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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子:户口的故事
(博讯2007年1月18日)
反右五十周年紀念

(一)

     在神州大地,始自五十年代的戶口制度,決定一個人的一生。你若是城鎮戶口,你就是人上人,你不用種地,你可以吃商品糧,你就有機會獲得工作,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哪怕是個痴呆兒,也可以娶到農村的美女。若是不幸生於農村,身為農民,尤其是僻遠窮苦的農村,就注定一輩子勞作,自生自滅,伴隨著愚昧無知。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下鄉務農,取消城鎮戶口遷入農村是令人畏懼的懲罰方法。人們為了進城,演出了許許多多悲壯的故事。我出生在地主家庭,自五七年反右以來,我自身的遭遇,徘徊在城鄉之間,現在也只能約略的寫下其中的煎熬。
     自一九五七年身為學生的我被打成右派後,在福州近郊宦溪、連江等地,立即開始繁重的林場勞動,但尚是城市戶口,尚未發生質的變化。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當時我們所居住的蘭州市,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以強制手段統統“掃”入農村!是年春,陳朗已押往青海紅古農場,我和孩子的戶口,則將從蘭州市落到了陝西富平農村,成為只有從事田間勞動才能獲取口糧或是即使勞動也得不到口糧的農民。城市的居民戶口歸公安系統管轄,糧食關系則歸糧食部門管轄。下鄉時則兩者都要遷出,糧食是命根子。我在蘭州辦理下鄉手續時,比別人幸運得多的是,得以保留糧食關係未動,可以領取糧票,有一年多的時間,尚沒有為買糧食發愁。當時的蘭州因下放市民到農村,在各街道辦事處臨時設立了專門辦事機構,遷出戶口、糧食關係後,才能到辦事處領取一張証書,以作根據,這張証書是身份來歷的証明,至關重要。我們這個街道辦事處的專門辦事員,是一個廿多歲的來自浙江紹興的女士。她和我同住一條街,在文革前,不知是誰介紹,她來找過我,讓我為她的女孩的那些小衣、小帽上繡些花。因她聽別人說,我會不經描圖而隨意刺繡。我就為她帶來的孩子衣帽上繡了些圖案,她非常滿意,為此來過我家二、三次,算是老相識了。她是個共青團員,此時成了專司戶口、糧食關係的專職人員,與我當時的處境更是天壤之別。想不到她竟照顧我,主動給我保留糧食關係,讓我托人每月仍能領取糧票,讓我在真正獲得安定後,再遷出不遲,解除了後顧之憂。我到了富平農村,缺水少糧,最低的溫飽水平也難達到,孩子們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我還想掙扎一下,想用微弱的力量改變一下現狀。我又帶了孩子長途跋涉回杭州。 (博讯 boxun.com)
     離開富平經過西安,那天下雨雪,孩子們的鞋都濕透了。在西安等待轉乘火車,為節省錢,在一個小客店的樓梯下住了一夜,次日在火車上,我將隨帶的唯一一條骯髒的棉被包裹著兩個孩子大幼和二幼,將她們綁在行李架上,把她們的濕鞋送到鍋爐房去烘乾,差點被工人扔出窗外。在上海下車時,孩子都已感冒咳嗽了。千辛萬苦回到杭州郊區,住在二姐的土牆茅舍裡,頑強的想尋求生路。我的二姐原是教師,文靜內向,體弱多愁,五七年亦被打成右派,說她隱瞞三青團員區分隊長的身份,從嚴處理,開除公職,下放農村。她無力打柴挑水,嫁給了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文革初期,不堪肉體折磨,此時已患有嚴重的精神病,無力醫治,復發頻仍。我住她家的時候,由我照顧她,以便讓務農的姐夫,白天能夠出工勞動。我和三個孩子(三幼此前已寄養在二姐家)的戶口在杭郊農村是很難報上的,即使想做杭郊的一個農民也是不可求的。農村的糧食,上交公糧後,留下的限人口分配,人多了就少吃一口,何況是外來的缺乏勞動力的婦女兒童,又是政治罪人。報不上戶口,即使在那方土地上,想自由行走也不容易。文革以來,階級鬥爭意識更加加強,升級到草木皆兵。像我這樣的身份,住在同是右派的二姐家,自然是眾矢之的、鬥爭的對象。每逢“五一”、“十一”等節日前夕,當地派出所、公社,都要將外來的“盲流”及可疑份子抓起來實行關押審查。一九七零年“五一”前夕,我在二姐鄉間以“無戶口”、“盲流”罪,第一次被關押。對被關押我沒有畏懼,但是我心痛二姐因此所受的刺激,她踉蹌跟隨簇擁我的人群,一路呼喚我,我心如刀絞。我們被關在當地龍塢中學禮堂裡,竟有二、三十人,都是些外地來的漆匠、彈棉花匠等手藝人。其中有五名女性,後來我們都熟悉了。她們的來歷是:一位五十多歲婦女,是杭州菜市橋人,夫死後嫁給方家畈一個老農,戶口在城內並未遷來,也算“無戶口”。第二位是當地龍門坎農婦,富農成份,夫死後,與本村一個地主鰥夫相愛,也抓來侮辱之。第三位為一個三十多歲文靜女子,亦是本地周家浦人,早年畢業於杭州師範,分配在凌家橋小學任教,為二年級班主任,因該校在廁所內發現一張二年級語文書扉頁上的毛澤東像,追查下去,正是她班學生所為,校方認為是老師的責任,又是出身地主,經過批鬥,判處兩年勞動教養,開除公職。刑滿釋放,回家務農。當地的婦女都會編織竹籃,她即以編籃之技能到桐廬、富陽山區多竹之處以編籃謀生,因以“在外盲流罪”亦被關押。她名叫杜婉珍,與我是杭師前後校友,後來我倆成為好友。杜婉珍終身未婚。第四位亦是個農婦,名叫淑貞,不知其姓,外貌文靜,沉靜寡言,她不是單獨一人,是全家四口連丈夫和一子一女都相隨而來。淑貞浙江開化人,出身地主,受過初中教育,當時約三十多歲,家庭變故後,她以裁縫為生。