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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子:双亲葬志------反右五十周年紀念
(博讯2007年1月2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我的父亲死于一九六三年舊歷的端陽节,当他正从五十年代初改朝换代之后,日子稍微好过的时候。五一年父亲在雁荡老家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地主,再加上他三、四十年代曾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任职一事,又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五二年才离老家来杭与子女同住。旧账、新账一起算,于是在五八年的政治运动中再遭下放,落户杭郊袁家浦新沙农村。随他流放的有母亲、大哥之女小枚、二姐之子小鲁。在新沙住在一个破旧的羊舍里,连农具都没有。当农民,挣口粮,日子十分艰难,又因其政治贱民身份,很受人歧视。
    
     二姐亦因右派身份下放在湖埠山区。后来,凡杭市教育界右派都集中到龙坞西湖茶场劳动,二姐遂到了龙坞。同是农村,但龙坞屬山區,有柴可烧,比新沙水乡强,为了便于照顾,二姐就将两老两小从新沙迁到龙坞居住。父亲平生欢喜山居,又能常常陪二姐上山放羊,心情比以前好多了。父亲患有高血压症,可却从没条件检查过身体,病情严重到何种地步,不得而知。六四年端陽节前一天,只说头有些晕,脖子有些僵硬。次日过节,母亲做了几个菜,让农民姐夫跑到七里路外的转塘,买了一市斤父亲最喜爱的香雪酒,合家庆祝。父亲坐在一把旧藤椅里,对面坐着母亲,然后是二姐夫妇,两个孙男孙女围坐。我和陳朗这一家当时还在兰州,未和家人团聚。父亲举杯只喝了一口酒,立即往后一靠,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中风昏迷,从此没有醒过来。父亲生于一八九八年,仙逝时为六十五岁。 (博讯 boxun.com)

    
     父亲生前有口头遗训,死后火葬。那时火葬还不普及。杭州火葬场,當時在城内鳳山门万松岭脚。五十年代初父亲刚来杭州时,他的前安徽国民党部老上司杜威先生当时正贬在火葬场当场长,父亲曾偕母亲到场参观过。父亲平生研究佛学,又见到火葬场的干净爽利,就更推崇火化。杭州的端陽节已很炎热,父亲遗体只在茅草屋中停了一天。第三日清早,由当时从皖北劳改十二年后归来的大哥和大哥友人冯皇玉一起,用木板车拉着父亲遗体,步行二十多华里,翻越牛方岭,再过六和塔、九溪,到鳳山门火葬场火化。我因路途遥远未及奔丧,同時也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因我的缺席,未能留下父亲历年所写的书法手迹,大哥将父亲所有平日書寫的字画垫于板车上,随火而化了。
    
     父亲的骨灰盒一直留在龍塢二姐的茅舍,放置於内室矮墙上。盒为木质,咖啡色,左下方刻署敬立者五名子女并孙女小枚和孙甥小鲁之名。当时家庭动荡不定,虽然母亲时常叨念父亲应该入土为安,但却是力不从心。父亲的骨灰盒多年以来一直置放在二姐家矮墙头,习以为常。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风声鹤唳,雷厉风行。兰州方面陈朗被押,接着抄家。杭州方面二姐家、二哥家、大哥处均被斗、被押、抄家,母亲是“地主婆”,勒令其离杭遣送原籍。杭州方面发给我电报,让我急速南返,领取两个孩子。在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我得到兰州友人洪曙光的帮助,到某中学任代课教师,母亲与二姐为支持我,分别为我带领大幼与二幼,才於上年送往杭州,好景苦短。收到急电后,我当即告别在押的陈朗,连一盆浸湿的衣服也来不及清洗,带着只有二岁的三幼,立即乘火车南返,转辗西安、上海回到杭州。在城中的二哥家已被封门,母亲暂避在乡间二姐家。我下车后,先到浙江美院教师,陈朗老友王伯敏家暂憩,想打听二哥情况。王伯敏见我们到来,非常害怕,明显的不欢迎。他让我坐在楼上,拉上窗帘,不使人看见。三幼有如《聊斋》中婴宁的善笑,她凡大笑,王伯敏夫妇就十分忧虑。他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周昌谷的妹妹,四邻都认识我,在这非常时期到来,最受人猜忌。既然如此,我起身告辞。但是王说,我不能提箱提包出门,怕别人看見误会他家转移什么,会立即上门抄家的。于是我只得留下了所攜箱子,单帶着三幼转赴龙坞。在转塘下汽车,要步行七里路,中途我遇到了两位西湖茶场的知识青年,他俩是外出拉饲料回场的,就帮助我载了三幼一段路。凑巧的是其中的一位知青,后来成了我侄女小枚的丈夫。二姐的茅舍在龙门岭牛山余脉太平山脚。当我远远见到孤零的茅舍,想到落魄在其中的老母、二姐和几个孩子时,先是饮泣,泪流满面,继之号啕大哭起来。这一次回南方,与母亲、二姐、孩子们盘桓到次年夏天。那时文革已发生派性纷争,武斗频仍,放松了对历史有“问题”人们的穷追,陈朗又被暂时释放,我才得回兰州。
    
