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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感怀:大国崛起与没落,如何走出历史轮回/刘放
(博讯2006年12月31日)
    作者:刘放
    
     新的一年又到来了。中国崛起,是过去的一年里网上最热门的话题。 也将会是今年最热的话题。二十多年来中国GDP快速增长,城市高楼大厦林立,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中国商品遍布世界各地,外币储备超过万亿美元。无论贫富差距多么大,存在多少社会问题,整体来看,中国即将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强国已不再是梦。 (博讯 boxun.com)

    
     崛起是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共同理想和愿望。百多年来,从晚清那些仁人志士、民初民主革命的先驱,到共产党人中的理想主义者,有多少人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呕心沥血,甚至献出青春和生命。
    
     中华民族是相当聪明勤劳的民族之一。对此,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深有体会。中国的土地、气候条件最适宜耕种和人类生存。比较欧洲和北美的严寒,非洲的炎热,澳洲的干旱,中东的沙漠,中国实在是一块福地。中国崛起、富强是必然的,正常的。不能崛起,贫穷、走向没落才是反常的、不合情理的。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并非没有崛起过。秦皇统一中国,“六王毕,四海一”,铸兵器为铜人。此时应是世界第一强国。汉代文景之治,开疆扩土,经济繁荣,也是声威赫赫的第一强国。唐代就不用说了,长安是当时的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四海归顺,八方来仪。贞观之治,长安斗米三文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的物质条件,让任何一个古今中外强国都自愧不如。
    
     宋代国力稍弱,但以经济总量计,仍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只要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知道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兴旺景象。南宋时虽偏安江南,而苏杭一带的经济文化也相当发达,俨然也是盛世。“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从当时文人的诗词歌赋中也可以反映出来。而元帝国的铁骑征服了世界,版图包括了大半个欧洲。明代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强国。郑和下西洋的舰队,绝对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一支舰队。
    
     清代的强盛时期,自不必说。其疆土之大,人口之多,经济之雄厚,都是世界首位。晚清一般认为是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开始。但据西方历史经济学家的考证,中国仍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约占全球经济活动总量的三分之一。
    
     就是在兵荒马乱、社会环境相当不稳定的中华民国初期,当时的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百分九左右。在相对安定的江南一带,GDP甚至超出百分之二十以上。以这种势头,如果没有八年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可以想象中国早就崛起了。
    
     以中国这样的人民,以中国这样的自然条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论谁当皇帝,只要有几十年不打仗,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不横征暴敛,让民众休生养息,经济就会繁荣,物质就会丰富,国家就会富强。甚至有“湖广熟,天下足”,或“四川熟,天下足”之说。也就是说,通常只要有几个产粮区大丰收,全国都可以保证不饿。中国人口数量始终占世界首位,是有其原因的。从反向去思考,则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贫穷落后是根本不应该的,六十年代在和平环境里饿死几千万人更是人为的悲剧(根据气象资料,那几年并无特大自然灾害)。
    
     对中国这一次的崛起,或者说是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许多人都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基于中国近百年留给人们的极端落后印象。对中国目前创造的经济奇迹,许多人都有不同解释。去年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时说“……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这一说法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是代表中国官方的解释。自从1976年毛逝世后,中国执政党抛弃了马列信条,结束了闭关自守和阶级斗争,将整个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内放松了对人民的束缚,鼓励人民致富,对外全面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科技。其后更实行市场经济,加入WTO,与国际接轨。没有中国执政党的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改变,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崛起。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反面的例证是北朝鲜)。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胡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把这些话放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崛起、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把国号换一下,也同样适用,同样有道理。
    
     客观地说,中国这一次的崛起,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华民族千年一遇的大好机会。
    
     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外敌威胁的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这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是少有过的。就是在汉唐盛世,北方的匈奴与其他外族侵扰威胁也无时不在。所以才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的和亲政策。宋明两代,都是殁于当时的北方强敌。清代前期,对各反抗族裔的征战从未停止过,后期为列强所瓜分,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而在今天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全力以赴发展经济。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之时,世界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先进的电子科技时代。各种成熟的科技成果、富余资金都在寻找市场,寻找出路。中国一旦开放,与世界接轨,各种先进技术、科技信息和资金就蜂拥而来,形成洪闸效应,高水位的水自然流向低水位。西方几百年的科技成果,中国在瞬间就能得到,少走了许多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实行开放后的中国以优惠的政策条件招商引资,吸引大量西方的现代化企业进入中国,以合资或其他方式在中国生产,一步到位地提升了工业技术水平。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快速发展之路。
    
