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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子:毛泽东思想中的资产阶级(中)/武振荣
(博讯2006年12月15日)
    
    武振荣
     (9) (博讯 boxun.com)

    
    顾名思义,“丑子”的“丑”不光是与“美”对立的,而且还含有“缺陷”的意义。若对丑子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是一个两性人,既不男,又不女。陕西方言中,叫这种人“二腻子”,意思可能是说,男人“腻烦”他不是女人,女人又烦他不是男人,在医疗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中,没有技术使这种人可以选择性别,因此他们做人的确是相当困难的。而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可以这样比喻地说,以前我曾经定义它为“不发达时期”的中国人思想,职此之故,毛泽东在丑子刚刚出生的“延安时期”,因为没有发现它在性别上的缺陷,就很高兴,但是在丑子长大后,他发现它是一个“二腻子”时就讨厌它了,对之百般虐待。
    
    本文说的丑子是一个精神上的“儿子”,它他和物质生活中的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毛在认识它时所产生的曲折就容易理解。1949至1966年这17年时间中,毛认为建设中的“中国新社会”是“无产阶级的”,而其间所发生的多次政治运动也为着要使这个“无产阶级的新社会”更加的“无产阶级化”,所有这一切,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意外变化,毛泽东突然认为“17年”的中国社会不是由“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统治的”,而是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的,起初,这个现象被认为是发生在“文化界”和“教育界”,不久它被毛泽东判断为一个全国、全党、全社会现象,由此而引发了一场人民群众的大造反运动。站在40年后的今天,我们如果分析毛泽东为什么会支持一个“人民群众‘炮打’共产党党委”和共产党“当权派”的运动,舍过了丑子这一条线索,简直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若对丑子有了研究,并且对它在历史上的产生给出一种民主的认识,那么,我们对于全世界都不好理解的这一场运动(我叫66运动,也叫“人民文革”)的产生就不感觉到一点儿吃惊,认为事情本当如此。
    
    就这样的一层意思去分析,所有用“邪恶”、“犯罪”、“反道德”以及“专制帝王”的观点去分析“文化大革命现象”就只能够触及它的“表象”而绝对看不到“表象”下面所被掩盖着的那个时代的民主价值。就此去批评李锐评论毛泽东时所说的三点:“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就不一定是高明的见解了。李锐评论的要害在于它不能够科学地解释这样的一种历史上发生了的事实:一个“犯罪”的毛为什么在运动中被“7亿中国人民”热烈而又真诚地看成是自己“心中的红太阳”?因此我以为如果把发生于这一段“史无前例”的运动套在“人民愚昧”的坐标上,并且运用毛泽东“毛泽东阴谋”去分析它,那么,就完全错误地估计了“个人阴谋”在历史上的作用,好象历史的画面是由“撒旦”之笔任意描写的,“撒旦”想使它这样,它就怎样……。这种做的好处是,可以用“坏历史”去证明“撒旦”的“邪恶”,不好的地方却是把“上帝”——这个真正的“历史的主宰者”——逐出历史了。
    
    (10)
    
    从逻辑上讲,如果把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革命”,事实上这样的定性已经得到了共产党的认同,而在1949-1966年的政治教育中,被共产党认同了的东西又随着官方竭力推进着的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深入”展开,而“毛泽东著作”中的我用“丑子”一词所表示的东西又几乎是原原本本地在人民中间传播着,那么丑子就不是一个象共产党30年代前后那样的只在共产党高层被“认识”的东西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夕,它已经是一个被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和了解的东西了。因此,一个鼓励人民“向前看”的政党在这个时候又身不由己地把“过去战争”时期所产生的丑子:资产阶级——又一次地以“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的方式方法强加给人民,迫使他们在思想上跟共产党人回到延安时代。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中国普通人事实上都不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话,那么60年代初所开展的全国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运动”,不仅使人民了解了它,而且在某些意义上,也要求人民应该“掌握和运用”它去说明自己的“实际问题”,这样以来,丑子的“资产阶级”本性(民主)的问题好象同这个时候的人民要求民主、渴望解放的问题又给“结合”到一起了。就这个意思去把握66运动中人类政治运动中很少具有的绝妙意义,就可以解读出它的被毛泽东本人“歪曲”了的民主意义。
    
