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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子:我女求學記
(博讯2007年1月19日)
反右五十周年紀念

    
     大幼應該上小學的時候,我們正在蘭州。那時西北的小學教育質量比起滬杭一帶差多了,對於上學的年齡要求也鬆多了。大幼生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了六六年夏的文革初期,快滿七歲了,不管我所處的環境如何惡劣,我應該送她去上學。大幼小時身體很弱,那個離我們最近的小學要穿過中山路,再走一段路,她一個人走我不放心,就讓二幼陪她一起上學。但二幼才四歲多,離上學年齡遠著呢,不料跟老師一說,竟同意了。我為她們準備了鉛筆盒等學習用品,還買了兩把黃色竹柄油布傘,背上書包,真有點“小呀麼小兒郎,背著書包上學堂”的軒昂氣勢。但是好景不長,她們只上了幾個月的課,就輟學在家了。蘭州的冬天來得很早,氣溫在零下若干度,教室裡是生鐵爐子取暖的,每日早晨打開封火,室內還是很冷,有時火滅了,老師讓孩子們自己生火,滿室嗆煙。二幼等遲到過兩回,老師就讓她倆站在室外凍著。她倆書包裡的學習用品,沒有多少日子也都不翼而飛了。我為二幼買的鐵制鉛筆刨子第一天就不知去向。幾天以後,二幼機智兮兮的對我說,是鄰座偷了她的,她對鄰座說要告訴老師,鄰座竟還回給她。 (博讯 boxun.com)

     隨著文革的深入,家中抄家頻仍,陳朗被押,工資扣發,家無寧日。小學老師們也成天寫大字報,為“最高指示”上街遊行。我不願孩子清晨出門受凍,何況也學不到什麼東西,就毅然決定讓她們輟學在家,由我自己教她們語文、算術。小學一、二年級的課本她們都是在家自學的,但是斷斷續續極不正規。在革命形勢嚴峻時,我也沒有心思教育她們。隨著文革的深入、擴大,日子越發艱難,有一度我們被封門、追逐,我們只能逃到省衛戍司令部,在零下十幾度的嚴寒中睡在會客室的冷板凳上,為了免遭毆打。後來我又隨袁煒一家以撿破爛、糊鞋幫為生,我的孩子們隨著我流離,放棄了學習。一九六九年早春,我們被迫離開城市,長途跋涉到了陝西富平白村。白村沒有小學,連紙筆都難見到,孩子們吃不飽穿不暖,衣衫爛褸,和小乞丐差不多,已經顧不上受教育了。隨後又輾轉離開富平,經上海回到杭州。我二姐也是右派,下放在杭郊龍塢公社務農,我們暫時安頓在她的茅屋裡。已經到了一九七零年冬天了,孩子們的學習確實耽誤得太久了,想在城裡找一所好些的學校,彌補一下輟學的損失。但我們在城裡沒有住處,近親中只有我二哥周昌谷住在湧金門韶華巷。二哥是浙江美術學院國畫系教授,就為了在一九五五年他的繪畫得過一枚世界金質獎,文革中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否則,按他的年齡只有三十多歲,還沒有資格當權威哩。他在文革中被關押,批鬥,剃了陰陽頭。他本來膽小,已聲明與地主家庭成員劃清界限,是不敢與家人公然來往的。家人為了保護他,也不想連累他,輕易也不上他的門。母親那時還住在他家,不久母親也被下放了。那時杭州城裡上中小學都以常住戶口為依據,我們連在鄉間的戶口也沒落上,何況城市?但大幼都快十一歲了,二幼正好七足歲,想當初我還想給她們提前上學呢,真是欲速則不達了。我想試試看,我得先找到一個能接受她們的小學。我二哥所住的韶華巷在南山路上,南山路第二小學是所名牌小學。