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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子:毛泽东思想中的资产阶级(上)/武振荣
(博讯2006年12月14日)
    
借腹生子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上篇:借腹生子
    中篇:虐待丑子
    下篇:被丑子打败
    
    (一)
    
    最近,孙乃修发表了一篇名为《毛泽东研究的重大创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自己研究毛泽东好歹已有多年,所以对“重大创获”肯定应该有所预闻,也就是带着这种好奇心,我读了本文,但是孰我直言,读后我没有对他说的“重大创获”产生认同感,非但如此,我倒是认为如果把毛“剥光”、“脱光”的行为也算“创获”的话,那么这种“创获”好象一文不值。
    
    在上述文章中,孙乃修说:“十一年来,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海外出现两本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本是李志绥先生《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另一本是张戎和她的丈夫哈立德最近出版的英文著作《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文章中,作者还以非常坚定的口气说:“世界上最好的人是不是在中国,这一点还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最卑鄙的人,特别是政界中最坏、最卑鄙、最残酷的人却在中国,这一点毫无疑问。”正因为他持了个如此“毫无疑问”的看法,因此,他对上述两部专门揭毛隐私的书就非常赞赏,在他看来,“毛泽东研究的重大创获”就应该是把毛看成是“败类”、“蛀虫”、“强盗”、“吸血鬼”之类的东西,并且用不顾斯文地方式骂上一句“傻X”,以示批判。其实,我以为不然,上面所说的两本书的内容,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视它为中国人研究毛泽东的“成果”,只是人们如果把“成果”分成上乘、中乘、下乘三等的话,那么我认为它属于下乘,连中乘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毛泽东研究上的里程碑”了。
    
    ,值得说明的是,我这一篇文章不想介入由上述问题引起的争论,而是把它当成一个话题引出本文的议论,于是我就有理解假设:毛泽东真的如上述作者们和他们的忠实读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魔鬼”,那么“魔鬼身上也有天使”(《九三年》)——雨果大师的话就可以“破坏”孙乃修所说的“重大创获”了。
    
    严肃地说,我认为在今天的情况下,把毛看成为是“魔鬼”,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权利,就为获得它,我们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都做了不懈的努力,只是当这种权利在事实上(不是在法律)上已经获得时,运用它,并且不使它在运用中滥觞,难道不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注意的事项吗?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毛泽东今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是“圣人”,那么上述作者们的作品就可以说是“里程碑”,哪有一个“圣人”类似于“败类”、“傻X”呢?只是在毛死亡前的多年,毛自己也实行了对“毛泽东热”的“降温”,而在毛死后,邓小平等又弄了个“全盘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事情,把毛的“圣人”的外衣早就给“剥”掉了,我们无视这样的情况,还是把毛看成是一个可以继续“剥光”、“脱光”衣服的“个人”来对待,说他是一个大坏蛋,就已经远离了积极政治批评和政治批判的目的。
    
    (二)
    
    毛泽东是一个在“社会大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人物,因此如果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时间中用“革命”这个词叙述“大动乱”的话,那么毛泽东就是一个“革命家”,对于那个时代中国所有的“革命家”(不光是毛或者共产党人)来讲,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所以,对比地看,造成毛泽东独树一帜的原因是他生产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反过来说,毛其所以是毛,又在于他被这个毛泽东思想包裹。如果我把毛泽东思想比做为毛的“衣服”的话,那么他一生就穿着它,到死了的这30年后也还是一样的穿着它的。现在有的人(特别是中国人)认为要彻底认识毛就要“脱”去“毛泽东思想”这一领“衣服”,而弄出一个“赤裸裸”的毛,对此,我不以为然。
    
