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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主张把自由与主义搭在一起(下)?/武振荣
(博讯2006年12月30日)
    武振荣

    八、

     自由有高级的那一类,也有普通的一类。现代宪法上的那种自由是后 一类。现在我们中国缺乏对这两种自由的不同方式的研究。有的时 候,我们在研究后一种自由时,使用了研究高级自由的方式,而在研 究高级自由时,又把它和普通自由混为一体。以前一种方式所提出来 的自由肯定是“消极的”,但是有谁能够否认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 最积极的事情就是人类争取自由的行为呢?这是一个积极与消极的辩 证法,不了解它,就解不开自由之迷。 (博讯 boxun.com)

    人生固然是一个意义的架构体系,但是自由却不直接地或者故意地给 出现成的意义,因此,这其间就涉及着一个好象表面上与自由无关的 意义。在自由中,每一个人都不同于另外的人,因此一个人的生活的 架构绝对不可能于另外的人雷同,中国的俗谚所说的“百人百心”就 是这个道理。就此而言,应该说不存在人的生活的“标准”意义。正 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自由宁可给出意义的“零”,也不出示意义 的“一”。正因为这样,所有人的意义才有可能在“零”的基础上实 现“一”的平等。18世纪的自由哲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平等意义上的, 这样东西被归结为“自然法状态”;事实上这个状态不是一种“历 史”的真实,而是“意义”的真实。

    在这里,我们现代人研究自由时,发现不了上述问题的实质,以为历 史的真实就可以构成理论或者思想的真实,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 误,事实上,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还生活在这种错误 之中。无论是在民主或自由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远离了古典的主义时 期,但是我们却不肯从中解放自己,因此,在今天当我们需要以问题 的方式在讨论自由时,有知识的人却呼吁我们回到某一种自由主义哪 里去,于是,我们中国人追求自由的那一部历史,古代的、近代的或 现代的就都就被划为“虚无”的,好象自由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似的。

    九、

    费希特在《论法国革命》一书中说:“国家不能够自诩占有真理”。

      “国家根据公民契约掌管着可见世界,是被排除在不可见世界之   外的。……国家可以在可见世界进行奖惩,它手中握有可以行使   奖惩的权力,国家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它有权处理。国家不能够   在不可见的世界里诅咒或赐福”(中译本第244~245页)。

    费希特写这本书时,只有31岁,是一个典型的青年人,但是就是这个 青年人对人类政治事务的认识被后来出生的马克思要深刻得多。可见 在政治上,过去中国人尊马克思而排除费希特的确是一种失误啊!

    事实上,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说社会的、经济的或文化的)马克思的 许多主张和思想都是及其出格的,他提出的“打烂旧的国家机器”的 思想与他的时代民族国家正处于筚路蓝缕的建设阶段是很不合拍的。 他的共产主义是在不要国家的基础上而被设计出来的未来社会制度, 因此,共产主义没有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有关国家的理论与思想就不 足为奇,于是就产生了列宁对马克思的补充(也叫“发展”吧),但 是在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在成为一个国家的创始人的 “前夜”,却对于自己要创造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表现出十足的无 知,他除了大段地用用恩格斯、马克思的话而外,根本没有提出自己 的任何“见解”,这样,马克思所主张的一种“社会形态”的“无产 阶级专政”,被他当成了未来“无产阶级革命”要建设的“国家体 制”,天大的错误就这样地铸成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错误尽管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 就是他们都反对“自由人民国家”这样的概念,他们坚持国家是阶级 斗争的产物,是由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暴力工具的思想割断了民族国家 和自由的可能的关系与联系,他们用国家只能是阶级的观点对于存在 的国家做了“资产阶级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分类,在分类 中,他们──特别是列宁做出了“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全部占有“人 类最高真理”的那种错误判断,于是,一条真正的真理──“国家不 能够自诩占有真理”──就被置之脑后了。一旦国家占有真理,所有 企图和它争真理的人不是已经被事先地置于法律上的死罪境地了吗? 自由就是这样丧失的。