春季班報名的那天,我去了,一個班級才五十個名額,可是學區內有正式戶口的都熙熙攘攘擠著排隊,足有一、二百人。我一直等到下午,我想跟負責報名的老師說句話,了解一些情況。到最後教室裡只剩下我一個人,辦理報名的老師是個年輕體壯,粗眉大眼,但不失書卷氣的男老師,叫楊健。我們攀談起來,我誠懇如實的說明來意,當他了解了孩子們所受的波折,我們如何從蘭州輾轉陝西農村,如何回到南方,戶口未落,生活未定,但孩子在成長,已經長期失學了。我說我只希望能夠讓二幼入學,因為大幼已經遠遠超齡,何況都是沒有戶口的流浪兒童!但意想不到的是,楊健老師毅然決定錄取兩個孩子,統統入學。我既驚喜又慚愧。我推辭說,只要二幼一人入學,我已心意滿足,大幼嘛,到鄉村小學去吧!但反而是楊老師不肯了,他說大幼大了,再不加緊受教育就遲了。至於城裡有戶口的孩子們,楊老師說,他們上不了南山二小,也能上其他小學,而我的孩子,他認為他若不接受,其他學校誰接受?我們像《鏡花緣》裡君子國的人一樣,彼此謙讓得要發脾氣了。就這樣,我的兩個孩子均得以進入南山二小讀書,雖然她們過去上過學、自學過,但都不能算數,她倆都得從一年級的第一冊開始。
     有了入學機會,我們住哪兒呢?我當時還在鄉下城裡來回奔波求生。這時我得到杭州師范同學夏月霄的幫助,她為孩子們找了一個落腳點。夏月霄有一個永康同鄉,在杭城平海街有一小間陰暗潮濕、四面無窗的儲存室,於是在裡面舖一張小床給兩個孩子夜宿,早晚餐安排在東坡路居民食堂。要求她倆早晨從小倉庫出來到東坡食堂吃泡飯,然後步行兩站路到南山二小上學,中飯則帶米在學校蒸飯就餐,放學後回東坡路食堂吃晚飯,再回小倉庫睡覺。也沒有熱水,天井中有一個幾家合用的水龍頭,孩子們大概都用冷水洗腳吧!七、八歲的孩子,生活如此勞頓艱苦,身邊沒有成年人,但那時這些問題我都沒有想到過。我只覺得她們上了正規的好學校了。
     當時我母親住韶華巷與南山二小只一牆之隔,她覺得孩子如此上學太苦,也太不安全。我媽被定性為地主婆,在二哥家中沒有地位,但她還是與二嫂商量是否接納孩子住宿。結果二嫂只同意一個孩子可以入住,因此我們又重新安排。我本人當時經過努力,已經到杭郊留下一個供銷社下屬的農村代銷店謀生,每天打烊後,夜間睡在簡陋的店堂裡,孩子隨住是不便的。於是讓二幼搬入二舅處,繼續讀南山二小。大幼則送到我二姐處龍塢公社鄉間小學跳入二年級讀書。這所鄉村小學,離二姐家有兩公里山路,談不上有什麼正規教育,因為是茶葉區,一年分三個學期,而茶忙假一放就是一個月。教師也是本村的初、高中畢業生,都是不拿工資計工分的。大幼體弱多病,終於有一天在學校的土操場上跑步時摔傷了腿,從那一天開始,我即帶她在身邊了。龍塢與留下同在杭州西南部,我帶大幼從龍塢到留下,如果步行要翻過大嶺,共有十公里的路程。但大幼腿傷,我背著她繞道城裡轉車,可以少走六公里半。大幼來到我身邊之時,我也得到了一個住所,在豆腐作坊閣樓上。留下豆腐站也屬代銷店,座落在留下鎮西邊田野上與余杭縣交界處,這是個搖搖欲墜極破爛骯髒的作坊,一側有一大一小兩間樓房,供外地豆腐師傅住宿。當時住小間的阿春師傅,“解放前”討飯出身,大概是同情我吧!他對我非常仗義,據說他小時患嚴重肝炎,皮色金黃,人們給他個綽號叫“金菩薩”。那時“金菩薩”調到城內地毯廠當工人了,很多人都想佔他這間房,但他卻主動的讓給我住。阿春的討飯出身在當時非常“靠硬”,他要保護我這個右派份子,人們不敢二話。這間房約六平方米,位於搖動的樓梯邊,作坊大煙囪從房中穿出,佔去了一個角。杭州的盛夏本來很熱,再加煙囪的熱量,房內就與火爐差不多。