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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
(博讯2007年1月13日)
    
    
     ● 崔卫平 (博讯 boxun.com)
    
     向拜物教开战
    
     刘军宁先生以“文艺复兴”之名,重申人的尊严,强调作为人类我们的生活不应该维持在摄取食物的水平之上,不应该满足于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和身躯。对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是一个非常中肯和有力的眼光。也许“文艺复兴”这种表述令人感到突然,但我们远远不必拘泥于某个字词,而要通过这个字词,看看作者已经发展出怎样的表述,这个表述还具有那些空间,还可以怎样继续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秋风先生所做的批评,则比较停留于表面上的提法,尤其是忽视了刘军宁先生是如何怎样阐述“个人”的。刘先生并没有停留在生物学水平的“个人”的状态上,更没有止步于秋风先生所指出的“近乎放纵的个性解放”,而是进一步呼吁有尊严、有思想、清醒而严肃的那样一种“个人”。笔者同意秋风先生所说的“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并且在这两方面都试图做过相关表述,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做一件事情同时,又做另外一件同样是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仅仅关乎个人,都是考虑在社会生活里如何保持个人的自由。在今天,有谁能够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的个人自由即在社会中的自由?
     联系我们所处的现实,不能不发现刘军宁先生这个表述的重要意义所在。从批判性方面来说,“文艺复兴”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教会,指向这个管辖人的灵魂、本身却没有灵魂的庞大存在。在教会享尽一切人间和天上的荣耀财富之后,仅仅将贫困和虚空丢给了教堂门口的人们。我们今天有着一种新的宗教崇拜,那就是“拜物教”:一切以“物”的尺度来衡量,只有在物质的层面上才是被允许和被鼓励的,任何东西只有变为物质,变为可见的“物”的存在与统治,才是具有说服力和令人认可的,所有那些属于人的价值,人的精神生活和感受,包括刘军宁先生所说的“有关人自己的知识”,都被弃之如敝屣。马克思曾经运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语言进行资本主义劳动批判,将这两人当年的句法加以变换一下即是:“要使物质变富,人就必须贫穷;因而物质若是一切,人就应当乌有。”其中的“人”,是指富有人性的存在。
     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在“物”的力量面前,表现出那样一种贪婪得近乎无耻的冲动。另外有一个与“物”完全匹配东西便是“权力”,它同样也是一种“物性”力量,因此权力崇拜也是一种物质崇拜。在今天对于权力的无限崇拜也同样俯拾皆是,严重危害了我们民族的机体,侵蚀了民族的道德和尊严。在人们痛恨的种种乌烟瘴气的表现面前,难道不需要一场除旧布新的运动,来荡涤这些污泥浊水,扫除陈规陋习,重申人的价值和尊严吗?至于这个运动叫什么,或者它是否叫“运动”还是别的什么,这些都不重要。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那个我们称为玫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样的芬芳”。其实在当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也只是一个“伪称”。
    
     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
    
     如果允许我来尝试,我宁愿选择“文化现代性”这个现成的字眼,来传达刘军宁先生想要表达的东西,并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范围之内,进一步生发他所提出的问题。
     从哈贝马斯那里,我们得知“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这样一组区分的概念。哈贝马斯用“社会现代性”来指称韦伯所理解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即所谓“现代化”的方案上面。在很大程度上,八十年代官方与民间一致追求“现代”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指向“社会现代化”的。
     但是在文化现代性面前,却不容出现这样混淆。“文化现代性”的前提是所谓“除魅”,即不再存在一种社会整合力量,它高高在上、不由分说,贯穿支配人们的生活及知识的各个领域。“魅”是就它不容置疑的“力量”和“影响”而言。在文化现代性视野之中,如此不容商量便十足“魅力”的力量不复存在,从此人们各忙各的,每种力量、每个领域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每个人也都需要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不能等待任何权威来加以发放。这并不是说每个人自己必须另搞一套,出现像秋风先生所担心的“放纵的个人主义”,而是说——事关个人,就要由个人出面同意;作为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和规范,也必须借助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协商,而不能由一部分人强加于另外一部分人.
     在强制性力量衰落之后,有必要在现代情境之下,提供一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价值理想,而这套理想同时亦能够符合“自行营造”这个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指出,正是启蒙的理想,响应了这套价值表述的要求。在个人的阅读经验中,我觉得没有比钱先生所列举的这样几点,更为清晰集中地表述了这套价值的核心:
     (1)启蒙肯定理性,是因为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至于理性这个概念是否适当的表述了人的自 主与反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发展出一套后形上时代的理性概念。(2)启蒙肯定个人,是因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与追求幸福的最基本单位;至于这种个人是否一定沦为抽象、原子、普遍式的个人,从而忽略了社会脉络与 集体身分的主张,也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关于个人之构成的理论是否层次丰富。(3)启蒙肯定平等,是因为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至于这种道德地位的平等,涵蕴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平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 们对于「待人为平等的主体」发展出了甚么样的政治理论和资源分配原则。(4)最后,启蒙肯定多元,因为所谓自主的选择,预设了能够在其间选择、调整的众多选项、也涵蕴着不同的选 择与修正结果;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涵蕴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又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甚么样的道德限制。
    
