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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之忧思/冼岩
(博讯2006年12月18日)
    一,大道行思

    央视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学术与媒体联手,试图“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这种努力对于开启民智、振奋人心无疑会产生重要作用。但《大国》一剧的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它的“解读”和“探究”,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历史观的主导下进行的。意识形态给历史审视带上了一幅有色眼镜,自然会遗漏、遮蔽许多真相,扭曲画面。

     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任何一种宏大的历史叙述,都必须依托一种历史观,以此来剪裁事实、组织条理。当今之世,虽然中国官方表面上还固守原来的历史观,但学术界主流早已“与国际接轨”,按照西方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与视角来看待历史。参与《大国》一剧的学者,本身读的就是这些书、接受的就是这种学术训练,他们怎么可能超脱这样一种叙说?由于公开发行的顾虑,《大国》在叙说上已经作了一些收敛和自我限制,没有沿着这种历史观的逻辑,“把话说透”,因此使党国英、杨阳、袁伟时等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在为之喝彩的同时又感到遗憾。 (博讯 boxun.com)

    由于上述学者在学界居于主流,他们的历史观、价值观不但在校园中传递给下一代,而且也通过媒体影响社会。被这种观念所开启的明智,无疑比官方话语对民智的闭塞要好得多,但仍然是有缺陷的、不健全的。无论是从教育还是舆论的角度看,中国都需要更多声音、更多视角、更多尺度。

    要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哈哈镜,尽可能还历史以本原,历史研究不妨先采取唯象的方法,即先罗列现象、找出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为唯一依据、不掺杂价值判断,来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从这种方法出发,不难发现,所谓“大国崛起”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现象。那就是当一国力量大幅增长、超出周边国家时,它就崛起了,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或许称之为“强国”更恰当);崛起与否,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崛起之途,在于大幅增强国力,变大变强。

    从《大国》一剧所涉及的9国看,使一国强大至周边无法抗衡的力量集中体现为军事力量。短期而言,军事强大是一国崛起的充要条件,它决定着一国发展空间的大小及其稳定性。二战后重新崛起的日、德,没有军事力量的强大,那是因为有盟友美国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这是特殊历史情境下发生的个例,不可视为普遍规律,也难以持久。

    除军事力量外,国力的强大还表现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强大,此二者是衡量一国力量大小的长期性指标,也是保持军事力量长期强大的必要条件。军事、经济、科技,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衡量一国强弱的标准,正是其“硬实力”的大小。

    那么,对一国“硬实力”的消长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有那些?如何才能保证“硬实力”的持续增长?应该说,影响一国实力消长的因素很多,有很多是外部的、偶然的、不可测、不可控的因素,历史充满偶然。但据笔者看来,从一国内部而言,人类理性可以认识并把握的、决定着一国能否崛起的长期性因素主要有7个。

    1,国家的人口、面积规模

    人口、面积既是形成国力的基本禀赋要素,也是决定一国能够容纳多大国力的关键,它可以说是决定一国能否崛起、尤其是崛起能否持续的先天因素。小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纵能利用历史与地理造成的先发优势崛起于一时,但最终难以摆脱被觉醒的大国超越的宿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崛起,也是利用了东方沉睡的真空,背靠整个东方,与西方争雄,但规模始终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大国》一剧将日本在二战中的衰落归咎于军国主义,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日本为什么要搞军国主义?并非是其天性使然,而是出于对先天不足之焦虑。善于虚心接受、善于学习的开放心态使日本站在了亚洲前端,成为了世界强国,但其规模并不足以维持大国地位,随时可能被列强踩下去。要免于被淘汰,就只能向外攫夺、扩张规模,所以军国主义是小规模后发强国保持强势的必然选择,日本如此,德国亦然。

    即使在经济实力已经不受限于国界的今天,规模仍然是日本的最大软肋,日本的重新军事化势不可挡。从长期看,未来日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重新军事化,以军事实力保障其经济扩张;要么衰落。现在日本还没有走到必须进行这种非此即彼选择的历史岔口,这是因为多年积累使日本延缓了最终抉择的来临。这种积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与科技实力的强大,二是人口增长。弹丸之地却堆积了两亿人口,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本规模的缺陷。但这只能延缓、而不能终止最终瓶颈的出现。