    就现象看,66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不是“文化运动”,也不是“思想运动”,但是,它在1966年是由“文化”、“思想”的风气而不是由“政治”的风气所引发的却是一桩异常重要的事实,是任何一个研究文化大革命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人都不能够忽视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对17年的中国专制社会做出了“资产阶级”的判断的本质是“文化的”、“精神的”,而不是“政治的”(这一点迷糊了许多研究者的眼睛,影响了他们对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因此毛泽东对1966年之前的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历史的批评、批判甚至“攻击”都在不是发生在“政治层面”,而是“越”出了“政治层面”,站在了一个被“政治”要高的“文化、精神、思想”的层面上的,所以它把一个“共产党专制”的历史说成是“资产阶级黑线专制”是对现实政治的“文化、精神、思想”式的批判,如果说这种批判在当时政治环境中具有民主意义的话,那么你在去分析一个由毛泽东个人改变了“方向”的共产党文化大革命运动在1966年8月这个时间上突然地开始转化为人民政治解放的运动,就不会只去扣“毛泽东阴谋”的字眼了,你就会发现凡存在着压迫的社会中就有可能产生出寻找解放的运动。
    
    1966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一个本质上的“保守运动”到最后发展成为一个要“砸烂”共产党各级组织、各级结构和各级当权派的运动,丑子具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性”是最关键的因素。在这里,批评与批判是构成民主的最这样的东西,而被批判的共产党社会是不是“资产阶级”的倒是另外的一个问题,目前是人民的解放需要批判,而这种批判又不应该是“中庸”的,它必须被趋之于一种情感上的极端处,可见,批判的语言功能是要证明被批判的社会是“反动”的,而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被塞进了“反动”的含义恰中批判之下怀。于是,人民在反对共产党的时候,就非常方便地运用了一套共产党已经给他们准备好的政治话语。现在的问题是,丑子具有这样的一种变异性:你只要是批判了“资产阶级”,那么你自己也就因此而变成了“无产阶级”了!在这里,你如果抠字眼地认为丑子变成的东西不是“阶级”的,所以变化所引发出的价值也是负面的(现在许多人就这样看),那么,你就不是一位研究者。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曾经说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展。”因此,在毛泽东思想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言论就好象是一种“立法”,丑子也就因着此“立法”而在历史上获得了革命性。在上篇的议论中,我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本篇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变化”中去进一步的考察它之意义,就不会在研究66运动时迷失方向了。
    
    其实1966年中国大事变的要害问题是:17年的共产党专制应该不应该批判?回答如果说是“应该批判”,那么谁来批判?运用什么方式方法?使用什么语言等等问题就好象不是很重要的了。抓住了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对共产党的批判引发了人民群众的“大批判”,就一个值得研究的民主现象,所有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人若绕过它而发表意见,就是无的放矢。
    
    (11)
    
    美国哈佛大学华史华慈教授说:“毛泽东(或毛主义集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是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在作者们也说:“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样的一场政治危机是由这个政权的领导人有意引导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提出疑问的是毛本人,为造反提供政治和理论的还是毛本人。这位曾经进行过反对旧中国政权的革命的人物,如今却寻求发动一场革命来反对他自己创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大凡是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在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思想时,无不是象上述作者那样看待问题的,此问题的解读的前提是研究者必须能够正视问题;如果不是这样,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毛象1975年那样地用“引蛇出洞”的方式维护共产党利益,是很不正确的,因此这样的方法根本分析和解释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事实。
    
    引起毛和“共产党对立”的根本原因是毛用他个人的眼光发现1966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官僚主义化”了的“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他自己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当然是不能够容忍这样的党的统治的。用毛的话讲:“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各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为它共有十六条内容,那时的人们叫它《十六条》)。在这里,问题的焦点在于毛对共产党的这一批判,是不是“客观”的,这是一个问题;批判所具有的民主性质又是另一个问题;在1966年的人民解放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上述批判的民主性,并且也以此种批判为人民运动发动的契机——这就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最不好弄的地方是“资产阶级”在毛的理论中的确切涵义。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如果你忽视了资产阶级在毛的理论中的“双重性”(也就是“二腻子”),认为它应该具有政治科学上的概念的确切性,那么,你就不是“研究”它了,而是想使它定型,或者想要替它选择一种性别了。若是这样的话,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干毛何事?
    