一走樓梯,房子也跟著動,但有一面大木窗,東向。我後來在窗外屋背上種了菊花、水仙,增添了不少生氣。這個小房間是從我離開蘭州後幾年來,第一次得到的屬於我自己的小房。後來三幼轉學來此,我母被城市驅逐下鄉亦來此,二幼在寒暑假亦來此度假。這許多人住在一起,就像庫克雷尼克塞所畫的《手套》一樣,一個手套裡住了兔子、松鼠、小熊……秋天我們向農民購買幾百斤紅薯,三幼在豆腐站撿拾煤渣供全家燃料還綽綽有余,還真有點安居樂業的風味哩!只是豆腐站嘈雜,做豆腐是從後半夜開始的,七、八個工人,土機械動轉,我們的房間下面有七、八個孵豆芽的大缸,工人來回沖水,終夜不得安寧,特別是臭豆腐出缸時,惡臭無比,會將人臭醒。我的睡眠嚴重缺乏,白天倒是寧靜無比的。我本來就患有失眠症,這時又得了高血壓病。我們在豆腐房閣樓一住四年。至於我對阿春師傅的感恩之情,時刻在懷。後來,阿春在地毯廠工傷手殘,再婚後沒有地方住。當時二幼已出國,我就把二幼在城內的新房借給他住了兩年,一直等到他分配到新房。他的新夫人名叫免兒,我帶至奧克蘭的這件白毛線外套就是她為我織的。
     大幼來留下後,養腳傷,我自己為她補習功課,痊癒後她直接跳入留下小學五年級,與她的年齡也吻合了。她的班主任鄭本善老師,就像他的名字一樣善良喜樂,他也非常喜愛大幼的謙和、善良本質,為她課余補課。大幼勤奮好學,孜孜不倦,竟能跟班學習。大幼終於順利完成小學課業,其實她讀小學的實際時間不足三年,接著並升入了留下中學初中部。中學位於留下鎮東、西木塢村外。路遠,雨天泥濘,就讓她住校讀書。當時我在留下代銷店工作,雖然右派這頂帽子已經過時了,但在農村,年終有一個全公社的“對敵鬥爭大會”,也仍然需要揪上台挨批鬥,因此殃及孩子。大幼的尿盆在宿舍內成了大家公用勿說,還要她每天清晨到山邊廁所倒,大幼曾微有不願,即遭耳光;飯菜票公然被人拿去;蒸飯的盒子也被人扔到山溝裡。但她熬著還是初中畢業了。她本應該升入留下中學高中部,那時高中教育剛剛復辦,但在入學前幾天,留下中學通知我,說是高中教育是為貧下中農預備的,不培養右派子女,不得入學。這都已經到了一九七八年了,但農村公社還是那股政治空氣。不得已,我又進城找那些任職在教育界的老師同學們幫助。我找到了中學時代的生物老師周紹模,他是杭州教育界的前輩,是我終生尊敬的老師。那天我在他家吃了中飯,他帶我去見他的老友、反右時杭州教育界右派“四大金剛”之一的張學理先生。張雖曾是右派,但名望猶存,“改正”後任杭州第十一中學校長。十一中前身是教會辦的惠興女中。張學理先生得知情況後,當機立斷,接受大幼入讀該校高中,一天之內順利的解決了大幼的入學問題,真令人高興。大幼高中畢業後,又適逢大學恢復高考,大幼非常愛讀書,應該讓她繼續深造。但是,那時我剛從農村返城在機械學校任教職,家中百廢待興,兩個妹妹尚小,都須培養,家裡的貧困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校屬杭州機械局管理,所屬各工廠正在招收本系統子弟為職工。我不能放棄這個機會,希望大幼能參加工作以分擔家庭重任,讓我喘一口氣。至於升大學,只要有志,今後總有機會的。大幼非常聽話,從那年開始,到出國前,在杭州某電器廠工作了十多年。她為家庭作出了不少貢獻,她的工資除給外婆、兩個妹妹零化錢外,都上交給我,使我一下子有了兩隻腳走路的感覺,她還為家裡掙來了第一台電風扇,給夏日炎熱的閣樓增添了不少喜悅。