    2,能够凝聚人心、能够集中全社会力量的中央政权

    这一点很易理解。一国力量再强大,如果是一盘散沙、力量分散,仍然无法赢得对外竞争。荷兰由各省自立最终不得不走向联省共和国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英国革命废除了君主专制,开启了新的政治范式,但它并没有否定中央集权;反之,在以后的岁月中,中央集权被越来越强化。美国的政治发展也说明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越是外部竞争激烈,越需要强化内部中央集权;在此全球竞争激烈的新战国时代,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后发国家不可能崛起。

    3,长期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这一点也很易理解。没有稳定的秩序环境,很多力量必然被消耗在内斗上,怎么可能在对外竞争中崛起?关键是什么样的秩序设计,才有利于长期稳定?从9国经验看,共和优于专制,这是英国革命对人类历史的最大贡献。迄今为止,英国保持了在开放世界居于世界顶端的最长时间记录,并非偶然。威权政治易呈效于一时,难期之长远。

    实现共和的形式有多种,同一政治制度在不同国家也有着不同的适应性。但考察各国政治现状,很难否认,宪政加民主的共和制是迄今为止创造了最佳长期稳定绩效的制度形式。它既易于平衡不同利益,释放反对声音;又具有易发现错误、便于及时纠错的功能。不排除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加完善的制度设计,但也不能否认宪政民主制对各个国家试图实现长期稳定的努力具有借鉴意义。

    4,正向的激励机制

    这一点笔者认为是一国能否创造和维持强大的最重要的即时因素。任何一个国家,当其崛起之时,其国民都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例如当年荷兰人“创造历史”的激情,今天中国人“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狂热。这种精神风貌,既非天生,也与所谓的文化传承无关,否则这种精神气质就应该固定在某些民族身上,而不会在有些国家时有时无,在不同国家间时东时西。这种国民热情,根源于社会中存在一种正向的激励机制,简言之你致力于国力增强、公共福利增进的事业,你个人就能得到有益回报;你无所作为或损害、侵吞公共利益,就必然遭到惩罚。这种奖惩报应不仅是灵敏的、如斯响应的,而且是可以准确预期的。这样一种机制,能够调动起国民劳动、创造的热情与主动性,并且能够使每个人主观上利己的行为,客观上有利于共同体。说到底,人的主动创造,是一切国家力量的最深厚根源。

    市场机制之所以威力无穷,就在于它将这种正向激励变成了一种自发机制。不需要任何管理机构、不需要任何奖惩条例,市场就能够自动地赏优罚劣、奖勤惩懒。中国现在已建立起初步的市场框架,这是改革能够激发亿万人经济热情、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崛起的关键。但这种机制需要配套完善的市场规范,否则潜规则就会取代明规则,劣币就会驱逐良币。同时,这种机制也有其缺陷与不足,那就是它过分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不平等,具体表现为贫富分化、乃至悬殊,激励有余、调和阕如。这就需要政府积极介入,通过再分配手段,扶助弱势群体。

    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市场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也建立起这种正向激励机制,这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最重要公共品。自发或人为的正向激励不到位,逆向机制必然乘虚而入,官、商、学、民,纷纷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为能事,整个社会就只有内争、内耗,少有整体国力、福利的增进。

    5,开放的心态

    这种开放既指国家政策的对外开放,也指国民虚心对外的开放心态,这是一国保持强大的最重要的长期因素。前面说了,这种态度是日本能够屡次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美国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能够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也与其能够接纳一切英才的开放态度密不可分。即使从公元1500年以前的历史看,也是与外界保持联系越多的文明,越能够持续进步。历史充满变数,经常会调整航向。在新的趋势与情境下,原来的优势可能变成负担,例如英国的殖民地;原来的弱点也可能变成强项,例如荷兰、英国僻居海角的地理位置。只有随时保持开放,及时接受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了解最新变化,才能抓住机会。否则,老大霸主也会被抛到后面。

    6,大多数人接受教育的机会

    有些人甚至将教育视为一国能否崛起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或所谓“根本原因”。将复杂的历史现象归结为单一原因显然不可取,但教育普及与一国崛起的相关性确实不容忽视。在《大国》所列举的9国中,能够保持长期崛起的国家(如美、英)或反复不断崛起、跌倒后又能爬起来的国家(如德、日),无一不是那些高度重视普及教育的国家。这一点实际上与前面第4点配套。既然人的主动创造是一切国家力量的最深厚根源,那么国民本身的素质就至关重要。激励机制再好,如果缺少可以激励出杰出创造力的对象,也是枉然。知识就是力量,要增加可激励对象,唯有使民众普遍接受教育,提高知识水平。这就需要国家集中公共财力投入,保证低收入群体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7,一定的个人自由空间