     这套逻辑严谨的表述其实并不复杂,在课堂上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将这几句话背诵下
     来,因为它们实在说得太好了。于其中,处于起点和中心的都是刘军宁先生所表达的“个人”,但又有所超出,更为完备。实际上,我们喊了多少年的现代社会,但是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想,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能说是人人耳熟能详,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甚至是比较陌生的。近年来人们十分不满于“大片”电影中表述的那些钩心斗角、曲里拐弯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因为构成“大片”的社会正面价值,在我们的环境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和清晰的表述。而将此进一步转换为有迹可寻的一套叙事伦理,更是遥远得很。
    
     审美现代性
    
     在“文化现代性”中,包含和发展着另外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在很多人们看来,它被认为是对于“启蒙”理论的反拨。但是,从我们这个远离现代性的遥远立场上看过去,它们之间的相同要比不同还要更加突出一些。当“文化现代性”强调各个领域必须自主、自我立法,同时也必然包含肯定审美自主性在内。审美自主性意味着决定艺术作品成就的,不在于任何外部力量,不在于是否表达了既定的社会道德观念,甚至不在于是否表现了某种现实。那种认为只有直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与艺术作品的自主要求是相冲突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当下现实的语境,不与当下现实进行有效对话,便缺少一种开放的精神,这样的作品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开启文化现代性的道路上,审美现代性始终承担着冲锋陷阵的角色,发挥着用鲜活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文艺家笔下恣肆汪洋、饱满丰富的人物角色,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或深邃或宏大、或微妙或辽阔、或阴郁或明亮、或微弱或有力量的思想感情,我们凭什么能够了解更加宽阔的人性空间,来关照自己所处的现实和内心?若没有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雪莱、、波德莱尔、陀思托也夫斯基、卡夫卡、里尔克、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没有所有那些在这个星空上闪烁的巨星和较小的星星,我们怎么取得一种自我认识的现代文化?可以断言,没有这些感性的、形象的表述,现代文化便不成为现代文化,说得重一些,缺少它们现代文化便不复存在。
     而且在当代,文艺作品仍然保存并继续追求现代价值理想,在一种看似边缘或者“迷狂”的状态之下,保持对于当代社会的清醒、距离和批判的力量,使人们免于在不知不觉当中沦为市侩或者埋头于计算的单面人,机械人,成为各种各样失掉了血色的经济动物、政治动物及学术动物。阿尔多诺将此表达得十分清楚:自律的艺术便有可能站到社会的对立面。那些表面上纯粹的和精心构筑的艺术,是对于人遭到贬低境况的无声抗议。艺术作品看起来偏离社会,但却是对于特定社会的坚决批判。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自苏联的诗人布罗茨基在一种特殊的道德匮乏的情况下,曾经表达过“美学是伦理学之母”的看法。
     这就是我对于秋风先生所说的“我们大可不必有太多文艺的情怀”感到震惊的缘故,对于他进一步所说的“政府也曾经大规模地组织民众观赏这类文艺作品”(指“反抗旧家庭、旧婚姻、旧道德、旧习俗的作品”)感到十分愤慨的缘故。我认为在这个表述中,一向追求严肃的秋风先生是不够严肃的,不够中肯的。像柏拉图似的如此敌视文艺,对于一个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显得十分古怪。
     终于有一位刘军宁先生意识到文艺作品在打造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当中发挥的作用了。但我希望他并不是拿文艺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途径,不是将文艺祭奠于宪政框架之前,而是将文艺当作文艺自身,是具有自主性的一种人类活动。它不比宪政学的学问高,也不比宪政学的学问低。
    