開化農村貧苦,她早年即外出在杭郊一帶農村上門為人成衣做鞋。當她來到外桐塢謀生時,與當地農民王小毛結合,生下一男一女。但是開化的農村戶口就是遷不進杭州郊區,大女兒都九歲了,她還是以“盲流”罪被關押。王小毛不服,又不忍淑貞單獨關押受罪,就全家都來“同甘共苦”。所關的一室“犯人”中,唯王小毛是當地的貧下中農,也唯有王小毛不氣餒,一股義憤填膺的樣子,沒把看守人員放在眼裡。王小毛來時不但帶來了兩個孩子,還挑來舖蓋、煤爐,像搬家一樣。一進門即打開席子,安頓老婆孩子,自己忙前忙後。大約是我的神情自若吧,幾乎人人都來向我探討他們的個人“罪行”,我一一慰藉之。夜深了,徵得淑貞同意,我在她家蓆子上躺了多時。第二天早晨,在禮堂門口放了一張桌子,由派出所、公社派人逐一查問、記錄,然後口頭敕令。比如對我說的是“限於‘十﹒一’國慶節前離境”,否則後果自負云云。於是紛紛放行,剩有二、三人上了郊區公安局開來的卡車,說明“罪行”升級,再解往公安局繼續查究。我在第二天回到了二姐家。
     轉眼將到“十﹒一”國慶節,我想盡可能的逃避一下。國慶節前幾天,姐夫要到數十公里外的富陽縣買小豬,我早想一遊郁達夫故居,就隨他到富陽,擬再轉道杭州,想在老同學夏月霄家住幾天,一避風頭。那日起得很早,與姐夫步行七里路到轉塘鎮,乘上自杭州抵富陽汽車,到了久慕的富陽縣城,已近中午了,我們先在小飯館中吃麥麵,還打了半斤黃酒。飯後,我獨自行動,先找到郁達夫故居,在古老的建築內徘徊多時。對富陽縣這個三國孫權的故里,以及它所保留的古城韻味非常欣賞。穿越了許多小巷,然後登上鸛山,徘徊在春江第一樓,憑欄俯眺富春江,觀看煙樹、白帆、翔鷗。浙江發源於婺源浙嶺,流經休寧一段稱橫江,流經屯溪、歙縣一段稱新安江,流經桐廬七里瀧一段稱桐江,有嚴子陵釣台,再順江東流經富陽一段即是最嫵媚的富春江。歷代文士、畫家都對它有優美的描繪,尤其是宋李嵩的《春江圖》,元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為傳世名作。富春江再順流而下在杭郊轉塘鎮作了個大轉彎形成一個“之”字,人稱“之江”,之江入海處是個喇叭口,海濤湧入,形成有名的錢江潮,吳越的人們說這前浪推後浪,是文種和伍子胥的忠魂義魄在作怨憤的發泄。直到黃昏時分,我乘末班車到了杭城,在夏月霄家盤桓了三天,看望了母親。過了十月三日,估計險情已過,我回到了龍塢,不料即在當天晚上,再次被抓被關押。這一次,二姐的情緒穩定些,她還讓三幼、卓妹(二姐與農民所生的女兒)送煮雞蛋給我充饑。這一次關押的人,除工匠等人數、身份有所變動外,其餘各位如杜婉珍,女富農等,仍然“人面桃花”!
     王小毛家依然是傾巢而出,舖蓋、煤爐,這一回既是患難相共,更是老友重逢了,就有了相互扶持之心,沉默的淑貞也開口說話了。王小毛發牢騷說,淑貞和他結婚都十年了,戶口報不進不提,要求見個人、說個理也都推委了事,沒人答理,可是運動一來,就當“盲流”來抓,也太不合理。我對王小毛說,若能採納我的意見,言聽計從,我可以幫助淑貞。王小毛睜大了眼睛。我說,第一步,明天一早派出所又要查詢、記錄和放人,放人時,你務必大膽賴著不走,爭取罪行“升級”上那輛郊區公安局開來的卡車,老婆兒女,舖蓋煤爐都上去,不要害怕,堅決隨行。第二步,你既進了這個深似海的平時進不了的公安局大門,平時他不理你,這時你不理他,等問你了,就面述詳情,農村戶口遷農村戶口,有什麼不可以的?只要他們點頭就能辦成。第三,他們不給你辦,你堅決不走,辦好了才走,死活賴著,千載良機,萬不可錯過。翻復陳述利害,曉以大義,王小毛終於同意了我的安排。第二天一早,又是禮堂門口放張課桌,查詢、登記、訓斥、限令、放人。我站著見到王小毛一家四口上了那輛卡車,才放心的踏著晨露回二姐家。被押放行後約五、六天,杭州岳墳有菊花展覽,我帶了孩子進城讓她們見識一下“酣秋”的盛景。不料在岳墳碰到了王小毛,郊區公安局離此不遠,他是出來為孩子們買饅頭的。我問了情況,他說公安局已答應行動,遷辦。我讓他堅忍,住著不走,趁熱打鐵,咬住不放。要不然,元旦前夕,我們又要在龍塢中學禮堂一起過夜,又於事無補,何時了結?他肯定地點了頭。我又教他若沒錢買饅頭,就讓孩子向公安人員求乞。王小毛的態度真是“孺子可教”。
     這一次分別後,要等到一九七五年冬才再見面,那時我已在杭郊留下鎮代銷店謀生。留下鎮到王小毛住的外桐塢約十五華里,同屬杭郊範圍,那時兩地尚未通公交車,外桐塢農民購買日用品可東去轉塘,亦可西來留下,都需步行。來留下需翻越大嶺(即西溪發源處)即可抵達。我所在的雜貨小店在留下鎮東頭較偏僻處。那一日王小毛正到我店購物,近五年不見,相見之下,非常高興。他說通過那次奮鬥,淑貞與孩子的戶口都獲得了解決(淑貞原無戶口,規定孩子隨母也沒戶口,沒有糧食可分,艱難可知),生活較前安定多了,說淑貞對我心存感激,念念不忘云云。自那日相遇後,過了幾天,王小毛又來看我了,帶了淑貞給我做的一雙鞋(“不知足而為履”)和一隻淑貞親編精致竹籃,並若干個糯米團子。從此,王小毛不去轉塘購物了,他時來留下,時來看看我,淑貞總有東西帶給我吃,那怕是幾塊紅薯。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王小毛夫婦邀我到外桐塢他家吃清明團子。清明那天,我又邀同留下中學音樂老師尹俊玲同往,俊玲欣然答應。
     俊玲父親也是右派,早死,寡母為浙大外語系教師。我在留下的某年春節,因為批鬥我,不准我離開留下,形同軟禁。大年三十那天,下午小店尚未打烊,尹俊玲與其同在留下中學任教的丈夫陳廣泰公然到我店中,當著幾個人的面邀我同度大年夜。我說,我是有罪之人,你們是教師,不怕連累?他倆說,正因為知道我不能與親人團聚過年,故特來邀請。留下中學教職工都回家過年了,他倆是住校的,校內空寂無人。那晚在俊玲宿舍,喝了酒,吃了肉,還到音樂教室由我彈琴,尹俊玲唱歌,歡愉感激之情,終生難忘!
