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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韩国“5-18运动”谈民主历史之构建/武振荣
(博讯2006年11月27日)
    武振荣
    
     促使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不只是我住在韩国,好象让外人感觉我对韩国的事情就了解得多一点,其实不然,我对韩国的事情除眼睛看得多一点外,不敢说就了解的多,因此促使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真实原因是韩国的“5-18运动”和中国的“89运动”极其相似,都先是学生运动闹起来的,最后引起了市民参与,如果说学生运动有着一个不使用暴力的底线的话,那么在义愤填膺的市民运动中,这个底线就有可能会很快地被突破,于是就出现了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所反对的“血酬定律”。当然,我得承认在中国“6-4”时期,出现的流血现象远远没有韩国激烈,但是在韩国民主化后的不久,一个完全地可以用“血酬原则”解释的运动,却被大韩民国和韩国人民奉为韩国民主运动的典范,并且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让世界上所有亲眼目睹它的人都会为之肃然起敬的“5-18烈士公墓”和“5-18光州民众抗争纪念馆”。就这样的事情,我联想起了民主历史的建构问题。对于我们中国的某些人来说,他们在说到历史的时候,往往只会说“历史的真实”,但是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却不了解所谓的“真实历史”也是被建构起来的这另外一点。 (博讯 boxun.com)

    
    (一)
    
    发生于1980年的“5-18光州抗争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被叫做“汉城之春”的学生运动,这一点,和中国1989年的情况极其相似,不但运动的性质相似,就连运动的组织“学生自治会”的情况也是一模一样的。有组织的学生运动一开始就是由“自治会”领导的,目的要把“大学变成为准备民主化斗争的基地”(以下引文若没有注出处,皆引自《5-18光州民众抗争》一书)。1980年5月14日这一天,“汉城市内的7万余名大学生同时踢开校门出来了,学生队伍大声叫着‘解除非常戒严’、‘退阵全斗焕’、‘打倒维新残党’、‘保障劳动3权’等口号,经过了永登浦、清凉里等地,到光化门时已经达了数十万人,对这样的街头示威,市民没有表示积极的响应,在维新末期的压迫里,社会运动的势力不完全具备组织力量”。到了16日,这一天学生们分析到了军队可能镇压时,就准备着停止运动,这一天“全南大学、朝鲜大学和光州教育大学的学生们在全罗南道政府厅舍前的广场上集会,夜里进行和平的火炬游行,但是到了17日,星期六踪迹都消失了,各个大学的校园看上去又安静又平和”。这就说,在出现了流血的可能时,韩国的学生们就停止了运动……,学生运动的非暴力的底线是被守住了。
    
    就在学生运动偃旗息鼓的第二天,产生了闻名于全世界的“5-18光州民众抗争运动”;和学生运动完全不同,这一场光州民众的反抗斗争可以说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武装斗争或武装起义,在上述书的“市民军的诞生与空降部队的撤退”一节中,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市民们忙着武装,为了对抗戒严军的射击,需要长枪,一些示威的队伍到光州附近的地区去求枪械,在顺和煤矿矿工的帮助下,得到大量的炸药和雷管,从各地支属与预备军武器库缴获卡宾枪等枪械,缴获的武器立即搬进光州,分给青壮年,这武装示威队伍自然叫‘市民军’,看做是对抗戒严军的‘我军’。武装市民把在光州公园的市民会馆作为总部,市民军从戒严军开炮2小时20分钟后,21日下午3点20分开始对射,街道战以道政府为中心,发生在全南大、医科大学、工人事务所、公园、锦南路等地方。”
    
    我看了当时的录象,妇女们在公路两旁支起石头为灶,在烟火的熏烤中义务给市民军烧饭,“在红十字医院的门前,妓女们也喊着‘我们有干净的血液’,恳求为患者献血”。伟大运动就是可以这样“净化”人!英勇抗争在坚持了10天后,非常悲惨的失败了……。从此韩国进入到历史上的可以说是最黑暗时刻,独裁的军人全斗焕鼓吹“依靠武力是掌握事态的唯一方法”,于是,赤裸裸地镇压杀人结束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维新体制”。
    
    (二)
    
    上面我只说到了“历史事实”的问题,依据我们传统的对历史的看法,那么“历史事实”如果被认为是“物质”的,而对“物质”的东西的认识也只有一种,那么我们就出不了由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由列宁认可的一元论历史观,所以我们认为一部历史只可能产生一种历史,如果出现了两种的不同的历史观的话,我们就认为其中的一种正确,而另一种错误。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就进入不了历史是构建的这样一种现代观念。目前在中国民主网站上所发表的许多文章中,若涉及到1966年之后的中国历史的时候大都多少地体现了上述思想,认为一种被叙述了的历史,只要有“历史事实”的存在,它就是唯一的历史,而根本就不知道在一个多元化的历史中,历史也是多元式的存在物,所谓的历史选择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
    
