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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必圣:走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堆
(博讯2007年1月29日 来稿)
    
    朱必圣
     (博讯 boxun.com)

    我不会从数量上去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中国的期刊发表过多少部文学作品,以及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了多少部的文学作品,这样数量上的罗列不能说明什么,一点垃圾或者成堆的垃圾性质上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多了,垃圾会变成金子,这是常识问题。垃圾这个字眼最近跟中国当代文学关联起来,至少可以表明读者和批评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总体评价,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心中的愤怒和不满。我觉得这才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说明了当今的读者对当代文学是充满期待的,而中国的作家和诗人的创作狠狠地伤害了今天的读者和评论家。从读者们的愤怒这方面,至少可以理解到中国当代作家和诗人在情感和理性上是出了轨了,他们成了当代情感和理性的异类,也可以说他们在道德和思想上背叛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他们走到了个人体验或者说个体欲望的极端,整体上损伤了文学艺术的神经,毁坏了艺术表现精神。
    文学创作是作家和诗人的个体行为,无关他人的评价。这个观念在当代作家和诗人中流行已久,他们也是以此为界,在自己的创作跟读者之间划定了一条鸿沟。现在的问题是这条鸿沟到底保护了当代作家和诗人什么?创作自由?还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道德和思想上的出轨呢?作家与诗人跟读者之间的鸿沟如果只是用来保护他们的心灵自由,这个提法令人生疑,如果他们的自由需要鸿沟保护的话,他们的心灵从来就不是自由的,因为这违背了自由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在于不受奴役,在于能够自由听从自己的良知,而不受其他声音的役使。如果我们的作家和诗人需要给自己划定一条鸿沟来阻拦其他声音的话,那他们就不是真正服从自己良知的人。服从良知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信念,这样的态度和信念是不需要任何其他措施去保护的,它应该是作家和诗人生命固然存在的艺术品质。如果你是一位正直的、富有良知的作家和诗人,即使你的作品惹恼了某一些人,他们来围攻你的住房,用石头砸烂了你家的窗玻璃,你的心灵也仍旧是平安的,你也根本不会觉得需要跟读者之间划定一条鸿沟来保护自己的良心。
    思来想去,我觉得他们需要鸿沟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的文学是不光彩的。不光彩的东西才需要掩饰,才需要遮挡。是土匪就得躲进深山老林,乘着黑夜才出来抢劫。或者是干一些不光彩的勾当的时候,他们也才需要躲藏起来,锁紧大门,拉紧厚厚的窗帘,在黑暗中行事。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如果到了也需要干勾当时才需要的黑暗的境地,那他们的创作能是光彩的吗?照此推论,我不能不想到那些需要鸿沟这样的东西来遮挡读者视线的中国当代作家和诗人已经干上了背叛的不光彩的勾当了,也就是我所说的他们在不仅在艺术上,而且是在道德和思想上出轨了。当他们把这些出了轨的文学作品呈现给读者和批评家的时候,伤害就由此开始了,这些作品狠狠地伤害了读者与批评家的情感和道德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审美,这些作品在他们的心理上、感觉上、情感上狠狠地挖了一刀,这一刀不仅断绝了他们精神、情感和艺术审美上与这些作品的关联,而且也割断原来维系于作家与诗人的艺术理想的联系。于是,这些作家和诗人成了与读者无关的局外人,不仅他们的作品不能慰藉读者的心灵,而且作贱了读者的思想和情感。这就像在一场喜庆的婚礼上,这些作家和诗人却大放哀歌;就像在一场严肃的学术活动中,突然有人脱光自己的衣服跑到台上朗诵诗歌。总之,他们专干煞风景的事,在美丽的公园突然脱掉自己的裤子,在上面拉大便。这能不叫人恶心和愤慨吗?
