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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专制是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
(博讯2006年12月13日)
--“思想自由,兼容异己”才是出路

    
吴庸

    
    湖南商学院企业战略研究所谢茂拾所长揭示:2006年11月20日温总理召集6位教育专家座谈。一个让他“非常焦虑的问题”“在心里盘桓已久”:高教如何培养杰出人才、大师级人才?与会专家有现任或曾任名牌大学的校长,有全国教育研究机构的会长、研究员。他们侃侃而谈。或曰:要“聚精会神、理直气壮地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或曰:要“低速增长,稳步发展”,“宏观入手,微观发力”。或曰:“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或曰:“从大学开始就太晚了”,“要和中小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等等。这些答案并没错,只嫌四平八稳,泛泛而论,仿佛说“肿了就揉揉,痒了就挠挠”一样,是些大实话,作为应对之策均不合格。至于说改革招生办法、考试方式之类的建议,更是些治标不治本的老生常谈,不解决根本问题。这些专家管的是高等教育,又都是重量级人物,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为什么回应总理垂询如此不着边际?看来,他们是当官当惯了,懂得为官之道,熟悉承对之策,一张口就是官话套话,一抬手就是太极架式。要他们出新思路、新谋略,太为难这些属下了。
    

解决不了的难题
    
    温总理提出的高校如何培养杰出的、大师级人才的课题,是包括总理在内的所有政坛官员都无法解决的难题。温氏对此虽然“非常焦虑”,但他不会意识到,这个困境凭固有的管治经验、常期的执政理念是找不到出路的。
    

蔡元培
    
    当局不会想起我国培养人才的优秀箴言: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异己”。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厦得以矗立的奠基石,甚至是我国思想界焕发勃勃生机的原动力。舍此,上哪儿去找真经?
    
    当局也不会想起我国物理学研究的杰出先驱、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名师吴有训先生的经验。吴被誉为中国现代物理学四大元老之一:胡刚复、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他以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哺育了中国几代物理学子成为栋梁之材。其中有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钱三强,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桓武,固体物理学家陆学善、葛庭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力学专家林家翘、钱伟长等等。正是吴有训在西南联大研究院主持留美入学考试,优秀学子得以赴美深造,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黄家驷、吴仲华等。群星璀璨足以显示吴有训的育人经验何等宝贵。不追寻这些可贵财富,却延请那些官僚开打“太极”,确实失之远矣。
    

吴有训
    
    吴先生的教育经验,概言之就是民主办学,教授治校,重大问题由全体教授决定;教师应为大师,有较高学识,不当教书匠;坚持学术独立,科学探讨,推出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吴先生的经验贯穿着陈寅恪倡导的品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科学发展、人才辈出的唯一通道。舍此,上哪儿去找出路?
    
    介绍吴有训,不能不提及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物理学界一代宗师叶企孙先生。他和吴有训共同培育的学生王淦昌成为世界着名的核物理学家,欧美报刊誉之为“中国的奥本海默”,意即原子弹之父;与吴先生共同培育的赵九章成为我国大气物理、地球物理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红色中国享受尊荣的钱学森,原毕业于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考取清华出国留学的专业却是航空工程,差异太大,叶先生主持此事,破格让钱在清华补学了一年航空专业,才造就了后来的航天专家钱学森。在红色中国推广“3.618法”的华罗庚,原是自学成才,清华数学系熊庆来教授惠眼识别,推荐到数学系资料室做职员,旁听大学课程。后来叶先生见到华发表的数学论文,看出他的才华和潜力,作为理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的叶企孙力排众议,提升华为教师,讲授微积分,后又派华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才有了国际知名的数学家华罗庚。
    

叶企孙
    
    叶、吴两位宗师有着深厚友谊。他们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同学,叶为清华物理系主任时,延聘吴到清华任教,定吴的工资高于自己以示尊敬,后来又推荐吴为物理系主任,再后来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一职,推荐吴任此职,叶的礼贤下士精神于此可见。从1926到1937年,叶先生聘请众多有为教师到清华理学院任教,包括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他实现了蔡元培先生的理想:“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所以,他的学生和同事于1992年捐款设立“叶企孙奖”以鼓励品学兼优学子,纪念这位杰出的教育大师,是势所必至的。这一民间自发举动对当局空喊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是一绝大嘲讽。
    
    这些物理学精英是如何培育的?让我们听听许良英先生的回忆,从中可以管中窥豹:
    
    “‘物理讨论’是为四年级开的课程,分甲、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王淦昌先生和束星北先生就物理学的前沿作系统的报告。两者都每周一次,每一次报告前几天都在教室门口张贴小布告,写明报告人和题目。我出于好奇心和好高骛远的心理,在一年级时就常壮着胆站在教室门口旁听。讨论时发言最多的是束先生和王先生。别人报告时,他们常插话或提问;两人之间又常发生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声音很大。大学教授竟象小孩吵架那样地争论科学问题,初见这种场面,我感到十分惊奇和有趣,以后才慢慢领会到这种学风的可贵。只有这种真诚的态度,才能探索科学真理。
    

束星北
    
    “正由于受到这种精神的启迪和感染,我以后听束先生和王先生的课时,也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例如束先生在讲热的分子运动论时,说电子似乎有‘自由意志’,能够轻易地自动选择在人类要费很多功夫才能计算出来的复杂的轨迹上运动。我就同他争论起来。关于电子有自由意志的说法,1938年我考大学前在一些新物理学的通俗读物中已读到,它是作为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一种哲学解释,当时我是相信的。但不久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就把它否定了。于是我就以唯物论的观点来反对束先生的观点。他并不生气,而是耐心地、平等地同我论辩。有时一节课就这样争论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实在幼稚可笑。但教授与学生之间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这种平等的争论,是永远值得怀念的。比照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中的师生关系,真是有天渊之别。那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3日B3版)
    
    这种倒退,目前已经达到将高校警察化的程度。大学在学生中普遍发展“信息员”,监视老师的授课内容,发现有“出轨”者即向有关部门报告,这项工作是有报酬的。首都公安机构的派出所直接设在各大学,便于就近观察和收集异常动向。敏感时期,规定各系师生向党支部呈交书面文字,保证不做越轨活动。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不从这种“信息员”制度、派出所制度、保证书制度找找原因,一味高谈什么“宏观入手,微观发力”,岂不是空论误国么?
    