     尹俊玲是個美麗開朗的女子,那日到王小毛家,她穿了一件士林布藍罩衫,圍著大紅圍巾,我則穿了一件深藍粗布自製罩衫,緩步同行慢慢上山。將達大嶺之巔時,只見王小毛站在嶺頭相迎。西溪深處,林木茂盛,明末清初之時,曾為文士緇離寄跡之地,江元祚的橫山書樓即在近處,柳如是曾借寓於此。王小毛見我倆從叢林中出來,他幽默地說,還以為是仙女下凡哩!我不敢自比李白,但是王小毛待我之情,卻有深似桃花潭水的汪倫之情。
     那日在王小毛家作客,淑貞忙於廚房,始終沒有上桌,同桌的尚有留下運輸隊阿奎師傅。阿奎嗜酒,語言恢諧,表情豐富。他說起與王小毛的交情已有多年了,某年冬季,他於杭州拉板車過大嶺赴留下,饑寒交迫,向在路邊的小毛家要塊紅薯充饑(紅薯在某些農村是窮人粗糧),不料小毛以飯食相待,從此訂交。可嘆的是,當年席上的阿奎師傅,次年患癌病死亡。我友俊玲患難之交,亦於次年死於紅斑狼瘡。外桐塢清明席上二友均已消逝,未能與我共享後日的太平日子。
     七六年的清明節,杭州市內有祭奠周恩來一事。政府在調查時,凡進城的五類份子都被扣押審查,我不但沒有進城,反而入了山,得以無恙。這是王小毛救了我!
     再回頭敘述我自己的戶口過程。經過七零年“五﹒一”、“十﹒一”的關押後,轉眼又將到七一年的元旦。我想,等他們來抓我,不如我自己先去投案。因為我曾被迫答應過元旦之前離開龍塢的。大約在十二月下旬,某日下午,初冬的陽光很溫煦,從我二姐家龍塢村步行七華里經過周家浦、葉埠橋,即抵轉塘鎮派出所。一路是田疇風光,有一條從富陽杭郊交界處龍門坎流下來的小溪,有石板橋。此流即經轉塘入錢塘江。派出所內只有一位姓李的民警在值班,幾次關押,他已經認得我。我對他說,我既沒有錢,也不可能在近期離開龍塢,故來投案。他沉吟片刻後對我說,轉塘派出所上級郊區公安局每一季度接受一批外來戶口審批,你是否要試一試。以前我一直沒有提過曾落戶富平農村一事,只說自己是蘭州城市過來的,落戶農村要分口糧,農業社反而不會接受,轉塘鎮吃的是商品糧,現從大城市蘭州遷來,也是吃商品糧的,關鍵只在郊區公安機關的審批,不涉及農村的口糧問題,可能會好辦一些。他勸我不妨一試,但必須要有轉塘鎮上居民出面據理申請。我說我在轉塘鎮並不認識什麼人。李同志叫我想一想,良機不可失。我忽然想起了一個賣菜籽的老農民方炳森,他家住轉塘街北端車站附近,我每從城裡到龍塢,在此下車,然後再步行進山。汽車則繼續往南,經凌家橋、雙流往富陽。我常在他家寄存物件,借傘、還傘,有幾年的交往。我從蘭州回來或將往蘭州,也都和他說起。我告訴李同志,有這樣一位熟人,但不知他本人是否為居民戶口,若是農業戶口,就無可能。李同志讓我去試問一下。因是傍晚,我到了賣菜籽的老農家,他家是木板平房,很狹窄,前堂靠街,置放雜物農具,中間是臥室,隔出一條通道,可達後間廚房,廚房後門外是鎮上骯髒的小河流。臥室甚小,一張小方桌隔開一大一小兩張床,這裡也是起坐間。我如實對方老伯夫婦說明我目前的困境,他倆若能認我為女兒即能出面為我申請團聚與居留。方老伯聽了忙說道:“這是件好事,我們如何不做,只是我們不識字,你就自己寫吧!寫好了我打手印。”於是我擬了稿子,稱老伯與我父是老友,從小認我為女,現在我在西北生活無依,故乾爹申請我回杭郊依他為生云云。是以方老伯口吻寫的,寫完後讀與老伯夫婦聽,老伯欣然蓋了右手食指印。方老伯說,既然是乾女兒了,就在家吃了晚飯吧!冬日的夜晚來得早,他們留我住下,以便明日一早可以將申請書遞交派出所。那晚我與乾娘睡在大床上,我的腳冰冷,乾娘用一件破衣服給我裹好、焐熱。乾娘年輕時是轉塘鎮有名的美人,她性格外冷內熱,與人初交時並不熱情,但同住久了,分別時她要流淚。第二天上午,我和乾爹向李同志遞交了申請書。乾爹其實是農業戶口,也照實與李同志說了,他說遞上去試試看吧!碰碰運氣吧!如果批不下來,他說,我應該考慮回到西北,別無他路了。
     我離開轉塘回杭州等待消息。約過了一個多月,乾爹托人帶口訊到杭州,我趕回轉塘,得知竟然批准了。次日我到派出所,要求給我一張准遷証,我才可以到西北遷戶口。李同志給我寫了一張便條式的准遷証,上書:准許周素子一家四口遷入杭州轉塘鎮。當天下午,我告別乾爹,準備盡快奔赴西北,辦理戶口事宜。在車站與乾爹告別時,他脫下身上的深藍色棉大衣,給我路上禦寒,他居然知道蘭州的冬天很冷。到杭州只待了一、二天,告別母親,隻身前往陝西富平,我在申請書上寫我的戶口在蘭州城市,其實二年前,已落在陝西富平農村,我想把落在富平的戶口,退回蘭州,再由蘭州遷往杭州。我是一廂情願,前途未卜。但是我勇往直前,從浙江到甘肅蘭州要經過浙江、江蘇、河南、陝西、甘肅五省,一個小老百姓的戶口,要在浙江、陝西、甘肅三省中折騰,而且都要靠我一個“有罪”之人完成!真非夷所思。告別杭州時,沒有人送我,只有母親依閭相望,說聲“早日歸來”。我穿著乾爹的棉大衣,但腳上卻仍是一雙單鞋,我又將開始為戶口作無盡的奔波。
(二)

     一九七零年從杭州赴西北,火車尚無直達,要在上海轉車,而且只有一條鐵路,是隴海線的延續。在這寒風凜冽的十二月底的隆冬中,在這應該家人團聚的年關,我卻隻身前往。
     在路上轉折了二天,先到了陝西富平,我得設法按計劃將落在富平的戶口「退回蘭州」。在富平,我住在白玉欣家,與他的父母同睡一個大炕。他們都理解我要回南方依親的想法,大家都共同幫助我實現這個理想,但他們也都真誠地挽留我,希望我在富平住下。有人說,即使今後陳朗從青海農場回來,富平有自種的菸葉,抽菸不成問題。
