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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查韦斯的当选,看“制度决定论”的宿命/缚来宾
(博讯2006年12月19日)
     
      在不久结束的委内瑞拉大选中,查韦斯以压倒性的胜利再次当选总统。查韦斯是委内瑞拉左翼政治、军事强人,在99年第一次当选为总统后,一直采取把石油急速增长的收入直接分给穷人的功利政策,来解决委内瑞拉的贫富差距问题。对穷人怜惜本身没有错,但这种不是从制度层面入手而是用杀鸡取卵解决贫困问题的做法,有分析家指出,查韦斯目的在于延续其政治生命。由于社会中低收入者占选民大多数(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占了它总人口的80%),这些举措为查韦斯赢得了选民支持。这是他再次当选的主要原因。
        (博讯 boxun.com)

      在选举胜利喜庆的气氛下,查韦斯飘飘然已掩饰不住自己的权力欲,开始计划自己下一步的打算了。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查韦斯暗示希望能在位至少30年,并在2010年前就修宪举行公投,废除总统任期限制。也就是说,查韦斯准备令他可以像卡斯特骡一样终身出任总统了。
      
      从历史上看,专制主义在政治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给人类历史留下的都是罪恶和惨痛的记录。专制者们起初一般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小红帽,他们一贯的伎俩总是不失时机地指出:你们跟我走吧,那是一条通向天国的光明大道。从希特勒到墨索里尼,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从萨达姆到霍酶尼,从金家父子到波尔布特等等,莫不如此。
      
      委内瑞拉本是一个民主体制的社会。按说民主社会存在的的甄别机制,能从成本过高的事物中识别出被人们视为于己长远利益有益的事物,也就是哈耶克意义上的“竞争作为发现过程”。像查韦斯这样靠损害国家利益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并有着强烈的专制主义倾向的人是不该赢得公众如此信任的。程序没有按照它的制度既定走,似乎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像革命者们一样,网上的所谓“自由派”大多是这样的“制度决定论”的信徒。他们为什么会遭越来越多的人的厌弃,是因为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向往民主吧,只有民主制度,你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认为制度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只要建立了一种合理的制度,一切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带来的异化现象便会消失不见了。
      
      这是非常理想化的假设。尽管这种假设能够促使人们去思考制度模式滞后因素在传统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影响,并有助于人们对社会制度改良的关注。但经仔细推敲发现,它并没有突破无产阶级革命者们“一元论”的教条:“社会制约的技术决定论”。制度本身有时达不到人们的预期,是“制度决定论”最大的悖论。这是因为制度的有效性是与特定社会基础相联系的,而“制度决定论”恰恰忽视了制度安排的社会基础,习惯于抽象地讨论制度本身的好坏与效果。这种论调被事实一再证谬。
      
      19世纪,墨西哥把美国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几乎全部照抄过来,按着“制度决定论”的论调,墨西哥应该成为第二个美国,但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他们双重政府的构造还不能像在美国那样正常运作;又如俄罗斯自苏联专制政权垮台,完全有机会、有可能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但目前的俄罗斯又重沓苏联的老路,它虽拥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却仿照苏联时代的系统,没有真正分权和真正独立的司法部们;再如台湾,台湾虽然走向民主化,但台湾的政客依然热衷于党派之争,精谋于权力狡诈与金权政治,而非常缺乏对权力的谦卑与自制,更缺乏对社会的道德责任。专制体制下的很多污秽瑕垢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样找得到。
      
      还有日本。日本表面上确实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范畴上的民主国家。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产生,并因而产生首相。但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日本的民主内涵是最为空洞的:党派制约若隐若现,国家的政治资源长期聚集于自民党,反对党不能形成实质威胁,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没有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虽然国际社会未敢忘记日本的残暴,但日本国民普遍认为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这种情况本不该出现在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即平等、宽容、自由、博爱等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讲,这些观念不是靠人的道德心灵,往往是靠的信仰力量去实现的。为什么宪政民主制度的产生首先是在基督教文化的欧美国家,而不是其他,不是偶然的。没有信仰的超验正义不会有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超验的信仰承载和阐明着普遍的道德。正如韦伯所说说:“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
      
      公元1620年9月,不堪忍受迫害的102名基督教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货轮,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从英国驶向了大西洋彼岸,他们的渴望所求,如同当年先祖摩西率领犹太人出走埃及去寻找实现上帝应许的净土一样。当他们到达美国普利茅斯不毛的海岸时,他们便以公约的形式将最新的教义扎根在了美国,这个公约既是有名的《五月花号公约》。在带有宗教性信仰、谦卑、牺牲与奉献的立场之下,美国缔造者们采行了杰弗逊的“三权分立”、华盛顿“总统连任不超过两次”,作为制约人民无限主权与政府公仆权力的机制。
      
      当年领导英国人民抗击纳粹德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丘吉尔首相,深受英国自由人民的爱戴。但是,就在大战即将结束的选举中,丘吉尔却落选了。不再需要一个英雄来指挥全体人民和整个世界——这实在是一个成熟的人民才能够作出的抉择。因为“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个人、政党及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心理的基础,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奎尔)
      
      信仰的力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上述比较证明,建立在人本思想的民主政治秩序与建立在信仰力量的民主政治秩序相比,有着先天的缺陷。
      
      正义、宽容、爱心、谨慎,尊重别人的尊严和人权,谦卑地使用权力,这些优秀的自由精神,一直先于制度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信奉的“制度决定论”自由派,实在是不该把信仰、意志的作用这些因素从具体语境中脱离出来。任何一种可欲而美好的制度差不多都来源于人类的思想心灵。
      
      为什么一些自由派把信仰、道德的力量排斥在外,我觉得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深层背景知识与马列伪学密不可分。这是长期洗脑的功劳。虽然他们口头上不接受马列伪学,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深入他们的脑髓。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臆造的欺骗性神话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如他所说:“资本的贪婪并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将来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造成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社会环境。”这使得很多自由派不自觉地陷入了“唯物教”的泥沼。事实上,自由派有关制度问题的讨论,丝毫没有超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范围。
      
      宪政民主形具超验之维,一个有着精神缺陷的国民,即便是建立了民主制度,但那顶多不过是形式。“假若未来的人民能够冲破今天的连锁,那么,他们一定能够理解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们。”
      
      缚来宾
      2006/12/17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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