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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如果没有运动……?/武振荣
(博讯2006年11月24日)
——民主的表述(5)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一)
    
    你设想2008年的美国不搞大选,依据同样的理由,你设想2007年的韩国也不搞(韩国5年一选,美国4年一选),那么请您自己说一说:美国和韩国会不会有民主?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美国和韩国不会有民主!在这里,我们把已经民主化的了社会和国家的情况做了“颠倒”来看,于是我们就非常容易地发现了民主与运动的关系,研究它,分析,对于目前还没有现实民主化变革的我们中国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正确的说,在提到民主时,我们不能够脱离运动。但是,就这样的情形来看,民主在我们目前的中国仍旧是一个问题,因为许多人在谈到民主时,就没有考虑到运动,认为民主不是在运动中产生的,也不是在运动中被保持的。
    
    大选的意义现在被我们没有研究透,因此,我们在大选中就没有发现那些特别需要我们中国人注意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大选的第一个意义是说:“现在的政府完蛋了!”在没有民主化的社会中,这一句话是要用“革命的方式”“说”的,也就是说,只有“成功了的革命”,才可以使“旧政府完蛋”,但在民主化了的社会和国家中,不用“革命”,是法律为政府规定的寿命决定了政府完蛋的绝对时间,因此,一次大选,事实上就是一次由法律规定了的在必须的时间内发生的“政治革命”。“如果我们不是
     形式主义的看待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民主制度之对于政府换届所做出的
     规定,就是要求或者迫使民主生活中的人必须周期性的不间断地运用其革命权利的最
     好证明。说得明白一点,在民主的社会中,政府存在一届就必须无条件地召来一次革命
     ;革命的结果,是旧政府生命结束,新政府诞生。同传统的革命一模一样,新诞生的政
     府自然是进行‘大换血’——班子换、人员换、总统换、内阁换,换来换去是把
     传统政治中人们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实,不光是这样,就连
     新政府产生时的国家气氛,也完全保持着古典革命胜利后的那种特色。”(见武振荣 邓蕴璧《论民主的两种权利》一文)。
    既然大选的意义可以接受“民主革命”的解读,那么在民主国家中,保持民主的方法就等于是这些国家中“继续着”“民主革命”;换话说,如果社会或国家中的“继续革命”在我上面所说的某一年(如2007年和2008年)不搞了,那么民主就失去了!因此,在这样的“民主革命”中,你发现一个类似的保皇派(其观点偏向原来政府)的人群,又发现类似于革命派(反对原先的政府)的人群,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在保皇派那里,把以前执政的党和人,吹得天花乱坠;而在革命派那里,把执政的党个人批得一文不值,也是民主的正常现象;不正常的是这种现象若是发生中国,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民主。所以,如果我就这个时期对民主做一种描述的话,那么就可以说选举前的政府权威荡然无存,政府形象任人描画,政府当权派被人随意评价。可见,民主必须要被推进到这个地步,若不是这样的话,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区分就没有什么科学性所言了。
    就上述的观点,你在分析具有一百年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历史的中国社会时,你就的特别地注意我所说的“运动问题”,在“6-4”之后,中国17年没有发生够一次大的政治运动的现象恰恰是中国不民主、没有民主的最好证明,于这样的证明相反的是:在1957年、1966年、1976年、1979年和1989年的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中国社会的不成熟的民主倒是一次又一次地欲表现自己,也确实产生了表现!现在,我们中国说民主的人的确不少,但是能够说到点子上的人却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人们在理解民主时,脱离了运动是民主存在的基本形式的最主要的一点。人们把民主社会理解为一个僵硬的法律制度,没有发现民主的最宝贵的因素就在于它可以激发公民、人民政治上的积极性,并且把这种积极性可以成功地组织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过程之中。
    (二)
    把民主社会中的民主比做一部车,那么它就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由法律规定的选举运动;另一个是法律并不禁止的具有随发性的人民运动。前一种运动是硬性规定中的运动,非搞不可。就以美国为例子来说吧,最近的一次大选(2004年)竟花去了40亿美金(中新网11月2日电 据美联社报道,2004年美国“民主的代价”(指美国大选)的总费用将高达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计票、投票工作人员以及选举律师们的人工费用美金)。国家花这么多的钱,搞一次选举,划算不划算?谁算得了这一笔帐?但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中,所有的人都不能够有效地提出废除选举制度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民主是和选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没了选举运动就没有了民主!这个制度在今后一百年或者二百年、三百年的时间内,是不会变化的。
