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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二零零七:新年试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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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1月22日)
    
    【新世纪特稿2007年1月11日】
     (博讯 boxun.com)

    大雪纷飞中迎来2007年。
    
      整整五十年前,1957年《中国青年报》的新年社论,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出的点子: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历数1927、1937、1947中国历史的进程,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1957,号召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篇社论对当时一心跟着共产党想要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读者,带来欢欣鼓舞的力量。
    
    然而,不但数以千百万计的读者,而且社论的执笔者,连同创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没有想到,在刚刚迎来的这一年,毛泽东以他后来自解的“阳谋”,实施了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转变,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所谓头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至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动)教(养)”,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数超过五六十万,涉及亲属面达数百万。当时的党内文件和公开宣传,还有后来若干年的历史教科书,都称这一次运动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获得了伟大胜利,云云。
    
    早在1947年秋的内战中,中共转入反攻不久,毛泽东11月30日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就曾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所有政党,除中共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也就是巩固列宁所指的“不与别人分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当时,该是出于某种实际的考虑,斯大林以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非共产党,否决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不过,毛泽东终于在十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达到了把原先的民主党派彻底驯化的目的。
    
    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派斗争其实也并非突如其来。1949年后,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所有场合强调和实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再教育,配合对外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高校和各级机关团体学校,发动与“审干”相结合的“忠诚老实学习”(很像美国麦卡锡搞的“忠诚宣誓”),认定知识分子群在阶级出身、本人成份(经济)、学历职业(文化)、党派归属(政治)、社会关系(国内外亲友的家产和政治面目)种种原罪,做“包下来”以后的第一次筛选,也便于在追查、批判和组织处理后控制使用。不是呼唤“为国(国家,民族,社会)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揽“为我(共产党和毛泽东)所用”的奴才(彭真1958年公然号召“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据说此语首发权属刘少奇;这实际上从对党内扩大为对全民的要求),不肯驯服为奴的,即使贤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有机会就打下去。有些人才能够在夹缝中存活下来,并有所作为,是靠一些良知未泯、人性未泯乃至常识未泯的干部的保护,这些干部在历次运动中难免都蒙“右倾”之名,有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就也被打成右派,扫数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而在1957年,则是在不断“反对右倾”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战果的。
    
    中共有关决议认定毛泽东晚年的左倾路线乃自1957年始。当年确是他踌躇满志之时。其实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他抛掉四年前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抛掉他曾信誓旦旦的关于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承诺,同年底就公布“(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初即已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通过敲锣打鼓的“高级(农业合作)化”,把土改后农民所有的土地收归“公”有,把个体手工业者的作坊、担子收归“公”有,通过敲锣打鼓的“公私合营”,把工商业者的工厂企业收归“合营”,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剥夺,不费一兵一卒,不战而胜,而不但被剥夺者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们不但像已打倒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一样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而且还到处发出一片感恩戴德的颂圣之声。于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阵地没有攻克,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盘踞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思想各界了。毛泽东把他们即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他视为他们能够影响的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看作威胁其政权的敌对势力,是一旦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入侵时“里通外国”的内应,更是当前可能呼应“波匈事件”,利用国内党政干部的官僚主义等缺点错误“闹事”危及政权的主导力量。因此,必须防患于未然,“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为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要让党政干部“整风”,整掉一些容易授人以柄的缺点错误,增长执政和应变能力,就不怕工农群众“打扁担”,更不怕“秀才造反”,另一方面,则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欲抑先扬,利用知识分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误读,突出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之计:这些批评意见可能锻炼基层干部党员,一也,如果矛头向上,哪怕指向高层,也可敲打他的同僚(后来针对毛本人的意见出来,这才打住,并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言),二也;而在“鸣放”期间,鼓动群众“畅所欲言”,以期把隐患引发出来,造成分隔在不同单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三也。毛泽东运筹帷幄,重点在第三的这一预防性战役大获全胜,促成这一局面的,自然也有前两项中的各级干部,他们乐得因势利导,让上了钩提意见的群众承担全部灾难性后果。这一次毛泽东“发动群众”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所谓的章罗同盟实指民主同盟),而未竟之功就有待于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了。
    
