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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政治参与武振荣
(博讯2007年2月17日 转载)
    武振荣

    最近,我读了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俞可平写作的《公民参与民主 政治的意义》一文后,感觉到可笑,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文章对 公民参与政治这种事情的描述给人形成了如下印象:好比是小学生出 操,“按秩序”排好队,“有序”而不乱,什么“参与的主体”、 “参与的方式”、“参与的渠道”等等,都象学校出操纪律中规定得 那样清清楚楚,没有一丝一毫地紊乱──这就是我们中国高层目前理 解民主的水平,这样的水平的确不敢令人恭维,但话又说回来了,即 使这样,我们还得感谢这为作者,因为他在此前,说了“民主是个好 东西”的话,为民主“翻”了一次“案”,这一次好歹又提到了民主 的“公民参与”问题,相比之下,这和那些赤裸裸地叫嚣“无产阶级 专政”的“江派”人物来说表现了出一种“进步”,既然如此,我就 打消了对俞的文章批评之念头,只想就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 ──对民主的政治参与一事之理解写一点东西;至于它写成后,算不 算“好东西”,那我却不在意。

     1、关于民主参与的两个阶段: (博讯 boxun.com)

    若要为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事情寻找历史的话,那么,依据最简单的 方式,我们可以找出两个阶段:即“枪杆子式参与”和“笔杆子式参 与”;当然,这里必须指出,前一种参与和后一种参与有着性质上的 不同,前者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参与,参与中缺乏独立 的“个人诉求”和纯粹的“个人目的”,所以,即使被参与着的“革 命”获得了胜利,胜利之于“人民”也仅仅是“理论”上的,没有可 以兑现的渠道和方法;但是若就这一点而认为“人民”的参与没有意 义的话,那就非常武断,就看不到民主普遍价值在实践上的尝试,也 当然看不到民主在没有可以和平启动的机会下实现的可能性。正确的 理解是,当民主在历史上没有办法可以拿到“合法生育证书”时,它 的“产生”也只能够是“授命于天”,这样以来,一个本来是要 “革”传统之“命”的行为,却在自我展开的那一瞬间表现为“传统 的”。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仅仅把“革命”看成是人的作为就不很正确,在 很大程度上“革命”也可以被表述为“神的意志”(雨果语)。有了 这样的看法,我们观察人类“革命”的结果,就会发现在“革命” (暴力革命)之后,几乎所有的“革命”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需 要要“深入发展”的再次“革命”。在1640年的英国革命后,我们发 现了“光荣革命”;1789年的在法国革命之后,我们发现了多次“共 和革命”;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我们发现了70年后推翻 “十月革命成果”的前苏联人民的再一次“革命”,所有这些,我们 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同样的事情出现在我们中国1966年历史之中,人 民造反式的“震惊全世界”的“继续革命”运动也寓于着人类历史的 共同原因;就这种原因而论,那种一场“继续革命”何尝不是1911年 “民主革命”“发动时期”和1949年的“解放”时期许诺给人民的 呢?因此,即使我们把今天中国人争取民主的行为看成是要求“民主 革命成果”之“兑现”也是完全正确的。“革命”不能给我们“开空 头支票”,“民主革命”之后的民主意义只能够表现在全体人民享有 民主权利这一点上!

    所以,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不涉及外国的民主运动,仅仅就我们中国 的情况来说,我认为1966年是一个分界限,在此之后,我们中国人民 开始了运用“笔杆子”争取民主的历史,尽管到今天为止,这种历史 之于我们还没有脱离“蒙昧”性,但它总是自发地、潜移默化在地支 配着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因此,在我们中国,公民政治参与 的事情若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话,那么俞可平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民主始 于今天的意思,就包含着一种祸心,刻意是要摸去我们中国人参与民 主的那最辉煌的一页。

    2、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参与:

    就性质而言,民主参与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专制体制下的参与, 一种是在民主政治中的参与。后一种参与是“正常”的,前一种参与 是“非正常”的,但是读了俞可平的上述文章后,他所说的政治参与 好象对于美国、法国这样的社会来说都是管用的,因为它“正常”到 了平淡的程度,就此,我判断这位替高层“捉刀”的人所写作的文章 不关乎中国人之痛痒那是一点都不假的,所以,我们别想在读了这样 的文章后给自己以启发。

