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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青年郭永丰文章读后印象/武振荣
(博讯2006年12月01日)
    我所知道的郭永丰:“男,甘肃武都安化郭坪村人,1967年8月1日生(阴历6月25日),曾用名扬清、晓月,笔名:芙瑞迈尔(白鹿书院),甘电大商企管大专毕业”——就这些,并不多,但是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我主要是通过他在海外民主网站上发表的将近200多篇论文认识他的,因此,可以说是以文识友。
    
     在中国大陆大兴文字狱的条件下,这位民主的青年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冒着风险,用他的笔作为武器与专制主义战斗,实在是难能可贵。就这一点而言,他和目前中国大陆那些对民主失意的青年人比较,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对于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只知道为个人谋私利、蝇营狗苟的个别年轻人来比,他在道德上亦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所以,我认为这个青年在如此坚硬的专制土地上,用民主的犁头辛苦耕耘,其行为和人格都是值得褒奖的。 (博讯 boxun.com)

    
    郭永丰文章有一个很大的民主开放气息,读后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就以他在大陆组织的“中华民主先进者同盟”一事来说吧,没有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小圈子内,而是放得很开,声言,即使胡锦涛这样的人要依章程参加,他也不拒绝!对于这种言行,有的人认为,这是在大陆搞民主的人出于安全需要而做的一种技术上的考虑,但是,我读了他许多文章以后才知道情况不是这样,他对民主的理解和狭义上的“民主人士”不同,因为他在过去的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上发现了如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毛泽东等人同民主的联系与关系,因此他认为在中国民主化变革的关键时刻,任何人只要放弃专制,而倒向民主,民主都是欢迎的。正如他在《联盟宣言书》中所说:“因此,在目前的执政党内部,无论上至总书记,下至贫民百姓或一般党员,都有可能是我们发展的对象。在此,我们不针对具体某个人说三道四,我们只针对共产党目前的领导队伍中所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等事实大谈我们的看法和观点。”这种民主没有特定敌人的思想和中国民主化后将要过渡到一个政治上“没有敌人”的时代就“接了轨”,也可以说“打”了个民主的“提前量”!
    
    但是,在上面的说法中你如果认为郭永丰的观点没有民主的战斗力,那就是一种误解,相反他在理论上虽然放得很开,但是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反对不民主的人和事情的决心却又是异常坚决的,因此他的文章是抓住了中国民主的真正“敌人”——“专制主义”(不管是传统的、现代的,是专制社会主义或是专制资本主义)竭力地反对之。所以,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青年人特有的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民主,绝对不是由中共专制集团所情愿施舍得来的,而是必须通过我们自己,以及联合绝大多数民众,共同不断抗争,积极努力争取”的(见《民主不是中共专制集团所情愿施舍得来的》一文)。在《反对垄断,必须反对一党寡头专政》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 中共一党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对无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军事、医疗等领域市场的完全垄断,这才是最大最彻底的寡头垄断,是绝对错误的,也是严重违反其祖宗基本教义的。也就是说,一党寡头专政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制度,一党专制绝对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一党专制,其实是封建王朝制度的克隆与翻版,恰是共产党当时所倡导真正要彻底捣毁和砸碎的万恶旧世界的社会制度与精神枷锁 —— 是滋生一切邪恶的温床和土壤,是真正的罪恶渊擞。”因此,如果说郭永丰对专制的“个人”不肯放弃可以挽救的机会的话,那么,他对专制“制度”不抱任何幻想,主张坚决地以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表现了一个民运人士的应有的政治素质。
    
    郭永丰的文章的一个可贵的特点不仅仅在于他的文风质朴,语言平铺直叙,容易接近普通读者,而且还在于他对中国民主的原动力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此,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持续几十年不变的轻视体力劳动者的倾向比较之下,他这一点就显得特别的宝贵了。他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在中国农民问题(社会上有“三农说”)还拖中国发展后腿的今天,他自己说他“依然是农民”,这样,他的民主的研究和民主的思想就紧紧地贴进了农民,而没有远离一步。于是,他所主张的民主化运动就同社会上的异议知识分子拉开了距离,在《中国民主的源动力》一文中他是这样说的:“真正破解中共独裁专制统治的源动力在哪里?在广大基层百姓中间,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并时刻感到万分绝望和无限气馁的人。
     因为他们在眼下的中国人数最多,生活最没有保障。作为还依然是农
     民的笔者就深深认识到”,要寻找中国民主革命的源动力就应该看到“八亿农民”。因此,可以说在郭永丰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构想中,“八亿农民”就是一支谁也忽视不了的主力军。当然,客观地讲,这种看法说不上是独树一帜,但是在目前民主主流思想偏离农民的现象中,却是一枝独秀的。按照他的观点,中国民主化的问题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唯一的途径。在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第二次变革”中民主的缺位将是致命的问题。所以,在他看来,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农民民主化和中国农村民主化。
    
