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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创造讲真话的制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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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2月06日 转载)
    
    南方日报 章立凡 2007.2.3
     (博讯 boxun.com)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作协大会上提倡:“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这种没有讲稿的谈心式讲话,平易近人,毫无官气,已经久违多年了。一个国家的总理亲自提倡讲真话,确实发人深省。
    记得老记者杨继绳先生曾提出一个“两头真”的概念,来形容一些敢于讲真话的老同志,据说这概念的第一个原型是李普。后来,张劲夫发表一篇《我也是个“两头真”》(2004年《炎黄春秋》第11期),他也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读后感慨良多。前年任仲夷以92岁高龄逝世,逝世前仍在不断发表文章,关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于光远、杜润生、田纪云、胡绩伟……,这种“两头真”的老人还有不少;又如李锐、李慎之、何家栋等,在政治生涯中途因讲真话获罪,就发不出声音了,但晚年仍坚持讲真话。这些前辈有的已故,有的健在,无法一一列举,但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近年一些年届退休或刚刚退休的领导干部,也开始讲真话:前年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退休前夕痛批“教育产业化”;去年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直指“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
    “两头真”远比一生作伪可敬,但我仍为这些老同志的生命感叹:早年投身革命,为理想而奋斗;中年本是有所作为的年龄,却沉浮宦海失去自我;晚年“脱却乌纱真面目,拈来直笔向黄昏”。生命诚可贵,有效的生命更可贵,为什么两头可真,中间却失真了呢?——关键在体制。
    有一位逝世多年的中共重要领导干部,“文革”中曾遭到残酷迫害,晚年痛定思痛,谈到59年的“庐山会议”时自责说:如果我们这些中央委员当时能够集体抵制毛主席的错误,党后来就不至于犯更大的错误!
    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时说:
    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302页)
    毛泽东1956年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在1957—1959的短短两三年间,党外党内民主先后失踪,形成了“一言堂”局面,导致全党全民说假话。邓小平曾对此自我检讨说:
    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邓小平对1949年以来的政治体制的反思是深刻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也曾致力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树立宪法监督的权威,制约对公权力的滥用。但从90年代起,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经济工作成了唯一的中心。“一切向钱看”导致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权力寻租”造成普遍的官场贪腐。据说退休后的总理朱镕基,也对任内滋生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
    这些前辈曾是有理想的一代,为了追求理想不惜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却在执政后逐渐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前败下阵来。在位能洁身自好,退下能说出真话,已属难能可贵。因为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法则,同样适用于官场学。
    小说《镜花缘》中有个“两面国”,我接触的一些在位官员,私下交谈时不是不讲真话,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敢直言点评,忧党忧国忧民的大有人在;但一坐进办公室,为了待遇、升迁、老婆、子女,就不得不在另一套语境中生存,甚至说违心话,做违心事。
    以上说的是良知未泯的官员,未必上得了新闻。在新闻报道中更有众多贪官“前仆后继”,平时挂羊头卖狗肉,东窗事发甚至死到临头还振振有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竟会使人格在昼夜之间人鬼两分?
    当“权钱交易”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反思教育就与反思政治体制同样重要,教育官员则比教育人民更重要。返观今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公务员职位的现象,我不敢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没有理想,但这理想中有多少是官场利禄的诱惑?又有多少是“为人民服务”?“长江后浪推前浪”,社会价值观已经改变。我无法想象:“两头真”的特殊历史现象,在官员完全换代后会不会成为绝唱?
    “官身不由己”,位重权高不便说,位卑言轻不能说,内外有别不可说。卸下权力,讲出真话,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无奈,因为有职有权的岁月,已经“把一切献给党”。在位不敢说,甚至不许别人说,到自己退位欲说时,能说到什么尺度,也得审时度势;有些在过去还能批评的历史,如今却不可评说矣。在位不说者也难免作茧自缚。
    “有禾入口,人皆能言”,方谓之“和谐”。“经济工作为中心”不可忽视分配公正,言论自由与生存权同为基本人权,并无官民之别。目前真话仍属稀缺资源,“压倒一切”未必稳定,诚信的社会必然和谐,人人讲真话并一直讲下去的制度氛围不可或缺。
    “两头真”是对历史的反思,但主政时的历史感更加重要。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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