    中国古人有“文章和为事而著”的说法,但在专制社会的今天,许多 官方文章却没有任何的“和为事而著”的特征,完全是出于一种单纯 欺骗人的目的,因此,这种东西早就引起了正直人的厌恶,可悲的是 这种风气也“传染”给某些民运人士,使他们写起文章来不知道是要 达到什么目的,好象是专门为买弄学问似的。在后毛泽东时代,我们 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我们自己以前的政治实践,所 以我们在说到诸如公民参与政治这样的事情时,就“言必称西方”, 这样以来,我们就不可能注意到在公民参与政治的事情上社会性质方 面之差别与区别,用民主社会里“正常”的那一种参与方式来规定我 们中国人在不民主、不自由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的参与行为,就是我 们最常犯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往往又是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形下所犯 的,所以就很难纠正,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政治的“怪圈”:公 民不参与,则政治局面则会僵化;一参与,则乱。今天中国民主运动 其所以搞不起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依鄙人之见,公民因教育 原因把民主的政治参与混同于“社会动乱”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之 一。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在议论中国人政治参与问题事情时,不要 讨论或者谈论“正常”的那一种,而是应该研究在中国属于“非正 常”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这一种为好。就一般情况而言,这种参 与在通常的情况下,不但可能产生“动乱”的苗头,有的甚至会在 “动乱”中才实现──而这一切都不是取决于民众的一相情愿,在很 大程度与专制主义者们的如何作为有关。目前有些知识分子喜欢研究 参与的“合法性”问题,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好事,但他们若是没有寻 找出“合法性”问题的根源已经寓于“民主革命”的“正当性”之中 的话,那则没有任何的价值。必须看到:在“民主革命”的价值没有 泯灭的情况下,人民政治参与的大背景就是“合法的”,若是在社会 事实上,参与行为往往会受到专制社会的“法律制裁”,那么,研究 一下在专制的社会里,情况是不是就完全一样,这也是一个问题;若 在某种时间中,我们发现了广泛的、大规模的人民政治参与运动事实 上曾经“合法”进行过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把它单独地提出来给以 研究;可是,在许多人的文章中,我们却没有发现这种有价值的研 究。

    说到这里,我作为一位民运人士和某些知识分子的分歧点在于,我认 为确立当下的人民参与行为的合法性恰恰意味着人民对于过去了的 “民主革命历史”的承认与承担,并且在这一种承认、承担的行为中 去要求“合法性”的兑现,而不是相反,把“民主革命”定义为“欺 骗人民”的东西,然后在“否认”它的同时去重新确立公民参与的 “合法性”。我也承认,用“否认革命”的方式也许可以建立起纯粹 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只是这样的代价太高,对于人的要求也很 苛刻,虽然具有理论价值,却很难变得为一种政治事实。

    3、组织:

    原则上,我们可以把1966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上发生的多次政治运动当 看成是人民的政治参与,如果说这种参与在中国近二、三百年以来的 历史中是从来也没有间断过的事件的话,中国人在政治上的“起步” 时间就可以寻找到;分析它,我们可以理出两个头绪:一是,在同一 个时间中,普通人的政治发展被中国共产党用专制主义强迫的方式所 做成,也就是说一条专制主义的绳索把每一个人几乎都牢牢地捆绑在 专制党的体制内;二是,当共产党体制在事实上取代了民族国家体制 时,就形成了普通人在专制过程中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 是不正当的。就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剥离出公民参与政治的最基本的 两条:组织和国家事务。就当时的情况看,公民除了参加共产党、共 青团和官办组织外,没有自己组织起来的自由,但是共产党、共青团 这样的组织却在很大的程度上为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树立着“样板”; 国家事务被置之于个人活动的顶端,普通人在“政治学习”和“政治 教育”中接受了它,和它发生了联系,但却不允许自由议论之,于 是,这又好象为而后人民自由议论做了准备。