     那次回到龙坞草舍,未见有矮墙上父亲的骨灰盒,二姐吞吐似有难言之隐。母亲转告说,前时抄家、批斗,因父亲是地主、反革命份子,骨灰盒上有子女、孙辈名字,怕被見罪,认为与反革命、地主划不清界线,不得已,已草草埋入土中了。骨灰盒即埋在二姐舍前左侧的菜园东北角韭菜地下面。我去踏勘了一下,东北角泥墙外就是猪舍,又潮又臭,韭菜地也得施肥,骨灰盒埋在这里,覺得欠妥。我责怪二姐,院子里有枣树、梨树、无花果树,哪棵树下不能埋,为什么一定要埋在那边?但二姐有精神病,又胆怯、怕事,怪她無益。她当然更不敢埋到后山上,那是公家山地,会有“破坏”山林罪。因此,在这时我就立下了今后要独自承担葬父的心愿,等待时机。
    
     一九七二年,我的户口几经周折,终于从西北落实在杭郊转塘,较前稳定。一日,我到离转塘三里路的方家畈一个老农民家闲坐。这个农民于四十年代自隔江萧山县迁来,此时他正与方家畈生产大队负责人商量,拟迁其父母坟到方家畈附近的象山之上。我立刻想到为父亲迁葬。于是通过老农轉与生产队协商,生产队最终同意,但必须出钱向他们私下买地。当时陈朗的弟弟陈诒在新疆石河子中学任教。他寄来六十元钱给我,在當時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说是为孩子添棉衣缴学费用的。我即以此款全额用作营墓。经过几天的议商,將父骨迁埋於老农母亲之墓旁,由生产队出六个劳力,以一夜之工,掘土深埋,再於上垒土成冢。为避人眼目,並拟一年以后再立墓碑。所谓六个劳力,其实即是生产大队六个负责人、共产党员。这笔钱,一般农民也是挣不到手的。选定在一个月夜建墓。我于上半夜到二姐处,由农民姐夫在菜园中挖出父亲骨灰盒。我见姐夫浅浅一锄下去,即触到木盒,埋得如此之浅!我用一条被单立即包好刨出的骨灰盒,抱在怀中。姐夫送我回到方家畈。一路之上凡过沟坎、溪流,我都轻声对父亲说:“走好,我带您到干净去处。”時近中夜,老农带着骨灰盒与六人同时进山,我则等候在老农家里,以待天明进山察看。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想到自五十年代以来,我全家所遭苛政,可是今夜六个共产党員将汗流浃背为我的地主父亲掘墓,我将居高临下地向他们发下六十元掘墓钱。我感到为父亲报仇的痛快!毛泽东不是为我们注释过了吗?“一切行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黎明时分,老农与这六个私自拿公家地换钱的共产黨人回来了,他们向我献殷勤,描述土掘得如何深,墓地风水如何好!除了六十元以外,他们另向我要了五元钱的酒费。我立即全数慷慨赐与。
    
