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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促进一党专政向宪政民主转型,建立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博讯2007年1月3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悉尼科技大学 冯崇义

序言
     这本文集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第三次聚首悉尼共商国事的学术结晶。该学术讨论会论于2006年2月6-7日在悉尼科技大学举行,虽然是同道间的切磋,却也与前两次会议一样不乏唇枪舌剑的火爆场面。为便于国内学者与会,会议采用党国官方的政治用语作标题:“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其实,只要人们有基本的政治操守和道德诚信而不是故意曲学阿世,从学术的角度探讨“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大有文章可作。从制度的角度来说,当代世界的政治文明便是宪政民主,而正是宪政民主这种制度安排,使当代主流文明国家能够成功地构建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发表在这个集子里的论文,未必都是闪闪发光的精当之论,但学者们的良知与学术真诚天心可表。一得之见,冀能有助于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思想进步、知识积累和政治进程。 (博讯 boxun.com)


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是宪政民主而不是一党专政
    
     2005年2月19日,已经入承总书记大宝两年零三个月的胡锦涛在一次会议上将“和谐社会”定为奋斗目标,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从那以后,“构建和谐社会”便成为党国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更将“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主题,并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社会和谐本是古今中外人心所向的理想境界,而最近由原来信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共党魁奉为执政理念,则有特殊意义。特别是他将“民主法治”(有意区别于含混落后的“法制”概念)列为第一项内容,颇为令人鼓舞。就“典籍文明”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源远流长、高度发达。这一理念最早源于《易经》、《尚书》等原典,有过春秋战国时期对这一理念的“百家争鸣”,有过各朝各代对和平和谐的精彩论述,甚至还有过儒、佛、道长期和平共处的文化实践,“和为贵”、“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等词汇妇孺皆知。然而,就“现实文明”(文明存在的实际形态)而言,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所展现出来实态却是兵连祸接、血雨腥风、治乱循环,与说得天花乱坠的和谐理念恰成鲜明之对照。用鲁迅的话说,中国的历史“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有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2求做奴隶而不得,便哀叹“乱离人不如太平犬”;一旦“做稳了奴隶”,就高呼“稳定压倒一切”。人间何世?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高度来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困惑,我们不能不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还未找到落实和谐理念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关于和谐社会的丰富思想和知识资源还未找到真正的载体来落到实处。美好的事物不能口惠而实不至,而是要落实于实际行动、落实为实际生活。否则,仍如鲁讯从字里行间所解读出来的那样,史书上满纸都是“仁义道德”,但实际的历史却只是“吃人”。3在古代中国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之下,将等级尊卑的伦理讲到极致,便是实现彻里彻外的等级秩序、彻底泯灭人的独立个性而使人不成为人,也就是“吃人”;在党国共产主义的制度框架之下,最“高尚”的境界,也不过是将亿万斯民变成任由党国摆布的“螺丝钉”。
    
     君主专制及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都不可能真正落实和谐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孔、孟及其儒门弟子们千百年来不断召唤圣王仁君,吾国周秦以来却从未出现他们心目中的圣王仁君;老子及其道家传人们千百年来不断期盼“无为”之君,吾国周秦以来却不断产生胡作非为之君。实际上,儒道及诸子百家的学说博大精深,但都不约而同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都把希望寄托于君王之治,而无法想象无君之治。这与古希腊的先哲们探讨论辩民主制、寡头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得失利弊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存在君主们的专制权力和天朝命官们的等级特权,中国传统社会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尖锐的冲突,直到王朝崩溃从头再来。治乱之道,周而复始,留下千百年来多少忠烈之士的悲运冤魂,留下多少无可奈何的仰天长啸!
    