    我在过去的研究中,把共产主义式的专制其所以看成是一种“过渡” 的东西,原因就在于我在研究中发现了下述现象:共产党体制建立 时,“打扫马圈”的方式企图清除社会上“原有”价值的行为,造成 了社会的“白纸化”后果,因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要能够有效地运行 就必须对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而教育和 动员的实际结果不但是共产主义的那一套被人们“被迫”接受,在此 同时,人们却无意识地接受了一种附带的民主的前意识和前价值。今 天,我们分析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社会崩溃的那一种历史事实,在 变化的那一刻中民主自由的东西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绝对不 是,是共产主义教育中的那个附带的“前民主”东西发生了作用。关 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杰佛里.亚历山大在《美国市民社会的语式》一 书中提出了一个可以令我们中国人认真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在美 国,有一种民主的准则体系,它创设了自由语式。……它的对立面是 一种‘非民主的准则体系’”,进而他认为,“两种相互冲突的准则 体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些创造自由语式的要素只有通过其反 面的‘伙伴’──压迫语式──才能够揭示民主的意义。”事实上, 我们在研究特定时期的专制主义语式的时候,也可以发现它在“非偶 然”的情况下所“创造”出的“伙伴”──民主语式──之现象。于 是,在专制语式普及的过程中也无意识地引起了“民主语式”的传 播,这样的事情就非常有力地说明了,“纯粹的专制”好象本身并不 是那么“纯粹”。

    在政治生活中,被参与的对象之于公民而言是国家事务,因此,“参 与”若被我们定义为一种公民政治行为,而不仅仅是一项个人言论的 话,那么它就必须以组织的方式实现之。但是还应该注意,在涉及到 民主参与时,所有不是在结社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的组织都应该被排斥 之,而一切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结社也都应该被承认,哪怕这个组织 小到只有三个人。说到这里,我提醒读者们注意,1966年的自治红卫 兵组织和1989年的“高自联”、“工自联”都是我们中国人在政治参 与历史中创造的东西,这样的真正在自由的基础上结成的社会组织, 才携带着民主的意义。别看共产党组织有7,000万人,“大有大的难 处”;也别小看人民中间曾经出现的那种小得不能够再小的组织, “小有小的好处”。今天,我们认识到也只有在这样的小组织中,共 产党组织“官僚化”和“绝对权威化”的危险才可以避免,公民才可 以真实的感觉到“这个组织是我的”,“政治就是我身边的事情”, “是我和朋友们的事情,”而不是那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政治上 的“庞然大物”的事情。

    虽然,在过去的时间中人民自治组织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是在失 败中它要重新兴起那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上帝的命令”, 因此,总结我们在这一方面失败的原因,并且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去 认识民主的中国特点和中国特性,这才是民运人士的本分。目前,海 外已经出现了许多民主的新政党,但这些政党因为存在于海外,达不 到法定的公民数量,我们把它看成是“虚拟”中的未来“政党”就比 较合适,这样以来,在40多年的时间中,人民自治政治组织发展的历 史就可以出现我们的面前;分析它,我们就会看见,在最初,自治组 织在言辞上还脱离不了毛泽东的那一套,但是,在后来的运动中,它 就完全脱离了,实现了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基本的自立,到今天,它已 经变成了设计中的“政党”了,不只是这样,观察一下中国国内的现 实,我们会在众多的“民间维权”组织的产生的过程中发现民主组织 的新萌芽,研究这些新萌芽,未来的中国“民主大树”之雏形我们就 可以看见的了。

    4、诉求:

    在过去,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行为都有着一种被看成是“理论”的理 由,1966年,参与的人对自己做了“革命”的表述,1989年参与者们 又把自己看成是“爱国的”,就这样的“理由”分析,公民没有独立 地提出法律方面的权利要求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今天当更多的人 学会了从法律的角度来阐明政治参与的意义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但是 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被孤立地看待的话,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就不会被 埋没。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形成了历史是一回事,但能 不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使历史变成自己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又是一回 事,所以当历史在没有被我们弄清楚,而放在了一边的时候,在搞民 主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就只能从“当下”开始,目前的情况就是这 样。如果我们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政治参与的行为作一个分 析,就会发现所谓的“革命”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它可能包括许 多的内容,即可以是文化的革命,也可能是政治的革命、经济的革 命、道德的革命、宗教的革命,精神的革命,甚至包括文学与艺术的 革命,在这样的内容庞大和复杂的“革命”中,普通的“革命者”是 根本没有办法在革命过程中提出他个人的诉求的,因此,这种“革 命”之于普通“革命者”来说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东西,不可能 包括一种切实的个人诉求,当“革命”的夺权过程完成,而“革命” 又被宣布为“胜利”时,“革命者”个人对“革命”的“服从”非但 没有结束,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革命后”的专制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上一个世纪90年 代,我在写作《论专制主义的精神状况》的书稿中指出,这种专制其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显得非常强大而有力量的最重要原因是,此种专制 实行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内心里对它的认可,认为“必须这 样”,“不这样就不行”。