     一夜無眠,在老农家吃了早饭,他又陪我上山去观察我父新墓地。象山是钱塘江边西来嘎然而止的十座山峰之一,只有龙山山脉伏钱塘江而过,在萧山又起,也称龙山。此象山西南临江,方家畈在象山背面东北向脚下,离山约三华里。我父之墓即在象山东北坡上。當我与老农缓步上山時,旭日的光辉正落在我父新坟之上,新翻掘的山土为赤红色,我以为吉祥。事前,我即已准备了许多纸钱,此时我于父亲墓旁焚化,祝祷山上新老诸鬼善待我父。我再在周围踏勘来年矗立墓碑之方位……
    
     下山之后,我直奔杭城,我要将这个可喜的讯息,带给老母,让她高兴,因为按古制,夫妇一定要合葬,那么这个优美的去处,也将是母亲的生圹,今後的埋身之地。感于父亲骨灰的遭遇,母亲不是经常叹息死无葬身之地吗?
    
     母亲与二哥同住,我正在厨房与母亲谈论这件事,母亲决定于次日与我同到象山观看父亲墓地。这时,我见到农民姐夫从二哥楼上下来,见到我,讪讪地走了。他头天还在菜园里与我一起挖骨灰盒,我还嘱咐他保密,他是什么时候赶进城来的,他来干什么?不一会,二哥从楼上下來,满脸怒容,他已得到情报了。他立即对我横加指责,他说政府不提倡破坏山林做坟,为地主做坟要贻害家人。他又说,父亲是大家的父亲,我无权独自营墓……。我辩解说,我之所以不让大家知道,是取“不知者无罪”之意,我则“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哥发怒。母亲悄悄的对我说,让我次日返乡,她自己将于三、四日后到象山看墓。
    
     次日,我辞母返乡。在转塘下车时,见路旁田埂边,站着我的农民乾爹方炳森老人、方家畈老农、二姐,还有拉着大板车的农民姐夫。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方家畈老农见了我,连说“对不起”。原来,姐夫在城裡向二哥告狀,回乡后,与二姐在次日凌晨即到方家畈老农处,要求指示我父葬处,未等我从城内回乡,他们挖回了父亲的骨灰盒!但是我要在象山葬父,二姐是同意的,怎么现在又变了卦?干爹说,即使是地主、反革命,骨灰入土总是应该的,都做了坟了,还挖回干什么?二姐申辩说,這是件大事,她要告知昌谷二弟,現知道因为此事要祸及二弟,可能还要祸及她的儿子,她要保护他们……。就这样,父亲在象山上只住了两夜,还未及与新老诸鬼叙谈哩!又回到二姐家中。二姐此时精神又开始不正常,她把父亲骨殖拿到门前溪里洗涤一番,再在院子里曝晒,然后将骨殖放回那隻几经掩埋挖掘得破旧的骨灰盒里,又重新放回室内矮墙上。后来,二姐对我说,她舍不得父亲离开她家,她舍不得父亲一个人在陌生的荒山上,挖回来才觉得安心!二姐脆弱的感情、柔弱的身体,听了她的这番话,我不但不怪她,反而觉得自己不能体察她的内心而内疚了。
    
     但是母亲一直不原谅二姐,对她挖坟之举时有怨言。于是二姐立志,待时局稍稍稳定后,要在所住后山为父亲做墓。大约在一九七四年,二姐在她家后山太平山东南麓,经得大队同意,为父亲做了一个简单的墓穴。以水泥砌成,放入骨灰盒后,再覆以水泥板,掩土,上植一棵柏树,以为标志,说是等母亲仙逝后,再合葬营墓。
    