    譬如,在韩国的“5-18”之后,韩国社会的民主派队伍中对它也是存在着巨大的看法上的分歧的,一种看法认为,“光州民众的武装抗争”违背了民主斗争的“和平原则”,而把一个我们中国人今天所说的“血酬原则”拿了过来,使不应该流血的民主斗争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如果说这个流血事件造成了大量民众的伤亡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斥责的“无谓的牺牲”;这样的“牺牲”不但是人的生命的丧失,在理论上它又被看成是民主运动的完全结束,其后果是“维新体制”被扫地出门,军人独裁时代开始,于是,独裁的军政府在把“5-18事件”定为“光州暴乱(这和北京对89运动的定义是一样的)和自窃取颠覆国家的不良幕后势力操纵下所发生的‘内乱’”就名正言顺。所以,我说反对这一场民主运动的人的言论不是没有道理的,由这种道理做出的推理证明:光州运动造成了韩国民主进程的“到退”,也不是没有说辞的。因此,这也是一种历史,它也有着谁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的支持。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这个一元的历史观没有被后来的韩国新历史观击败的话,那么,即使韩国为“5-18”平了反,但也不会把一个地区性的人民反抗运动看成是韩国人民民主化斗争的一个最伟大的值得韩国人民永远纪念的历史里程碑!
    
    舍去了上述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问题”也出现于其间,那就是其它地区的人们认为这只是在光州出现的运动,因此是光州地方的民众的暴力反抗造成了全国民众也跟着遭殃的不良后果,好象是说光州的英勇抗争者死得何该!正因为这样,诚如上述书的作者所言;“把‘5-18事件’称为‘民众抗争’的过程是很困难的”。直到1987年6月的韩国新一轮民主化抗争出现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才发觉到这是“5-18精神”的重现。“1988年第6共和国成立后,在探索人民和解的美名下,才被评定为‘光州民主化运动’”。即使这样,在时隔8年之后,这个评定并不没有被民众和国家普遍接受,民主派队伍内部反对这一评定的人大有人在。
    
    (三)
    
    “5-18运动”后,韩国政权变化得比运动前更独裁、更专制是一种“历史事实”,但是韩国社会就这种“历史事实”是不是证明“5-18运动”是错误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论;争论中,认为“5-18运动”是一种民主的“革命运动”的观点最后地占了上风,到90年代初,它被到国民和国家所认可,于是,一个地方性的运动就自然而然地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层面,变成一种国民精神和国民财富。而今天的韩国就继承了“5-18精神”和享受着这一笔民族财富。
    
    我得承认,要详细地说明此间的变化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是指出在80-90年代中,竭力促成上述变化的韩国民主主流势力把一场公开的“暴力抗争”要作为韩国民主精神的典型代表,其间所主张的理由完全可以供今天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学习。如果说在我们中国的同时期,对民主的研究和表述存在着要把历史上多少带有暴力因素或暴力倾向的东西都想从民主中除却的话,那么韩国对自己暴力抗争事件的“民主革命”式的思考和处理,就表现出了中韩两国的差异了。因此,我认为至“6-4”后到今天为止的中国民主运动,在17年的时间中一直处于低潮的问题是与此有关的,因此,韩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鉴戒。
    
    “1993年随着韩国文明政府的出台,政府开始对光州民众抗争进行评价。金泳三总统在5-13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光州民众抗争的正当性,他说:‘80年5月在光州的流血事件对于韩国民主主义打下了基础,那样地牺牲是为民主主义的!’而且指出‘现在的政府就是光州民主化运动中酝酿的民主政府’”。在随后查明真相的基础上,韩国社会关于光州抗争具有的历史意义可以归类为以下几点:
    
    “第一,光州民众抗争对自古以来韩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众抗争的传统地继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光州民众抗争是反对1961年5-16军事政变否认4-19民主革命而登场的压迫体制的军事政府而引起的,并且在反抗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韩国民众抗争中表现出来的自由民主传统。”
    
    “第二,在光州民众抗争中,民众出现于历史的面前,这就意味着民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80年代前半期,通过工人、农民、贫民、学生、宗教文化艺术家、知识分子、一般劳动者等不同阶层民族民主运动势力的团结,使民众势力得到了飞跃发展,这样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成长都是在光州民众抗争的反省和继承中认识到已经的位置和当前的任务的。”
    
    “第三,跟西洋的历史不同,至今在韩国的历史中,用民众权抵抗武力的方式总是得不到承认,可是,在光州民众抗争中,所谓人类自然权利的反抗权的正当性,甚至使用反抗手段的‘武装斗争’(注意:我们中国的“民主派”就是要否定它——笔者注)的合法性都得到了最初的公认。被权力者定义为‘武装暴徒的起义’的光州民众抗争被国家承认为‘光州民主化运动’。在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1900年的义兵斗争中等也还是没有得到正式的民众权利却在光州民众抗争中得到了承认。”(注:这是光州事件被正确定义后,在韩国历史学领域出现的“连锁反应”。笔者注)
    