    就上述这一点来看,1966年人民造反运动的发生的确有一些到现在我 们都没有解读出来的意外意义:那就是普通人在运动开始的时间上突 然发现自己已经“完成”和“实现”了社会赋予给他的“革命化” “任务”,既然是这样,这个使人民“革命化”的“革命”到此就应 当结束,而开始一种“新的”以“革命化”的人为“主角”的“新革 命”!在专制的条件下,这样的新革命会是什么样子的?难道就我们 观察不出来它的真实意义吗?

    在“66运动”中,普通人的诉求虽然也和往常一样是“革命的”,但 是这一次“革命”就不再是“大而无当”的东西了,它首先是一个具 体的人(学生或者农民、工人)的政治表态,在表态中,他发现自己 在政治上高于、优于“统治”自己的当权派,于是,一开始就拉开了 “竞争”的架势;其次,当政治上“劣”于他的当权派人物要用手中 的权力象往常一样地来“压制”他服从由当权派们控制的运动时,就 产生了他的政治“造反”;最后,当上述的一切行为都是他“个人 的”,而“个人”要在运动能够发挥作用就必须要有组织,于是自治 组织的出现就把这一场解放运动推到了高潮!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政治参与的一切都已经具备了:参与是一种 “个人”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属于行为者“个人”偏好;参与的行为 若是遇到“压制”,参与者有权造反;参与行为会导致结出完全意义 上的人在政治上的自由组合,而这样的组织又因为政见之冲突形成势 均力敌的派性斗争,最终造就多党制度的“土壤”──这一切就是 “66运动”的“贡献”。因此,在今天我们若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 情况作一个模拟演习,结果是不会出上述范围的。

    同任何事物一样,民主运动也是会产生进步的,因此,在今天和未来 的时间上,我们中国人对民主的诉求和以往比较起来就越来越具体, 不再会重复过去的那些东西了。今天,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看成是革 命的”(1966),也不需要把自己“打扮成为爱国”(1989年)的, 我们仅仅是一个人──一个政治社会中的人──就有权利要求自己的 一份,于是,我们由一个“革命者”、“爱国者”的立场就立在了 “公民”的立场上了,这样以来过去的那些由“革命”许诺给我们的 东西,都是在“还愿”的意义上与我们发生了关系,所以,当“革 命”的意义体系在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文明的真正建 设者了。在这里,我和别人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我认为在民主的行 为中,存在着“破坏”“革命意义”的空间,也就是说“民主”的精 神并不反对“破坏”“革命的意义体系”,只是,当这种“破坏”行 为在付诸于实践时,“破坏者”们本身又事实上变成了他们自己原本 就不喜欢的“革命者”却是一种事实。

    5、“野心”:

    在过去批判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年代里,我们说被批判的对 象都有着见不得人的“政治野心”,那时我们对于“政治野心”有一 个约定俗成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随着我们对政治事物的认识 的不断深化,“野心”也发生了变化,好象降低了一个等次的样子, 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好象感觉自己也有“野心”,用一个著名的哲 学家的话说:“什么叫野心?现状之外别有别图就叫野心。听着,野 心就是想将你的现状改变成为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野心。你想要什 么东西?想要权力、地位、声望,这就是野心。野心就是写了一本 书,想卖上100万本”(《克里希拉穆提作品集》)。如果这一位哲 学家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在过去的“批判时代”,我们认为“大人 物”和“坏人”才有“野心”的看法好象太片面了,事实上我们每个 人都有“野心”,于是“野心”和“信心”“决心”这些词的意义就 接近了许多,虽然我们普通人不想写作可以“卖100万本的书”,可 是,我们谁不想着要使自己挣100万人民币呢?

