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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在哪里?—由公务员考试引起的思考
(博讯2007年2月0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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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群体发生了重大的分化,作家下海,教授经商,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最近,国家“公务员考试”又让人领略了另一种景观:众多莘莘学子,千军万马,投入争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战役,这似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一次本位价值的回归。 (博讯 boxun.com)

    在中华文化中,知识分子被称为“仕”,本来与“商”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他们大多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对经商赚钱不屑一顾。因此,知识分子做官本也无可厚非,知识至少可以使官场含金量高一些。然而此据作者了解,这么多博士、硕士们求官,已不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单纯理想,而是崇尚功利,为官场腐败所吸引。这不能不使人们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群体价值取向产生忧虑。由于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特别是其伦理道德面目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今天的知识群体,不像历史上那么单纯,已经成为了社会日趋多样性、富有争议的一个类群。
    在中共建制后,中国知识群体由于毛泽东式的改造,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以至于沦于“臭老九”、受批判的集体性失语的可悲境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为争取知识群体对其合法性的认同,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政策,导致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市场化的改革,又使得金元思想在中国逐渐流行,带来思想上的“向钱看”。1992年以后,国家分配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又改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而在经济分配利益格局中,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收入大幅度提高,使他们进入了中产阶层,其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知识分子在经济收入上并不平衡,甚至产生了两极分化现象。除了那些卖身投靠权贵,已沦为官僚集团中的“文化太监”者外,一部分“务实派”知识分子,特别是与官商结缘,与经济联姻,成为知识商人与企业家后纷纷发迹;而另一部分“务虚派”知识分子,由于远离市场,淡薄利禄,日趋清贫,正走向经济边缘化。有的甚至连买书、出书费用都无力支付。这种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提升与经济收入背离状态,导致了他们很难形成共同的道德立场。如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社会各阶层分化一样,知识群体的社会脚色也发生了裂变;而知识分子这种经济地位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又造成了这个群体本应共同具有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的丧失。在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君子固穷”“甘于寂寞”的价值观念正在经历重大的变迁。 今天的知识人,除了一部分人坚定恪守自己的信仰和尊严外,另一部分人则依附利益集团而成为谋利的工具。知识群体的分化正成为社会结构分化的必然伴随品。
    眼下知识分子又从弃学从商、投笔从艺等转向争考官员,“仕途”的诱惑使这个群体再次找到了提升社会地位的捷径。这个群体已不再是一个易于识别,具有独立价值判断的社会阶层。正是由于知识人的这种价值观与职业选择性的分化,已经打破了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等”社会秩序。在今日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已无所不在,但似乎又找不到知识群体的主流意识在哪里?这已对中国社会文明发展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记得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曾说,“知识分子”是“自由的漂浮者”,即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他们隶属于哪一个集团,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但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置疑:不仅仅是他们价值观的分化受到非议,其人格媚权、媚俗更遭到嘲弄,就连同一些傍大款的“学术成就”,也都为人嗤之以鼻。
     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界曾有过一次主流文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的文化对话,当那些从大利益集团走来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超越道德”的命题时,立即遭到了“知识良心”未泯的文学家们的反击,结果闹得几乎不欢而散。而与此同时,文学家们表现出的对当前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和事件的冷漠与偏激,也令经济学家们反唇相讥。这可以视之为一次知识分子价值观冲突的大论战。
    一个时代,如果知识分子在金钱和权力的困窘与诱惑面前,心智贫穷、理想堕落、独立品格丧失,就意味着知识群体精神生命的萎缩。因而当今时代才有“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边缘化”的慨叹。正是在这种时代性质疑产生的背景下,章太炎的狂狷、鲁迅的锋芒,顾准的故我与马寅初的坚持才更为人们所怀念。去年8月6日,总理温家宝为季羡林先生庆寿时称其为“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实在是对错了号。什么是“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仅仅具有明确而稳定的学术成果并不是最主要的,而只有其价值观念不为强权左右,能以牺牲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社会正义的,才算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和良知”。 季羡林先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吗?
    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社会的变革,也往往由他们发起。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都是如此。当今社会更在呼唤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与良知”,呼唤着梁漱溟、顾准、李慎之等具有现代自由思想、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仅仅关注学衔、荣誉与成果,谨慎小心,“与世无争,更不可以傍大款、媚权力。
    但可以庆幸的是,由于今日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和成就感的多元化倾向,也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为政治服务”到向良心价值回归的转变。特别是那些不再吃“皇粮”的知识分子,或那些虽还吃“皇粮”,但已游离权力奴役的知识分子,已开始了具有独立性的诉求,有的甚至采取了社会批判立场,如茅于轼、刘军宁、张祖桦、贺卫方等就是此类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他们为坚守中国独立性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和立场提供了价值座标。在中国历史上,权力集团对知识群体精神一向保持着高度的控制,经常采取利用、打压与分化等各种手腕,要求他们为统治者服务。而具有道德底线的知识分子,一旦意识到现存的政权无法维护社会公正与道义的时候,他们或在意识上疏离统治集团,如巴金、冰心等;或采取行动,对现存政权进行批判,方励之、林牧就是这样的典型。而投靠权力的郭沫若类,则一向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不齿。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早的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又有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他们都不是圣人,也不脱俗。萨义德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之人。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他们活动于这个世界并服务于它的利益;道德来自他们的活动如何符合连贯、普遍的伦理,如何区分权力与正义,以及这活动所展现的一个人的选择和优先序列的品质。”因此,确定知识分子的行为是否符合“连贯、普遍的伦理”,是否“区分权力与正义”,他的行为是否体现出他的“选择”和“优先序列的品质”,便成为了衡量、甄别知识分子是否具备真正“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的道德要件。
    今天的年轻知识分子们面对权力的奴役、市场的考验和利益集团的诱惑,不少人已迷失了方向,成为了挣钱与媚权的奴隶。而年长一些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仍然深陷于“红色记忆”的集体性失语中难以自拔。雷海宗先生就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文化大师牟宗三于民国六十九年五月廿二日于东海大学的演讲《30年来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想些什么?》中谈到经历过文革奴役的中国知识分子时说:“老知识分子都变成白痴,一句话不能讲。平反了,仍旧不敢讲不能讲。他们也根本不想问题,就连关起门来想都做不到。这做不到不仅是被压迫得不敢去想,而更是知识分子本人不能想。……既然没有震动,就只能顺五四以来的底子来想问题。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知识分子也终不能觉悟,还是为那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假理想所迷惑住。”
    “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在1898年的法国。当时一些文人发表文章对社会现象发表评论,文章的题目就是《知识分子的宣言》。此后,知识分子在法国就是指那些对现实和传统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并且有知识的人,批判成为了知识分子直接或者间接地干预社会的责任。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有很强的认同性。批判性从此便成为了知识分子的立场。反观今天中国有知识的人们集聚在独木桥上的“公务员考试”景观,实在令人感叹!这也许就是季羡林先生们缺失批判精神所培养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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