    1966年,毛在做了上述判断后就把中国共产党“扔”给了“无产阶级化”的人民了,用古话讲,这叫“投畀有北”。但是,在这个时刻中,你去分析人民的“无产阶级化”现象,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已经是大不相同了。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是一个政治上的“马拉松”,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是永远“跑”不完它的,因此在它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是每跑一步时,人都要“摆出”一个自己身上或者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来的,以供别人和他自己批判,以此而开展自觉地的“阶级斗争”。因此包括林彪、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在内,也都从理论上证明自己存在着一个和普通战士“雷锋”一样的“斗私批修问题”,所以普通人谁敢在没有死的时候说自己已经“无产阶级革命化”呢?回答是:在“7亿人”中,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或者曾经这样说过!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那些首先积极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学生们(“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们在表示自己“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时,既然忘记了这个社会中的最不可违反的道德律,把自己鼓吹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响当当、硬邦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瞧,这样以来,就出现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力已经由各级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严密控制中转移到了学生们个人的“手里”来了(我曾经说这是“上了手”的民主和自由)。既然是这样,在一个只允许“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中,谁不愿意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大家都愿意做,并且谁也不想落后。就此去分析,一个中学生声言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为其所以不在这个时候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翘尾巴”,原因在于它是人的权利的具体“竖立”。于是,文化大革命前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骄傲”行为在“一夜之间”却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态度和革命标志”了!
    
    如果说毛判断文化大革命时的共产党已经“资产阶级化”和“修正主义化”了,而人民对此判断的“拥护”又不是出自于“理论”的途径,而是自己在“17年”的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切身的体会”,那么,文化大革命之“革命洪流”就不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了,它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必然后果”,于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在延安时代被毛泽东“搁置”起来的“革命”,在这个时刻启动了它的“马达”。就此去研究毛曾经定义“文化大革命”“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原来是有说辞的。因此对于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这个谁也给不出“答案”的问题,毛终于给了自己的答案:进行文化大革命!
    
    正因为我对上述问题有着明确的认识,所以,我在寻找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时,没有象“共产党九大”时期的林彪那样,找到召开了“庐山会议”的1959年,也没有象麦克法夸尔教授那样的找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1956年(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亦没有象邓小平那样地“挖”到了“左倾路线”抬头的1952年,而是寻找到了“延安整风”的1942年和毛泽东思想出笼的1935年。就这一个发现而言,我就有理由说毛泽东思想好比一枚硬币,它的正面印着“无产阶级”的图像,背面却是“资产阶级”的画面。在它那里“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就这一层意思考虑,你去研究在“17年”的时间中,毛泽东一直都是党的主席,而且“毛泽东思想”又在这个时间里现实了“普及”,为什么中国社会还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你就一点也不感觉怪异。因此,你如果要把这个在全世界人的眼睛中都认为是“怪异”的事件象人们解释清楚,你并不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你只要准备一枚硬币,把它翻一下子,就可以轻松地说明问题了;若不是这样,你学习郭沫若的样子,即使写出100本书,非但说明不了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愈加荒唐。
    
    (12)
    
    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家,根本就不知道思想是上帝对人的赠与,但思想的展开却是魔鬼的事业,因此,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错误就不止是主张思想斗争。事实上,思想斗争这事情也说不上有什么“错误”,凡思想皆是在斗争中存在的,错误仅仅在于毛要在思想斗争中建立思想裁判制度,并且以此作为控制和统治人的思想的不二法门。毛在统治人的事情上追求“至高、至上”境界的,在他的看法中,只要抓住了人的思想,就可以成功地统治到人的一切。事实上,这个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研究的价值,值得研究的地方只在于他用自己的思想把这种东西“灌输”到中国普通人中间去了,几乎使每一个普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在不同程度经历了思想上的紧张。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这种紧张的最激烈的表现。
    
