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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民主化的三条道路/武振荣
(博讯2006年11月19日)
    武振荣
    一、 关于三条道路的假设:
     主词:大道、小道、便道 (博讯 boxun.com)

    
    我把1966年发生在人民社会的政治大解放运动(简称66运动)和1976年发生的“4-5运动”、1979年发生的自由化运动以及1989年发生的“89运动”,看做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大道;把1957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大鸣大放运动”和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降持续产生的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发展着的“异议言论”运动看成是中国民主化的小道;把上一个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中国成型并且持续发展,而且看点很亮的民间维权运动叫中国民主化的便道。
    
    我认为上述三条道路都可以通向中国民主的这个最终目标,用中国过去的话讲,这叫做条条道路通北京(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中国式说法)。因此我在主张其中的某一条道路时,并不反对其它的道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三条道路齐头并进那时最好的;但是,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这三条道路现在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发展,也不是协调发展,而是相互争取群众,以至于严重地分散了中国人的精力,使我们中国人民应该走的民主之大道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走在它上面的一部分人也免不了三心二意,心猿意马,甚至其中一些人甚至怀疑它是否正确。正因为是这样,于是,一些在中国甚至在国际社会很有名声的人物(如刘晓波等),在其公开主张中就有废止大道的意思(见刘晓波<<孙中山的遗产与中共的缅怀>>一文)按他们的意见,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应该走小道或者便道。
    
    二关于大道:
    
    如果我们用一个“长镜头”去看中国今日之民主化运动的历史,那么,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战争就是它的前奏,也是它的前历史,因此,从1911年到今天的这一大段中国民主的历史是需要我们中国人民认真总结的。但是现在来看,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很有失误的。我们在观察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时候受到了党派心理和党派眼光的影响,也没有脱去政党教育的窠臼,所以怎么也看不到这一条主道上的存在物本身是先后统一的这一点,于是中国民主化过程在我们的看法和认识中好象每一步都存在着一个“开创新道路”的问题,这样以来,我们有可能得到的民主经验就只能是很短一段时间中的东西,它既轻微,又肤浅,我们无论如何都提不起一个完整的、悠久的中国民主大历史。就这样现象去分析,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历史的民主化运动其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是举步维艰,甚至出现了“走不动”的现象,重要的原因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而在于我们的“虚弱”;而导致我们“虚弱”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偏离了民主的大道。
    
    现代哲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现代化进程在时间范围内都会经过断裂、不稳定和紧张”(引自《克里希拉穆提作品集》)。在分析和研究中国民主化运动时,上述哲学家的观点就可以指导我们。事实上,我所说的民主运动的大道,也不过是一个比喻,比喻中的事物的确在时间上出现过“断裂”,“路况”也很不“稳定”,走在其上的人也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紧张”过,因此,这一条“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战争——66运动——89运动”的“道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肉眼象观察一条物质道路那样地看到它,所以,我从1974年写作《绝妙的戏》那一天开始,就一直用理论的方式论证它的存在,并且为它可以成功地最后地引导我们民族达到民主境地而鼓吹之。
    
    这一条道路的意义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话,那就是说,无论是中国民主革命或者中国民主运动都需要广义上的中国人民参与;没有人民的参与,中国民主化的有关设计也不过是画饼充饥或者缘木求鱼。如果又把人民参与的历史划分成为两个大的阶段的话,那岂不是说:在1966年前的一段是“革命”的阶段,这个阶段上的民主是诉诸于“枪杆子”的,是“流血的”;1966年之后的那一段运动是对“革命”的“继续”,也是在“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它就是非武装、非暴力的政治运动,其民主的诉求的方式是用“笔杆子”而不是用“枪杆子”的,所以可以说是“不流血”的(但是不排除“流血事件”和非常情况下的“流血”行为)。客观地讲,这一条道路不是如《诗经》上所说的“周道如砥”那样的平坦,它崎岖不平,路的每一处都有着“断裂”,存在着如何走下去的有关“方向”(66运动中有“大方向”的说法)上的冲突和为解决冲突而展开的路线斗争与“紧张”。
    