    这一点也与第4点配套。既然人的主动创造是一切国家力量的最深厚根源,那么就应该给予个人一定的自由空间。如果头上带着紧箍罩、或头顶时刻悬着大棒,再多的激励,作用也有限。单纯的物质精神激励固然也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没有自由宽松的环境,很可能会抑制最重要的主动精神和独立创造的能力,而这种精神能力是一个国家能否持续站在世界颠峰的关键。美国号称自由世界,其个人自由保障确实有足可称道之处,这是它迄今富于活力、没有衰老退化的重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方面,自由主义所极力强调的个人自由,对于国家强盛也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单纯从个人角度考虑,当然是自己自由越多越好,不管会不会损及他人;正因为必须保障普遍的自由,所以个人自由必然是有限的。这种自由与国民创造力密切相关的主要有四个方面:思想文化的自由、科技创新的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私人生活空间的自由。

    二,中国道路

    虽然《大国》一剧打开了国人视野,使其关注全球画面,但国人的最终兴奋点,无疑还是中国,即今日中国如何才能顺利崛起。各种主义、理论,都不难从自我核心价值出发,为“中国崛起”勾勒出一张张药方或罗列出要素顺序清单。但在全球竞争压力和具体约束条件的背景下,“大国崛起”其实主要不是一个“应该怎样”的问题,而更多应该是一个“能够怎样”的问题。不明乎此,是各派理想主义的共同盲点。

    多年来,主流媒体已经为国人打造了许多欢欣鼓舞的画面,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崛起,而且可以一直坚挺下去。不能说这些画面就是虚构的,它们可能确实是构成今日现状的一部分,但也仅仅只是部分而已。它们就象浮在海面上的泡沫,泡沫是真实的,也最易为人所见,但真正决定洋流走向的,却是难以目视的海底潜流与空中风云。

    从上述7点看,大国崛起的先天条件“规模”一项,中国早已具备。无论从人口和面积的规模看,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尤其人口规模更居全球之冠,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这既使中国有了长期崛起的先天可能性,也使中国的崛起更不容易。一方面是块头大,不易转向,这是中国在过去的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日本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大国不同于小国,大国崛起有异于小国崛起,二者有着太多的不可比性;小国能挤得过的狭道,大国很可能过不去。因此,大国转型难以找到参照物和借鉴对象。在历史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口与面积与中国接近的大国成功完成了崛起,有的只是此类大国如前苏联的衰落。当代后发展国家如日本、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大国》一剧中9个国家的崛起,除人口、面积与中国不成比例的日本外,都非发生在当代。缺少大国崛起的成功借鉴,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一。

    以上述崛起的七要素相衡量,中国已经做到的是前面两点,其中“大国规模”是先人之遗泽,“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是毛泽东这一代中共党人最大的历史功勋;需要着力改进的是后面五点。邓小平及其后的中国领导人在上述每一点上都有所改善,但又都未能竟全功,尤其是在“建构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方面。正因为在这方面的客观欠缺,才使得中国领导人时不时主观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由于缺少镜鉴,从根本上说,中国崛起只能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必然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事实上,中国今天也确实已走在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上,其最引人注目的不同之处在于:不管内外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持基本政治秩序不变。

    这种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做法,意味着中国在“建构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方面难以作出改进,并且使中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陷入被动、在国内也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但从另一方面说,这种“不变”可能也顺应了后发展规模大国对崛起路径的特殊要求。“向前走”无论如何要有所借鉴,不能借鉴成功,就只能借鉴失败,而唯一可供中国借鉴的对象是前苏联。前苏联因急于改变政治制度,导致国家分裂、经济衰退、国力一落千丈。虽然有自由派学者论证说俄罗斯的基础已经理顺,以后的路会好走,但不少当年的推手自己却已经在后悔。毕竟未来如何其实只有天知道,其他人不过瞎蒙。人们注重的,只能是眼前现在。