    但选举运动并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社会的法律规定了选举非如期举行不可的这一点后,却也不禁止那种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由民众推动的民主运动,就是说,当国家中的人民感觉到有意见非表达不可时,民主允许现时表达。在民主的国家中,表达虽然是个人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享有的表达权利却使得每一单个人的表达都不可能达成表达之目的,于是,汇集许多人的表达就成为民主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理论事实上必须承认对民选的政府,人民也有着因表达而形成的“反对权利”,运用它是生活在民主中的人的一种基本权利。这样以来,那些等不到大选年的人民意见的表达就被认为是民主的“当然”。就这样的意思看,今天发生在台湾的由施明德先生领导的“反贪倒偏”运动实在是对台湾民主的一大贡献。
    (三)
    上面的意思无非是说,在民主的社会中,公民不但享有法律规定的选举政治领导人的权利,亦有合法的反对他们的权利,这两项权利构成了民主生活中的核心内容。既然是这样,那么,对比地看,在非民主的社会中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一些人所犯的错误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去掉民主的“运动”,好象民主化过程是一个不通过政治运动就可以自动地完成的事情。因此,他们在分析中国现在的民主形势时,就根本看不到运动的情况,舍运动而谈民主就是他们的错误。
    要说我个人在民主问题上有一种可以说是比较成套的看法的话,那就是,我在言民主时口不离运动。关于这一点,某些人的确看得很明白。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人所学习的民主教科书上的确没有把民主和运动联系起的那个“教理”,但是我认为这个缺少中的东西却是中国民主的核心构成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认为所有研究民主的人如果不研究民主的运动,是得不到什么真理的。问题也许在于,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因此中国过去所发生的政治运动也很难被看成是民主的,但是在那些“半民主、半专制”(若可以说的话)的运动中有没有民主——就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打破我们对民主的纯粹式的看法和思想,把我们中国社会在近57年以来的时间中所发生的民主运动给予统一的整理,使我们中国普通人能够非常容易地发现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并且把自己当下的行为自觉地同这种历史联系起来。就这个意思来看,我认为不纯粹的民主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原因仅仅就在于它是“我们自己的”!在民主的理想时期,我们把民主太理想化了,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我们认为自己“不理想”时,就以为自己拿不到“理想”的民主,于是,到手的民主——在被我们发现了“不理想”的“缺点”时,我们就如同“敝屣”一样地扔掉了它(如1966年的民主,我们认为它带着“资产阶级的派性”就扔掉了它),所谓弃之如敝屣。
    本文题目中包含着的一个这样的问题: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没有运动就没有民主。假如:2008年的美国政府决定,国家在选举时期可能受到恐怖分子的大规模袭击而取消当年的选举,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估计不同意政府判断的人会自行组织选举,如果政府要用警察和军队镇压之,那么就会引起革命!我想,把上述我的假设当成我的一种网上的模拟作业,我们就可以明白民主这东西的道理,把其中的“美国”如果换成为“中国”的话,我的完整意思就可以表达出来了。但是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出来了,那就是我们许多人认为民主的表达不应该是“情感的”,而应当是“理智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后,民主党人在共和党选出的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中抬着二千多副纸糊的棺材,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民主政治中公民政治表达权利之掌握和运用没有一个“客观的分寸”,必然会出现人的情绪的激烈表现。就这个意义说,在1966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不是“叛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不是“美国特务”,而参加造反的人硬说他是“叛徒”,她是“美国特务”——就事出有因。原来在民主的生活中,公民权利的运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价值,因此它不需要日常生活中的“与事实符合于否”的支持。也就是说,“不符合事实”的政治批评、批判是可以成立的,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布什就是棺材铺的老板了,言下之意,他掌权只能给美国人民产生棺材,怎么会是称职的国家总统呢?