     我寫了一張要求退出戶口的申請書,理由是我在富平沒有房子,缺乏勞動力,孩子幼小,舉目無親,而最主要的理由是杭州方面已同意我遷入,已有准遷證。白村生產大隊部為申請書蓋了章,證明是事實。然後我到了公社辦事處辦理。辦事處離白村三、四里,辦公室裡只有一個青年辦事員,他神情嚴肅,看了我的申請書,說我和孩子的戶口,在六九年春已遷入農村,在這城市下放農村的高潮中,如何能原紙退回去?他如辦了,不是犯錯誤嗎?這次在富平,前後共住了二十八天,我本來有失眠症,又因為缺水的地區,不解洗澡為何事,白村農民都是常年與蝨子為伴的,用不了幾天,我已渾身染上蝨子,奇癢無比,又因為憂慮,我徹底失眠了,到後來幾天,我虛弱到極點,連舉步都維艱了,而且又因為皮膚過敏,手腳關節處、臀部都發炎灌膿。由於缺乏治療,此病落下孽障,在以後好多年中,只要秋風一起就會過敏生瘡,那是後話。即使如此,我還得天天到公社辦公室,但也就是這麼一點理由,都說完了,去了也不再開口,我就坐在辦公室門外的台階上,無可奈何,又不得不每天去,我別無其他辦法。我一連二十多天的「無聲抗議」,那個年輕辦事員終於承受不了,也可能是西北農民善良的本性吧,大約在第二十五天的一個上午,他和我談話了,但是他說:「我不能把戶口退還給你,已經落下了都一年多了,如何退?我考慮把你的戶口,從這裡遷往回蘭州,至於杭州方面是否接納你,我管不了。」我同意了這一方法,不同意也不可能。就這樣,我拿著一紙從農村遷往城市的遷移證準備前往蘭州。
     這一次是真正的離開富平了,白村的父老弟兄為我送行。那個年代,最珍貴的東西就是糧食,尤其是在缺糧的西北,白村每家給我兩個從炕洞裡煨出來合有芝麻葉的乾餅,這種乾餅放著一月半月都不會變質。白廣地的八十多歲老祖母,還給我兩顆自家樹上長的大石榴,這是張騫從西域帶到長安的種子吧!我不忍心拿那麼多餅,也吃不了那麼多餅,每家收一枚吧,但不行,老百姓說,雙數是個吉利的數目,帶著吧!臨行時裝了一麻袋。白玉欣、白廣地再一次送我到了閻良火車站,我將在咸陽轉車西去。正是:「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在咸陽上了一趟西去的慢車。慢車爬行在貧脊荒涼的西北群山中,一路上坡。黃色的乾土,灰色的禿山,沒有一點水份,西北的老百姓就賴以生存在這樣的土地上,貧困將伴隨他們的子子孫孫。車到甘肅甘谷一帶,上來許多飢餓的農民,這一帶似乎沒有設什麼車站,荒野中的關卡,也不嚴密。這裡的農民常在冬季農閒時到城市乞討,上車也不買車票,列車員似乎司空見慣,農民上車就幫助列車員打掃衛生,挺自然成章的。農民既沒有行李鋪蓋,也沒帶糧食,更沒有悲慼的表情,他們像阮藉、劉伶一樣,以天地為屋宇。中國的農民對貧困與飢餓是如此從容,如此偉大!不久,他們和我也熟悉了,同我探討天水、蘭州等城市的狀況,徵詢去什麼地方乞討方便些。他們有些人在天水下車,有的和我一起抵達蘭州,我這一麻袋的乾餅,成了我們共同的食糧。
     到了蘭州,住在陳朗小友回族人馬士麟母親家裡。小馬母親的住處是大雜院中的一間小土屋,屋內一無所有,骯髒不堪,她母親渾身蝨子,連大襟衣的布鈕扣上都生滿了「蟣子」(蝨子蛋),他母親曾患過腦血栓,行動緩慢,語言遲鈍,我和她同睡一床,我已經是「蝨多不癢」了。
     我先到原先遷出戶口的所轄派出所。派出所不予辦理,哪有從別省農村遷回蘭州市的,豈不是天方夜譚?但是我說,我有杭州方面的准遷証啊!我不會在蘭州停留的,只是辦理轉戶口的手續而已。他們說解決不了,讓我去找蘭州市公安局,因為那個年代下鄉頻繁,市公安局設立一個專門部門,處理戶口事宜。那天我去到這個辦公室,門口擠滿了從各地來的人,都是為戶口之事奔忙。一個來自張掖的青年說,他已經跑了一年多了,沒有戶口,就沒有糧食,就不能找工作,戶口是根本啊。
    接待我的張同志,三十多歲,萬萬想不到的是,我只找過他兩次,我的轉戶口事竟順利地解決了。我的杭州轉塘准遷證,哪怕是便條式的也起了作用。我只是在蘭州作了一個中轉手續,不妨礙蘭州的任何利益。張同志起先並不肯開戶口遷移證,只同意在我的富平遷來的遷移證背面,寫上「同意轉遷杭州轉塘」字樣。我向他說理:蘭州、杭州相隔千山萬水,一個婦女帶三個孩子,很不容易,若杭州方面報不上戶口,再轉來麻煩他,他將如何推脫?反正是同意轉遷,就換一張直接自蘭州遷出的戶口證吧!免得可能另生枝節,發生麻煩,讓我們順利落戶,千萬別另設置障礙,成全我們吧!最後張同志不但為我另開了一紙直接從蘭州遷往杭州轉塘的戶口證,而且他還給了我一張統一印刷的「光榮下鄉」證,以示我不是因懲罰而離城,是城市的疏散人口,是光榮的,以便於接受戶口對方更能接納安排。張同志真正的成全了我。但是他要我當場寫下一張字據給他,即:若杭州報不上戶口,決不再回蘭州。我當場寫下字據給他。我又去街道糧站遷出糧食關係。我以為這一次是保證無虞的了。此次在蘭州化了九天時間,辦公室外的同胞們,知情的都很羨慕我。
    轉眼到了一九七一年初,春節漸近,既已辦完,我必須盡快南返。我沒有行李手提袋,我將戶口證、光榮下鄉證放入貼身內衣裡,外面仍裹著乾爹臨行前脫下的那件藍棉衣,兩手空空。上火車南返的那天,小馬送我上車,他跑去用糧票買了五個裝在塑料小網兜內的麵包,給我路上充飢。車站售票處掛著「一周無票」的告示,而站上等車東去的人足有二、三百人,火車完全失控,鐵路運輸幾乎處於癱瘓的狀態。一輛從西寧開往北京的列車,從西寧出發到此,平時不過半天時間,可是已經晚點了二十多個小時了,火車被人圍困,動彈不了,車站既沒有管理人員,車上也沒有列車員出來,每節車廂門口都有數十人在擠門,列車內已達到超飽和狀態,擠不進去。
    但我不能滯留西北,我相信一周以後還是買不到車票的,我必須擠進車廂去,我必須盡快地趕回杭州轉塘,全家的戶口在我的身上,孩子們的前途也在我的身上。小馬幫助我,我從人們肩上、背上、腋下又踩又擠,奮力向前,我終於到達車門邊,手上的麵包全部擠成粉末,只剩下一個空網兜,我隨手一扔,然後我又擠、又爬。我至今弄不清楚,我是怎麼被夾在車門中的,大約是有人要外出,車門才開了一個縫吧!反正我夾在門中,我向車內的人喊道:千萬別擠,再擠我的肋骨要折斷了。在關鍵時刻,人們還是有慈悲心的,就這樣我擠進了兩個車廂銜接的過道中,這小小的過道裡,緊緊地擠著好幾十號人,原來通向兩邊車廂的門是都關閉著,隔著玻璃能見車廂內的行李架上也擠滿了人,廁所內也擠滿了人,但都互不相通。這三處境界內的人們都各自保全既得地盤,連進出都各自為政,車廂內的人是從窗戶進出的。一個人未擠進來時,大家排斥,一旦進入這個群體,又會互相照顧。我們擠著,雙腳不能著地。經過幾個小時的搏鬥,火車終於開了。我覺得蘭州車站上的數百人中,擠進這節車廂過道的,可能就只我一個人!