     “党国社会主义”(共产极权主义)以其“崇高”的理想和华美的约言曾经对亿万心灵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其制度安排却是人类专制制度的极致。正如笔者多次指出的那样,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不仅严重妨碍国家民族的进步,也使党迅速腐化。专制权力使人腐化,乃世界之通例。西方先进国家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权钱交易机会有限,有严格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又有虎视眈眈的反对党和独立的传媒,腐败丑闻仍时有所闻。中国由党国官员垄断一切权力,行政权力不受分权之制衡,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广泛地、每日每时地提供权钱交易的机会,又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司法、没有独立传媒,更有那么多关节要打点、有那么多人情要做,要党政官员们不腐败,显然是强人所难。4
    
     中国共产党顽固不化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垄断政治权力的特权,是当今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最大障碍。面对世界大潮,党国领导似乎不敢明目张胆地以“党的领导”来对抗民主和法治了,因而便施展诡辩术,说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以法治国的辩证统一”。无论是“人民当家作主” (主权在民),还是“以法治国”(Rule of Law),都与“党的领导”(一党专政)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人民当家作主”最基本的要求是将公民的授权作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因而政府只能在大选中产生,怎能容许中国共产党未经全国公民授权而实行“党的领导”?有权力并不来源于民众从而不受民众制约的“党的领导”高高在上,民众何以能够“当家作主”?“以法治国”最基本的要求是全体公民及所有社会政治团体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怎能容许部分公民天然地充当“领导”的特权?怎能容许在宪法之上和宪法之外行使无边权力的“党的领导”?任何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一清二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国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在“党的领导”(共产党一党专政)之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法治”和“人民当家作主”。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国领导以及那些拥有更高学历的幕僚,何以会如此不讲逻辑、自欺欺人、理歪气壮?
    
     环顾世界,能够真正落实和谐理念、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只有宪政民主,而不是任何形式、任何旗号的专制政治。我国古圣先贤们所向往的“和而不同”的境界,也唯有在宪政民主这种制度安排下才能实现。中国政治从“家天下”转变为“党天下”,两者都缺失宪政安排,无从构建和谐社会。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专制统治,是用暴力消灭异己而“统天下于一”,当今中国的党国极权统治同样是用暴力消灭异己而“统天下于一”,都没有学会宽容异端、尊重异己、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缺的就是与政治和思想对手妥协的“宪政精神”。宪政民主已经受到人类历史的长期、充分的检验,我国朝野上下几乎所有人现在都已经明白,中国的“政治文明”终归要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难从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土崩瓦解的大潮中看到一党专政的来日不多。如果顽固不化执意选择与历史潮流“血战到底”,除了证明自己愚不可及,就是给中华民族以及整个人类造成更多不必要的损失。明智之举是今早开放党禁,容忍反对党的生存发展。这样,中共便能够在与政治对手平等竞争以及外在力量中根治腐败获得新生。果能如此,中共在竞选中未必会是输家。而一旦在竞选中失手而成为反对党,也能得到同等的宽容,就象和平演变以后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所受到的待遇一样。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说,也只有实现了宪政民主,中国的“崛起”才不会威胁世界秩序或在国际上造成恐惧,中国才不会被视为“异类”,才会被世界主流文明国家完全接纳为文明世界的正常成员。从中国文明传播的角度说,也只有实现了宪政民主,当代世界接受中国文明的藩篱才会消弥于无形,包括和谐理念在内的古来中国那些弥足珍贵的文化,才会在整个人类大家庭中得到发扬光大。否则,任由“新儒家”或其他国人发出多么悲情的呼吁,对中国文明的传播都不会有实际效力。

中国文化不是宪政民主的障碍
    
    当初,当中国共产党人要将马列主义和党国极权统治移植到中国来的时候,曾遇到“特殊国情”论的顽强抵抗。中共当年也正是成功地驳倒了“特殊国情”论,才得以在中国得势。而今,当党国极权统治“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民主”的谎言破灭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竟然回过头去祭起中国“特殊国情”这面破旗来,显得既无聊而又无赖。所谓中国国情特殊、中国不具备实行议会民主的历史文化条件等种种说词,都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是的,议会民主最初发源于新教国家。但是,两百多年来一百多个分别是天主教、印度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其它宗教文化的国家都实现了议会民主,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早就不攻自破。
    
