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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的“洗牌”和 专制的/武振荣
(博讯2007年2月11日 转载)
    武振荣

    目前,我们民主理论的不足,不是我们对于已经上了教科书的东西缺 乏研究和理解,而是我们对于那些在过去的时间中我们中国人曾经实 践过了的许多带有民主性质的东西认识不清,或者认识不了,也没有 研究出什么名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对那种和专制的东西衔接 着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又在过去的时间中被做了专制的宣传就认识不 了,于是,它民主的一方面我们就忽视了,在某些场合中,我们即使 对其中的一些东西没有忽视,在几经踌躇后就索性把这些东西当成纯 粹专制的东西来对待了。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否定”它,但是这种 “否定”的行为不展开则已,一展开就没个完,最后,我们索性以 “否定主义”而告终。结果是,在中国社会的进程中,虽然民主的空 间有着越来越大的趋势,但是在我们的感觉中它简直是越来越窄,当 这种感觉在走到了极端,我们就对民主失望了。

     我们若对中国历史上民主革命有了很深刻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可 以把它的革命过程和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用“清扫马圈”的方式加以 总结,其革命的政党是把把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社会里的一切事物当成 “马圈”一样的“肮脏的旧事物”看待,企图用“革命的铁扫把” “一扫而光”,特别在中国共产党那里,这种情况可以说是达到了登 峰造极的地步。1949年战争胜利后,他们对待“国民党社会”的一切 的事物的态度就是这样,“全盘否定”,以至于要使革命后的中国社 会变成“一张白纸”。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不是批评或者批判 了国民党的事物,而是在批评和批判中把许多原本不是属于政党的事 物,仅仅因为它存在与“国民党统治”时期而当成了“国民党的事 物”给以“否定”,这样的做法在事实上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 供了一个样板的话,那么“革命精神”和“革命行为”其实就是“否 定”“革命”前的一切,了解这一点,我们发现1949年共产党否定 “国民党一切”的行为,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变成为“否 定”自己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批判17年(1949~1966 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这样的口号就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具 有讽刺意义的事情还在于当邓小平宣布要“结束”这种“文化大革命 否定一切的错误”时,他却没有任何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办 法”可供选择,只有采用“文化大革命”的老办法来“彻底否定文化 大革命”,于是,他纠正毛泽东“否定”“17年资反路线”的做法的 后果是他“否定”了“十年文革”。可见,“否定”在这里表现为一 个“怪圈”,不想钻它的人,也得钻啊! (博讯 boxun.com)

    其实,我们若对上述的情况有一种认真的研究的话,那么就不难发 现,毛泽东在“批判17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事实上是服从于一 种不可见的内在压迫,难道毛泽东在这样做时他本人就不知道自己在 “17年”中担任着共产党中央的主席吗?可见,问题的要害在于当他 要为1966年的这一场“新的革命”提供理由时,就必须这样做;基于 同样的道理,我们对于邓小平“否定文革”的做法,也可以如此的理 解。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要把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那种“看 不见”的压迫力量要寻找出来的话,那就是“否定主义”的东西,它 要为自己在任意的时间中的作为提供“价值”的前提是必须把以前的 东西“非价值化”。因此,“马圈”这东西,不光是别人的,有的时 候完全会是自己的。

    因此,根据上述的情况,我们在通常的情况下把专制式的内容用“清 扫马圈”的方式提出的话,那么,我们同时也已经知道了在类似的问 题上,民主的方式和专制的最大区别就在它对于“前民主”的东西不 做“全盘否定”,在一般情况下,民主在在批评和批判的基础上对待 政治的事物的,因此如果说这些事物在本来的意义上不是“专制” 的,而是在时间中被“专制”所“裹胁”的话,那些,民主的目的是 去除专制“裹胁”而恢复事物的本质,即使这样,对于那些完全是专 制手段造成的事物,因为在时间上已经形成了它的存在的历史,所以 对它不是就可以用政治的方式可以简单“剪除”的。因此,民主的可 以采用的办法是剔除它的专制因素,使它由专制的一项“旧事物”变 成“一张民主的新牌”。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方式就可以说是“洗 牌”式的,它使原有的事物之间的不合理关系彻底结束,并且把事物 组织在一种完全新的组合中,于是,就在社会“整体”意义上就可以 避免出现数学意义上的事物量之减少,因此,我们即使在民主的秩序 中看到了一张又一张的“旧事物”的“牌”,但是在新一轮的“牌 局”中,它被组织在民主的秩序,而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变成了民主 过程中的事物去是一清二楚的。我们中国人很早就会说“化腐朽为神 奇”的话,但是我们还没有为民主给出这样的意义的。