     人性的锻造与刷新
    
     在我们今天“社会现代化”已经初具规模之后,在我们已经解除了极度的物质匮乏之后,还能做什么?还需要什么?这些话题渐渐浮现出来。不久前北京一家刊物“SOHO小报”便适时组织了一期讨论。应该说这个问题来得有些迟了。只有在起点上具备的东西,在终点上才能够出现。如果在我们发展“社会现代化”之初就拥有一个能够超出它的视野,今天的情况恐怕不至于如此简陋与粗鄙。当然,任何时候“亡羊补牢”都不会太晚。
     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出:在我们进行了一番如此浩瀚的改造世界活动的同时,我们作为人,是否也有可能重新被创造出来?在我们重新安排世界之际,是否也有可能产生一番不同的人性面貌?或者在我们人性小小的范围之内,是否也有一片需要打造的天空?一段需要用双脚才能走完的道路——从这头到那头、从东边日出到西山日落?
     打个比方来说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经历。我们都有过谈恋爱的经验。在恋爱的过程中,看山山有情,看水水有意,我们另一份不同人性就在其中不知不觉地生长出来,感到自己更加轻盈纯净,更加敏感灵动,或更加开阔深沉。总之,是我们创造了恋爱,同时恋爱又反过来创造了我们,将我们的人性加以重新刷新。
     黑格尔讲过一个小男孩往水里扔石子的故事。闲逛无事的男孩往水里扔了一个小石子,这个小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涟漪,这令小男孩惊诧不已,当他看着不停扩大的水圈,他感到自己力量延伸、体现和证明,水圈是他的一个力量杰作。而同时,当他看着眼前奇异的景象,他眼睛的能力也在生长,他心灵的感受力也在生长,他体内的活力、弹性和韵律也在悄悄生长。也就是说,扔石子这么一个动作,其结果不仅是看得见的一个水圈,而且还有小男孩从中创造出来的新的他自己。这个内在人性的收获是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渗透浮现。
     有关锻造和刷新人自己的故事,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丰富精彩的体现。最著名的要算歌德的《浮士德》。在魔鬼的带领和帮助下,老眼昏花的博士博士返老还童,在大世界中沉浮游荡,先后经历了五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爱情、政治、美的活动、科学试验以及劳动创造世界。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世界,造成了某些看得见的业绩,同时另外一个结果也随之产生出来,这就是他本人、他的人性、他的眼光、他的感受。,在经历过政治活动之后与之前,他的眼光和处事能力是不一样的;在经历过移山填海之前与之后,他的力量和人性收获也大不相同。
     这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并不是死水一潭,而是随着周围世界的风景和我们的行动,发生相应的变动和变化,它如同流动的活水一般的东西——不仅在于我们过去及今天是什么,而且还在于我们将可能成为什么。而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诸如此类的命题——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世界;关照我们的精神,如同关照我们的物质。
    
     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
    
     事到如今,当我们清点在这个世界上所获得的财富时,是否也可以同时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如何?——我们的理性是否变得更加坚实和精粹?我们的感受是否变得更加敏锐和灵动?我们的心灵是否变得更加正直、勇敢和良善?我们在道德上是否变得更加清晰和富有力量?我们在语言和行为两个方面是否变得更加中肯和忠直?当清晨或者夜晚我们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时,是否对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它没有被消耗、摧毁得全然失掉光彩和内涵?以及我们的身材,它看起来是否没有被各种负担完全压跨、彻底失掉了形状?
     我们如今拥有一个对于自己的更高评价还是更低评价?我们对自己是更加满意了还是更加不满意了?在满足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要求之后,我们是否考虑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在接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指令之后,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内心在诉说着什么?是否
     考虑也许从此之后,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是让内心像一只壁虎似的不声不响地趴在墙上?按照自己地内心去说话,而不是漫天不着边际?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行动,而不是像陀螺一样被他人抽着转动?
     并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表达对于他人的善意和敬意?倾听他人意见如同希望他人倾听自己的意见?尊重他人如同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珍爱他人如同希望他人珍爱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仅仅适合表达愤怒和怨恨,而不善于表达理解与爱意?变得擅长与他人之间的进攻与反击、怀疑与猜忌,而不是接纳与包容、信任与支持?我们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使得我们变得恐惧、暴躁、匆忙仓卒,而不是勇敢、宁静、从容镇定?
     如前面所说,事关自己,要征得自己的同意。假如不愿意继续下去,可以考虑想点办法,做出一些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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