    我过去在写作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民运人士应该有一种基本的情感,那就是对人民的尊重。如果说异议人士为了追求自由,而敢于向人民大众挑战的话,那么民运人士绝对不可以这样作为,因为民主这东西说到底都是围绕人民而存在的。在人民被认为“不是好东西”时,民主也就“不是好东西”了。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可以脱离人民大众而存在的道理与民主是说不通的——这一点——郭永丰先生把握得相当准确,没有任何的马虎。我其所以喜欢读他的文章的原因也在于此。
    
    郭永丰文章又一个特点是他要求中的民主是“大民主”,虽然到今天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出“大民主”一个确切地解释,但它的通用意义是许多中国人心肚明的。在《中国需要大民主》和《中国需要一个“大”字》两篇文章中,他解除了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禁忌,解放了思想,没有避毛泽东、共产党之嫌,敢于提倡“大民主”,把自己的新感受放进1957年自由鸣放运动中由中国“民主人士”发明的词汇中去,无意识地体现了民主运动承上启下的精神。
    
    在《中国需要大民主》中,他强调“大民主”是“人民上台”,不分党派,包括国民党和现在的泛蓝运动在内。在我个人看来,这话虽然说得有一点空,但是它表明了作者的理想;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支持,所以他认为“台湾的民主不成熟”,提出了“我们必须吸取台湾教训”使大陆民主的发展取得更好前景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郭永丰是一个积极而又乐观的青年,他对中国大陆民主化所抱着的信念是真诚的,也是可以感动人的。
    
    在《中国需要一个“大”字》的文章中,他说:“大就是大气、大度、大胸怀、大气魄、大海量。表现在具体事物上就
     是思想见大、行动坦然、做事浩荡、视野开阔、气宇轩昂、气贯长虹
     的。”当然,非常坦率地说,读了这样的文字,肯定我个人今天是写不出来的,这可能与年龄有关,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我青年时代所写的那些文字,也不都是这样的吗?在我们中国之今天,在理解民主的事情上,一种“小家子气”很浓厚,总是在民主的问题上放不开手脚,其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一方面想要搞民主的运动,但是又怕民主运动打破坛坛罐罐,怕出现“暴民”;他们想要使共产党垮台,但是又担心这样以来会“天下大乱”;他们想要自由,但是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又好象妨碍了他们自己自由之实现,总之一句话,在现实民主的事情上,他们怕天塌下来,于是,就在时间中变成了民主的“等”字派了!
    
    郭永丰不是这种人,他认为:“ 民主本来是无私的、替万民争权力的,所以,只有如此的"大"才能
     做得了民运的先锋、旗帜或领袖,否则,总是小我见识,凡事以我为
     中心,稍有不顺或委屈,便怒火万丈,气急难消,立马寻报复,这肯
     定难成大器,也难成气候。”他的话是对的。一个青年人在中国不民主的时候,理应挺身而出地争取民主,在这一点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青年们的榜样是可以效法的,若不是这样,在中国今天还处于专制压迫的状态下,有人用批评“血酬定律”的方式去批评那些为中国民主牺牲的人们,如此这般的举动难道能够说他们自己就处在文明进步的顶端吗?我看,非但不是这样,相反,他们这些人连现代文明开创的基本方式也不理解啊!就这一点看,郭永丰虽然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有知识的人,但是,他在鼓吹民主的时候没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酸腐气,却是很好的。
    
    在这一篇文章中,我非常同意郭永丰的一个观点,那就是“ 中国民主需要大量英雄谱写篇章”,为此他制作了《中华民主英雄谱》。在《英雄谱》上虽然没有他自己的名字,我倒认为他就是自己所说的“民主英雄”。现在人们有这样的一种普遍看法,以为中国的青年们在追求民主行为屡屡失败之情况下,特别是在“6-4”之后,迫不得已地进入了“愤青时代”,情况若是这样,想一想,只要有郭永丰这样的民主青年大量涌现的话,那么在“愤青”之后,“民青”(民主青年)的时代不就是悄然而至吗?民主是一个永远“年轻”的制度,这个制度也许永远需要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用自己的精神、“血液”去补充它生长、发育、成长所需要的“养分”。
    
    最后,我要说的是,郭永丰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年,他在写作民主理论文章的同时,还接二连三地写作诗歌和小说。在《博讯》上我读过这些作品,感觉也不错。但愿这个笔耕不辍的青年人再接再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2006-11-29于韩国首尔市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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