    我认为,把衣裳“脱光”,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正如“刘易斯-卡罗尔书中的爱丽丝所说:‘你不过是一大群神经元而已”。对世界上所有的男人来讲,不管他是血气方刚的,或孱弱多病的,赤裸时也都是一样的。依据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爬虫复活体”的结构,它记录了人类生命来源于“爬虫动物”的历史,“在攻击行为、保卫领域、礼仪和建立社会等级差异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偶尔也表现出更高功能,但在我看来,上述作用恰恰是现代人在官场中多种政治行为的特征”(见《伊甸园的飞龙》一书)。可见,这个东西我们每个都有,于是阴谋、仇恨、嫉妒、贪婪、懊悔、憎恶等等“恶”的东西,也就人人一份了。因此,在批判毛的“邪恶”的路上,我们不宜走得太远,要把握住适可而止的原则,千万不要以为走得越远,就把毛看得越清楚;实际不是这样。
    
    在这一篇文章中,我是把毛泽东看成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所以,我们研究毛的行为也就要求我要必须要正视“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这个东西别以为我们中国人对它好象就非常熟悉、非常了解,其实不然,我们对它的了解处在一知半解的水平上。就这意义而言,在研究毛的问题上,我们也没有什么“重大创获”。但话又说回来了,中国人本应该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条件是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思想,而不是用半宗教、半迷信的方式一开始就把他和它定位成“妖魔鬼怪”,然后再列举证据。
    
    如果我们带着“人类思想是有罪”的这样的观念去研究毛泽东思想,那么,你就别搞了,因为闹到底你是不会有收获的。在这里,已故的顾准先生在生前说了一句个很重要的话,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此项研究的座右铭:“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参加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行到目前状况做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谁都知道,顾先生生前是一个饱受毛泽东思想迫害之知识分子,但是在研究毛和毛泽东思想方面,他超越了个人恩怨和个人得失,做出了如此好的结论,是值得我们后人尊重的。
    
    一说到毛泽东思想,我们中国人的脑子里就会立即地出现由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60-70年代用“政治灌输”的方法,“灌”给我们中国人的那种思想(也叫“政治米汤”),因此我们对之厌恶、讨厌的情感就会自然流露;流露之后,我们也许会暗自庆幸,以为在今天的情况下终于把这一堆“思想的垃圾”给清除了。其实,我们忽略了思想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思想这东西在我们人类的身上具有超时间存在的性质,因此,在思想的“太阳底下,没有新事”。正因为是这样,在思想研究领域,人们欲对某一种思想做出有价值的研究,研究者必须要进入一种普通人不可能进入的“思想境界”,在它之中,你才可以获得研究上的自由;否则,你就是思想研究的门外汉。
    
    (三)
    
    在这里,我提出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思想时必须要坚持“一个反对”:反对中国共产党官方版的毛泽东思想,而不管它是前毛泽东时代的,或是后毛泽东时代的,都要反对。官方版毛泽东思想是用“政治方式”(不是思想方式)“制作”的,是一个“政治化”了的思想,因此它缺乏人类思想组织的某些要素,说到底,也不过是次一等的人类思想。譬如在它之中,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东西也放进去了,就是很明显的错误。我在30年前写作的《毛泽东思想批判》的书稿中说,如果这也算是思想的话,那么胡传葵(《沙家浜》剧中的人物,说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话)也就是一个思想家了,他不就是懂得他的“王”的地盘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吗?就是说,官方版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烂包袱”,把中国共产党在30-40年代的许多政策、策略、方针以及众多会议文件都统统地“包”了进去,因此说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因此要说它与“思想”沾边的话,只是“思想的大杂烩”。
    
    正确地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而是毛泽东认识当时共产党革命所处的环境的一种方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在运用中被毛简化为一句话时,也同时地提出了与此方法相应的共产党“正确操作”(“枪杆子”)的行为后果(“政权”),和我们所说的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共产党的官方版故意地抹杀了上述区别,把不属于思想的东西也放到“思想”中去了!而我认为,要科学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就得把这些不属于思想的杂物去除之,然后研究那些真正属于思想的东西。
    