    问题是,当我们普通人在认识到自己也有“野心”时,那么,“人都 有野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包含民主意义的政治命题了,在政治生活 中,我们就没有理由回避它。但事实上“政治野心”这种东西对于普 通人来讲究竟不是如想挣100万人民币的问题,有许多许多的人是不 想使自己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因此说这些人没有“政治野心” 是可以说通的,只是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等于说普通人不具备在一定 的时间上参与政治和评判政治的内在本性呢?显然不能!因此,在这 里必须要做出一个人在政治上要表现自己的“假设”,如果说这种 “假设”和动物学上的动物生活意义有着“社会生物学”上的联系的 话,那么,政治社会就必须给具有“表演意义”的特殊动物── “人”──以表现、表演的自由。所以政治制度的设计中,若排斥了 上述“假设”,那么政治参与就是一句空话。1966年以前,中国社会 流行“政治表现”这个词,我认为这是近二、三百年以来,我们中国 人在政治上进步的一种表现,因此当“政治表现”在“文化大革命运 动”前受到共产党控制而没有“表现者”的自由的话,那么解放运动 的兴起则写下了公民政治上自由表现的第一次记录。表现中,人的 “政治野心”第一次地实现了,以至于在我个人的眼见中,一个由三 位中学生组织的“赤遍环球战斗队”竟然向世界发出了“要叫全球一 片红”的“战斗誓言”(见拙著《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 解》)。那时,普通人不但有“野心”,而且允许“野心”“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

    就上面的现象看,我们如果不是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一 套去解读它,而是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十篇麦迪逊的“以野心 制衡野心”的思路去分析它,那么,我们就可以悟出民主的道理。这 个道理就是民主政治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上要激活普通人的“政治 野心”,如果他们没有的话,那么就得用一种的方式去“造就”。民 主的气氛必须要能够非常有效而且有力地激活公民的政治“野心”, 因此我们在说到民主的参与时,就一定研究“野心”的问题。

    在目前,影响我们中国人参与政治的最大的障碍是普通人的政治“野 心”被专制政治的“现实”彻底的抑制着,而不能够被激活,特别是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气的影响下,普通人认为自己“参与 国家事务”的行为是“端着梯子上天──不知道天高地厚”。除去这 些纯粹政治原因外,在“专制资本主义”经济潮流的压迫下,普通人 对自己的“无力、无助”的情况的感触使他们对于自己参与国家政治 事物的任何念头都会产生出自我嘲讽,而这样的情况正是专制主义的 统治者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政治参与这个词,即使被我 们目前如此文明地运用着,若社会上没有出现在政治上有作为的 “我”和敢于负责的“我”,就完全是空话。在这里参与不是没有条 件的,对于国家事物,如果普通人认为“这事情(”国家大事“)我 懂,”“我能干”,“能干好!”那么参与才可能发生,否则,任你 说得天花乱坠,政治上不会有公民参与的事情发生,“统治者”是决 定一切的。

    换句话说,在民主的参与问题上,我们普通人如果没有“决心”,并 且又丧失了“信心”,自暴自弃,那么民主就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了。 因此,当我们在近几年的时间上发现如象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校培 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网上公开称自己是“社会的‘高级’废物”时,我 们才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破坏”现象,朋友们!这比把风景区 的“神像破坏”掉的事情更糟糕。说实在的,“打”了的“神像”还 可以再造,可是这些“高级的社会废物”──人们怎么处理呢?

    6、运动

    在说到公民参与政治的事情时,我们必须要提到政治运动,但是依据 我们今天的认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可能在不同的意义上 被“政治家”和“政客”们所利用却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从古到今, 概莫例外,这又为我们的研究增添了困难。可是,问题就在于政治生 活的奥妙也在于这一点,那就是政治生活不能够只运行在人性善的水 平上,它必然也反映着人性恶的一面,于是,我们在脱离了传统的如 共产主义那样的思维模式来研究政治时,就不可能把民主政治设想成 为一个没有缺陷的制度,因此人们有可能意识到,政治运动即使有被 “个别人物”“利用”的可能,我们也不能够因此而取消它,非但不 是这样,在民主的设计中,尽管因民族和国家的不同存在着千差万 别,有一点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任何民主政治都必须以法律的方 式明确规定每一届政府的寿命,并且一定要把旧政府生命的结实和新 政府生命之开始的过程诉诸于的公民政治运动(大选),因此,在民 主的制度中,最能够体现公民参与的就是这种以法律的方式在法定的 时间内“造就”的公民选举运动,而每一次的选举运动也等于公民在 事实上履行了一次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权利”。民主政治其所以可以 永葆其青春而不腐朽,就在于它每隔几年就非得要进行这样的一次政 治“革命”不可;在“革命”中“新桃变旧符”。