    现在自称“民主、自由”的许多中国人在批判毛的时候,很少对毛泽东思想做科学式的研究,只是采取一种简单的“否定”态度,因此被他们“否定”了的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受到真正的批判,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人们拒绝了它之中的价值,而把那些非价值的因素却又身不由己地拣了回来。正因为是这样,上述少数人就根本不懂民主和自由这两样东西并不是要窒息人的思想斗争,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要为人的思想斗争火上浇油。其所以是这样,原因就在于主张民主和自由的人都在不同的程度认识到思想是上帝对人的赠与,而被赠与的思想只要存在,就会有斗争,因此民主和自由的方式只是解除对已有的思想实行判断的制度而已,其它的一概不过问。正因为这样,在民主的“思想王国”中,思想斗争在没有裁判的情况下才真正地获得了自由。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的运动,但是这一场运动却是在“17年”一贯紧张的“思想斗争”的情况下引发的,因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人们一直把它看成是“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在这一场革命中,出台的也不过是两个角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里,你如果认为这两个角色就是18世纪工业革命中的那两个阶级扮演,你就完全地错误了,正确地讲,它们是自人类出现时就有的东西,一个叫“恶”,一个叫“善”。与“恶”的东西有关的是“私”、是“我”、是“杂念”,与“善”的东西关联的是“公”、是“国家大事”、是“人民”,于是,道德的意义就填补了政治上的“空”,当然,我们在事后分析它的时候,不要认为这是“魔术师”的作为,它有着一种历史的渊源的。巴斯卡说过:“偶然的机会引起了思想,偶然的机会也勾销了思想”(《论宗教和其它主题的思想》)的话是值得思考的。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这是那个年头上的社会共识),那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有没有标准?如果有,是什么的标准?对于那些根本就没有翻过毛泽东的书而批判毛泽东的人来说,他们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对于研究过毛的著作的人来讲,他就会给出以下的答案:“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10〕,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拒绝用“主义”作为判别的标准,并且举例子说:“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事隔27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转变关头,又打出了这一个“标准”,号召造反的青年学生们和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到人民群众一边”,这样以来,人民群众就同“无产阶级”挂了勾,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理论上是这样讲的,而事实上是一切“当权派”)就都变成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了”。说到这里,本篇的主词“虐待丑子”的意思是铺展开了。
    
    (13)
    
    这一篇文章不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因此,我只要指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够了,即文化大革命中,毛在把“17年”的共产党统治、共产党作为、共产党路线和共产党历史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时,就使自己在判断上立于民主的立场上了。如果说这个时候的中国需要民主的话,那么毛的这一判断就是有价值的,这样一说,我也就顺便地解释了毛其所以成为这个时候亿万中国人民崇拜的对象的最根本原因。当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要采取抠字眼的研究方式,认为毛的“资产阶级”判断不符合“客观事实”,那么则是不好的,因为他没有理解本文中正在议论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当毛在做出了上述判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打击的就不是《十六条》上所说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打击了除“一小撮”左毛派人物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全部的共产党当权派(不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对这个问题的最肤浅的批评,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打击面宽”的问题,现在当我们要用民主的观点和民主的思想批评毛的错误的时候,就不能够停留在这个非常简陋的水平上了,就应该解读出“打击面宽”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会事?
    
    如果你用共产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十六条》的观点去分析上述现象,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共产党的运动,那么,你肯定会认为这个运动的确是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但是如果你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在1966年8月之后,已经由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转化为“人民解放运动”,那么你就不会说“打击面过宽”的愚蠢的话了。就民主政治的法则而言,对一个“17年”没有“换届”的专制政府当然应该进行一次全面而又彻底的“换届”,所以那时的共产党当权派全部接受人民的审查,人民勒令他们“靠边站”是符合民主原则的,根本不存在“打击面”的“宽”与“窄”的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认为,66解放运动的第一个意义是人民对压迫的反抗,如果说在1966年人民反抗压迫时,不是象过去的革命者一样地认为“打倒”了中央政府就意味着自己“解放”的话,那么,这一次地解放之于每一个普通的解放者而言,是直接地“打倒”压迫自己的地方政府权力,并且由此一级一级地上涉,一直地“打倒”刘少奇作主席的中央政府。因此这一场“解放运动”不使任何一级组织的当权派漏网就充分地表现了解放的意义。可见66解放的意义不是由集合意义上的“人民”分享的,而是由造反派“个人”分享的——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所以我说它是近三、四百年以来唯一的一次“没有走过场”的人民解放运动是有道理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把1949年的所谓“解放”、1911年的“解放”同它相比较,那么在此前的“解放”中,“人民”就好象是“跑龙套”的,他们的“出场”也不过是“走”了个“过场”而已。
    