    “第四,在继承压迫的维新体制的全斗焕政权之统治下,光州民众抗争起到了否认政权的传统性和道德性的作用,最终崩溃了那种体制”,现实了“前所未有的超理性、超道德的斗争”,因此,结论是:“光州民众抗争是80年代民族民主运动的原动力”。
    
    诸位:以上的论证是我对韩国国家认同理论的部分引用,没有参杂我个人的哪怕一点东西。这样以来,我的问题就清楚了:当我们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在要把我们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中的所谓“暴力成分”完全干净地要从“文明构建”中祛除掉的时候,韩国人却做了于我们的行为完全相反的事情;在这里究竟是韩国人错了,还是我们中国的那些知识分子错了?就是我下面要议论的问题。
    
    (四)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即“5-18”以后的12年时间中,它的精神在没有得到韩国社会和韩国人民广泛认同的情况下是任何地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它是如何为“韩国民主打下了基础”,而韩国的民主政府又是在它之中“酝酿”的?这个问题如果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在我们中国同一个问题就是,在66运动不被社会主流意识认可的情况下却又是如何地在89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在这里,我们事实上已经接触到了一个民族的民主历史的构建问题,其意思也不过是说,当一段民族历史不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观意识中明确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民族的潜意识中去发现它的存在,于是,历史的东西就不只是是“过去的事情”的陈述或记录了,它还有着在“今天”的境况下对“过去的事情”之意义的构建问题。
    
    把上面的意思再发挥一下,无非是说,当韩国的民主在因着“5-18”以后的血腥镇压而处于低潮时期,韩国人民对于“5-18”武装抗争的意义深怀疑虑,以至于它在许多人中被认为是“错误的历史”时,又是如何在不被人认知的情况下推动着韩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把这样的情况移之于我们中国,那么我们对于和韩国“5-18运动”有着众多相似之处的89运动和66运动的认识也同样地关系着中国民主历史的构建问题;和韩国不同的是,我们的构建不是开始于“今天”,而是开始于“以前”,也就是说,在人民构建自己的历史“以前”,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先后构建了自己党派的“民主革命史”,因此,在20世60年代中叶至本世纪初,人民的构建行为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发生的。所以,这样以来,我们本来就不需要模仿韩国把“光州民众抗争运动”上升到“民主革命”的那种高度上去的做法,我们只需要对“以前”的党派民主历史做出积极的批评和认真地评价就可以的了。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国民主历史的构建就可以分两大段:当人民的政治参与资格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时,中国便产生出了“三民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党派革命),当人民政治参与的资格在日趋完善时,就产生了“放弃枪杆子”、“拿起笔杆子”的66运动和89运动,于是,在近一百年的时间内,中国民主的这一条主线索——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原动力——就可以被我们抓住!
    
    就上述的意思来看,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两个“否定”(“否定”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就不算是什么“文明与理性”的新“构建”了,而是有可能把我们民族和人民引导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中去的错误思潮。这一篇文章并不要批评上述“错误思潮”,而是要做一个如此这般的对比:那就是民主的韩国人民发现自己在没有和“西洋的历史”与我们中国的历史相同的“民主革命史”时,籍着“5-18光州民众抗争”的“事实”构建了一部非常现代化的韩国民众民主革命史,两相对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不就是一清二楚的了吗?
    
    台湾的施明德先生最近说了一句话我很赞成:“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的确是这样,在亚洲韩国是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因此它要发展民主就必然要遇到一个问题:既要在展望“未来”中去勾画民主,又要在“过去”里去寻找民主的根基,而这两头都需要“现在”的把握。就这个意思去看,韩国建立的那个非常现代化的“5-18烈士公墓”和“纪念观”所包藏的历史意义就不仅仅是属于“韩国的”,而且也是属于广义上的“人类的”。此处,我做这样的一种设想就很有道理:当未来的韩国民主再一次地出现了危机,需要韩国人民以“献身的精神”来克服它时,目前的这一段历史构建的意义就可以彰显出来了!
    
    (五)
    
    “5-18烈士公墓”建立在光州一坐很有“风水”象征的山丘上,坟墓修建得即俭朴又高贵,每一个坟墓前都立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着死者的名字、出生年月、职业、宗教身份等内容,并且还装备着一副死者生前的照片。站在墓地前,你放眼望去,那些为民主而英勇献身的人们长眠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平安之地,给人无限慰籍。我在瞻仰时,还特别注意到毗连墓地有一块约几十母地大的特别被保护着的空地,经询问听,才知道那是为参与了“5-18运动”现在活着的人准备的墓地。在中国和韩国,古代的皇帝或特别有钱有势的人才在活着的时候可以修墓,在民主的韩国,当民主的有功之臣在还“健在”时,就可以可见他的已经准备好了的墓地——这不就非常有力地提起了人对历史一种想象和感受吗?哦,就这样的事情,你去品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话,可以给出历史一种你自己的意义。
    
    再说一句: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不否认前人,自己也就不会被后人所否定!
    
    2006-11-27,于韩国首尔市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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