    这一套形同诱捕的战略战术,在毛泽东是驾轻就熟的。1940年代在延安“整风”“审干(包括“抢救失足者”)”当中,就这么干过。而制造恐怖气氛,利用群众的恐惧和从众心理,围剿猎物,则在1955年的反胡风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再试验成功。于是在1957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规模,上自全国人大和政协会场,下至穷乡僻壤的民办小学,都以“群众运动”方式“揪”出右派分子来。而所有这些施为,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且不说当时几乎无法可依),“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以党治国原则(对基层党组织或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党,基层有权处置),到处可见以批判斗争会甚至是“帮助会”形式出现的“私设公堂”,“逼,供,信”成为通例,“隔离反省”,勒令“检查交代”,则是以办公室或宿舍替代公检法部门的看守所、预审处了。
    
    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分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一年多前周恩来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条件做出某些许诺,其后也有部分付诸实现,但不到一年后就遭到毛泽东指责,说对知识分子不敢讲改造了,就是说“右”了。周恩来和决策层中有识之士包括一些高级将帅,看待知识分子,也是从使人尽其才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出发,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也许还不无惺惺相惜之意,但他们不能违拗毛的意志。于是出现了全党动员对付知识分子的局面,不但反右派斗争后期后不得按过去运动常规搞一下“甄别”,而且在处理右派分子时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办法加强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慑,并发明“劳动教养”新规,将半数左右的落难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监禁劳改,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泽东在一派得胜还朝的气氛中,“乘风破浪”,把这一大兵团作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施之于经济生产生活领域,发动破坏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包括所谓大炼钢铁,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国普遍的大饥荒和生活资料严重匮乏,导致两三千万至三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是在至今没有正式公布数据情况下的保守估计)。
    
    1962年初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作了一次承担责任的简单表态,随后在同年夏秋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以重提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发动反击,为三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伏线铺垫,就不必多说了。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此前后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革结束后,有过力求取信于民,争取民族和解的意愿,虽然这在决策意识中更多地是为了重新取得执政合法性基础,但并不排除许多经过文革灾难有所反省的干部,突破了这一狭隘功利性的边界,是在为恢复历史的真相,并在实践中追求并检验真理的天真愿望。胡耀邦就属于这样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觉悟到历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产党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对于他们来说,我是后来者。同样经历了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论觉悟我也是“后觉者”。我在1982年初的一篇《代自传》中,才写了这样一段话:“谈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斗争扩大化’,难道能够只是戚戚于个人的遭遇,而不扪心自问:对于当时已肇其端的,不仅给首当其冲的几十万‘右派分子’,而且给五百万知识分子、亿万劳动群众、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深重的痛苦与危害的左倾灾难,作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我就没有一份应该承担的责任吗?”
    
    这篇东西在《文学报》发表的当时,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谁要你承担这份责任?你承担得起吗?一个普通党员,又沦于右派深渊的边缘,不用说你不了解必要的资讯,也没有必要的觉悟,就是你想建言,谁听你的?在党内没有民主的情况下,你若真有所见,发为议论,那不是更要增添你的右派罪行吗?你承担哪家的责任!是不是把自己放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上了?
    
    这无异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没有听到谁应该承担历史责任,耳边只有所谓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老生常谈,文革也渐成讳莫如深的禁区。一直到世纪末,杨宪益夫人、英籍翻译家戴乃迭逝世时,杨宪益之妹杨敏如教授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到了戴乃迭文革期间的牢狱之灾和丧子之痛,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要替我的国家向你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里我忍不住两行老泪。这句话是应该由杨敏如来说的吗?我虽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冲击,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声的中国共产党,向所有1949年后的无辜死难者说一声“对不起”!?但我深知,没有哪一级党组织授权,让我来履行这一个道歉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我这不又是没有“摆好自己位置”的严重越权吗。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对于受迫害的死者和他们的亲人后代,这有什么意义?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份量?
    
    前不久报道了北京法院的一个判例,即某富人雇凶杀人已处死刑。他生前欠款数百万元的债务,经债权人起诉其遗属后,法院判决,既然死刑犯的妻子和儿子继承了他的遗产,依法就应该继承他的“遗债”,其生前所欠由他的遗产继承者偿还。在这里,情理法也是统一的。
    
    根据这一常识以下的原则,其普遍的适用性不言而喻。国民党在1947年在台湾制造了“二二八”事件,欠下台湾人民一笔血债。半个世纪之后,台湾当局为那次事件有关的死难者平反昭雪,发放了抚恤金。已经在野的国民党负责人马英九也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和道歉。这表明了台湾政权的延续性,其执事者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选择,至少他们懂得如鲁迅所说“背上的死尸”有多么沉,更不愿再为千古骂名的前人背黑锅,且避免以赖账者的形象面世,总之这是应该得到肯定评价的。
    