    现在仍很有一些读过点书的人们以“文化”和“国情”特殊来抵制宪政民主,实是匪夷所思。他们在亮出这类借口时,也往往不讲基本逻辑。一个最常见的自相矛盾之处是,为了延缓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步伐,既可以将“中国文化”捧上天堂,又可以将它贬入地狱。一谈到学习人类共同的自由民主文化时,这些人就会高呼:我们的“中国文化”比洋玩艺儿好多了,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和谐思想、天人合一,应有尽有,连外国人都说“中国文化”最好,还可以拯救“西方文明”,何必向外学习呢?但是与此同时,如果谈到在中国实行先进国家行之有效的宪政民主,这些人又会立即反过来大叫,这是“吃洋不化”、搞“全盘西化”,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人的文化落后,素质很低,只适合于专制统治,要靠专制统治来提高人民的素质之后,才能搞自由民主。吾国很多具有高学历的人士都厚颜无耻地遵从这样一种混乱不堪、胡搅蛮缠的思维和辩论逻辑,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像物种的遗传繁衍一样,专制制度有着顽强的繁衍能力,特权阶级总是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那些由江湖进入庙堂而成为“王侯将相”的人们,打下江山而将国家权力视为私物,更加重视用生命换来的特权,嗜权如命。西方世界能够成功地走出中世纪,那是人类的奇迹,是遗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异。这种变异和突破能够首先发生于西方,绝不是因为西方人有更高的“素质”,而是由于奇妙的因缘际会。中西历史差异的一个决定因素是,中国秦汉以后的王权大一统,将具有挑战性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被残酷地“消灭于萌芽状态”;西方世界则没有形成这样的大一统,世俗王权与教会权力长期分立,而且存在多个政治实体和封建主们鞭长莫及的城邦,新思想和新制度有机会得到试验、竞争和成长。正是因为有机会进行大胆试验和充分竞争,更适合于人性和人类生存的现代文明终于脱颖而出,人类才得以告别黑暗的“中世纪”。
    
    现代西方对人类文明的两个最伟大贡献,就是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两项“制度文明”,而且这两项制度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市场经济依靠“平等竞争、公平交易”的原则,使人性中“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类可以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中实现基本的公平。民主宪政通过宪法来保护包括弱者在内的所有公民权利、通过选举制度保证公民对公仆的控制、通过权力制衡来遏制权力的滥用(以权谋私),使人性中“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类在掌权时不至于为害太烈。而且,市场经济所赖以正常运行的“平等竞争、公平交易”的原则,只有民主宪政这种政治文明才能提供。依据民主国家不与民主国家打仗的历史经验,国际间的永久和平,看来也不是靠“世界政府”来实现内部的民主协商原则,而是使各国政府都变成能够奉行民主协商原则的民主政府。
    
    中共党国已将“市场经济”确定为基本国策,却象非市场经济下的专制政府那样一如既往地“与民争利”,对土地、金融等基本经济要素没有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私有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不应该私有化的国家政权(公权力)反而顽固不化地维持着以“党天下”为特征的私有化。党国领导明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却以暴力打压维权人士及公众的维权行动。实际上,这种倒行逆施,除了陈旧的治国理念作怪,在很大程度来源于部门利益驱动。“行政垄断”牟取暴利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那些具有“专政职能”的公安、国安等部门,那些具有管理职能的各种党政部门,包括具体管理中国文化市场的诸多部门如中宣部、新闻办、出版署等等都在利用手中权力在市场上疯狂地设租、寻租,以党国的名义谋取部门利益。只要“行政垄断”的制度不变,掌握实权的党政部门及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就防不胜防、无法有效治理,无论决心多大的反腐败都会沦为政治秀。
    
    那些实行君主专制和“一党专政”的国家,反对党、独立司法、独立传媒等通通缺位,支配社会生活的是专制权力的等级特权,贪污腐化便注定是不治之症,真正的市场经济也根本建立不起来。国人往往对市场经济有很大的误解,以为有市场、做买卖就是市场经济。那样的话,中国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几千年了,何待今天还来学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现代的经济制度,它的必要条件是落实自由竞争、公平交易这两大基本原则。而要落实和维护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的原则,就必须有民主宪政所提供的政治法律框架。否则,到处都是垄断和特权,特别是象中国目前的行政垄断,正常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和运作。没有正常的市场经济,资源配制和社会的分配机制都会同时被扭曲。现代社会正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来实现社会的基本公正。以国家的名义要求人民大众“大公无私”、作出牺牲,只会助长那些掌权者的特权和以权谋私,绝不是公正;无法无天地“劫富济穷”,随意剥夺公民并助长不肖之徒的不劳而获,更不是公正。
    