    以政治转型的条件论,今日中国比之当年苏联,既有优势也有弱点。中国的优势是经济私有化、市场化程度较高,政治转型对经济的解构作用有限。但中国经济的政府主导特征仍然很明显,政治转型期的混乱,必然会弱化政府的主导能力。在失去政府主导的支撑后,中国经济仅靠市场力量能否有效应对国际竞争,至少还存在未知数。

    中国的弱点是人均资源、人均经济收入远不如前苏联,一旦转型失控,混乱会比前苏联严重得多,人民的处境将更加悲惨,国家要恢复元气也更加遥遥无期,分崩离析的概率极高。

    前行的路不好走,留在原地也危险重重。在“和平崛起”的繁华背后,危机隐患不少。最大隐患有二。一是社会方面,由于没有开放政治参与及利益表达的渠道,各种牢骚、不满、不同的声音都被强力压制。不仅是贫富对立,富人对现行体制也有很多不满,中产阶级也焦虑,穷人之间也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知识分子更是愤世嫉俗。各种矛盾、诉求被现行体制强行压抑,社会中积淀了大量的负面能量,犹如铺满干柴,一有火星,即可点燃。

    二是经济方面,虽然中国GDP的增长势头很吓人,低劳动成本加政府整合的“经济组合”也确实具有竞争力,但这一竞争优势的兑现依赖于无壁垒的外部环境。现在外部环境对“中国制造”的容忍已近极限,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将不得不改弦易辙。此前的经济增长都建立在原来的模式上,按照林毅夫的说法,那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用起来顺手,做得也比别人好。现在经济增长要转轨,要转入一条“比较劣势”的道路,即中国不熟悉、不擅长的路径,中国还能跑得过人家吗?

    这种“比较劣势”,不仅体现在国情的基本要素禀赋方面,而且体现在体制方面。就国情而论,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搞科技创新犹如逆水行舟;资源约束严重,搞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如负重而行;人均收入水平不高,要靠调整分配来启动内需,有如精卫填海,难以在短期内见效。

    就体制而言,现行体制是由上而下传递运转的,上层少数人要带动、监管下层很多人。这种体制的有效性取决于管理目标的简单明确。原来的GDP导向机制就既简单易控,又符合下层具体操作者的利益,所以体制的效率很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度很大。现在的科学发展观涉及GDP、技术创新、节能环保、分配公平等诸多指标,从上到下不好操控;而且此次目标调整与许多一线官员的切身利益背道而驰,必然遭到强烈抵制。虽然一些新兴权力部门能够从调整中获利,但不同权力部门之间利益冲突导致的相互拆台必难避免。如果不考虑外部竞争因素,人们可以乐观相信政府最终能够调节好内部利益,重新建立起对政策目标的有效支持体系。但时间不等人,一旦对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权力的作用由现在的正大于负变为负大于正,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低劳动成本”与“政府整合”这两条褪同时变短,中国经济的衰弱很可能超出人们的预期,原来被经济增长所掩盖的经济危机因素也将凸显。而中国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济增长支撑,一旦经济面变仄,政治稳定也就由原来的两条腿支撑变成了金鸡独立,甚至只是脚尖着地。这样它还能维持多久?

    以上对变与不变的分析说明,今日中国的处境其实是左右皆难。改变政治制度有风险,不变也有风险,差不多是没有可行选择。这种“两难”说明中国一方面在崛起,另一方面也已陷入某种困境。但就在这样的国情与体制的双重束缚下,中国仍然走出了这么远,走到了今天,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奇迹”——奇迹不在于中国已经怎么样,而在于中国在险境劣势下仍然能够这样,能够玩得风生水起。由此不能不承认,中国所摸索出的独特道路确有其难能可贵之处,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也绝非庸手。几代领导人都没有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误,他们的每一步差不多都正好踩在鼓点上,只不过偶尔会慢个半拍而已。

    从可以预见的时段看,中国改变现行基本路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条路的未来境遇如何,它将把中国人带向何方?仍然只有天知道。当下对中国最有利的信息是:美国的单边主义进程已经遭遇重大挫折,在短期内难以重整旗鼓;美国新保守主义所热衷的“自由扩展”,也不得不放慢步伐。虽然美国仍免不了要盯紧中国,并且联手日、印制中;但就象9.11时一样,中国又再一次获得了喘息之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英明——在多国演义中,变数无时不在,绝处也可逢生,关键是不能自己把自己置于绝地。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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