    大約是到了第二天下午吧!列車經過甘肅南部,出境入陝到了漢武帝獲錦雞的寶雞,一位從西寧上來被擠到現在,沒吃沒喝加上空氣稀薄,雙腳不能著地的老太太要窒息了,她不斷呻吟,說她要死了。過道裡有兩個也從西寧上來的年輕人,自告奮勇,準備在寶雞下車,為同患難的過道同胞弄點食物。大家擔心他們下車後,會擠不上車。兩人說,不怕,他們是運動員,力氣大著哩。他倆從寶雞下車,果然擠回來的只有一個,車門旁仍是擁擠不堪,另一位就這樣被遺棄在寶雞了。擠回來的一位說,車站上什麼東西也沒有,他只買到一瓶酒。我們就像關在希特勒集中營中的盟軍軍人一樣,傳遞著酒瓶,一人喝一小口酒。
    當火車到達鄭州後,將北上北京,我則要到南方的杭州去,只能在此下車。鄭州車站照樣無人管理,售票處也掛著「一周內通往全國各地都無票」的告示。我走出車站外,又自由的走了回來。嚴冬氣溫極低,大約在零下十幾度,一位老人看著我的腳發問,你穿著單鞋不冷嗎?我說很冷,但是沒有辦法,我不停地走著路。鄭州車站除了隴海線西來的火車外,尚有北京方面來車,比起蘭州機會多些,只要是往東的車我都準備爬車,反正要正常買票上車已不可能。我又想乘火車南下武漢,再乘長江江輪赴上海轉道,然後回杭州。在鄭州車站卻碰到兩位自武漢北上來鄭州搭車的人,他們說在武漢搭船無望才北上鄭州搭火車的。我放棄了南下武漢的想法。當我所乘的西寧火車到達鄭州時,天剛入夜,我下車後,在車站凍了一夜,等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輛自鄭州開往山東濟南的慢車時,已是清晨六點多,我準備在車抵徐州,將折而北上時下車,再想法登上南去的列車。步步為營。這列慢車,居然還能找到座位,在車上竟能買到一個大餅,這是兩天前我自甘肅蘭州上車後,除那一口酒外第一次進食。來過查票的人,並不認真,混過去了。慢車極慢,到了徐州已是下午,這裡更有從北京、天津方向來車,機會應該更多了,我不敢出站,怕出去進不來,就在站台上等待北來之車輛,隨時準備上車。在站台上我結識了兩個南京青年,他們是下放連雲港的支農青年,年終回南京過年。等到夜裡約十一時許,有一輛自天津方向來車,我們三人互相幫助從車窗爬進車廂。當火車徐徐開動,心情稍微穩定時,我感到渾身乏力,頭暈噁心,大概是我的臉色很難看吧!連雲港青年發覺了,我說我餓了,他倆給了我一個蘋果,吃完蘋果,感覺到恢復了體力。這是一個救命的蘋果。
    火車將近南京,我手頭沒有車票,是出不了上海站的。我主動找到列車長,說在車上遭偷竊了,物品車票都沒有了,我不是雙手空空,一無所有嗎?我出示了藏在貼胸內衣裡的戶口遷移證和光榮下鄉證,說像我這樣的政府遣散人口是發給旅費的,我不會不買票。他又問我何處上車,我說蘭州,而不說較近的西安或是更近的鄭州、徐州。他相信了我的話,讓我補一張從南京到上海的車票,以便能在上海出站。在上海轉車赴杭州時,我在車上買了一杯啤酒,覺得酒力穿透八脈,似乎困得眼睛也睜不開了。車過杭嘉湖平原,原野中一片綠色生機,透露著富饒、平和,我慶幸我終於辦完所有手續,回到了杭州。到了杭城韶華巷母親居處,我的一身骯髒與灰頭土臉,使母親不勝駭異,她讓我在廚房邊小房內脫下內衣褲並進行銷毀,她怕我把蝨子帶入二哥家。
    從西北回杭的第二天,我到了轉塘乾爹處,由他陪著到當地派出所報戶口。見不到李同志,原來,十二月份我離開轉塘時,派出所的所長,正在外地培訓,此時他回來了,他似乎已經清楚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向他交上戶口遷移證、光榮下鄉證,以及那張原先李同志開給我的准遷證。他一律收進,然後面目冷峻地對我說,這張准遷證不是正規准遷證,宣告無效。又指責我以欺騙手法蒙蔽年輕的民警!他讓我第二天再到派出所,他們將開會討論這件事。當夜仍住乾爹處,燈下乾娘在納鞋底,我則以彩色玻璃絲繩編織各種小動物。乾爹看著我,神情悲慼,他說,碰到這麼大事,不知悲傷,還編這個玩意兒。我說悲哀沒有用,我的命運注定不可能一帆風順,我不能僥倖成為轉塘居民!