摧残知识、摧残人才的制度
    
    要想找出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必须正视目前的制度摧残知识、摧残人才的本质。对症下药,才能见效。
    
    请看胡适是怎样认识这个制度的。在离别大陆前,对劝他留下的人说过:“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有面包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他毅然永别大陆。多少年过去,证明他的观察和推断是正确的。1954年对胡适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大批判,《胡适思想批判》一书共8集,300万字。连未逃离大陆的胡适之子也被“动员”出来与其父“划清界限”。不过,转瞬就变了面孔。1956年,批判转为招安。在大陆两岸皆有关系的活动人士曹聚仁受毛泽东单独接见,然后就投书胡适,劝他组团赴大陆考察,胡适未与理会。此时,胡适老友周鲠生赴英,与陈西滢密谈3小时,劝陈代向胡适致意。陈果然致书胡适,云:“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有问题’。”周鲠生敢如此肯定,不会是他个人的保证。胡适接信后十分不悦,称传信者为“妄人”,信旁批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北京青年报》2005.12.29 B2版)胡博士终于不为所动,他明白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的恶果。
    

胡适
    
    大多数知识者不具备胡适的洞彻和坚定,因而无法逃避摧残知识、摧残人才的苦难和厄运。以一代宗师叶企孙为例,1952年随院系调整调到北京大学,从此淡出中国科技、教育核心。即使躲过思想改造关,躲过肃反、反右关,却躲不过文革关。1967年被北大红卫兵纠斗、关押,开始了非人生活。1968年4月到1969年11月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关押,释放后被隔离审查到1975年。整整8年的恐怖的、屈辱的、撞击心灵的、威逼利诱的囚徒岁月,让他经历了人间地狱的苦难。虽说解除隔离,去看望他的人立即被专政。所以,吴有训夫妇只得伫立北京海淀街头寻候,两位老友相见,默默对识,只能以握手表达千言万语。这位一生独身,没有子女,一生廉洁,没有遗产的大师在解除隔离的两年即含辱而去。他的冤案没有结论,也无人过问,直到1986年中共河北省委才为一桩“特务”案件平反,从而也把他摘出,正式认定他“对冀中抗战做出过贡献”。然而,叶企孙先生已经听不到,也不再报什么希望,他已经无知、无识、无爱、无恨。
    
    前面引述的束星北教授也应再提。1957年他应山东省委宣传部邀请,出席鸣放会。对此中奥妙毫无察觉,对以往运动所受诬陷亳不警惕,只想一吐为快。他说:“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能鸣,不敢鸣’‘不能放,不敢放’呢?……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我国一向没有‘法治’的习惯,因之当有些人不尊重宪法甚至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群众也并不以为奇怪,不及时制止,也因为这样,这些违背宪法的人就能得到官僚主义者的包庇和谅解,这样问题就不能解决了。”他的结论是“尊重宪法”,“维护宪法”。(《新世纪》2005.11.22)就是这么一席公正、平实的言论,被划为“极右”与“历史反革命”。沉重的政治压力,无情的世人歧视,对妻子儿女的负罪感,前途茫茫的灰暗心境,渐渐地使他的腰越弯越低,整个社会摧折了他的高傲气质。这是中共对知识者的最成功的业绩。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和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被李政道称为“自己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中国的一级教授,所有这些知识标志一律化为零,剩下的只是身架薄弱的被改造的劳动力。
    
    他的转向,起步是艰难的。1963年夏,他凭借所获信息,敏锐地推断出中共高层在筹划研制原子弹,于是向党写信,建议研制核武器,主动推荐人选,1972年再次主动提出动员李政道、吴健雄归国。1971年,他迎合高层意图,竟然“染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1979年,他编造谎言,鼓吹曾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发表在《光明日报》,以博取可以大有作为的声誉。(《南方周末》2005.12.8)一个人的灵魂被扭曲到这种程度,以致变得卑劣、肮脏,脱离了做人的底线。中共的强大的压力终于摧折了这类人的脊梁,因而获得了天下的稳定,这不是当局改造知识分子的胜利果实吗?但是,束星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卑恭屈膝赢得好处。对他的管制原判3年,实际到1965年才解除;摘帽则拖至1974年。摘帽后他发誓要培养李政道那样的学生,真是天真、愚昧得可以。在中共眼中,摘帽右派仍然是贱民,只能给碗饭苟活而已,从没有把他的知识放在天平上衡量。1983年束星北先生病逝,了却了他黑白分明的一生。
    
    这里所举叶企孙、束星北的遭遇是千千万万事例中的一滴,由此可以知道,这种以暴力为后盾、以专政为前卫、以知识为愚蠢、以知识者为敌的制度,在执政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创下多少野蛮政绩是有案可查的。企图掩埋这些野蛮政绩,企图甩掉这些野蛮政绩,对此毫无自愧自责,却焦虑:大学为何“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野蛮政绩里。
    
     原载《议报》*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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