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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短板
(博讯200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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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2006-12-14 14: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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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后谈鲁迅———已经是争议而不是盲信,这一步来之不易。倘若鲁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兴的应该是争议,而不是磕头作揖。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精神,不是商业或学术利润。满城鲁氏广告,以及为商业利润阻止人们对鲁迅的争论,只能证明鲁迅生前即开始疏离那座城市,确有几分远见。这个人也不会希望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这从他当时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距离,大致可以推断。亦可见他如何嘱托后事:第一,后代不可做文学家,尤其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倘不伤害文学,一个最浅表的解释是,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家,以及通过文学评论做成的“思想家”。第二,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死后埋掉”,“拉倒”。大文豪留下如此遗言在文学史上十分罕见,几乎是一份反文学遗嘱,口气之绝决,显然反映他对一生从事的文学事业是如何绝望,此外,也是要堵死身后文学界对他各种方式之利用。前一点周海婴做到了,后一点许广平没有做到,形格势禁,她也做不到。如果鲁迅能看到自己的遗骸,上面爬满“鲁学家”而且是密密麻麻,由此产生与“红学界”紧邻的一个“鲁学界”,这个本身就活得不快乐的人,只会在死后增加一层痛苦,痛苦得抽搐。
        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的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是可歌可泣———
        经济学解释。读鲁迅日记,恰如读鲁迅遗嘱,满篇皆为“阿堵物”,令文学青年添堵。毛泽东对鲁迅赞不绝口,但他肯定不会有耐心读完鲁迅日记。尽管鲁迅和他一样忽视经济自由,尤其是制度层面的经济自由,但是鲁毕竟与他有一点不一样:毛个性张扬,支撑他的是天子特权,鲁迅个性独立,要依靠他自己小心打理财务,并没有“特别会计室”在身后伺候。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能攒下200万稿费,这在消灭私产的年代,几乎是中国最大一笔私有财产,而鲁迅每天晚上却要在灯下记录钱进钱出,一丝不苟。鲁迅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但那样的制度在形而下层面却支撑他完成写作,他一刻也离不开那样的制度。他不避后人毁誉,认真记录“阿堵”,这一点做得很磊落,至少能证明他生前就没有死后可登祭坛的小九九。这些形而下记录是被一个经济学家揭示的,难以进入文学家的视野,他们还在悲愤地说:鲁迅吃的是“草”,吐出的是“奶”!这部日记却告诉后人,鲁迅吃的不是“草”,而是“奶”,而且是自由经济的“奶”,而不是统制经济的“草”,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鲁迅”,只会有“鲁学界”。
        教育史解释。中国是在1905年废了科举,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科举制废墟上突然矗立起全新教育体系,这是本国教育史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的奇迹。这一现代教育体系,既有民国初年一代“海归”通体合作,也有英美派与日俄派的迅速分裂。分裂从属于更为宽广的世界史背景,但在当时却烙有很local的省籍情绪。鲁迅前半生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脱离教育界多年,还享受教育部300银元的“奶”,但就整体言,他是这一体系的出局者。他后来对大学体系的刻薄嘲讽,未必是文化批判的精品,但从教育史来读,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可征可信。
        社会学解释。上述分裂与社会转型有关,昔日转型今日再次启动,因为有重演,反而能更清晰地看清前一幅画面。邓小平解决香港回归提出“一国两制”,但就大陆本身言,却是“一制三国”:沿海中国、内陆中国和边疆中国。社会转型无论是初次、再次,或者还有第三次,这“三国演义”都是渐次递进,从一个沿海“大外滩”扩及至内陆中国、边疆中国。“大外滩”无论发展快慢,或有无特区、租界,吸收能力总是落后于内陆与边疆失学、失业者的蜂拥而入,两者之落差,当年是革命源泉,今日成网络口水,“愤青”变着脸出现。只不过当年的“愤青”按照“政治正确”,是一定要称为“文学青年”或“进步青年”的,那时尚无“愤青”、“愤老”此雅号,也没有“北漂”、“南漂”之分途。胡适乃五四之父,只能满足“余永泽”,不能吸引“林道静”,跟不上五四之后越演越烈的“丘九”潮流(“丘八”之后有“丘九”),那是他活该倒霉,命中注定“暴得大名”者,必有社会学困境。鲁迅之不幸,是在上述争逐中出局,鲁迅之精敏,是他始终不离开沿海中国,就在“大外滩里”守一个小孤岛———租界“且介亭”,这就守住或开辟了沿海中国里的内陆中国。