    次日清晨,乾爹又陪我到派出所。所長一言不發,拿出一個蓋有騎縫章的牛皮信封,是給蘭州市公安局的,冷冷的說:「不得私自拆看,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我與乾爹拿著公函回家,乾娘又在納鞋底。我拿過她的大針,劃開蓋有騎縫章的公函封口。乾爹驚慌失措地說:「要坐監獄的,拆不得。」我安慰他說:「幾千里路的往返,我看了才能計劃下一步該如何走!」封內除了一紙戶口遷移證外(光榮證與准遷證被他們吃沒了),還有一封致蘭州公安局的公函,上寫「從你處遷來的周素子一家四口,堅決不願在轉塘落戶,經過說服無效,只得將該周一家退回你處」云云。我將公函念給乾爹聽,乾爹目瞪口呆,搖頭歎息!我重新封好封口,又讓乾爹陪我去派出所,當著所長的面,我把這封公函重重摔在他的辦公桌上,聲稱「我堅決不回蘭州,要在轉塘落戶」!所長問我:「你拆看過了?」我反問他道:「內中有何見不得人的東西?」他咬牙切齒道:「你是右派,你想翻天?」我說:「右派也是中國人,在中國有居住權。」他說:「你回蘭州去。」我說:「可以,但必須由你五花大綁押送回去,交給對方驗收,否則對方不收,如何辦?我沒有那麼多路費錢!」他吵不過我,惱羞成怒,幾次按腰上的匣子槍,一副要斃了我的架勢。我伸出右手,用大拇指甲掐著小拇指尖鄙夷地說:「你什麼東西!你是這個!」他暴跳如雷,但都無可奈何。回家路上,乾爹一直埋怨我。回到家中,乾娘也一起埋怨,說萬不該和派出所所長吵架,怎麼可以發脾氣?應該哀求他,讓他可憐你母女,讓他生惻隱之心,這下你罵了他,他是轉塘土皇帝,如何惹得起?
    是呀!以前沒有戶口,尚有糧食關係,每月尚有糧票購糧,現在全遷過來了,拔了老根了。但我不想哀求,哀求是沒有用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我尚保留了一點人的尊嚴,正為塞翁失馬而慶幸!如我沒有作過「早請示」、「晚匯報」,沒有唱過「語錄歌」,沒有跳過「忠字舞」,因為我是右派,我沒有資格做這些事,也正因為是右派,我從沒有整過別人,打過別人的小報告,現在我又如何肯向一個殘害人的派出所所長哀求呢?
    我為戶口所作的努力,我的辛苦都成了一場悲喜劇。隨後我到龍塢鄉下看望了二姐,再回到母親身邊。一直疼痛的在鄭州車站凍傷的右腳大趾,開始紅腫,終於發燒臥床,這個關節炎後來伴隨我疼痛了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後,才得到治療,那是後話。等到此次腫痛漸癒能起床行走時,我又再次為落戶口而作漫長的奔波煎熬。至於那個同情我的轉塘派出所李同志,後來知道他因此受了處分調往別處,從此我再沒有見到他。我一直感到對他的負疚。
(三)

     趁著腳傷在母親的斗室裡養病的期間,我對落實我們母女四人的戶口作了反復思考,我們何去何從?要想落在轉塘似已經無望,何況我又與派出所所長劍拔弩張的吵了架。要回蘭州吧,也不可能,因為本來我就在“黑九類”中,勒令離城之範圍內。後來從富平遷回蘭州,轉遷杭州,蘭州方面是網開一面,放我一條生路,我也簽下了若在杭州報不上戶口絕不回蘭州的保証書。富平待我不薄,但在公社不同意我將戶口退回蘭州時,我曾經磨難了公社幹部廿多天,說杭州方面已經准許我遷入。現在轉塘派出所的公函說我“堅決不在轉塘落戶”,我如何拿給富平方面看?
     但是我必得要有一個棲息處,我要領取口糧票証,哪怕是犯人也有個監獄或勞改場所。我只得向政府部門申訴,以我的身份條件,我不敢選擇落戶地點,我只問我們四人究竟該落戶何處?轉塘屬於杭州郊區,我先找杭州市一級的政府部門,如市政府、市信訪辦公室等。但我手頭沒有任何資料,轉塘准遷証與蘭州方面的光榮下鄉証,已被轉塘派出所沒收。我的戶口遷移証與轉塘派出所那張說謊公函已被我摔回到派出所所長辦公桌上了。我只能按事實,口頭訴說了。但是經過多次奔波,那些辦事人員的口氣都如出一轍,都說人民的公安機關,不可能出現這種出爾反爾的情況,不會如此不負責任。轉塘派出所或郊區公安局近在咫尺,但他們不打個電話問問,他們並不想幫助解決問題。上訪的人太多了,他們只想盡快打發了事。
     沒有辦法,我只得向省一級政府申訴。所有的辦事人員對這些來自下層的上訪者,態度惡劣,好不容易輪上對話了,他們都是一臉嚴肅,未經開口,已經拒之於千里之外。他們的口氣都與市一級的辦事人員相仿佛。我就在這種明知無效,但不得不上訪的情況下,不斷作無益的努力,蹉跎歲月。那段時間,不到找政府部門時,我住鄉下二姐家,幫二姐燒飯、補衣、打豬草、挑水。茶忙時,與她一起採茶葉。我們還想為別人織毛衣掙零用錢,雖僅為鄰里農婦阿蓮織過一件毛衣,收費人民幣四元,但阿蓮就敢對兩個右派份子賴賬不付。從此我們只得打消這種掙錢方式與念頭。若在進城上訪的日子裡,我白天除上訪的時間外,則在母親處幫助她帶孫女做家務。此時二幼因在城裡上學,住在母親處。二嫂不歡迎我住在她家,故夜晚則住吳山南麓老同學夏月霄家,而母親住吳山北麓。吳山南北有公共汽車繞山腳可通,但我都是早晚翻山而過。對吳山的美景,在這段時期我不但盡情欣賞,而且體會深刻。我從北麓糧道山上行,經過蒼然的宋樟下,從元寶心下行到四牌樓月霄處。夏月霄為浙江永康人,是我杭州師範的老同學,她有個貧農出身的“護身符”,加之熱情、開朗,所以她敢接待我。她在婚姻上遭到一個共產黨員、復員軍人的欺騙,那個小軍官利用她的關係進入杭州市後,就拋棄了她,她終未再婚。清晨,我從月霄處出門,翻越吳山先到定安路菜場為母親買好菜,再到母親處,此時二嫂等人均未起床。
     城中有山的城市不多,像吳山如此曠野、如此富有歷史遺跡、如此被詩人歌頌的城中山就更少了。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等在杭州做太守時,經常登臨此山。山寺樓頭的桂子,在枕上聽到的錢江濤聲,吳山的青色,都寫入了他們的詩篇,久遠地被流傳。在吳山之上,能俯視北麓似鏡的西湖與南麓似帶的錢塘江。日日翻山而行,我在吳山之上時作休憩,原來美景是能調劑人的憂思的。