    那种关于西方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更有利于建立宪政民主的说法,是一种杜撰出来的神话,必须打破。显然,如果光拿中世纪的“中国文化”和中世纪的“西方文化”比较,宽容、妥协、公平等这些有利于宪政民主的文化观念,在中世纪的西方世界更为稀缺。以“不宽容”为根本特征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正是源于基督教。可以说,十七世纪以前基督教的历史,几乎就是战争和宗教迫害的历史。那时候的西方世界,宗教战争连绵不断(基督教内部的战争及对其它宗教的战争),而且不乏“斩草除根”大肆屠城的“圣战”;疯狂的宗教迫害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司空见惯,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异端人士”数以万计,包括追求纯真爱情的善男信女和布鲁诺那类因探索科学真理而触犯宗教教条的伟大科学家和思想家。反观中国的中世纪,则有儒、道、佛各大门派长期的相安无事,儒家的庙、道教的宫、佛教的寺长期以来平分秋色、共同构成神州大地的风景线。正是宪政民主这一现代西方的制度文明(政治文明)解救了基督教中所包含的宽容精神,使之得到安置和落实。而本来具有丰富的宽容思想遗产、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因为没有作出宪政民主这一合理的制度安排,反而充盈野蛮暴戾之气。
    
    苦于儒学美好理想的无法安顿,中国现代新儒家从五四时期的梁漱溟到后来飘零海外的牟中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吸纳现代的“民主和科学”来复兴儒学。他们都认为,必须实行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落实“内圣外王”政治理念。为了弥合儒家“以德治国”和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缝隙,牟中三还煞费苦心地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说,以摆脱儒家“内圣强而外王弱”的积弊。在他看来,中国未能顺利实现民主政治,从“道统”和“学统”的角度说是失诸于“过”,而不是失诸于“不及”,也就是对道德理性的的强调过了头,反而妨碍了学理与制度上的功业。因而,必须让道德良知“自我坎陷”,暂时让开一步,才能拐一个弯转来落实低一个层次的“政统”。5新儒家的先贤们未及看到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但他们仍然孜孜不倦跟随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现在一些末流不肖,打着“新儒家”的旗号,故弄玄虚以哗众取宠,居然利用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和近年来经济发展所激发的民族狂热,提出以“仁政”来抵制民主的“大国战略”,显然是妨害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祸国殃民之策。6 

专制政权向宪政民主转化只在一念之间
    
    常常听到一种议论,专制政权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绝不会放弃特权而拥抱宪政民主,专政党绝不会自愿放弃政权。这种忧虑表面看来颇有感染力,却没有实证的历史事实作依据。当今世界一百二十多个民主国家,大多数都是从专制政权转型而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苏东波”为典型标志的世界民主化浪潮方兴未艾,从苏联东欧各国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多专政党都纷纷放弃专制权力。7既然那么多专制政权都能够向宪政民主转化,中共迄未放弃专政党的特权地位,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中国宪政转型的主客观条件早已成熟,令人担忧的只是官智未开,由于当权者的昏庸顽钝而继续错失良机、推延向宪政民主转型这一利国利民之盛举。
    
    中共因固守一党专政这一落后过时的党国体制而内外交困。这一体制使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和思想信仰各方面陷入全面的综合性危机,而党国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给当权者们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找寻化解危机的因应之道。
    
     首先是不堪重负的良知压力。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许诺平等、公正、自由和民主,但一党专政与这些诺言完全背道而驰,特权专制的现实与这些诺言形成鲜明的对照。共产党要维护一党专政的政治特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撒谎,将特权说成平等、将掠夺说成公正、将奴役说成自由、将专制说成民主,在种种谎言逐步丧失道义资源。那些被自私自利的“党性”浸透了的党徒,对说谎也许已习惯成自然而不再有良心的谴责。但是,常年累月生活在人格分列的谎言之中,昧着良心讲违心话、做违心事、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对良知尚未泯灭的人们来说,这是无边无际的压抑。
    