     再就是,周边地区几个经济龙头香港、台湾、新加坡都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帮助。港澳、台湾都是自己人,新加坡与中国也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也算是近水楼台吧。其中香港对中国的投资额达到两万多亿人民币,台湾则达七千多亿人民币。这还不包括那些无偿援助及捐款。当然还有技术上、管理方面的帮助,这也是相当难得的。举个小例说,中国第一个成功实行改革的企业广州东方宾馆,从资金、原材料、技术到管理方法,全套都是从香港现成引进的。中国此后的经济改革,基本都循这一模式,香港带动深圳,深圳带动沿海各地,沿海再影响内地。
    
     中国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得到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支持帮助。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对中国伸出了援手。这些援助包括无偿捐赠或有偿贷款,以及各种经济技术合作。就是被国人视为仇敌的日本,也给予了中国大量的援助。这里包括无偿援助六十五亿人民币,低息贷款一百六十多亿人民币以及环境保护、技术培训等。
    
     所有这些输血式的帮助,是中国历代王朝崛起时都没有过的,是中华民族的天赐良机。实际上,现代社会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协作,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共同结晶。
    
     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条件,还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用双手创造了这一经济奇迹。
    
     市场经济的运转,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中国人的积极性,人们在利益和欲望的驱使下,高度竞争,猛烈搏击,几乎把各种能量发挥到极限。“十亿人民九亿商”,这是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商海大战。以中国这样的人口基数,这应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活动。
    
     也不可否认,专制国家能高度集中资源、集中人力物力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而不必顾及公平、公正、人权、环境等问题。在建设速度上,确实占有优势。中国以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廉价的土地,许多不可再生能源的浪费、环境严重污染换取了经济的起飞。
    
     而这种不成熟的、缺乏有效监管、与国有计划经济交叉混淆、与政治体制脱节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是竞争的严重不公,社会分配的极端不公。这是今次崛起的代价。造成这一后果的深层原因,甚至还要追溯到之前几十年的歧误。因此无论如何,把这次崛起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那是笑话。把产生的社会问题推给资本主义,也不公平。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没法界定的发展模式,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下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思维指导下的社会实践。这种实验的结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前不久,上海复旦大学一个学者发表文章认为,现在是中国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此言一出,立即招来一片批评之声。很显然,经济崛起并不等同盛世。
    
     人们一般的理解,所谓盛世,除了经济发达、物质丰富,主要是社会相对公平,官吏清廉,人民安居乐业,享有一定自由,老有所养,少有所教,社会秩序稳定,并有良好的道德风范。而这些条件又是相辅相成的,缺其一社会就不和谐,就不能称之为盛世。比如说,官不清廉,民就难于安居乐业。道德风范不良,社会就难于稳定。以这样的条件要求,则中国历史上能称盛世的大概只有唐代的贞观之治。其他盛世都名不副实。如康乾时代文字狱猖獗,能称盛世吗?
    
     现在的中国社会,除了经济已取得一定成就,其他条件都离盛世尚远。在崛起的背后,是社会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信仰迷失,道德沦丧,官吏贪污腐化已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关于这些,我们可以从各种媒体上大量看到,包括中国国内的媒体。所以在此就不赘述了。
    
     但不管说是崛起也好,说是盛世也好,如果崛起没有能让人民得到平等自由,盛世没有能让人民摆脱贫困,不能有效解决贪污腐化,那么崛起就为另一次没落埋下了伏笔。腐化越快,没落得越快。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 各朝各代一次又一次的崛起,又一次一次的没落衰亡了。中国以外,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以致近现代德国日本二战前的崛起,前超级大国苏联的崛起,都没有逃脱没落衰亡的命运。这种由盛而衰的没落周期,短则二三十年,长则两三百年。每一次的没落,伴随的都是大崩毁,大杀戮,生灵涂碳,民不聊生。历史悲剧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没有尽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认为这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是一种轮回。轮回是佛教理论,轮回体现的是一种因果关系。
    
     朝代没落的主因,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官吏贪污腐化,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道德沦丧。辅助因是自然灾害、兵连祸结(包括外敌入侵)。而后者实际上也被理解为是果。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崛起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何时才能走出这种轮回,如何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佛教并不认为生命轮回是永恒不变的。有大觉悟者就可跳出轮回,走出劫数。
     同样,国家也并非永远跳不出轮回,走不出劫数。
    
     在当今之世,唯一能跳出轮回的选择,就是推进和实行宪政民主。到目前为止,宪政民主制仍多有弊病,远不完美,不可说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但已经可说是最不坏的模式。现在欧美那些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大都已有几百年的宪政历史。他们早已超出旧有朝代轮回的周期。然而至少在目前仍看不出他们有没落衰亡的迹象。很明显,是宪政民主制使他们走出了轮回,避过了灾劫。
    