     有一天,我上訪省政府,再一次毫無收獲,歸途經過西湖邊六公園,見到附近有一所大建築,後來闢為省政協辦事處的。當時門口掛一塊牌子,是“浙江省人民來信來訪辦公室”,這是給浙江各縣民眾的申訴之處。轉塘屬杭州市,有市一級信訪辦,所以我以前沒有進去過,現在走投無路,不妨進去一試。不愧是省級的信訪辦,大廳很高大,上訪的人也相當擁擠,大廳盡頭擺幾張很大的桌子,有四、五個辦事人員。輪到接待我的辦事人員,是位態度和謁有些書生氣的人,這是我以前從沒遇到過的。我向他述說我的遭遇,末了,我要求有一個落戶之處,無論何處。我還建議說,近日看報,見省政府正號召民眾遷往浙西人口稀少區,若有可能,我願意去。還有浙江知識青年到邊疆落戶,我才三十多歲,是否也可以同往那邊?這位辦事人員一直很認真的聽我敘述,完了,他感嘆的說,看到我,使他想起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他覺得我只要求一個落腳點,要求不高,很合理的。但是他說,一個婦女帶三個女孩,無論到浙西山區,或是邊疆生活,都是不現實的。最後他說,我們第一步先解決吃飯問題。於是,他為我開了條子,讓我到臥龍橋郊區公安局轉批糧站,先領取糧票。他說第二步由他們向郊區公安機關,乃至轉塘派出所做工作,重新接納我落戶。但他說,我離開陝西富平是很可惜的,西北的人民較善良。我真想不到一天之內,我的戶口問題在省信訪辦獲得了初步解決。我只怕這張條子會失效,出了省信訪辦的大門,我直奔金沙港臥龍橋,當郊區公安局轉批讓我到凌家橋糧站領取四人糧票時,我才放下了懸著的這顆心。此時,我已經八個月沒有領到糧票了。
     凌家橋在轉塘附近,是往富陽的公路上。領了糧票,我即回二姐家中,這時已是月底,沒有過幾天就又是月初了,我想是不是每月都批給我呢?我又到省信訪辦拿批示條子,果然又領到了糧票。“民以食為天”,即使一時報不上戶口,我的心也鬆弛多了。當我再一次到省信訪辦時,那位辦事人員讓我到轉塘找一個住處,務必在轉塘住下來,以便於他們做工作。但我很為難,因為我在轉塘無以為生,我連一張床、一個煤球爐都沒有。關鍵是我怕那個派出所所長會報復我,再說,最後戶口報不上,我不是又白費力了。但是,辦事人員說,既然讓我去住了,肯定不會讓我再次離開。得到這句肯定的話後,我才準備和孩子們移住轉塘。
     乾爹邀我住在他的老房子裡,他已與乾娘住到同一條街上女兒皎英所買的房子裡。皎英在西湖區商業局任會計,平日住在岳墳。皎英丈夫是位軍人,在江蘇南通部隊。原先的老屋堆放了一些農具和乾爹裝菜籽的籮籮筐筐、瓶瓶罐罐。能依附乾爹居住,本來是件很好的事情。不料在入住的那天,乾爹的大兒子和大孫子,住在另外新屋裡的,氣勢洶洶的趕來,聲言,絕對不能讓反革命份子住入他們家中。我在門外聽到乾爹和他們的爭吵聲,趕快進去向乾爹表態,不能影響他的家庭和睦,表示不擬入住。最後,還是經過乾爹再三思索,覺得只能住到轉塘西頭田埂邊的一貧如洗,又兇又窮的水安家裡為妥。水安雖然是個“流氓無產者”,但他家有一個自杭州來此避難的女人和三個孩子,乾爹認為我們母女四人可保平安無虞,也只有他家不會嫌我。乾爹和水安一商量,果然同意 。就這樣,我們就住到了水安的破茅草屋裡,等待著派出所的佳訊。約住了近一個月,接到訊息,派出所讓我去一趟。進門,只見所長橫眉相對,厲聲說:“讓你報戶口,還要請。”然後摔過一張表格讓我填寫,在“社會關係”一欄上,要我填上我們一家的政治面貌。他瞭解得過於清楚,我又何必落筆,我拒絕填寫。我說落戶憑戶口証,已在你處了,填寫社會關係不在此範圍內,一定要填,就由派出所填寫吧!他對我沒有辦法,咬牙切齒的說“好個厲害的周素子”。就這樣,在上級機關的壓力下,轉塘派出所不得不重新接納了我們母女四人戶口,我們成了轉塘居民,在轉塘住了下來。而我在轉塘找不到一口飯吃,我連睡的床都是二姐讓農民姐夫挑來給我的,我只買了一隻煤爐。我時常跑凌家橋公社辦公室,要求公社分派工作,一直沒有下文。後來經夏月霄介紹,私下跟人學了裁剪,那時私人教授裁剪也是非法的。又重拾為人針灸治病等技能,換取一點青菜、紅薯,是不能收現金的,否則就是資產階級尾巴,要批鬥的。
     水安為浙江諸暨人,幼年時隨母親要飯至轉塘,定居於此。由於他是討飯、雇農身份,在當時很靠硬。其母親在幾年前去世了,他獨身一人,不喜種地,在轉塘修建隊當農工,出工不多,收入甚微。所住的一通間茅屋,幾經秋風所破,到處漏雨,他也不修補,四圈的泥牆土壁,露出夯木的空洞,野草籐蘿都長入室內。水安還養一頭小豬,與人同居。在我入住後,小豬怕打,常鑽在我的床下,自由拉撒。水安從不涮牙,一口黃板牙;從不洗腳,兩隻黑腳。就這樣,他居然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老婆。這個老婆帶來一雙兒女,又和水安生了一個兒子,居然雍容一室。我搬入後,用竹籬笆間隔:水安一家五口居西頭,兩張竹片床,沒有帳子,也沒有被褥。我居東頭,二姐給我一張大床居然還掛上帳子,但是飯竈在我這一頭。中間是那張唯一的家俱木桌,大家吃飯都在此。整個轉塘鎮,只有水安家沒有電燈,用一盞墨水瓶做的煤油燈,冒著黑煙。我們最怕下雨,外面雨停了,裡面還在漏。有一個雨夜,屋內無處不漏雨,我們母女四人就擁擠著蜷縮了一夜。那時因為有了住處,二幼等即被遣回轉塘上學,不久母親哀憐,又重返杭城。