    其实对于上述情况,我们大家都多少的知道一些的,譬如,我们常常 说民主政治就是公民政治生活的“游戏”,我们也会说“游戏要有意 义,游戏规则就应该被遵守”,民主的大选,也曾经被说是在法定时 间内的“政治洗牌”,因此对于它我们在理论上是不陌生的,但问题 又出在哪里?就出在我们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在要求民主时, 对于目前社会上的专制的东西的批评和批判不知不觉地使我们的行为 远离“洗牌”的意义,而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地变成了“清扫马圈”, 这种就是说我们在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采用的是“专制主义”的方 式和方法,如果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没有自觉的话,那么斗争的结果 即使共产党式的专制垮台,但是有什么可以保证我们不被共产党之外 的新的专制奴役呢?也就是假设民主派明天上了台,那么对于社会的 事物,我们是“洗牌”还是“清扫马圈”?我是看不出来的。就目前 我们批评和批判的一般的水平看,我说“洗牌”的可能是绝对少于 “清扫马圈”的。

    在过去那种简单的专制时代,我们用非常幼稚的方法把社会上的所有 事物分成“香花”和“毒草”两大类,我们要使“香花”开满园,而 发誓要把“毒草消灭干净”,结果呢?适得其反,“毒草”越来越 多,而香花却越来越少……,这样的事情才过了几天,我们竟然忘记 了。别的不说,在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民主的宣传和批判中,我们是完 全模仿过去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这些东西当 成了“毒草”,想着要把它们在中国连根“铲除”掉,根本就没有想 到在未来的民主“洗牌”中,这些东西会在重新组合中重新出现,因 此,说到这里,我们事实上对于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批判,持着一种 错误的“政治否定”的态度和方法,这也是我们的批判不能够很有效 的进入到中国人民大众中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在专制主义的体制中,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文 化的、艺术的等等东西是被“混合”在一起的(这是科学的“综合时 代”的滥觞),那么我们在进行对它的批判时就不能够采用“以眼还 眼、以牙还牙”的做法,也把上述的东西捆绑在一起,笼而统之的用 老办法去批判。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批判应该首先立足于政治的批 判,并且在批判中真正地寻找过去我们中国人在政治上的经验与教 训,而这种经验与教训,在现代情况下,事实上已经超越出了共产党 所可能的控制范围,变化成为一般的社会事物,于此相一致的是,在 更多的场合中我们对于过去的许多政治事物的重新定义和重新认识 中,也存在着人民和共产党人“争夺”的问题。譬如在刚刚过去的 “文革”40周年的时间上,用“人民文革论”这样的新概念可以提出 来的一些新成果、新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在“文 革”中,毛泽东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的做法即使只是“消灭异己”,但是中国人民群众在运用它合 法地打倒了基层、中层的所有共产党当权派却是民主的行为,因此, 民主之对于人民的权利(基本人权)也就变成了“实践”中的东西 了,就在这样简单的问题上,与共产党、毛泽东不同的“人民运动” 之政治意义也只能够存在于主张它的人的不断的努力争取之中。因 此,历史这东西,不只是被“创造”,而还在于“创造”之后人们对 它的认识和寻找和肯定。

    如果我们由“人民文革”这样的线索去认识民主的“洗牌”的话,那 么,在未来的时间中,“人民文革”再一次发生,那就毫不奇怪了; 当然,在“洗牌”后,“文革”这一张牌不会同“毛泽东”这“一张 牌”一块出就很自然,在1989年,它同“赵紫阳”连在一起不就是政 治“洗牌”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吗?分析它,这种现象原来寓于着政治 的“未知数”,把这一切同民主政治中的“无知之幕”联系起来看, 恰恰就是政治意义展开的前提。因此,政治批评和批判之对于我们民 运人士来说,我认为是一个真正需要“上等级”、“上台阶”的事 情,而不是骂一声共产党、毛泽东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问题的事 情。