    这是海峡那边的事情。在海峡这边,如上所述,即以毛泽东当政的1949至1976这个时段来说,对中国人民首先是大陆人民也欠了债,数额的大小和时限的长短都是不容忽视的。
    
    刘少奇是为毛泽东树立个人权威,推行极左路线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了1962年初,面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死成千万人的惨酷局面,他开始惧怕历史的谴责,对毛说:“饿死人是要上书的。”而毛则行若无事,他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刘少奇并因这一碰撞而失宠。
    
    毛泽东在回顾平生时,把他亲自发动的文革,跟夺取全国政权并列为自己的不朽贡献。他在反右派前后著作和讲话的文字定稿,大部都已收入“毛选”第五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有关言论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这都有待历史的检验和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这里,长期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宣布“彻底否定文革”之后,“为尊者讳”,文革以至反右派等历史事件,全都变成所谓敏感问题不许重提了。据说新闻出版方面的禁令三令五申,连文化学术界提出“如果鲁迅活着”的话题,都被有关部门指为挑拨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而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不但在九十年代的巴金书中开了天窗,到新世纪巴金身后的悼念文字里,依然遭到删除和封杀。可见,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包括文革时期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的思路和操作经验,是何等积重难返。
    
    这就是说,曾经对人民欠债的历史,连同当时的若干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绝如缕地影响到今天。这里固然有人的意志的因素,但不能不看到体制一经由一代以至两代人确立以后,它就会在惯性的轨道上运行不止,直到渗透于体制中人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
    
    就如毛泽东,他以申韩为师,至少是在权术层面取法历代帝王,于现代则以《联共党史》为必读教材,承认自己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他不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要在专政架构下做他自称“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自己在1950年的“五一”口号中添加了“毛泽东万岁”,他欣然接受胡乔木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个定语歌颂中国共产党,因为歌颂党就是歌颂他。由于完全没有监督和制衡机制,他自命绝对正确,一贯正确,谁有一点疑似不同意见的表示,谁就是反对他。他甚至不能容忍多年战友的苦苦“诤谏”,这还侈谈什么党内民主,更谈什么人民民主?他不可能实行他所号召的“自我批评”,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他一意孤行,不让人讲话,听不得批评,更绝不认错。因此只能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让别人甚至是批评他的人去作他的错误的替罪羊。他只能在积欠人民的旧债上加上新债,而他从不会有任何欠债感。他在饿殍满地的大饥荒时没有欠债感,他在全国大折腾民不聊生时没有欠债感,相反的,他认定自己是革命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领导全国“从胜利走向胜利”,执政后又给亿万人民恩赐了“莺歌燕舞”,理应接受全民的膜拜。“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党内党外,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他是唯一的核心,至尊至上。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赔的要求。据说他们写给各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没有得到答复,这是本来可以预见的。所谓索赔,主要指当年扣发的工资,还有“改正”后安排不当以致晚年生活困难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说都是应该及时解决的。但为什么说一时不会有像样的结果呢?因为这一索赔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需要偿还的是经济债,更是政治债。而毛泽东时代以来,众所周知的政治债,决不限于反右一案,在这之前,在这之后,积欠太多太多。现在的问题所在,不系于国库的支付能力,而系于当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上的负面经验,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由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是绕不开,躲不过,二是事不宜迟,早搞比晚搞代价小)达到清醒的共识,才谈得到实事求是地负责任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好不容易发韧的对历史的再认识,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使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一努力不幸中断,如今要重新启动,却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过的《庐山会议真相》(李锐著),据闻在新世纪竟登上了禁印的书目,一本书的遭遇传达了不止是一本书的信息。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都不能违抗自然规律而必然老去,但历史债会因当事人和见证人的逐渐消逝而一笔钩销么?
    
    如果对历史的认识不能与时俱进,那就不可能有历史的进步。由于种种局限而不能从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维和实践,那就不但不能清理旧债,搞不好还要欠下新债。从1980年邓小平做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许诺,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一而再地失去机遇,一而再地推迟延期,应该看到,历史留下的时限已经不多了。
    
    
    
                         2007年1月1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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