    其次是社会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民间,一是国际社会。一党专政是一种被历史淘汰的制度,难免会腹背受敌。国内人民大众为了自己的基本权益,不断以力所能及的多种方式来抵制和消解党国的压迫,维权行动和“群肿性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自由民主斗士则对民主化的崇高事业以身相许,“三军可夺其帅而匹夫不可夺其志”,任何压迫利诱都不能完全消除他们对专制统治的抗争。从国际上说,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主流和未来。从长远角度说,他们难以容忍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一个专制大国长期挑战自由民主秩序。为了他们的长远利益与安全,都必须施加压力促使中国转变为民主国家,不管是通过“围堵”的办法还是通过“交融”(engagement)和“和平演变”的办法。长期面对这种内外交困局面的中共党徒,稍具理性,便会寻求民主化这一同时化解内外危机的因应之道。
    
     再次是生存和安全压力。一个方面是党国政权因为现代合法性的缺失而没有基本安全。因为专制统治不得人心,当权者随时担心被党国制造的“敌对势力”推翻或颠覆。另一方面是各级官员个人也缺乏起码的安全感。专制统治远离法治,总是不按规则出牌,也总是离不开特务统治。“老大哥无时无刻都在看着你”,而且政治较量中不允许体面输赢的明争、盛行你死我活的暗斗,不要说普通的体制中人,就是连党国要人也没有安全感可言,一旦失势或阴差阳错成为党国的打击对象,随时都可能沦为阶下囚,甚至于一命呜乎。正是因为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无法给人带来基本的安全感,成败荣枯多赖在天之数,死抱着那些终究要丧失的特权、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不过是鼠目寸光的下策。只有“党性”和“官性”而不再有人性,为爬升等级官阶而六亲不认,麻木到再也享受不到性情中人率性自然的人生乐趣,根本就不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而建立宪政民主的正常社会,换一种活法,在民主法治的国度下活出人的尊严,活出“真性情”,岂非更高之境界?原苏联东欧各国的广大共产党人,变制之后挫折良多,但无论如何也不愿让“共产主义复辟”,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胡锦涛、温家宝等人乃是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进入领导层,本应更为开明。他们登基柄政之初就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口号,特意树立亲民开明的形象,迅速激发了人们对“胡温新政”的期待。接着,他们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确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人道主义治国理念,并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字样写进了宪法,给人们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但是,胡温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实在乏善可陈,与江泽民时代一样停滞不前,甚至于在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以及打压维权人士等方面,比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胡温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和在人权和法治方面的倒行逆施,已逐步使那些原来对他们有所期待的人们忧心忡忡。
    
    最大的担心是他们陈旧过时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信仰。胡锦涛、温家宝诸人,与前任江泽民、朱镕基等人一样,都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本来,技术官僚由于受过严格系统的科学训练有其内在的优点,例如尊重实证的事实、讲求逻辑上的一致、对浩瀚的知识保持谦卑等等。但是,由党国党文化培养出来的技术官僚,往往为党文化所害而丧失了这些优点。“党文化”对现实世界的歪曲和对人类心灵的锢蔽,非言辞所能形容于万一。他们有可能从党国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里接纳一整套观念和结论,而不顾这些观念和结论如何违反实证事实;他们有可能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和偏见而不惜强词夺理践踏逻辑;他们有可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不愿虚心地学习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比如全人类(包括原苏联东欧)的实证事实都证明只有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中才能构建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他们却硬说只有中共一党专政才能在中国构建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比如他们明知党权至上与“以法治国”以及“人民当家作主”针锋相对,却不顾基本逻辑而胡谄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以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比如他们对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所知甚少,却狂妄地认为他们掌握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种“规律”。据说以“正统”、“谨慎”和“党性强”走红仕途的胡锦涛,几乎没看“杂书”,政治理念只有党国文献这个单一片面的信息来源。诚如此,则吾国吾民之大不幸。他在治理腐败问题时依靠提高道德修养和加强纪律制裁这些就方法而不是走法治和开放舆论自由的新路子,也体现着“极权主义知识分子”的残余思想和思维惯性。
    
    当今中共党国领导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无所作为,也许还与他们的侥幸心理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确实使很多中外人士带来幻想,以为中国可能出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例,由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将中国带进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天堂。此等幻想之不切实际,位居要职的党国中人恐怕比谁都清楚;他们对由党国体制造成的复合性深层危机,感受恐怕比局外人更深。朝野上下现今都已认识到中国发展进步的“体制性障碍”,党国当局无论是采取“将动乱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传统高压政策,还是对现存体制进行技术性修补,最多也只能应付目前困境延缓总危机的爆发,而无法化解矛盾和危机。
    