     母亲时常住在二姐家,只要我到乡间,母亲就要柱上拐棍,与我同去看父亲,我们看着那棵柏树,一点点成长。母亲比父亲多活了二十五年。
    我在一九七二年分配到留下供销社代销店工作。在一九七六年岁末,留下公社又召开“年终对敌斗争大会”,又把我这个过时的右派也押上台凑数。这次对我的批斗内容,竟是为父营墓一事。历数我为地主、反革命父亲做墓种种罪状,编造说我在象山上埋父不到两天,因为听说不远处是解放军练靶场,我怕惊动了父亲鬼魂,即又挖迁云云,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但却没提二姐挖坟等情节。我至今不明白是谁向留下公社揭发这一件事的。后来我到转塘,据干爹说,留下公社方面曾派人向他了解我的反动言行。干爹却文不对题的向他们建议说:“供销社可以把金元宝交给素子管理,最可放心。”他们又曾到我原住破草舍旧房东水安处调查。水安说:“什么反动不反动,她穷得要命,连一个月两元钱的房费也付不起,把这个闹钟送了我,哈哈……。”难道是方家畈老农对我们这种“狐扒狐埋”的蹊跷行径不能理解,因此气愤而渲泄,而有心人却拿来做了材料?
    
     我母亲于一九八八年四月裡骨折,此时我已落实在杂志社工作,经常出差。母亲行动不便,捱到夏季,杭城炎热,遂移母至乡间与二姐同住,二姐亦早于八零年得落实政策,并于龙坞中学办了退休手续,正好在家作老莱子之娱亲。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我在城里接到电话,说母亲病已三日,不食、昏迷。三日前我正在乡间陪母亲,还为她洗了头哩!我仍想为母亲医治,希望她能康复。我先在浙江第二医院通过熟人订了病房,一面租车到龙坞接母亲来住院,不料此次母亲竟一病不起,与世长辭。吾母住院共二十七日,于九月十六日凌晨二时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吾母病中,我得以亲侍,并记有《病母记》,凡入院、治疗、用药、病情、反复、探视人等均有记录。于九月十七日在龙驹坞火葬场火化。告别会有来宾数十人,有已故之二哥同事好友,我的同事好友,及部份亲属。此时陈朗也在杭,抱病出院,乃与昌米、琼芬夫妇一起参与筹办葬礼。在吾母亡故前一周,乡间外甥小鲁忽来电话,说二姐于水库沉水而死!祸不单行!我匆忙赶至乡间,只见二姐裹着白布,躺在中间门板上。我无论如 何没有勇气揭开白布看望二姐的面容,我愿在心目中永远留着二姐生前善良、端庄的面貌。母亲还在抢救中,我恍惚中返回城中。我未及分身,参加二姐葬礼,从接母亲住院时见过她后,始终未能再见二姐一面。所幸者,吾母至寿终,并不知二姐亡故的讯息。二姐精神一直处于患病状态,人们都说她是失足落水而死的,但我总觉得,她是无法承担离开母亲的悲痛而自沉的。
    
     吾母既亡,我暂且寄存其骨灰于火葬场精舍,开始籌劃为双亲经营适当墓园。原先我想埋葬杭州南山公墓,但公墓坟冢垒垒,盈尺之地甚显局促。至於墓葬形制,我最欢喜岳飞墓,圆形、露顶,上长青草。我想为父母做个青冢,再前立三片弧形墓碑。我请杭大图书馆吾师采翁撰写父母墓表。全文如下:
    
     先生姓周氏,讳光裕,字云平,自署庸平,以字行,乐清大荆镇人。父莲波公,以儿科医家济世。长兄六介,同盟会并光复会会员,以攻克南京有功,授杭州知事,有政绩。先生颖悟过人,于书无所不览,喜为诗画,工书多艺事。书得力于元魏《马鸣寺碑》。中岁为家计,常就业于外。曾任雁山中学教务长,一九四七年前后任雁山管理处主任。夫人姓黄,讳秀兰,雁山西谷上圆人,家贫,转徙至道松洞。时莲波公因建造大龙湫观瀑亭,见其敏慧,抚之若己女。年十六,命与先生结缡,自是内主中馈,外操家政,卓著劬劳。先生客游于外,子女以养以教,悉得仰给,遐迩称之。先生有男二,次昌谷,驰誉丹青,为名教授。女三,季素子最贤,双亲饰终,窀穸力任肩系,克尽孝道。昌谷不禄,今以其遗作五帧捐赠雁山管理局,得该局之助,卜穴于道松洞之左,遂素愿也。先生曾著《雁山志》,稿佚。《杜甫秋兴八首注》谋剞劂中。先生卒于一九六三年,享寿六十有五。夫人卒于一九八九年,享寿八十有九。素子持行述,乞表其墓。布衣可以傲公侯,永嘉四灵之俦,爰述懿德,昭告来者 。
    