    明白了上述问题,我们回过头去看,如果在政治参与的问题上,回避 了政治运动(向俞可平文章那样),那么“政治参与”若不是变化成 为不可理喻的事物,就完全是一种欺骗人的鬼话。这样以说,问题又 出来了:为什么公民参与政治的行为只有在政治运动中才能够见其功 效呢?这里我们就得涉及人性的问题。人是一个“社会性动物”── 这一点我们都懂,没有多大疑问,但是从中派生出来的许多意义,我 们就应该注意的,在通常情况下,单个的普通人在政治生活中是非常 软弱的,能够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任何人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 可是,人一旦被组织到一个政治运动中去的话,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 改变,“人就不认识自己了”,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曾经对说 过:在这个时刻中,人们“在某种强大的集体震荡之下,社会互动变 得非常频繁与活跃。人们相互探访,比以往更多地会集起来,由此产 生普遍的欢呼雀跃的场面,正是革命时代或创造时代的特征。而这种 更大规模的行动又导致了对个体力量的普遍刺激。此时此刻,人们要 比寻常时间见多识广,而且会有另一种眼光。变化不是点滴微细的, 人们已经判然不同(引自《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译本)”, 言下之义,普通人脱离了日常事务中的柴米油盐的束缚而变化成为一 个对身外的事情充满兴趣的人了。

    但是,上述现象若在人类生活中是一个时时刻刻的现象(如毛泽东希 望的那样),就糟糕透顶了。谁都知道,在任何社会中公民对政治之 痴迷都是“非常情况”,“正常”的人类生活恰恰是绝大多数人对政 治的冷漠,因此,民主政治改变冷漠的方式就是周期性地“造就”可 以重新燃起公民政治热情之火的政治运动。因此,在所有的民主国家 中,每隔几年,就必须放一把民主的“大火”,把旧政府“烧掉”, 使新政府的生命在熊熊的火焰中升起,于此同时,在火焰的光照下, 形成国家政治生活的最亮点!在我们中国,因为过去存在过伤害人的 政治运动,所以我们许多人都对政治运动持着一个反对的态度,试 想,在这样的态度不改变的情况下,民主怎么会实现呢?“一朝被蛇 咬,三年怕草绳”──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一些人的想象 中,不通过政治运动,或者说不需要公民运动就可以使中国“民主 化”,这不是痴人说梦又是什么呢?如果情况真的可以如此的话,那 么我想,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了。同样的道理,如果“画”中 的“饼子”可以“充饥”的话,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当画家了!

    在专制条件下,普通人参与政治是要冒风险的,民主运动之于我们中 国人来讲存在着“风险系数”,所以,中国民主运动在今天还带着 “革命时代”的某些特征就不足为奇,民主组织被取缔,民运人士被 关进监狱,民主的运动被当成“社会动乱”而被禁止都是严峻的社会 事实,因此,已经不是传统“革命者”的民运人士也不得不在一定的 时间中充当类似的“革命者”角色。正因为这样,一个已经脱离了传 统“革命”轨道的民主运动也必然会在某些时间表现出传统“革命的 特征”,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当下应该研究和注意的问题,也 是公民参政的重要话题。

    7、结束语:

    最后,我得说明:本文一开头提到的俞可平的文章虽然没有多少理论 价值,但作为官方文章,它对公民参与政治的“意义”做了一个肯定 的正面回应,这却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动向,因此,我在提出了公民参 与的六个问题后,认为还有必要强调,民主在每一个时刻中都有着呼 唤专制人物放弃专制主义而“皈依”民主的内容。因此,综观历史, 民主每前进一步,好象都有一些专制人物的“附和”,此种“附和” 或者是理论,或者是行为,民主都一概接纳。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 说:“民主与专制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这是指我们 同专制作斗争时所应该发挥的“精神”,而不是指专制与民主在人类 生活存在的“事实”,因此,我们在坚决地和专制主义作不懈斗争的 同时,也应该注意不要把任何一个人故意地排除在民主之外。

    (2007-02-15)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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