    反对我的意见的人,可能会在这里提出一下的问题:去除掉“杂物”后还会剩多少东西呢?我回答:剩下丑子——资产阶级。别人都认为毛泽东的一生都是竭尽全力反对资产阶级的,而我却不这样认为,反而说“资产阶级”是毛泽东思想生下来的“丑子”,试问:这到底有多少道理呢?事实上,毛泽东“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儿子”,但是他给“儿子”起了一个“无产阶级”的名字,这就把人给搞糊涂了。过去无论是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在研究毛泽东思想时都在“无产阶级”的字眼上打转转,从毛那里打到斯大林那里,再由斯大林打到列宁、普列汉诺夫那里,最后打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转来转去,越转越远,怎么能够批到毛的实质呢?
    
    在10几年前写作的《无奈楼论毛》的书稿中,我反对某些外国学者对毛做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定位”的做法,明确指出,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家不是象职业思想家那样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有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职业”研究水平)和列宁主义,在这个单一的问题上,他和我们普通中国人一样,只是简单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因此,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毛泽东跟我——武振荣这个平民老百姓一样,不同的地方是他在接过了“教条”之后,把“教条”作为他的思想的起点,并且在此后的时间中对“教条”做了“问题式”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又最终地把他拉出了“教条主义”的基点,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想的新基础——所有这一切,却又都是在大力提倡“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所以,毛的这一点,我们普通人就望尘莫及的了。于是,当普通人思想还处于蛰伏阶段,毛泽东思想就好象从“蛹”里飞出来的“蛾子”一样的惹人注目了。完全可以这样说,和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比较起来,毛泽东思想是活泼的、生动的,虽然在整体上失之于浅陋,但有时候在某些个别问题上却异常“深刻”。
    
    (四)
    
    美国学者特里尔在中国是很有名的一位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他所写的《毛泽东传》在中国很是热销,但是说起来也许奇怪,这本书的价值我本人却是看不好的,即使这样,我不否认书中也出现了许多亮点。别的不说,作者说毛泽东“长着一双探索型的眼睛”的话,我很是佩服的。的确如特里尔所言,“探索”是毛的一个特点,所以“思想的真理”在毛这里不象在列宁和马克思那里“坚硬”得如石头一般。可以这样说,在列宁和马克思的书中,真理是成型的、定型的,而在毛泽东思想中它的存在却是如“稀汁”一样的东西不停地“流动着”,成不了型,甚至故意地拒绝“成型”。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去回想,毛泽东临死前有很长的一段生命销蚀时期(不是突然死亡的),他为什么把自己的“最后思想”不写成为文字的、类似于“遗嘱”的东西,而要说那些甚至连“鬼也听不懂”的“都知道”的话呢?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后,我们在去研究毛泽东思想“出笼”时的中国共产党思想背景你就有可能发现它的“真谛”。在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被毛泽东“生产”出来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教条而又软弱的,思想环境也是非常的糟糕。“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全部“资源”,因此“城市暴动”、“工会”、“军人起义”就是它的“政策”,于是,党把自己在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中进行的“革命”事实上限制在不到200万人口的圈子内。就这个问题去理解毛泽东思想给“无产阶级革命”以“资产阶级”的定性,并且在“资产阶级”的名义下把“工人阶级”的“革命”完全地、公开地、合法地描述成为“农民革命”就是问题的焦点。
    
    朋友们:如果你在批评、批判毛泽东思想时,没有看毛的“原著”,那么我说“毛泽东思想”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期革命战争”归属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门类中,你可能会感觉到吃惊,但是你如果读过“原著”你就认同我对问题的提法了,至于说提法中的内容你认同不认同,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此之前,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或工人阶级的革命”,但毛泽东思想“出笼”后,它说什么来着?怎么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无误地说:“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农民主义者”了,因此那时有人嘲讽他的思想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冤枉他。
    
    (五)
    
    现在,具有民主意识的一些专家都在强调“毛泽东思想征服了中国人民”,却很少有人发现“征服”中国人民的事情好象是对于毛泽东思想“出笼”时期的“顺服”中国人民的历史的一种“报复”。因此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你只研究“征服”而不研究“顺服”怎么可以呢?我的一个观点是说,毛泽东思想其所以能够在60-70年代“征服”中国人,与它在30-40年代“顺服”中国人的历史绝对有关。如果我们在“征服”时期发现了表面上的“专制”,那么为何不可以在“顺服”时期发现它掩蔽着的“民主”性质呢?
    