    中国向宪政民主迈出坚实的步伐,时不我待。明智的选择是打破种种自相矛盾的糊涂观念、纠正似是而非的错误偏见、超越一党专政的狭隘利益、抛弃“中国例外”的有害幻想,坚定不移向人类文明的共同方向挺进,使中华民族能够顺利地汇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平发展的世界文明主潮。守旧和革新、前进和倒退、奋发与沉沦,只在一念之间。

结论
    
    有智者将“谐”字拆开,指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人人皆有言论之自由。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最不堪忍受的是继续残害国民心智的愚民政策。党国立国以来一直以“人民政府”炫耀于世,但从来都十分恐惧人民获得充分的信息和智慧、一直以专政手段制裁和镇压人民对信息的追求。海外的印刷媒体一直通过海关严格封锁,对其它媒体的封锁也不断“与时俱进”。起初是严厉打击“偷听反动电台”、接着拆毁“鱼骨天线”禁看海外电视、演变到今天的严格过滤和封锁互联网。当全人类都在欢呼信息技术的革命并倾尽全力开发软件加速信息传播的时候,我们的党国却花费天文数字的人民血汗钱来修建“防火墙”,并豢养数以万计的思想警察和文化警察封锁人民的信息渠道,这样的政府怎样能指望人民“同心同德”地与它共同构建“和谐社会”?更令人发指的是最近以来党国封杀网站和“文字狱”愈演愈烈、众多无辜的网络作家及新闻从业人员蒙受迫害身系冤狱。以言治罪、用专政手段封杀不同意见,是党国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残余。党国以往迫害政治犯和良心犯的主要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将罪名改成了“泄露国家机密”和“颠覆政府”。掌握“国家机密”是达官贵人和特殊部门的特权,普通草民百姓哪里有“国家机密”可泄?党国当局及司法界衮衮诸公难道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遗训,封杀舆论有百害而无一益,既妨碍民众通过充分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以及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可能的共识,也使政府本身得不到充分信息和有益建言。培养和解的智慧和宽容的心态、学会与政敌(特别是党国打压出来的政敌)和解,宽容“异端”思想与人物,是党国走向宪政民主的第一步。构建“和谐社会”,请从落实现行宪法的言论自由等各种自由权利始,不知党国衮衮诸公以为然否?
    
     “和谐社会”的六条标准,头两条是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这头两条标准,既是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简而言之,没有宪政民主,也就没有和谐社会。诸多将“和谐社会”挂在嘴边的各级官吏们,却为了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党国特权,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地打击提倡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人们,残酷地打压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声音,破坏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大开“官智”、改弦更张,借宪政民主这一制度平台而使谐社会降临神州大地、中华儿女才能过上尊严幸福之日子。
    
     当今世界的先进国家,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制度平台上实现了和谐社会,而且追求强政府、强市场、强公民社会“三强并重”的动态平衡,既使国泰民安,又保持着“充满生机的张力”(creative tension)。对于这样一种境界,文明悠久而又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自当急起直追。遗憾的是,党国当局似乎还在做着“中国奇迹”的迷梦。在一党专政的共产党领导下建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就是匪夷所思的事体。因而,党国利用全体国人的发财欲望与生存智慧、全球化条件下要素全球流动的有利因素、专制政权的野蛮效率、杀鸡取卵的疯狂方法,取得常规理论所无法完全解释的经济成就,根本不足为奇,就象斯大林、希特勒等人当年的经济成就不足为奇一样。然而,由于基本制度没有理顺而不断积累起来的问题、矛盾和灾难,现在已经让党国领导焦头烂额,任其发展则迟早会给党国带来雪崩式的大崩溃,使那些短视的美梦灰飞烟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雪崩式的大崩溃没有来临之前,富有远见地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宪政民主、理顺制度。如果党国当局执迷不悟、继续以维护一党专政的现行党国体制为执政目标,中华民族的奇灾异难便在劫难逃。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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