    十、

    就纯粹的科学观点来看,共产主义这东西在费希特的分类中,属于 “不可见世界”的范畴,因此我们作为生活在“可见世界”中的国家 的公民应当解除与它的义务。但是这样的事情如果有着另外的意义的 话,那么岂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公民有着对于“不可见世界”的自由 探索权利,也就是说,在发表我们有关“不可见世界”的知识的时 候,我们是自由的。进一步的推论认为,在对于诸如共产主义这样的 “不可见世界”的事物的关系上,我们也是自由的,因为这些自由权 利的行使,和“可见世界”中的事情是分门别类的,如果说这就是国 家和公民之间的自由关系的话,那么,公民对“不可见世界”的自由 探索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和上面的议论联系起来,“国家智慧” 应该把“不可见世界”当成国家划给公民的“自留地”,允许并且提 倡他们在“自留地”上“自由经营”,情形只能是这样的。

    在前毛泽东时代,毛允许中国农民保持“物质”上的“自留地”,但 是他却把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留地”给完全地“充公”了。

    “消极自由说”的要害,是说自由必须要借助于法律的“硬性”划 分,而后才成其为自由。用古典的一句话说,“做法律允许的事就叫 自由”。即使这样,已经被划分出来的那种一块,就应当完全地归于 个人,而不允许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涉。

    十一、

    自由的最难理解之处在于,一个人有权利选择那些在别人的看法中完 全有可能被认为是会导致不自由的境况的那种生活,而别人对他的这 一选择是无可奈何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或 者是一种政治观点,那么,这个人只对此选择负责,他有权利坚持 它,而不顾别人和集体的态度。这样,在列举他的生活的意义时,他 也许会陷入窘境,但是他的选择权利的履行同所有在生活中的他们人 一样地畅通无阻。可见他是从“上帝”那里领取了生活的通行证。因 此,我说在民主的生活中,可能存在着“救世主”,在自由的生活 中,《国际歌》上的那一句词倒是说对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 主!”

    毛泽东在过去的时间中,曾经说过“机会主义的本性是难改的”这一 句话,其实,这一句话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是可以发现价值的,那 就是毛在无意识中承认了人在政治上的选择的难以改变性质。在文化 大革命前后,不光刘少奇、邓小平是这样,所有那些参与了运动,并 且在运动中获得了一个属于自己观点的普通人(包括学生、工人、农 民)都是一样,都把自己一个基于偏好的、并且也是不经意的、随手 拈来的观点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为什么呢?除了用“人的政治本 性是自由”的观点解释外,其他的一概不顶用。政治观点之于每一个 人是以最轻松的方式拿下的,但是,要卸掉它却是世界上第一等困难 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毛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

    “机会主义的本性是难改的”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人的政治本性是 难改”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应该象毛泽东那样地“逆”人的本 性而动,就应该顺从人性之水,再也别想着在政治上要“改造人” 了。自由并不在任何时刻都要寻找一个自己独立的出发点,相反,我 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段都可以看成是自由的出发点,即使这样的出发 点有着“专制”的因素,也不影响自由之为自由。和今天的一些朋友 们对自由的理解不同,我个人在寻找我们中国人的自由时,总是着眼 于自由同专制主义的斗争,因此,我们拒绝没有对立面(专制)的自 由!

    十二、

    在现实的生活中,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和行为都免不了别人的评判,只 是这一切都应当建立在生活的信息自由交流的基础之上。交流的意义 必须是完全的,容不得对于信息的垄断。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应当 垄断信息,更不应当充当阻止信息交流的角色,而是应该建立信息交 流的自由平台。前毛泽东时代虽然中国有许多民主的空间,但是没有 中国和外国信息的交流空间,造成了对自由的最大的压制。自由并不 是就可以使人变得聪明一些,但是获取必须的信息却是有助于人的聪 明。因此对于一个自由人来讲,在有关自己份内的事情上他拒绝强制 性的东西,他有权利对一切强制性的东西造反──这是自由不被他人 蹂躏的唯一的保障。