     “表”是对公侯将相的旌表,正如先生所言,布衣可以傲公侯,是为 “ 表”。乃请杭州書法家王京盙題額,杭州圖書館古籍部徐济谦老先生以张黑女体写題額與表文,並请陈朗友人金尚义之弟、上虞金尚武先生镌刻于江西产黑石之上。两碑石高约五十公分,合并宽约一百廿公分。金先生镌刻期间,大女婿维健数度赴上虞察看。墓碑等俱成,墓地最终择于老家雁荡名胜区,只是具体地点未定。我致信武夷山陈建霖,询问墓葬形制诸事。建霖回函说,越简单越好,可埋于地下,上矗巨石一块,刻上某某葬于此即可,不必造墓立碑。建霖的思路使我茅塞顿开。我决定在岩壁上凿洞藏盒,像杭州西冷印社李叔同的“印藏”一样。又不伤山中一草一木。原制之墓碑、墓表,可嵌于崖壁上,与摩崖刻石相似,可与名山共存。自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一年,我三至雁荡,与当时雁山风景管理局局长吴良志商谈,承他慨然允诺。我哥周昌谷,为海内名画家,我向管理局赠送我哥书画五帧,价值数十万元,以为酬谢,又可作为雁山今后建造周昌谷纪念馆的基本藏品。为此,雁山管理局发给我荣誉证书。上寫:
    
     周素子女士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向我局捐贈周昌谷書畫五幀,對此高度愛國精神,我局深感可貴。特發此証,以示榮譽。溫州市雁蕩山風景區管理局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我趁参加在雁荡召开之第三届旅游文学会之机,准备择地为双亲营墓。我先于十月间在龍駒塢火葬场取出母亲骨灰盒,并在火葬场为父亲新购骨灰盒,与维健同学水金同驱车至龙坞取父骨殖。由外甥小鲁挖掘,我则双膝跪地,以红绸包裹我父骨殖,连穴底泥土碎骨统统捧入,装入新盒之内,捧回與母親骨灰盒,燃香同供于见仁里新居厅中。
    
     十八日,為會議前一日,我捧父母骨灰盒及昌谷画,先抵新昌读者竺岳兵家,寄宿一夜。因竺岳兵先期已承答由他运墓碑至雁荡。十九日,我携骨灰盒赴雁荡,竺岳兵则至上虞运碑。當時交通不便,一日换车四次,方夜住雁荡宾馆。雁山管理局副局长谢军来訪谈。谢军深谙雁荡山水,他建议我择地二灵之间之游丝峰壁。雁荡方圆四百五十公里,计有灵岩、灵峰、仙桥、羊角洞、大龙湫、显圣门六大景区,以灵岩、灵峰为中心,而游丝峰与铁城嶂对垒,处于二灵之间,乃中心之中心,最是闹中取静处。廿二日,我兄昌米,义兄显正,及局长吴良志本人均来帮我择选具体凿壁处。我们选出一处向阳、高燥、避雨的崖壁。由朱小立请得石匠,搭架凿壁。夜间墓碑自上虞运抵,遂按凿穴大小再次切割。《雁荡山志》办公室袁良安先生即来拓制碑文。半月之后,墓成。
    
     吾双亲平生坎坷,終乃魂归故里,葬于雁山名胜,死而有知,当相慰于九泉之下!此墓已成雁山胜景,时时有人访谒,我本欲于崖壁下修路、置石桌、石凳供人休憩,但身在奥克兰,此愿未知何日可爽!
     我有诗记归葬之举。
     为双亲归骨雁荡
    梦里家山百二峰。别来也识旧行踪。
    壁间题刻寻应在(注一),襟上啼痕积几重。
    曾昔谁欣为雁主(注二),于今自喜得云从。
    吟魂若问归何著,不是灵岩即道松(注三)。
    
    注一:东石梁洞有我父题刻。
    注二:四十年代我父曾任雁山管理处主任。
    注三:我母出阁前住道松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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