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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匈牙利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比较
(博讯2006年11月23日)
    今年11月,是当年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整整50周年。这场匈牙利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的运动,最后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这场被称为“人民起义”的反抗事件,标志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崩溃的开始,因为它已经无法靠意识形态来维持,无法靠控制的媒体等继续宣传欺骗,只得摘下面具,用坦克机枪镇压,暴露出它的暴力统治的本来面目。
    
     当年目睹这一事件,后来随父母逃离匈牙利,转辗来到美国,目前在阿什兰德大学(Ashland)讲授政治学的施拉姆教授(Peter W. Schramm)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基于原则》(On Principle),对这个事件有清晰的描述。加州克莱蒙研究所刚出版的“书评”秋季号,发表了该书片断。根据该书,在镇压匈牙利事件时,苏军调动了大量军力,包括战机、大炮和六千辆坦克。匈牙利人拿起武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有2800名匈牙利人、700苏联士兵丧生。另外有2万名事件的参与者被随后判刑,20万人(当时匈牙利人口9百万)逃离他国,其中4万7千人定居美国。 (博讯 boxun.com)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33年之后,中国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同样是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也是遭到了军事镇压。今天回顾这两个事件,它们的异同很值得深思:
    
    第一,在匈牙利事件初期出任总理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公开提出,要“结束一党专制,自由选举”。而当时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从没有提出这样鲜明的政治诉求,他在事件中的最勇敢行为是到广场声援学生,说他老了、来迟了等。
    
    第二,纳吉始终拒绝认错,监禁一年多后被判处私刑,在监狱中被绞死。他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如果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那是违背我的意愿的。”纳吉对那些镇压者(包括后来的匈牙利共产政权)持道义谴责的立场。中国的赵紫阳也没有认错,但没被判刑,被监禁在家,直到去世。但赵紫阳从始至终都是共产党员,并以党员身份上书中共中央,等于承认这个杀人政权的合法性,更别说否定共产主义。
    
    第三,匈牙利人在面对军事镇压时,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了近一周的武装抵抗,甚至把苏军抵制在一个海湾几天,击毙了七百苏联士兵。最后一些游击战士还撤退到其它国家,继续组织地下抵抗。他们认为自己有武装抵抗的权利。而在中国,当时的天安门运动主要领袖,几乎一面倒地强调“非暴力”是最高原则,并把要武装自卫的人视为“不和平、激进”,更有学生领袖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对皇帝进谏般苦苦劝说,期盼皇恩浩荡。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塞尔登(Mark Selden)曾对此评论说:“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仍遵循中国古老的对朝廷滥用权力的进谏传统,……和东欧的运动比较,中国学生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匈牙利的运动,则是跟共产党对立,最后成功地推翻了共产政权。”
    
    第四,匈牙利的大学生和工人等各界密切合作,没有像中国学生那样以什么“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排斥工人和知识分子。而且匈牙利人也不是像中国学生那样仅仅在街头抗议示威,他们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共产党办公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把它在大街上拖碎。在苏军要攻进起义者占领的国家电台几个小时之前,他们用各种语言播出当年美国总统林肯的著名盖茨堡演说,并向世界发出SOS的求救信号。
    
    第五,虽然美国一直期待中国发生政治变化,国务卿杜勒斯有名言: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下一代,但对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那些所谓“中国通”,完全没有预料。连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在六四枪响时,也只是感叹,中国的事情像深渊,他没法看清了(他去世前交稿的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其中“新”字就有修正他原来旧想法的意思)。在六四开枪时,美国总统老布什,还想给邓小平拨电话,劝说他,而邓小平根本不接他的电话。美国对匈牙利事件也是如此,美国的情报部门等,根本没有预料会有个“匈牙利起义”。虽然“自由欧洲电台”等呼吁共产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支持他们追求自由民主,但真的匈牙利人民起义了,美国却退缩了。当时被视为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示,匈牙利人不是我们“潜在的联盟”(potential allies),等于表明西方不会干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以《古拉格》一书获普利策奖)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最近在她专栏中批评说,美国当时所以这样愚蠢,就是因为视“区域稳定”高于“推广民主”。因而她提醒布什政府,千万要吸取教训,不要一边向中东传播民主,一边还要保护什么沙特阿拉伯等的区域稳定,而把民主的价值打折扣。
    
    第六,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最初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后降级为“动乱”,后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种不断降级说明,中共自己已经越来越无法理直气壮。但中共至今对此根本不认错,更完全不认罪。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那一年的七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宣判撤销当年对纳吉等人的判罪(第二年匈牙利加入北约)。戈尔巴乔夫曾谴责当年苏军入侵;叶利钦访匈时,向当地人民“道歉”。今年三月普京总统访问布达佩斯,表示虽然俄罗斯不是苏联,但对当年的事件仍有“道义责任”。
    
    从匈牙利事件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事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关键是要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实行一种尊重事实和真实的民主制度。如果期待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获得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最终结果,首先和前提条件是,结束共产党的专制,让中国人像匈牙利人那样,有定期的选举和新闻与言论自由。
    
    2006年11月17日于纽约
    
    --《观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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