    自由人从来都是一些个性突出的人,在未遇到干涉时,他们可以显得 宽容大度,但是在遇到干涉时,哪怕此种干涉是非常小的,他们也会 表现出一副好斗的“动物本性”。就这一点分析,人在获得自由后无 缘无辜地分派,并且非得要进行所谓的从理论上讲没有任何意义的派 性斗争,这好象完全是“天生的”或者“世就的”。关于这一点,我 们中国人在一个事前根本就意想不到的“66运动”中,得到了一次锻 炼,但是,40年过去了,我们对于那一场锻炼的事情到今天为止也没 有形成一个有价值的系统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们的自由毫无长进的一 个原因。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自由是在斗争中产生的——这一条伟 大的66教训已经被我们忘记了,于是,我们在日后的时间中,就只好 拣起了一个不敢斗争的自由了。

    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是这种“剔”了斗争“骨头”的主义,因 此,我很不喜欢这种主义。在今天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自由只有用 政治斗争的方式才能够获得和保持,但是那些所谓的“文明”的主义 的提倡者却是要否认这种斗争,想以非斗争的方式就抓住自由──我 反对的就是这个。其实,我反对的不止这些,而是提倡此种主义的人 都有着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共同的特点,他们以民主革命在自由问题 上的错误而要否认民主革命的历史和历史遗产。他们没有看清楚中国 今天的问题的实质是,只有建立民主的制度,才使中国人的自由的最 可靠的保证这一点,所以他们当中的人,就喊起了为自由而“炮打民 主”的口号。

    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今天,民主化是一个“刀下见菜”的事情,也就 是说它的成功可以是一个瞬间的事情,但是对于自由,我们就不能够 说同样的话了。“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某些片面 的理论,靠某些道德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够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 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够胜任,必须几百年的苦难与考验,才能够磨 练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 夫》)。因此,一个民族的有关自由的教育和教养不是在短时间中就 能够见效的,所以自由化的任务即使再迫切,也还是有一个缓冲的时 间,而民主化却不容许我们做一刻的停滞。

    十三、

    在排除了国家对真理的占有之后,国家职能就可以保证其显示出充分 的公正原则。公正和真理的区别在于,造成公正的因素是一种可以诉 诸于感性的可见事物,它不象真理那样地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 因此公正的另外一个性质是对人和事的平等式对待,古代的“王子犯 法,与庶民同罪”就是公正。因此从理论上讲,公正本身是超越阶 级、超越等级、超越身分的一种态度,它用同一把戥子去称所有的 人,所以被它称的人在感觉上可以形成“我也是一个人”的概念。真 理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间里,都首先表现为一个少数人或者完全的 个人式占有物,因此真理传播的途径,是更多的人(大众)对它的屈 尊,于这样的情形相左的是,真理是在一个完全由怀疑的空间中不断 地展示自己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理论上没有个终止的时间……,因 而它除了自己以外,不能够接受任何的外在权威的裁判。就这样的事 情看,我们说真理的管辖权出于“上帝”,那是对的,就是说执政的 人不可能染指它,但是执政者体现公正,却是执政本身对执政者的起 码要求。

    公正可以接受舆论的调节和裁判,但是,真理却不是这样,在更多的 场合中,它同舆论冲突,因此它既不接受舆论的监督,也不接受法律 的裁判,它如“行空之天马,独来独往”。真理的自由具有任意性。 法律的评判本质上是国家的评判,而依据法律的本质和国家的职能而 言,它缺乏评判真理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技术,因此,最公正的国 家如果陷入了对真理的裁判,它就会显得既暴虐,又无能,到最后连 基本的公正也给丧失了。

    真理往往以言论的形式见诸于社会,因此,公正的社会的第一个特征 是不执意地干涉公民言论,使之处于自由状态。如果说某些言论往往 具有危害社会的性质,那么国家的不干涉政策就不是中立的,而是带 有保护性质。自由社会把保证公民言论视为自己的天职,而不顾其中 的某些言论有可能产生出的危害性,乃是自由社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 键性因素。事实上,言论的有害性一般先是先伤及政府,再伤及国 家,于是,在面对攻击性言论时,国家实质上立于政府的后面,有政 府这样的东西可以做“屏障”的守住一阵子。这样以来的结果是,国 家可以在更换政府的行为中重新寻找国民的支持,而民主的意义也就 立了起来。因此,自由社会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走向民主,也只有这 样,自由与民主,这样两样东西才可以形成有机的结合。