    文学不是隐私,需要锁大门,关窗帘等一系列的方式来阻隔读者的视线。一些作家和诗人以一系列激烈叛逆的方式来对待艺术活动和艺术创造,不仅说明他们在精神上已经失去了一个作家和诗人的应有的艺术品格,而且在行为上也背弃了大众的道德感情。比如我们的赵丽华诗人写道:“晚上想洗澡/发现/花内裤/找不到了/难道真的会/有人/收藏/我的/没来得及/洗/的/花内裤?”如果诗人只是在自己的家里寻找自己的花短裤,这种事纯粹就是个人隐私,关了大门和窗帘就可以了。可是她是在公众面前寻找起自己的花短裤,并且以此为文学游戏,这当然造成了对公众情感和艺术审美的伤害。这样的游戏引起大众的哗然是在情理之中,公众恪守的道德以及审美情感需要每个人的尊重,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必须具备这样的尊重观念和尊重态度,然后才谈得上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关怀与同情。
    前些年,我还是比较注意去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希望能够找到他们的精神轨迹。后来我中断这样的阅读,原因就是许多作家和诗人和作品已经完全丧失了艺术品格,那种只在大门里,在黑暗中的事,这些作家和诗人像苍蝇一样,逐臭而去,大倒人的口味。我只好拒绝这样的文学阅读,也拒绝任何文学批评。因为连起码的道德水准都不具备的作品,已经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属于个人放肆的文字游戏了。我不愿自己成为游戏的观看者,更不愿给这样的游戏添加任何评注。让他们玩去吧,我自有自己的孤独可享。
    我想,持我这种感受的人不在少数,大家都怀有一种寂寞和孤独的心态,漠视着中国的当代文学,看他们如何放肆,也看他们如何丢人。
     应该肯定地说,新时期文学给过我们生命激情,先锋文学的艺术实践,也曾给过我们艺术上的新发现。先锋作家和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诗人也都曾经严肃地思考过中国当代文学的命运,他们曾经十分努力能想把停滞的思想和艺术表现力能推进到我们的心灵深处,让艺术创造从我们的生命爆发出来。那时候,无论读者如何稀少,无法作家和诗人的地位如何边缘化和平民化,但他们的艺术表现激情仍然不减,他们依然故我地通过艺术创造来煽动这样的激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来传导一种现代意识中的人性感受和体验,由此思索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当代作家和诗人的这种努力不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没有赢得掌声而已。现在,中国当代文学一样没有赢得掌声,虽然一些作家赢得了高额的版税收入,但他们同时也招来了唾骂。
    清华大学哲学系一位教授谈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时,他说顾彬认为,“迄今为止,21世纪中国文学似乎面临着许多内在的问题。”而其中最大的问题,他认为是一些中国作家缺乏意志力,不能为他们的艺术忍受磨难,而是去为商业世界服务。在顾彬看来,某些中国作家似乎对文学并没有规范,或者他们的规范似乎和一些普通人的别无二致。“无规范,则无艺术;无规范,则无道德。”这也是在中国,为什么一些读者背弃了严肃文学而对流行文学趋之若鹜的原因。“近年来,顾彬对中国90年代后当代文学中迎合市场、迎合声色内欲的作家、作品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的,这在他近年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做的《21世纪中国文学状况》的报告中有充分表达。”这位顾彬就是针对当代中国某些作家的作品做出严厉批评的德国著名汉学家,他说这些作家的作品,根本不能称为文学,而是垃圾。文学垃圾一词由此而来,它刺激了中国当代许多作家的自尊,以为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谩骂。
    如果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已经干上了丧失艺术品格的文字游戏,甚至更丢份的事,招来几声谩骂也是十分正常的。当代中国的文学读者愤懑已久,没有人这样骂出声来。终于出来一位德高望重的外国汉学家,对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作家和作品骂出声来,这怎么不是一件痛快的事呢,他们放肆的文字游戏以及丢弃艺术品格甚至道德观念的创作早就应当受到严厉的斥责了。因为已经有了顾彬先生的斥责了,因此当代中国文学需要一些祝愿,美好而坚定的祝愿。
    首先,我们的作家和诗人要承认自己躯体的软弱,这种软弱使我们不能站直自己的身躯,不是弓着身子,就是弯着身子在写作,如果膝盖下面已经铺好了一块柔软的毛毯,他们肯定要双膝下跪着写了。这是写作态度的一种表现,跪着的写作态度和站着的写作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跪着写作是一种出卖自己的态度,你的面前已经站着一位主子,在他面前你完全把自己作价出卖了,你只能听从主人的吩咐,照着主子的意思写作。如此,你的作品怎能发出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喊呢,那怕发出呼吸都十分困难。那些文字苍白,那些词不达意,那些意义含糊,那些虚无空洞,那些善恶不分,那些正邪不明的文字全都出自这些跪着的文学写手们的笔下。这样的文字怎能赢得文学荣誉呢?
