问题,那就是被“恢复”了的传统(它的计算单位是 千年)在人们的“内部”有着比“革命”的东西要顽强一万倍的生存 力量,所以,反对它的任务就非常的困难了;看不到这一点,以为有 限的、受到严格控制的公民自由量的增加会使社会自动自由化那是非 常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十年前,还不太被人们看重,表现得不太 明显,现在就一样了,它压迫人的分量已经使任何一位普通的人都感 觉到难以忍受。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协调民主和自由这两种不同的价 值,在共产党没有办法同时地保守它时,我们却可以协调它。我们的 自由量的增加对于我们所能够产生的最真切的感觉是我们应该迫不及 待地“解放”自己,因此,自由的完全地获得不应该是大人物的恩 赐,而使我们每一个人争取的结果;在争取的行为中,我们把分散的 力量集合起来,就需要一个政治的运动。这样,我们选择一种可以在 一个瞬间改变社会制度的公民政治运动,以便最终地起立民主制度, 乃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明智之举。

    说到这里,我想提起一点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我们在建立起自己 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权利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把邓小平“改革”说成是 错误的,这个道理同我们在分析1966年人民解放运动时,并不需要把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错误的一样。事实上是,我们在主张自己 的权利时,有必要对“错误”的东西采取批批判的行为,但是这样的 事情不必然的意味着任何东西都是这样,我以为,在我们“对立面” 的东西不被我们看成是“错误”的前提下,同样可以更有效地寻找出 我们行为的合理性,现代思维和传统思维的区别的最主要一点就体现 在这里。就理论上讲,如果当权派们的行为不错误的话,那么人民行 为的正确性之一面就能够更大一些,而不是更小或更窄。因此,在这 一篇文章中,我没有把邓小平的“改革”放在“错误”的一栏来以此 建立起人民行为的“正确性”就是出于此种考虑。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假设邓小平的“改革”设计有一种意义,但是人民参与它的行为在 事实上使原来的“设计”意义向着人民自己的偏好方面转化,就产生 了另外的意义;而我们只要是抓住了这个另外的意义,就足以使历史 的创造权利转移到自己一方面的,惶论它哉?

    5、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认为在议论邓小平、毛泽东这一类人物之作为 时,也不需要老是用“功与过”的模式,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感觉到 它太陈旧了。在过去传统的历史观和人物观中,事实上寓于着这样的 一种假设:某些特殊人物有着可以改变历史的力量和能力,当然这样 的假设必然需要另外的一个假设来支持:这些特殊人物是“授命于 天”的人。于是这两条基本的假设就足可以做成一种观念。现在,当 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现代人物时,已经不需要上述的假 设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可以影响历史的人物必须是掌握了权力的人, 当这些人在把带着个人意志的东西施加于社会,并且改变了社会上原 来事物的面貌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又假设了这个时候的社会生活本身 就存在着一种需要变革的内在契机,因此,当个人力量在作用于它 时,就产生了非普通人所可以具有的力量。这里,我们看中的是社会 变革的契机和个人的权力的综合关系,于是,那种单纯的个人“功与 过”就被我们抛弃了,让享有权力的人来对社会施加个人影响是现代 观点,于这个观点相一致的另一条观点是:“权力人物”产生的渠道 应该制度化,这样就有了民主的制度。

    现在,我们要求民主,但在许多的时间中,我们是用传统方式和传统 眼光看待人和事的,因此,在邓小平死后的十年,我不主张对他采取 用区分“功过”的方式去评论他,如果是那样的话,历史都属于他个 人的了,这显然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在现代环境中,如果我 们还用18~19世纪西方人谈论“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黎希留的痔 疮”的方式来谈论“邓小平的个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不是 历史的笑话又是什么呢?

    上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其所以发生了那么大的经济上的变化,其真正 的原因是此前中国社会经历了更大的一场政治上的变革,但是邓小平 在促成他的经济变革的时候,却完全地昧于政治变革的事实,因此, 他的政策虽然一时间导致了社会上出现有价值的经济变革现象,但是 这种变革的启动如无头苍蝇的飞舞却注定了它的前途不妙。1982年, 我在写作《风言浪语录》一书稿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这种所谓的 “改革”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把一个临时抱佛脚式的邓小平措施宣 扬成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是权力作祟的产物,并不代 表中国文明进程的正确方向。

    (2007-02-20)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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