    十四、

    在过去的时间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束缚了我们,冲破了束缚 就意味着自由,问题是,如果我们对这种自由保持一种敬守的态度的 话,那么它并不是要必然地要求对于以前束缚我们的东西发起可以使 之“毁灭”的进攻,如毛泽东诗中所说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 名学霸王”。自由仅仅是自由,所以我认为给它再添上一点东西就无 异于画蛇添足。就这一点而言,自由在今天对我们中国人民来讲,并 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东西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 连跟铲除,一点点的“须根”都不留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 们反倒不自由了,因为我们成了“强迫”(某钟政治意象)的奴隶 ──这就是我和目前和某些朋友们之不同点。

    我们必须要走出“思想上的洪水猛兽”时期,因此,如果我们的思想 还认为人类思想上仍然存在着“洪水猛兽”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 就永远地走不出毛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许 多中国人下意识中成功地灌输了如下的东西:认为人类社会中真实地 存在着一种可以危害人类的危险思想,而这种思想的危害性是不亚于 “洪水猛兽”的。因此,当我们已经厌恶了毛泽东思想,并且决心要 走出毛的时代时,我们视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洪水猛兽”那是情有 可原的,但是当我们已经走出了毛的时代时,我们的脚还停在刚刚起 步的那个阶段上,就没有值得夸口的任何理由了。顾准先生的下述的 话,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

      “所有的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所曾经处   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行到目前的状况做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   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   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就以共产主义为例子来说吧。共产主义对马克思本人,或者对毛泽东 来说,无论有多么重要;但是对于我,可以说有一种子虚乌有,因 此,今天或者后天,有人要借助于共产主义行善,那好,我们为什么 要反对呢?我不但不反对,并且还有可能同情他,或支持他;但是他 要以此要挟我,强迫我,想把我绑在他的战车上,那么对不起,我只 好象他吐口水!信仰是属于“不可见世界”的事情,因此,对于不信 仰它的人来说,够不成任何的权利。在信仰的问题上,不信是一种绝 对的权利,你拿它没有办法。

    我少年时候,我们村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党支部书记──武彦玉(我在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中写到过他),他依据共产党的做 法坚决反对社员们信神,当然,他也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当时我 们村庄出现了一个灵气很大的女巫──“马王爷”,在方圆几十里地 都很走红,以至于省会西安的人都前来看病。但是,武彦玉不信,他 在一次批判女巫的社员大会上,指着正在接受批判的“马王爷”说: “你‘马王爷’法术很大,好,今天我就试一试你,我批判了你,你 就使个法,叫我武彦玉当下栽到,现在就死了,我叫全小南村的人都 信你,都给你‘马王爷’烧香;否则,你那个‘马王爷’是骗人 的!”说到这,我把上面的“马王爷”换成马克思,诸位你们就懂我 要说的是什么了。

    在这里对一个特定主义的信与不信,应该有一种比我上面说的武书记 更高的理解,那就是,一个信的人和一个完全不信的人缺乏沟通的渠 道,因而自由的方式在这里应该划一条界限:信者自信,不信者由 他。人类中最不好的事情莫过于强迫人的信仰,因此在今天民主化的 运动中,我个人的看法是:信仰的角落只能够用信仰的扫把去打扫。 对于那些用政治的扫把去打扫信仰的角落的人,我不认为他们做得 对。

    十五、

    自由其所以要必须保证人在信仰上的自由,原因在于自由的精神已经 意识到信仰之事不是一桩可以诉诸于科学的问题,信仰的那种对象不 是科学意义上的实体,而是精神意义上的实体,所以,它不能够在表 现和表达中采取科学的方法和方式。一句话,科学解决不了信仰的问 题,信仰之事情也不可能诉诸于科学的实验,因而关于信仰的真与假 的问题,从来都是古今中外聚讼之焦点,而解决此种诉讼的人类之希 望从来都是非常渺茫的。所以,它不是一种大众的职业,是“上帝” 专门为人类中那些凤毛麟角式的天才人物准备的,借以消耗他们的智 慧。毛泽东生前不明白这一点,进入了“真假马克思主义争论”的泥 潭而不能够自拔的教训,我们也应该牢记。

    (2006-12-28)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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