    在这里,我想使用“粘连价值”这个涵义不是很精确的词来叙述在过 去的时间中,广大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统治阶级所曾经或正在共享的价 值,而对此的分析、分离和分门别类的批评、批判,则要求我们民运 人士一定要摆脱“清扫马圈”的那种模式的束缚,并且要从中解放出 我们自己,使我们现在对于我们中国人民在未来的民主政治中的行为 做“提前”的“设计”,以保证在实现民主变革的那一刻,我们的人 民不再会以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的那种纯粹“破坏者”的面目出 现,想再弄一张“民主的白纸”。但是,就整体看,目前已经具有20 多年历史的中国民运缺乏处理“粘连价值”的知识、智慧、能力以及 自觉性。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过程中,我们是要搞出一种丰丰满满 的民主,那么,在今天,作为努力推进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我们 就必须使自己变成一个丰丰满满的人,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站在了 一个自己认为是很高的水平上,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看成是法西斯主 义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纳粹主义,把毛泽东当成希特勒,我们 中国人以为可以用德国人对待纳粹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上述的一 切,把“马圈”“打扫干净”──这样做收效了吗?回答:“没 有!”

    我们应该知道,德国纳粹主义产生于德国民主发展过程这的一个薄弱 的环节,因此,纳粹主义虽然也是在薄弱的民主风气中兴起的,但是 它一开始独立作为时,就完全地终止了开始于魏玛时期的民主进程, 因此,德国人民在把“纳粹主义”这一段历史,想“毒瘤”一样地从 自己的“机体”中“剜”去时,被中断了的12年民主进程所出现的 “空白”事实上被德国人民的“历史反思”所填充,于是,德国的历 史非但没有被“否定”而且变得更丰满。可是,同样的事情就不能够 在我们中国出现,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也采取上述的做法,那么去除 了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后的历史就不是剩下清朝了吗?我 想,我们可能没有人想着再拖一条辫子去做臣民的!

    我个人坚决反对某些人用“中国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方式对中国革 命史(包括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进行批评和批判之本意,不在 于这一种批评、批判非常过激,而在于其过程中的思路会把我们引导 到脱离中国事情的实情的地步,而从影响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 做积极的探索,所以这是很危险的。西方著名学者德里达曾经以无比 肯定的口气说:

      “共产主义的思想是为人类的正义而斗争,至今(20世纪90年   代)这种理想仍在鼓舞和引导着无数信仰共产主义的男人和女   人,这种斗争的目标与纳粹的‘理想’根本没有任何相似、相   近、相同或可比之处。我们必须坚决地将‘共产主义理想’与纳   粹暴行相区别。如果将这两者简单地归为一类,把他们的理想视   为同一,那么就会使问题复杂化,就会怀疑人类历史、共产主义   历史和人类‘理想’,会对其他相关的基本问题提出质疑。这是   另一种绝对主义的看法”(引自《明天会怎么样》一书)。

    我对中国民主革命历史有着如下的理解:一、革命是迫不得已的事 件;二、革命过程充满了矛盾;三、革命中间发生了许多的过失与错 误。就第一点,我们认为革命不应该被“否定”,如果它又关乎着近 30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话,那么,就应该肯定它的“历史价 值”;就第二点,我认为革命过程中的那些矛盾,正是我们这些“革 命后”的人们所应该寻找和努力认识的事物,在批判非价值因素的同 时剥离出其中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因素恰恰是中国目前和今后的民主 运动乃至而后中国建立民主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宝贵东西,自然,在这 样做的时候就必然牵扯到第三点:即在批评和批判革命过程中出现的 错误的同时,使曾经经历了革命的中国人民变得更加文明和更加聪 明,而不是更愚蠢和更心胸狭窄!

    在近几年的时间内,我写作的某些论中国民主运动的文章一再强调, 目前中国民运人士批评、批评过头,而建设不足,就是说在批评、批 判专制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在列举专制主义的“罪行”时候,过大地 估计了专制主义的力量,把中国社会近57年以来的所有的事物都看成 是“共产党的”,都企图给以“否定”(这样的情形和共产党在1949 年把当时的一切都看成是“国民党的”错误一样),结果呢?我们在 “共产党统治时期”内,就看不到人民反对专制、争取政治解放、要 求民主的这样一部历史了。事实上,从1957年起,中国社会就持续地 不断地、接连二三地发生人民反对专制、争取解放的斗争,但是,到 今天为止,这一部历史还处于断裂状态居于我们的主流研究之外;与 此相一致的是,在我们目前亟需要从政治上解放自己时,我们无视自 己历史上的“解放运动”之价值,想着要“另辟蹊径”,总之一句 话,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摆脱“清扫马圈”式的专制主义的 影响,没有把在过去时间内由我们人民之“手”做成的民主的“牌” “整理”成“系统”,所以,在需要我们出“牌”的时候,我们就感 觉到自己的贫乏了。

    (2007-02-10)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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