     二幼則在南山二小順利畢業。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們有了武林村閣樓住處,二幼即搬住此處,早晚步行到南山路上學,一趟要走三站路。南山二小畢業本該直接升入河坊街的市重點杭州第四中學,但一則沒有戶口,二則路更遠了。乃通過我杭州師范老同學張冰如丈夫陳效曾的幫助,在沒有戶口的情況下,得以進入住家附近的省重點杭州第十四中學。此校前身為教會弘道女中,是所名校。二幼在效曾庇護下讀完了初中、高中,連就讀班級的班主任老師也都經效曾擇選才入班的。二幼的學校功課我並不過問,我要求她一定要成績優良,而且我給她的課外作業不輕。每周我從鄉下回來,一定要嚴格檢查,我布置的課外學業為參加業余繪畫班(她就在這個班裡認識了少年陳維明)。每周背一首古詩、一首詞。每日一篇日記,一大張毛筆字,十張速寫。後來還增加了樂器琵琶的練習。在無人共同生活、無人督促的情況下,她基本上都能完成作業。一九七八年,二幼初中還沒畢業,她希望考入中專,早日自立,分挑我的負擔。當時浙江藝術學校舞美班招生,她便去應考,只取六個名額。在上百名考生中經過多次汰選,她錄取了,全家的高興可以想見,但高興了沒有幾天,又聽說因為政治條件及有人告狀而落空了。我怕孩子受刺激,讓她們到外地朋友家去玩了。得知確切消息那一天,天氣很熱,我非常痛苦、自責,夜晚我一個人躺在陽台的竹床上,睜著眼到天亮,淚流滿耳。清晨我寫了一封信給二幼,告訴她這個不好的消息,鼓勵她不可氣餒,一定設法繼續上高中,再好好學習,今後投考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最後一句話我寫道:“那時你回看今天,就會慶幸自己沒有考上藝校舞美班了。”這些鼓勵的話,想不到幾年之後都應驗了。
     二幼在投考藝校的過程中,我們結識了大李老師,也成為我們終生的好友。藝校舞美班主考老師大李,畢業於文革前最後一屆的中央戲劇學院舞美系,過去我們毫不相識。考試經過初試後,進入了復試,共計三天。有上百名學生應試,經過幾輪汰選,尚有數十名學生參加最後的專業考試。考試項目有素描、水彩、速寫、文藝理論、創作等等,並不比考浙江美術學院輕鬆。藝校在黃龍洞附近,為節省開支,上午乘公共汽車前去,下午考完乘公共汽車回來,中飯我給二幼兩角錢,讓她在附近買點食物充饑,接著下午再考,不必回家吃中飯。第一天考完速寫,大李老師已對二幼刮目相看了。後來大李老師對我說,二幼的速寫,美院學生也畫不出來,他自己也畫不出來。第二天中午就發生了吃飯事件:中午大李老師從食堂打飯回來,見二幼獨自坐在走廊的長椅上,她是為了省那兩角錢,這差不多是我們全家一天的菜錢。大李老師問她吃飯沒有,二幼說不餓,等下午考完試回家再吃。李老師見二幼穿一件破舊的大人草綠色外套,面有菜色,立刻明白了我們的家庭處境,他一陣心酸,就把自己這盒飯硬讓二幼吃。第三天中午,大李老師早就準備了一盒飯給二幼。考完試,大李老師到閣樓來看二幼,帶了許多紙、許多筆、許多顏料,安慰我們說,這個孩子成績很好,必取無疑。天真可愛的大李老師,他的善良,他的關懷,後來都成了人家踐踏人性的資料。二幼被錄取的名額,被人上告到教委,說是二幼舅舅通過關系,收買了大李老師,而二幼的父母都是右派份子,政治條件不夠,証據確鑿。硬說二幼考試時大李老師無微不至的照顧她,別的考生沒飯吃,他沒有管過,可是二幼的中飯他都預先買好預備著。這場官司打了許久,大李老師傷透了心。他覺得自己害了二幼,他對上級表態:許多考生都通過各種渠道走“後門”,搞“收買”,包括已經錄取的五名學生,就是二幼家沒有做這件事。所以二幼不能錄取,就沒有一個學生是合格的,他這一期的學生統統不收了,缺如了。結果這一屆真的不設舞美班,因為大李老師態度堅決,否則他將辭職。三年後,二幼於十四中高中畢業,並以優異成績考取了中央美術學院史論系。暑假二幼回杭到藝校看大李老師,大李老師帶著她在校園裡走了兩圈,逢人便介紹說,二幼考取了中央美院!她幸虧沒有進我們這個學校!大李老師請二幼吃飯,對於她的入學,比誰都高興。