    66运动中的人民解放行为没有“走过场”,在解放运动中,人民把自己“定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坐标上,而把在“17年”共产党专政中直接压迫他们的一切人看成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一方,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解放,而每一个解放者都立在了由自己的偏好所结成的自治组织之内——这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说有一点瑕疵的话,那也不过是说人们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或者“压迫人的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说成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要说瑕疵的话,就这么一点。舍此而外,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66运动的正面价值:在这一场“阶级”的较量中,丑子——为人民提供了理论上的方便,简单化了人民对解放意义的表述。
    
    (14)
    
     本篇开始说的丑子是一个两性人的话,读者们应该很好的掌握之。这就是说,如果你要对它的性别做鉴定的话,说它是男(“无产阶级”),这话可以成立;说它是女(“资产阶级”),也不错误,因为它是“两性”的。在1966年6-8月,毛泽东把造反的学生们所代表的“人民”看成是“无产阶级”的,把共产党当权派视之为“资产阶级”的这一点是一个非常暂时的现象,但是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僵化看法却往往忽视了它,以至于许多人认为这好象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贯看法(毛和左毛派人物们就是这样宣传的),殊不知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毛在过了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开始发现了人民也是“资产阶级的”。并且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
    
    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的上海《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一文,就以非常决定的口气批评已经变成“造反派”的人们犯了“以‘我’字为中心,片面武断,时‘左’时右,好走极端”的错误,训斥他们“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左’,‘唯我独尊’,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我’说了算,大搞一言堂;一旦‘我’字碰壁,喝了几口水,便而闹极端民主化,撒手不管,当起来‘逍遥派’”。196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上海《文汇报》社论《论资产阶级派性》的文章,公开而又尖锐地批评说,全国人民“身上缠上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条大毒蛇,中毒很深”,可见,这时候的毛把已经染上“派性”的人民叫“反动派”了。问题仅在于,当民主运动的发展已经使人民普遍地获得了一个自由而又自主的观点的时候,毛就翻脸不认帐了,又把人民说成为“资产阶级”的,于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战场”:毛和人民的战场就形成了。当然详细描述“第二战场”的事情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是指出“第二战场”“开辟”于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又上了人民之“身”这一时期,剩下来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地分析这“第二战场”上的战斗呢?
    
    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也不好说,那么说一下那个时候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许很有必要:“也正是在这个时刻(1968年2月),我对毛的‘资产阶级’到底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发生了深刻的怀疑,此前,他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诸多战友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并号召‘无产阶级广大革命派’起来‘造反’,现在造反派刚刚取得了‘初步战果’,他老人家便翻脸不认帐,并把在造反运动中舍死忘生地‘忠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说成是‘资产阶级派性的携带者’,以此强迫他们‘斗垮自己’。就此,我要问:‘资产阶级’是什么?它的特定涵义又是什么?为什么在作恶的问题上,它被‘无产阶级’更具有权利?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能最后地战胜它呢?它作为一个经济上的阶级在被‘消灭’(1956年)之后,为什么其‘精神’又显得不可战胜呢?为什么它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兴风作浪?为什么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的中毒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呢?……’带着上述问题,我进入了没完没了的思考……”(见拙作《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思考的结果不仅便出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地摆着:毛把中国共产党内的当权派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那么人民就被他当成是“无产阶级的”,所以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和人民“结盟”,很快就取得了“胜利”,但是在“胜利”还没有被人民把握住时,毛又说人民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下,才真正是“惹祸了”!虽然在和人民的第一次较量中,毛轻而易举地获胜,但是他却从此进入了一场和人民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最后他“彻底失败”,身败名裂!要知详细情况,且看下篇:被丑子打败(未完待续)。
    2006-12-10日写于韩国,《民主论坛》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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