     宪政民主制是如何让社会进入良性循环,避免没落衰亡呢?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在今天的网络媒体上,这些资讯几乎是隋处可见。但由于利害的关系,当政者照例视而不见,不以为然。为了论述的需要,我还是要在此再罗嗦几句。
    
     首先是她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包括议会制、独立的司法体制、政党轮替以及新闻监督。在这种体制下,权力互相制约,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践证明,这是避免或减少腐败的最有效办法。现在许多人都藉台湾的总统机要费舞弊案攻击台湾的民主制度。其实他们应该知道,这些贪腐案涉及的金额也就是几十万美元(几百万人民币)。这比起中国大陆的贪腐案几乎是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中国一个乡镇的小官动辄就贪污千万、上亿元。实际上此案已经立案审理,进入司法程序。同时台湾人民也上街示威要求涉嫌贪污的总统下台。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的运作过程和平而理性,体现了民主的特点。退一步说,就是阿扁赖着不下台,那么2008年大选他肯定会滚蛋。这就是民主的可贵之处。
    
     政党轮替除了监督机能外,还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任何一个政党要上台执政,就必须拿出最好的治国方略,给人民最大的好处。还必须保证清廉。对无法兑现其承诺的政党,等待她的命运就是下台。特别对那些政策行为失误、可能将国家带入灾难的政党领导人,人民可以轻而易举地用选票把他淘汰,从而将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比如美国的小布什,如果美国人民不再认同他的中东政策,那么2008年大选共和党就会落败。也有人会说,美国已经为此遭受损失,付出了代价。但这种损失比起独裁专制下一意孤行造成的灾难,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由于有效的监督,社会也会变得相对公平。而政党轮替也对社会运转起到一种润滑作用,将有效化解可能产生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例如官逼民反的流血冲突。因为人民有正常的途径表达思想和诉求,有权利掌管国家的前途命运。这样国家就有可能跳出轮回,彻底改变崛起――没落衰亡的宿命,真正达到长治久安,实现盛世大同。
    
     有的人总是举出世界上某些民主并不成熟的国家作为例证,借此否定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反“制度决定论”。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打破一些禁忌,说几句真话。
    
     其实除了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每个民族的综合素质是有着差异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半生不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例如澳洲的土著民,虽然经历了近两百年民主政治的浸润,但他们对政治的参与热情还是无法培养起来。这虽然是明显的事实,但在西方提倡“政治正确”的环境下,却是禁忌的话题,谁也不敢轻易言说。
    
     而中华民族显然是具备这种素质的民族。台湾、香港就是极好的例证。台湾人可以实行民主,大陆人当然也可以。香港虽然还没有实行完全的民主,但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争取民主过程中的理性表现,都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说要不要完全照搬西方式的宪政民主,这本身是没有必要争论的问题。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也许会是个痛苦的过程。谁也不要指望民主化可以马上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中国积累的社会问题太多太复杂了,用句套话来说是积重难返。因此,民主政治以什么样的步骤、什么样的方式在中国发展,完全取决于具体需要。一般而言,只要走出第一步,后面的路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而且,宪政民主制本身也在发展,也在不断完善。但有一条,无论如何变通,民主、自由的原则不可改变,有效监督的机制不可改变。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政制。这叫万变不离其宗。
    
     不管以何种形式、什么名义引进宪政民主,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民能过上公平、富足、安定、自由的好日子。胡温新政提出建构和谐社会,本意是好的。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铲除贪腐的温床,只是修修补补,那是治标不治本,效果可想而知。充其量也只能是稍稍延长轮回的周期。
    
     我们注意到,胡、温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对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愿望。但是胡也曾经谈过在政治上要向北韩、古巴学习。他们一方面号召说真话(温在作协大会发言),主张“有嘴巴就得说话(胡访欧时的发言)”,一方面又毫不手软地控制媒体,将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投进监狱。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天心难测,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
    
     中国体制内的政治改革何时才能启动?对人们来说,这始终是个谜。渐进不等于一步也不进,过于谨小慎微就有可能坐失良机。农人总是等待果子熟时才收摘。但是果子过熟了就会烂掉。如今,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堆积(也由于对极左灾害根源清算的缺失),已经发酵出另一种霉菌。有些人在困惑之余,错误地往后看,向左转。一些反改革、反开放的思潮泛起。这已经是不可轻视的现象。这种倾向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阻力新障碍,改革的步履将变得更加艰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许已错过了最佳时机。
    
     时光荏苒,年复一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核心换了一代又一代,贪官抓了一批又一批。新的一年开始了,北望神州,人们又在翘首以待。新的一年,带给中国人民的将会是什么?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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