     三幼小一些,有兩個姐姐許多前車之鑒,波折少得多。她先在我二姐的龍塢村校念了二年,然後到留下鎮小學念到五年級,鑒於當時杭州各小學畢業後能直接升入鄰近掛鉤中學的規定,以及大幼在農村不得念高中的教訓,我在她將讀六年級時,也通過我老同學張冰如丈夫陳效曾的幫助,在沒有杭州戶口的情況下,將她預先轉入長壽路小學讀書。在這所小學畢業後可以直接升入第十四中學,因為第十四中學有效曾幫助。她可接著讀完初、高中。三幼順利的在長壽路小學畢業,順利的升入第十四中學,她的班主任也是效曾選擇的。我布置三幼的課外作業是每天寫一大張毛筆字,她們的書法老師,是我們近鄰當代大書法家沙孟海先生。另外還學習古箏、古琴。在大幼入讀第十一中高中部,三幼入讀長壽路小學六年級後,三個孩子雖沒杭州戶口,然都同住在武林路閣樓了。我當時規定孩子們在晚飯後都不准出門,孩子們都很聽話,那時我們既沒有電視機,連收音機也沒有,平時還不准她們看閒書,我不知道她們是如何度過晚上的時間的。據房管站的小朱講,她每次來收房租,孩子們都很安靜的讀書做作業,她很感動。我和孩子們的老師都成為好友,尤其喜愛三幼班主任施建敬老師。一天三幼回家跟我說,施老師給她們講當代史,她要聽聽施老師如何講反右這段歷史。後來三幼說,施老師講得很公正,一點也不污蔑右派。這之後,我第一次去拜訪施老師,交談之後,她說她非常驚奇,她以為我應該衰老、憂鬱,沒有想到竟如此開朗,還有些奔放哩!有一天我們在路上相遇,雙方都是近視眼,我只見一位風度優雅的美麗女士迎面而來,走近了一看竟是施老師,我告訴她對她的感受。不料她也正欣賞迎面而來的這位她認為風度卓越的女士。我們兩人就站在人行道上忘情的暢懷大笑!三幼於高中畢業後,考入她心所嚮往的北京中國戲曲學院戲曲文學系,畢業那年來到奧克蘭,現在德國波恩大學繼續讀書。
     在三個孩子分別讀小學、中學時,都住在武林村閣樓上,我仍然在留下代銷店工作,一星期回家一次。她們三人自己燒飯,那時陽台的廚房還沒有搭好,煤爐放在樓梯轉彎處。她們一天只燒一鍋飯,下飯的菜是從醬園店買的醬菜或腐乳。二分錢一塊腐乳,一頓飯三個人分食一塊。休息日我從鄉下回來,會帶個魚頭或螺絲、青菜等,稍稍改善一下伙食。後來我調到何家河頭代銷店,旁邊即是花塢果園,瓜果成熟時,我可以買到次品,幾毛錢一大筐,我提回來不上閣樓就在陽台上洗凈,分堆,三個孩子圍在一起,一頓吃完,真是痛快淋漓。這恐怕是她們求學階段最愉快的事吧?
     我在《憶昔》一篇五古長詩中,曾經記述小兒女的困苦生活,現摘抄幾句以為本文之殿。
    ……三者頗自愛,挺拔而友于。長懦而性善,次聰喜作圖。輾轉使入學,城鄉自分區。城中多主義,凌辱常與俱。社會有細胞,可笑氣甚粗。見之如勿視,蠅喧而蠓吁。小女山中長,入山愛採荼。赤腳時來去,飄然颺雙鳧。拾煤盈筐筥,作燒尚有餘。莫謂年最幼,家中之元樞。惟覺此中樂,每每見軒渠。腐乳為上品,以類推禁廚。一塊作三分,味佳且相於。……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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