    其二,我们的作家和诗人要承认自己在道德上的堕落。承认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对中国作家和诗人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这样的态度,才有中国当代作家和诗人的自我认知。一个连自我认知都相当缺乏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怎么有能力去面对当今社会和时代呢?他们还怎么能够以真诚的态度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创作呢?因此,道德意识上的失败,道德观念上的真空,道德批判能力的丧失和道德理想的虚无,这些都是当代作家和诗人要进行深刻自我认知的内容。我们的诗人和作家应当认识到,把“下半身”的欲望当作突破道德界线的先锋这是背德的,也是可耻的;把物质欲望的占有当作现代社会生存的法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健康的;在公众面前寻找自己的“花内裤”也是有碍道德情感的,也是背离了道德审美情趣的;放弃道德责任,片面追求自身的利益,以获取高额版税为写作目的,这不仅是作家和诗人的道德虚无的体现,也是作家和诗人的道德自宫。在人格上,中国当代作家和诗人都需要站立起来;而在道德上,中国当代作家和诗人则需要双膝跪下,在获得道德自我认知的前提下,以顺从的态度去感知和体认良心的痛苦,以悔恨之泪洗涤良知上的尘埃,疗治良心的伤口。
    其三,我们的作家和诗人要承认自己精神上的虚无。精神在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的生命中,现在只不过是一个黑匣子,精神上的虚无已经是他们的通病。他们身染此疫而不自知,身躯软弱而良知麻木,也就是表现为骨头软而心头硬。这是核心问题,它由新时期文学延续到先锋文学和现代派诗歌,现在再延续到所谓的“80后”的作家和诗人。这种精神上的沦落一直没有得被救治,从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到先锋文学,再到所谓的“80后”,一步步往下沦落,现在是到了谷底深渊了。到了先锋作家那里,他们还能够感受到精神沦落的痛苦与黑暗;可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作家和诗人有这样的痛苦了,他们将疯狂的欲望当作生命激情,将身体的快乐当作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将过程当作终极,将自私当作关怀,将感性体验当作思想,将无理性当作自由,将黑暗当作天堂。因而,他们才如此漠视任何道德准则,同时也漠视一切艺术规则;因而,他们将欲望当作创作的第一题材,将获取利益当作创作的第一目的,将废话当经典,将恶心当审美,将虚无当永恒。
    其四,我们的作家和诗人要承认自己思想上的苍白。这一代作家和诗人几乎丧失了思想的能力,他们成了没有自己思想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价值观念是混乱的,意义意识是含糊不明的,思考是肤浅的,自我意识是模糊的,自觉意志是软弱的。他们的思想像随风摇摆的芦苇,风吹草动,脆弱无比。因而,他们很容易就成了欲望的工具,物质的奴隶和价值虚无的实践者。
    理性地面对这一系列的“承认”,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才能实现理性的自我认知,在这一认知过程中,找回已经被污染得模糊不明的自我意识,恢复思想的能力和理性的力量。这是中国当代作家和诗人走出文学垃圾堆的第一步。
    
    2007年1月26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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