    (四)
    以法律的形式换人——这是民主政治的精髓,与这一精髓相关的是:如果有一部分公民认为法律换人的方式太缓、太慢,需要等待,而等待的结果有可能是危害公民和社会的当下利益,那么民主允许法律以外的方式存在。就这个意义说,民主社会为公民在政治上的不满的表达准备了充分的空间,因此用人民运动的方式所提出的民主诉求应当是民主本身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民主的社会中情况尚且如此,在不民主的国家中,以人民运动的方式提出民主——那可以说是民主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存在方式于手段。但是现在,中国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却在极力地否定这一点,认为实现民主的最佳方式是抛弃民主运动,搞什么无运动式的民主化变革。他们甚至说,在中国当人民都放弃了传统的争取民主的运动方式之后,采取维护自己权利这样的单一方式,靠小规模的维权运动与小规模骚乱,一个成熟的“文明理性”就在建构之中了。
    因此,有人事实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是把目前中国发生的连续不断地维权运动组织到中国民主运动这个伟大的传统潮流之中去,使得政治方向不明确的、小规模的、小群体的运动上升到方向明确、规模巨大的人民运动中去,而要使民主运动消解在维权运动之中。正因为这样,他们就把目前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问题现象”:即民主发展中的“倒退”现象,看成是正常的,或者是当然的,认为本应该如此。把这样的看法放到一个具体的事件上去,譬如1989年的学生运动,那么,他们无意是说1989年的学生们提出了解决国家民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没有和他们的直接利益挂勾,因此,在失败以后就再也提不出来了,好象学生运动的失败是应该的,而今天的学生们在自己的利益上维权,哪怕采取骚乱的形式,也在背后存在着一种“社会理性构建动力和文明进程”。
    在上述人的看法中,好象中国没有近一百年以来的民主革命历史和民主运动历史,所有这些好象都应该被排斥在“文明进程”之外,也与“社会理性”的建构不相容。这样的一种否定式的看法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很是时兴,因为人们对于一个没有成功的民主过程做出否定性质的批评,是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况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自由的失却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当这些人要在民主革命和民主的运动中,淘出“自由”的金,而它之中的缺陷又恰恰是“自由”的缺位的话,那么正确的批评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就是我要论证的问题了。不是说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就不能批评,而是说要能够体现出批评的价值是有条件的。于是,在民主运动缺失的情况下,这些人看不到民主的缺失,反而看到了自由的量的增长,就好象是眼睛发生了毛病。
    就在我写作这一篇文章的时候,郭永丰先生发表在《博讯》上的一篇文章中支持了我的看法,他说:“虽然维权维护的是中共现有的法律制度,但谁又见到,在中共一党的完全垄断与专横跋扈下,作为维权人士,谁确实真正维护成功了?于是,长期以来,有人便会自然觉得,这所谓维权,实际也不过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只是瞎浪费感情、精力、时间和金钱,是真正的瞎胡闹,或者是乱弹琴,是没事找事,无事生非,白白消耗民运内部本来就少得极为可怜的资源和财富。”(见《向当局控诉,1亿农民有何用?》)当然,这个观点的后半部我认为偏激了一点,过分了一点,但是他强调的另一点,即维权运动应该是民主运动的资源,而不是相反,维权运动要浪费民主运动的资源却是正确的,值得赞许的。
    (五)
    现在中国社会上许多流行的民主理论和自由的言论,大都有一种说反话的嫌疑,就是说,以前的人们如果是那样说,我今天就非要这样说不可,把话说反。正因为这样,如果说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学习来的民主大都是从运动中来的,带着运动的痕迹,那么,今天就是非要把运动的痕迹除掉不可。对66运动是这样看的,情有可原,对89年的运动也是这样看的,就完全的于理不通了。反对的人认为,89运动中的学生们不知道让步,结果不但自己吃了亏,而且也使得“党内的改革派”也跟着“全军覆灭”。因此,后果是完全地“中断”了“文明的进程”。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不要做政治运动,我们坐在自己的家里,在学校里或者在单位里,悄无声音地维护自己的自由,使自己的自由量增加……,后果就是我们民族的自由量的总增加,专制制度也就失去了基础而不战自败。在这里,我承认这的确是文明的一种可以被描绘出来的逻辑进程,在它之中肯定是没有民主运动中时常发生的“动乱”和“浩劫”,因此在理论上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是这个“网”上的作业要变成“现实”中的东西,我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可能性。
    当下的问题是:如果在中国争取民主的事情从今天开始,那么,我想我们是没有理由去反对上面所说的“文明的进程”的,哪怕它是一种网上作业,只是我们的先人在一百年前就开始了民主的革命,并且也同时地开展了民主的运动,因此,在争取民主的问题上,我们面临一个非选择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之后站出来要求民主的事情决定了我们处在一个不允许我们任意作为和任意选择的历史之中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以理论上的“完全自由人”的身份争取民主的,我们的行为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可能以自己的主观上的好与恶可以取舍的。因此,我们只能是把前人没有做完的事情继续做,把他们没有弄成功的事情弄成功。在这里,我们承认,虽然被我们争取着的民主许诺了我们将来更多的自由,但是在民主的运动中,我们又必须使自己的自由尽量地要服从于民主运动的需要。在这里,组织的意义是要建构出一种“集体共有的”理解与意义,这显然同“个人”意义上的自由有着冲突。因此有人主张用自由主义的东西来平衡民主的运动,就是完全错误的。