     水安的妻子小方,原是杭州兒童醫院的護士,她的前夫即是該醫院院長。抗美援朝時,院長去了朝鮮戰場,復員時帶回一枝手槍沒捨得上交,後來在某次政治運動中經人揭發,被判處勞動改造十年。當時的小方已有了一男一女,又因體弱多病,辭職在家。她的親母早死,與繼母關係不好,丈夫勞改後,幾年下來,連變賣的東西也沒有了,曾冒險做過小生意,最後實在無法生活,經人介紹,到水安的茅屋裡尋覓一口飯吃。以她的相貌,她可以嫁一個好農民,甚至好工人,她之不願意嫁入好人家,只想尋求暫時的庇護,是想等待丈夫歸來團聚。一開始,她沒有與水安結婚,到孩子都五歲了,口糧發生問題,又對丈夫的等待漸次失望了,才同意與水安辦了結婚手續。她說她到水安家的第一頓飯,水安也是向鄰居家借來款待她的。生活對人的磨練是巨大的,小方也不涮牙,一口黃牙,吃的水也不去井裡挑,就在門口那條通轉塘街的人們用來淘米、涮馬桶的小河裡,用破臉盆勺入水缸(當然我們也吃這缸裡的水)。我們兩家後來不但一缸吃水,還一個米袋吃米。水安家常常斷糧,向我借米,後來不用借,只要有米自由取米,用什麼還的?有就一起吃,不分彼此。小方的大兒子叫阿偉,女兒叫阿英,常去採集地皮、野菜,摸些螺絲充當菜肴,我們也一起享受,倒從來沒有為“經濟”發生過任何意見。我一個月給他家二元錢房租費!只要我進城過夜,小方就睡在我的帳子裡。她說,睡在帳子裡,蚊子咬不著,真像在天堂。
     水安在轉塘鎮沒有朋友,大家都看不起他。但他家卻有幾個外來常客,有兩個來了就住十天半月。其中有一個諸暨老鄉,水安母親在世時認的親,水安稱他為老大哥,當時六十多歲,曾在國民黨部隊任團長。共產黨打了天下後,老大哥坐過牢,勞改過,後來下放在錢塘江邊袁家浦老沙一帶務農。我在水安家時,凡水安和人爭吵,背後發牢騷,總說“讓我老大斃了他”,老大之名真是如雷貫耳!我第一次見到老大哥時,那天水安家沒有人,我正因為頭夜漏雨,在茅屋前空地上曬被褥。老大哥到轉塘購物,趁便來看水安。我對他久聞大名,似乎並不陌生。他看到我卻很驚訝。他說看我的相貌,不該落魄至此,住在這樣的茅舍裡。他讓我到鎮上借一副老花鏡,要仔細看看我的手相。我跑到乾娘那裡借了眼鏡來,他仔細觀察後,說我今後肯定會有好運。那天我到鎮上買了一碗麵招待他。老大哥不常來水安家,我總共沒有見過他幾次面。一天水安回來說,老大哥死了,因為一個人住在沙上(錢塘江上的沙洲),幾天後才被人發現,沒有棺材,用兩隻新木糞桶套著埋葬了。水安還有一個義弟,也住在沙上,為生產隊放鴨子的。水安還與我們上他那裡玩過,只一會時間,每人身上就附滿了跳蚤。回轉塘時到河邊抖落,放了跳蚤才進茅屋。這個義弟三十老幾了,還沒有結婚。一天傍晚,水安家來了不速之客,是一個卅多歲的女人帶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子,說也是諸暨人,人們指點她來投奔水安的。水安留她吃飯、住宿。這個女人頭髮很短,像是被人剪過陰陽頭後修理過的。大約是政治鬥爭的外逃者吧!女人說,生活過不去,出來嫁人的。住了兩夜,水安給她送到義弟處,希望給義弟做老婆。這個女人在義弟處住了幾夜,就又逃走了。
     水安家的常客是兩位,一個是老馬,五十多歲,是個鰥夫,也是轉塘修建隊裡的農工,他不來吃飯,只來住宿。用門板在中間搭舖睡覺。那晚那個女人來投奔時,老馬正住在水安家,女人與孩子則擠在水安房內。聽說這個女人要出來嫁人,老馬想娶她。女人會抽煙,老馬說“凡是會抽煙的女人,都能自己找到煙錢的”。但後來連年輕的義弟都夠不著,就不用提老馬了。
     另一位常客是從隔江蕭山縣來的駝背,他是個在小河小江中捕魚的人。轉塘是水鄉,河叉很多,他用一個大型的橢圓形木盆當漁船,划著撒著網,捉些小魚小蝦。他來了常住十天半月,也搭舖睡在中間。他將捕來的魚賣去一部份,留一部份給我們大家吃。駝背是個受歡迎的客人,駝背終生未婚。後來某年冬天,他在捕魚時翻盆落水而死,人們就用這個木盆盛著他埋葬了。
     就是我住在水安茅舍裡的那年,小方的前夫勞改十年後刑滿釋放,他在故鄉浙江臨海寫信給小方,相約於某日前來轉塘看望小方與兩個孩子。水安不識字,小方編了個故事,說是孩子的“小叔”到杭城公幹,要接孩子們進城玩幾天,只有我知道真相。那天進城,小方與孩子沒有像樣些的衣服,連襪子都是向木良嫂借來的。我目睹了他們十年離別後,在破茅舍裡患難夫妻的會面,竟是那麼平靜!水安招待了“小叔”吃了中飯,“小叔”他們就進城去了,住了三夜。在小方回轉塘約半個月後,又與“小叔”約會,這一次他們相偕逃回到老家臨海去了,而且還帶走了水安的親生子阿龍。在小方離開後不久,我也住到了水安隔壁的茅舍冬梅家裡。之後,水安與小方為離婚事打了多年的官司,他們還在轉塘車站演了一場“奪兒”的戲。這時,我已得到了公社的勞工分配,到了留下供銷社代銷店工作,每次回轉塘看乾爹、乾娘,都能聽到關於小方的消息。先是小方與水安終於離婚成功,並與前夫復婚,但阿龍歸了水安。以後,小方愛子心切,常來轉塘探視阿龍,來時給水安洗涮縫補,有時也接阿龍到臨海去住。但我卻從此再未見到小方。
     九十年代初,乾爹已去世,乾娘搬到岳墳女兒皎英家了。我和陳朗到轉塘看望了水安,水安正臥病在床,說要將茅屋翻成磚瓦房,要為阿龍成親了。阿龍酷似其母,五官端正清秀,沉默寡言。問起小方,水安說,她常來轉塘。在水安身上見不出悲哀的影子,他也認命了。
     我從六九年被迫離開蘭州,下放到了陝西富平農村,於七二年戶口落到杭州郊區轉塘鎮,期間在留下、何家河頭等鄉村代銷店工作了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因“落實政策”,戶口轉到了杭州機械工業學校所在地的上天竺,至八二年因當時的全國性戶口普查需要,我這才又遷入當時我們所居住的武林路武林村二弄六號。
     “戶口的故事”所記述的正是這十年間的部份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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