    20多年前,在我写作的《中共党史正义》那本书稿中,我用“改宗换旗”这四个字去解读延安时期抛头露面的毛泽东思想。所谓“改宗”,是说毛把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这种外国人的“门庭”改变成为孙中山的“中国式”“门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斯大林这些外国人的面前,请出了“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换旗”是把原先设计中的“共产主义”的“大红旗”换成了“三民主义”的“杏黄旗”,给“工人阶级革命”的歌曲“谱”上了“农民主义”的曲谱。
    
    在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中,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而毛泽东本人好象是比蒋介石还要合格的孙中山“继承者”,于是乎,“阶级斗争”的歌不唱了,在毛的指挥下,共产党合唱团竟唱起了“四阶级联合”的大合唱了(这四个阶级分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不要了,毛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号召,提倡成立由四大阶级组织的“联合政府”(详见《论联合政府》)。因此,未来的中国社会也不是要“跑向”“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从理论上讲,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代表”,应该“生产”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儿子,可是呢?“生产”——这行为在当时好象是不由他似的,就如同中国的妇女生小孩,生男还是生女,是由不得她的道理一样。所以延安这个“子宫”张开后却“生”了个“资产阶级”的“丑子”,于是本文的题目的寓意就一下给显示出来了。我这里不敢断定说毛泽东就执意要“生”丑子,或者说他希望“生”丑子,我只是说他住在了延安,和延安的“土地”(这甚至是目前为止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以“结合”之后,就“生”了个丑子,这就证实了雨果的话说得的确不错:“精神也能生孩子”(《九三年》)。就在“生产”的10多年后,中国社会其声呐喊“生得好,毛主席!”
    
    在第二篇“虐待丑子”中,我将要说毛泽东是怎样地“反对资产阶级”的丑子的,但是,在这一篇中,我得说明毛为自己的这一“生产”行为是多么的得意。其实就生活常识讲,人们根本就看不清楚“婴儿”时期的人的“丑”与“美”,这就必不可免地造成人们把丑子当成“美子”看的“错误”。毛泽东既然是人,那么这种错误就不可避免。就这一层意思来讲,那个“小平头”的“矮个子”曾经说什么要“避免”毛泽东的错误就等于瞎说了,用毛泽东的话回敬他,叫“无须放屁”!
    
    我的意思不是说毛泽东本人在这个时候就意识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社会来讲是不适宜的,也不是说,毛认为在中国革命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是他在这个时候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却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既适合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环境接轨,又符合中国农业社会实际的颇具民主的思想路子。仅仅就对比的立场看,这一思想和那些住在阁楼上辛苦笔耕的文人和那些住在了“红楼”里心满意足的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其思想具有朴素、易懂、平凡、简明的特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把这些情况和他的“思想动机”联系起来思考,他不是给“自己”而是给一个拿着枪杆子的政党“思想”的话,那么他的思想在后来的时间中把中国社会上所有有能力“生产”思想、事实上也“生产”了思想的人“一扫而光”就不意外。
    
    在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中,当80-90%的人口属于文盲和半文盲时,一种本身普普通通的思想被“灌输”到人民之间去,出现了“下里巴人”打败了“阳春白雪”的局面就一点也不奇怪,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如果历史有逻辑”的话)。立足于此,我认为陈伯达说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写”(“批陈整风”中有人这样揭发),XX说“毛泽东思想是俄国人的阴谋”,XX说“毛泽东思想是人吹的”,XX说“毛泽东思想是枪杆子打的”,XX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产物”等话,可以省略不计,把毛的东西归给毛,就好象把“恺撒的东西归给恺撒”一样地合理。因此,在这里,历史要求“本相”,而科学又要求对“本相”作出阐释。
    