试看萧红、萧军之秉性,今日北大、复旦中文系的旁听生中并不乏见。“林道静们”今天是要受大学正途歧视的,于是就到网络上去泄愤,但在当时却有一个“且介亭”可以挤进去取暖。那时在上海发生报刊文人与教授集团之争吵,这一恩怨延伸到“文革”初期才有个了断。1966年是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讨伐大学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幕可解为百年棋枰,内陆中国对沿海中国终于从文学上“收官”,出局者回来收拾残局,确实是“笑”到了“最后”,“笑”得“最好”。那时当然有毛泽东更为深刻的政治谋略,以及1949年以后特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但就历史纵深言,“大批判”发端于报刊,教授集团在大学校园里戴高帽敲锣,这两幅画面皆可从1930年代那一个回合中找到遥远伏线。
        政治学解释。这方面说得最多、评价最高者,非毛泽东莫属。尽管他知道鲁迅生前在他诗词中读出过“山大王气”,但还是不吝笔墨,讴歌鲁迅为“空前的思想家”、“空前的民族英雄”。这么高的评价,今天连鲁迅的后人都不太好意思在70周年纪念中再次引用。但毛泽东也是坦率的,比所有的“鲁学家”都可爱。1957年在上海,他坦言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呆在监狱里,这句话能给毛泽东与鲁迅的政治关系盖棺定论。鲁学界现在很为难,为维护这两面,尽可能不损害其中一面而大费周章。鲁迅晚年一再声明他是要听“将令”,写“遵命文学”的,如此支持“左联”事业,为什么这一支持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贯穿始终?也许可以这样辩护,他们也确实这样辩护了:这能证明鲁迅追求的是民主,故而胜利后才有那样的困境。如此“民主”辩护,不符合鲁迅思想原貌———他生前信仰的“超人意志”而不是“愚民当家”;同时也损害毛泽东形象———既然称人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民族英雄”胜利后保持沉默?即使牺牲毛泽东形象,也还是回避不了对鲁迅的诘问:五四那一辈他有很多同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惟独鲁迅能?这一问题已经出现,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思想史解释。作为“空前思想家”的鲁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他,他的杂文艺术确实是最好的。鲁迅之坦率不亚于毛泽东,曾坦言他的思想支撑是“个人的无治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思想史上很严肃的一个学派,19世纪曾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共眠,虽同床异梦,却为后者争取到数不清的激进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无政府主义席卷五四一代,是重演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老版本,也是为马克思本人深恶痛绝的一幕。那时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次进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能突破辛亥前第一进中国之困境?这就要感谢而不是憎恶无政府主义。这是落后国家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社会学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决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结合,则是思想史上比鲁迅较为烦杂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是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鲁迅信徒前期如萧军、后期如胡风皆遭整肃,秘密潜伏在这里;鲁迅本人活到1957年也只能进监狱,秘密也预设在这里。毛泽东进城前激赏鲁迅,缘于他们的共同气质———“个人的无治主义”,进城之后突然坦言鲁迅继续写,只能进监狱,那是出于他的列宁主义。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的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他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惟毛泽东一拍两响,既能激赏鲁迅,也不妨碍他坦言无忌,把心爱的鲁迅如何如何。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罢,再加一个“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三者亲密碰撞,会发生惨痛迸溢的光芒,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悲剧性美学效果,被各国“林道静们”误认为是民主悲剧,其实是哪里归哪里,俱不相干。
