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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为跛足经济改革寻求注解的《大国崛起》
(博讯2006年12月19日)
    
    王德邦:为跛足经济改革寻求注解的《大国崛起》
     (首发稿) (博讯 boxun.com)

    
    
    文章摘要: 为什么支持罗斯福新政的理论被置换成一个“免于匮乏”的纯物质的需求了呢?美国社会的精神追求被完全物化成一种动物的本能呢?从这里我们经典地看到中国近十几年来的唯经济发展论。
    
    
    作者 : 王德邦,
    
    
    發表時間:12/17/2006
    
    多少年来,我已经无心去看什么电视片了,事实上,多少年来也没什么有意义的电视片值得花费时间去看了。然而近来网络上对《大国崛起》的热评,还是让我动了看看的念头。不过首播是错过了,好在中央二台近日以来都在中午一点多钟重播这部片子,使我有机会一睹这部引出诸多争议的电视片,并将自己被引出的感慨记录如下。
    
    应该说《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片是值得一看的。自八十年代中央电视台播出《河殇》引起举国一遍热议以来,历经二十来年,中共中央的电视台就再没有一部唤起国民关注并引起热议的片子了。作为一个国家最大的电视台,供养着庞大的所谓创作队伍,居然就编不出一部值得一看的作品,可见几十年来中国思想的荒漠化,可见这个民族达到多大的悲哀!今天仅仅从唤起国民关注,引出如潮评议这个角度,《大国崛起》就有看的意义。当然以历史的眼光而论,这部片子也确有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历史,发人深思的方面。毕竟它一改过去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嘴脸,隐去那种对西方文明发展刻骨仇恨与咬牙切齿咒诅的言词,代之是平铺直述的言说,这就有种回归理性的味道,在某种程度唤起了人们对久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人味复苏的重温。同时我们也还能看到这部片子在阐述几个强国经济崛起上也确实搜寻了不少题材,编织了许多逻辑,可以说经济发展成就一国强大的主题被烘托得有声有色。然而如果我们不作进一步何以促成经济发展?何以保证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是否就等同大国崛起?等等问题的追问的话,我们从《大国崛起》中,的确可以得到一份满足,求得一份对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理论的注释。但是,只要我们作深一步的思考,我们就不禁会发现,《大国崛起》通篇都在陈述着现象与事实,而对如何导致这经济繁荣现象背后的本质却缺乏深层的挖掘与追问,并且对真正触及这些本质性的东西还存在刻意的回避、绕行。
    
    例如《大国崛起》在阐述美国发展时,其中有部分谈到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大萧条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推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法规和政策,诸如,通过紧急银行法来整顿银行秩序;签署紧急救济法,并成立紧急救助署关注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签署农业调整法,以帮助恢复农产品价格;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为经济恢复注入资金。这一切无疑对振兴美国经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支持罗斯福提出这一系列经济改革主张的深层理论,或者叫“世界观”究竟是什么?该电视片在陈述这方面原因时,解说词是这样:在一次演讲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公众提出了公民应该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因为真正自由的人,必须有基本的经济保障。罗斯福的提出的这一自由,意味着摆脱贫穷不再是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承担起保障人们免于贫困的责任。
    
    在这里“免于匮乏的自由”似乎成了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唯一理论,然而事实是: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 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四项自由被认为是关于美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原则的最简要声明。而其中最经典,也为后人所广为传颂,认为表现了罗斯福睿智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因为另外三项自由在罗斯福之前已经为文明世界所普遍认同。可以说罗斯福新政中一系列保障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法规正是基于“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理想而提出的。然而如此核心的价值理念却在解答美国经济何以走出大萧条困境中被忽略,这如果不是有意的回避,我们就找不到其他理由来解释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再看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的解说:“过去政府保证的基本人权是说,你可以自由地去争取你自己的幸福,至于争取得来,争取不来,政府管不了了,竞争的结果是,你失败了、你破产了、你没饭了,这些不是政府要管的事情。现在把政府的职能转变过来了,在经济上的保障,就是说,不饿死人也是政府的职能了,这个最低的保障就是,无匮乏的自由变成了基本的人权。这一点,我觉得在美国的观念上是一个很大的革命。”从这段解说中,我们又一次看到将“免于匮乏”人为地推崇为美国的观念革命。
    
    为什么支持罗斯福新政的理论被置换成一个“免于匮乏”的纯物质的需求了呢?美国社会的精神追求被完全物化成一种动物的本能呢?从这里我们经典地看到中国近十几年来的唯经济发展论。自1989年后,中国社会发展被单一化为一种经济发展,一切唯经济自瞻,进而提出“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人权,甚至是首要人权。这种生存为首的“猪权”理论成为主导中国政策法规的依据,以致社会出现盲目GDP崇拜,进而人的精神被无视、被扼杀,人的其他区别于动物的权利被空置、被践踏,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权灾泛滥、恐惧不安。从对罗斯福新政的注解中,我们看出中共苦心孤诣为自己唯经济发展道路寻找依据的努力。
    
    同样整部《大国崛起》都存在这种只为经济发展找论据的痕迹,而对涉及社会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与支持保障经济发展、社会强盛的社会价值体系及一系列现代民主、宪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却罕有论及。尤其在谈到法国崛起部分,作为启蒙运动的策源地法国的建国之基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并且这始终是法国人民持守的人生原则,随着世界发展也成为文明世界的普遍原则,然而《大国崛起》在谈论这些时却重点讲到拿破仑为推行这些普适的价值而在欧洲战败的事例,并且长篇讲述这种失败给法国的教训,这其实在曲折地重复中共一直死守的普适价值不一定适合别国的论调。应该说中共不承认、或者说害怕普适价值的态度是一贯的,为此它们一直宣称世界文明多元(当然本国它不允许多元),各国特点不一,所以制度价值也应该不一,从对法国历史的陈述上,我们又一次看到这种艰难而牵强的注解。
    
    应该说整部《大国崛起》都直陈着经济发展的正当,都充分强调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然而对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导致、支撑经济发展,进而达成国家强大的制度因素缺乏应有的阐述,对深藏于制度背后的现代文明价值理念更缺乏基本的挖掘。在这个意义上,《大国崛起》就是一部为中共近十几年来的抛开政治改革,只论经济改革的跛足发展道路寻求国外历史注解的片子,所以从《大国崛起》我们也不要奢望解读出中共认同世界普适文明价值及将推行民主改革的深意。
    
    2006-12-16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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