    (六)
    
    有人把18世纪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发生于法国的政治大革命称为“双元革命”,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的话,那么在工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产生就表示着社会性质的一大转化,于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支配西欧社会发展的新一页就被揭开了;与这一事情相关系的是,由此引起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以最激烈的形式反映到政治领域就是法国大革命。而我们中国人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对上述两种事情的一种“综合”式的阐述;如果这种阐述是对西欧社会而发的,那么工业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的可能结果就必然要勾划起如俄国、中国这样的半农业、纯粹农业社会中的“精英”们对自己所处社会未来发展之思考。就这个意义去研究毛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去说中国的事情,是不是就潜伏下了一种我们所说的历史的“超前”因素?倒是可以研究的。
    
    因此,如果不正视毛泽东思想“出笼”时,中国知识界陷入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而不能够自拔的现状,就不能够理解毛泽东思想“绕开”了文化界、思想界而在出现于共产党军队中的特别意义。无论怎么说,在真正的“社会大动乱”(1911-1949)时代,共产党军事集团产生了用“思想武装”自己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动了党的高度统一的进程,使一个当时还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力量在现代式的政治“凝聚”中成长,这种情况好象是可以用毛泽东思想的“功能”去解释的。
    
    事实上,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毛泽东思想产生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所有这些东西对于因“社会大动乱”而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崩溃的中国现实好象有着一种“救世”的作用,于是,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现代理论就和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军阀割据”的现实被放在了一个“人类解放”的故事中了。在这里,如果我们采取后毛泽东时代所流行的“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话来说,这个已经是“理论”上的“接轨”,尽管它是“教条的”。
    
    (七)
    
    在第(4)节中,我在说到毛泽东是“农民主义”时其所以带了个引号,这是有原因的,就是说在“农民革命”中,“农民”没有领导权,而“农民阶级的革命”在理论上也并不归属于农民,而是归属于丑子:资产阶级。问题就在于,在当时的西方社会资产阶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在中国,它却是盖在了传统的农民阶级身上的一张“皮”,没有一个可以对应的阶级事实。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虽然对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做了一个“理论”上成功的阶级分析,但是被分析的事物中却找不到事实上存在的真实阶级,单就这一方面看,毛泽东在理论上好象是的失败,就是我们中国人曾经说过的“空头理论”,但是如果对这种“空头理论”加以分析之后,人们便会在它之中发现巨大的“理论空间”,于是,理论在的好处就只可能被理论的阐释者们所垄断。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思想“出笼”的结果是农民在自己的“革命”中丧失了话语权。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认定生产的丑子是资产阶级时就不能够停顿,还得去发现那种还没有被别人认真研究过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理论”而非“事实”,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引证曾经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在涉及到中国革命问题时最近所说的一段话:“中国革命的土壤今天来讲,一个是农民,……另外一个土壤,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见《胡锦涛被江泽民控制得还紧》一文)。其实,我认为李锐先生只说对了一半,在中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一个没有被他说出的、但事实上却是非常重要的“土壤”,那就是中国的知识青年。因此如果要对毛泽东思想兴起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做一个准确的定义的话,那它就是知识青年的革命。要寻找这个革命的源头,它不是18世纪的“双元革命”,而是《红楼梦》一本书中所反映的知识青年社会和知识青年的生活,就是我的观点。
    