    民主和民主运动在这里必须要追求人民参与国家和公共事务的一种数学上的量,没有它,民主就是一句空话,这显然和自由是不一样的。自由是不需要量的,一个人的自由有时候可以平衡全世界的自由,相反全世界人的自由亦不可压迫哪怕一个人的自由。这个意思在自由中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在移之于民主中,就完全地不合用了。在决定民主的事情的时候,量的概念是绝对要被把握的,因此在民主制度中,它简化为数学上的量,以便人掌握。原则上说,三个人一起在政治上行为就可以被看成是政治运动,但是,我现在所说的政治运动其所以不是建立在三个人的行为假设之上的是因为有一个数量的问题是“必须”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政治运动“必须”要造就一种数量上的多数。正因为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在理论上我们常常把民主运动叫“人民运动”。今天我们许多讨论民主的人,好象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在把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人民运动当成“动乱”来看待时,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坚定地和邓小平一样(66运动和89运动在邓小平的眼睛中都是“社会动乱”),事实上,这表明了他们在政治上比左毛派人物还要落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国家性质和体制的民主化变革在现代条件下(不是近代)必须表现为大规模的人民政治参与,没有它,民主就会是一句空话。前苏联、东欧的民主化变革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进程”——由共产主义形式的专制进入民主制度——的铁一般的事实,但是人们在无视这种事实的同时却又鼓吹“渐进式的自由进程”,而这种“进程”只是知识分子可以领悟,人民大众对之又一无所知——这就使人怀疑他们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样的药?
    (六)
    我在上面的(一)中,已经说明了在民主的国家中,取掉了运动就等于取掉了民主,在我们这个专制的、不民主的国家中,取掉了民主运动怎么可能有民主存在呢?现在我们中国的问题是“民主没有成功”,但是有人却把它变成为“民主妨碍了自由”,因此,当问题在以后一种方式提出时,就出现了刘荻小姐的《炮打民主的》的事情,我在《论民主的信仰》一文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此文中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整理民主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民主的思想。这样,我们要求中的民主就有了统一性。就这种统一性而言,我们追求民主的运动就会和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保持民主的运动取得形态以及历史上的一致。
    民主运动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组织,而到目前为止的民主运动其所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缺乏这一方面的工作。说实在的,因中国是一个压制的社会,所以被人们认为的“民主言论”都是带着清一色的反抗压制的个人特点,是严格意义上的“各自为战”,因此,就单个的人来讲,每一个人好象都是英雄好汉,但是弄到一起,大家都不行了。按照丹尼斯-姆贝对“组织”所下的定义:“由一群人所共享的一组理解与意义”,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要复原出那一组被我们可以“共享的理解与意义”,它不是别的,就是我所说的运动。“意义在成员之间大体上是不言而喻的,与特定的群体显然相关,而且是该群体所特有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就这一出发点,去看我们中国民主运动中目前存在的问题,不就是一目了然的吗?
    现在被我们叫“民运人士”的人,许多竟然脱离了运动,其中不缺乏把中国以往的所有运动看成是“负面价值”的人,靠这些人去搞中国的民主运动,那不是缘木求鱼又是什么呢?所有对人民运动没有兴趣的人,都不配做民运人士,所有认为中国可以放弃运动的方式而实现民主化的人,也不配做民运人士;而民运人士对民主的意义的共享若不是建立在“民主存在于周期性运动之中”这一点上,也是无济于事的。应该看到,当前我们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表述还被限制在“教科书”的水平上,而那些众多的、还没有上教科书的东西就被我们扔到了一边,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是要靠我们中国民运人士的努力才有可能变成我们下一代人的教科书。
    本文的结论是:我们只有着眼于运动,才有可能把我们中国人在近一百年、五十年中间所产生的民主的东西(它目前还是零碎的,不成体统的)在我们的表述中统一起来,这样以来,我们民运人士所追求的统一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思想上的统一(极端统一)就不是一种东西,我们的统一仅仅是对民主表述上的统一,因此这种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也是存在于中国民主化之前的“暂时阶段”中的,但尽管是这样,它却非常重要,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它,我们中国的民主化大业就不能够完成。质言之,在民主表述问题上的相对统一,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2006-11-24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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