        这个“主义”不仅能解释鲁迅的思想结构,也能解释“鲁学界”新提出的一些观点:其一,鲁迅身前已经感觉此类革命一旦成功会对他不利,留有一些要“出走”的警告。其二,鲁迅晚年加入“左联”,是要在“左派内部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要解释前一点并不难:这不正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心理起点?革命尚未结束,革命人已不耐烦,毛泽东恰恰是在“文革”前夜感到孤独,生平第二次达到怀念鲁迅的高潮,抄录迅翁诗曰:“万家墨面没藁莱,于无声处听惊雷”。后一点也不神秘: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性格就是如此,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干,可以说一贯使然,19世纪欧洲思想史不断上演这一版本,普鲁东在法国左翼中这么干,巴枯宁在俄国左翼中也曾这么干,都是在“左派政治中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无政府主义是比“左”,比左还要左,要不然马克思面对这些思想盟友就不会那样烦躁不安。此外,这一“主义”还能部分解释“鲁迅的骨头硬”,这是因为他与民主不相干,聚焦于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民主与责任伦理相伴,顿失滔滔,与美学效果无缘,不可能让文学青年称心如意。一旦与鲁迅相比,胡适确实暗淡,这是他除了上述社会学困境外还要有第二宿命:美学宿命。此外,无政府主义调动的是反专制情绪,反专制未必是反过来的民主,很可能是专制之候补。专制者之来源,首推世袭,可惜血缘稀少,但它可以从对立面吸取候补,这就大大增加“造血细胞”,能突破数量限制。无政府主义在思想史上很长寿,通常是情绪偏强思维偏弱,因为是“闹情绪”,故而容易入门,生生不息。19世纪曾让马克思烦躁的东西,21世纪却绕到了他视野背后,成为他身后殿军,很可能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无论是把格瓦拉、鲁迅搬进“剧场”恶搞,还是在书房里作“理论长考”,最底下一层还是当年的情绪。故而今天中国的左翼文人,对外拥抱后现代主义,对内拥有鲁迅后裔的悲痛神色,这两者在逻辑上恰好内洽,用不着羞羞答答。只是他们不敢像鲁迅当年那样坦率,坦言自己是“个人的无治主义”,在这方面又突然软了下去。
        国民性改造”。最后,应该谈谈文学家的最爱———“国民性改造”问题了。
        “国民性改造”在本国思想史上确有渊源,上承梁启超推卸戊戌变法失败之责,四亿同胞人人有份,故而提出”新民“说,今天上海《新民晚报》的报头,还能看到这块思想化石。下启毛泽东改造旧人的“文革”理想———”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但就鲁迅当年留学日本言,那个岛国急于脱亚入欧,又不想彻底改造制度,才会将改造热情转移至人脑:在文化改造、人性改造上狠下功夫。当年与日本同享一个家族谱系的德意志则更早,落后于西欧,不服于西欧,故而提出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西欧“文明”这一说。从费希特到尼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文化决定论”开出的单子很长,中国士人接上去的单子则更长。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于这一条思想脉络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得益于这一思想谱系。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推行种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为净化国民性,不得不然!只不过德意志傲慢,日本人自卑,前者是净化,后者是改造,两家人在上下两端共同推进“国民性基因工程”。鲁迅留学国为日本,“国民性改造”流入他血脉,无须苛责。此前此后还曾多次表述对尼采哲学的向往,“个人的无治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若问哲学倾向,他肯定会坦承是尼采超人意志说,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经过反法西斯血浴,文明世界里若有提“国民性改造”,会把人吓个半死。经过1950年代“改造”高潮,中国的幸存者也会有类似感受。听者先会问:“谁来改造,谁有权力改造?凭什么改造?”
        鲁迅当年是没有见到“改造”后果的,应该为他庆幸。毛泽东说“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一点没说错,不仅“个人的无治主义”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息息相通,“国民性改造”也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脉相承。历史上有机会实践此类主张者,也不仅仅是法西斯这一翼。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红色高棉改造金边的“四一七新人”,代代有其人。另一方面,二战后出现同一块“国民性”版图分裂:东、西德,南、北韩,南、北越。民主的养成在民主本身,宪政的训练也只能在宪政,这一点倒是胡适1930年代说得对。大陆同一块土地,没有“版图分裂”,但也有两个社会阶段可举例:“文革”与改革,还原为人性论差异,前者是摁着手坚持“改造”,后者手一松,社会大还俗,国民性立刻还原,还只是政策变异,就引起多么相反的社会后果,究竟是哪一面好,那一面劣?人不是神,也没有“超人”,“人改人”只能吓死人、改死人,如今还能迷惑人,只说明中国仅有“文革”之难还不够;灾难虽然在政治层面被否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被反思,或者干脆说:连个像样的反思都还没有。
        鲁迅就没有任何精神可以继承了吗?当然不是。前面说过,他对当权势力的怀疑,以及由此发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继承的。但要用到左派一句老掉牙的话,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一精神是从他那块思想短板———“个人的无治主义”开始的。虽然,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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