    用李锐先生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土壤”的观点去解释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是可以的,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阶级虽然没有产生出自己独立的阶级价值,但是它却引发了城市贫民革命,这和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实际上被“挤”到“革命舞台”“后面”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把毛泽东思想的兴起看成就是中国知识青年革命的最好写照,原本是正确的。事物的法则:凡一事之败,必有它事之兴,知识分子败去的结果是知识青年登上了历史舞台。准确地讲,毛泽东思想紧紧抓住了的那种一部分人,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知识分子(30-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吃”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餐”),而是“广大知识青年”。于是,我上面说的“巨大理论空间”就由“革命的知识青年”填补了!人们的肉眼只看见毛泽东抓住了“枪杆子”,抓住了农民,却没有看见他抓住了知识青年。
    
    说毛泽东思想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青年的革命需要——这是相当准确的话,因为对于被卷入“社会大动乱”的农民来讲,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在感觉上是灾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革命”的意义很难体会到,而对于知识青年来讲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却恰好正一展身手,于是,机会和机遇这两样的“天赐”的东西就和“革命是神的意志”的话意可以协调了。实事求是地分析,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知识青年大都是家庭背景比较优越(这和丑子很接近)的子弟,因此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背离自己的“家庭”到农村去,使自己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就产生了道德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于是,一个“空头理论”中就被“道德”和“政治”这两样东西所填满了。
    
    1935年5月4日毛泽东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说道:“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而中国知识青年们现在为之奋斗的就是这种性质的革命,独立地看待这种革命,任何人都看不出名堂,但是把它和知识青年一般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的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有意思了,看来,毛泽东并非是只给中国的知识青年们“灌米汤”,而是用一种类似的“阶级利益”勾引他们,于是,丑子和知识青年就产生了关系,当然这样的事情也配合着给青年人“戴高帽子”的这另一手:“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过去,象我这样的年龄的人在读这些文章时,仅仅是知道了其中的“道德”意义,而没有发现它的政治意义。所以舍去了众所周知的“道德”意义后,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个“知识青年的政治”——毛泽东思想就是贴在它上面的一个标签。
    
    (8)
    
    “母以子贵”——这是中国人都会说的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去分析和研究毛在在延安时期党内的政治地位稳固性的获得,你就不会只在“阴谋诡计”的问题上打转转的了,你就有可能得出比“阴谋诡计”要有价值的其它结论。就这一层意思去分析中国共产党这个特殊的集体,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党的高层内“有思想”、有理论的人(包括刘少奇)地位上升,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所以我们在看到了共产党消极抗日的这一面后,还应该看到纯粹的军阀、军事团体的“思想化”问题;如果说“思想化”过程中压制了高层人的不同思想而给底层人的思想以“上升”的刺激的话,共产党的高层就同国民党的高层表现出不同的气象;又如果说这种气象可以接受“民主”的说明的话,那么1949年的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也可以接受“民主”的解读。
    
    应该知道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不关乎中国普通人的事情的,在“社会大动乱”中,人民苦于“兵害”,许多地区的人民,生活破产,流离失所,在加上绝大多数农民又不识字,所以没有什么“思想”方面的需求,因此正确地说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人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把这个暂时的现象作为一个“暂时”的东西研究,发现在40年代末的战争结束后社会休养生息的阶段,特别是考虑到在50-60年代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那么一个蛰伏着的人民精神、思想方面的发展需求最终要被引发,就有了一条历史的线索可以追究的了。
    
    因此,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虽然变成了中国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们的代表,而毛泽东思想也随着共产党的统治而变化成为一种“统治思想”,但是如果研究性的看待它,那么它在生产时期所具有的、由丑子携带的“普通性”,并没有就因此而流失,相反,在“普及化”运动中,它也被“普及”到中国人民中间了。事实上也是这样,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怪现象:一种用毛泽东的历史辩证法所作成的历史辩证法在毛泽东根本没有想到场的时间中却给出现了,以至于毛泽东大为恼火,对丑子实行了后娘般的残酷虐待。其详细情形如何,见下篇论述(未完待续)。
    
    2006-12-4日写于韩国,<<民主论坛>>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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