    如果我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初期,也存在着一种“社会进步”的情况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中,人民随着共产党社会的“进步”而进步的历史就构成了人民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页。因此,我们在把共产党社会的进步与停止的时间算在1966年的话,那么人民作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展开的“全面批判”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时期。但是非常遗憾,这样的时期在我们目前民主队伍的主流看法中就寻找不到,一个由我们当中的人所提出的历史否定主义的方法“否定”了这一切,好象要把这一段道路给全力地取消之。一些人认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源头应该是1979年的自由化运动,而根本就没有发现它是对66运动的反省,是66运动的精神在完全、彻底地脱离了“晚年毛泽东错误”之后的自觉表现和表演。所以在到了1989年政治运动的发轫时,敏锐的人才观察到这其间的联系。德国学者兼“文革历史专家”魏格林在今年发表的《如何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文章中说道:“尽管学生们一代对文革不太理解,但是还有他们特定的了解方式,最突出的表现是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这一运动告诉我们,文革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或多或少还在持续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传统,甚至红卫兵的传统,即认为只有年轻的一代可以救中国,才有本领替社会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作风,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民主和不平等。”关于同样的意思,我在《89运动——中国大学生们的一场“文革”梦》的文章中也有了涉及。总之一句话,这个“路”虽然不在人们的主观中给清楚地看见和认识,但是,要求民主的行为总是趋人们“上路”的。
    
    说到这里,我坦白地承认我自己是这一条道路的拥护者,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民走上的这一条道路不存在什么“历史的错误”,也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我们没有把它走到底、走完!
    
    三、关于小道:
    
    客观地讲,这一条被我称之为小道的路是一条知识分子的路,它其所以在中国出现并且也可以说是形成了“完整”的路的图像,是有一个原因的。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后的第“六类”,因此,它时时刻刻地处于被“专政”的状态,与这个情况有关的是,共产党社会也的确培养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对“老知识分子”的不断打击的同时,对自己的新知识分子却进行不断的道德引导,使他们要自觉的把自己下沉到社会中的“工农群众”中去。这样的两种政策事实上导致了中国知识阶级的彻底瓦解;瓦解中,后毛泽东时代的实权派发现了它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仅仅是为了出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邓小平才真正地“打”了个“颠倒”,把前毛泽东时代的“臭老九”欲变成了社会门面上的第一阶级。
    
    正因为这是中国社会实权派政策“改变”的后果,所以,在后毛泽东时代就出现了知识分子“翘尾巴”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989年的学生运动时期。大家都不妨回想一下,在“6-4”之前的那几个月中,中国社会上那么多的新、老知识分子谁不相信一直要把他们“捧上天”的邓小平不会听他们的劝告呢?因此,如果说89运动是一场“戏”的话,那么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头面知识分子几乎都“登场亮相”,和传统戏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一样地“奏”了一“本”,几乎连一个都想到提倡“尊敬知识、爱护人才”的——邓小平会大开杀戒……,因此,到6月4日这一天,解放军正规作战部队的坦克车事实上压碎了这个被刚刚扶了起来的中国知识阶级的良心,也压碎了这个阶级本身。
    
    但是,如果我们在“6-4”之后的中国知识界要寻找“遗留物”的话,在找不到“阶级”的同时,却可以寻找到没有被完全压碎的“个人”,因此我们如果要对这时的中国知识界的情况做一种正确的描述的话,就是有“个人”而没有“阶级”。如果说在“6-4”之前存在着中国“知识阶级”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存在的只是“知识分子个人”。这样的事情在时间上就免不了要发生变化,结果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完全地变成了“个人”的,我所说的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小道,就是由他们这些“个人”开创的。如果我们为了区分的方便起见,可以把他们提倡的“自由”或“自由主义”看成是这条道路的“路标”。
    
    和我在下面将要论述的“便道”比较起来,这是一条真正的道路,它建立的基础是对近百年民主革命历史和民主运动历史的“否定”,认为它是“全盘错误”的东西,应该彻底的清算,并且应该重新开辟“自由的道路”(而不是民主的道路)。如果说这种思潮没有可以支持它的国际社会的背景的话,那么,它也许没有目前这样的有吸引力,就是说它事实上在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解体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潮中已经找到了支持。于是把一个发源于欧洲、有着悠久传统的自由主义一心要“移植”到中国,就产生了三个否定:否定民主革命、否定人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为以及否定民主革命的精神与传统。
    
    但是,我认为这一条道路其所以走不通的原因也在于有两个“自由主义者”走在一起,就会提出两条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冲突的自由道路的问题,因此,就理论上讲,是存在着道路的,也可以用理论的方式把它勾画出来,但是这都是些网络时代的“虚拟”,没有更多的实践意义。所以这一条道路的真实价值是“批判的”而非“建设的”。当这一部分人在要向社会说明上民主大道是“错误的”时,就必然要描绘出一个正确的“路线图”的,而被描绘的“路线图”是完全意义上的智力假设,不可能接纳近一百年以来的我们中国人民的实践与经验。
    
    问题也许在于目前当中国民主的第一条道路因为出现了严重的拥塞,一时间走不动时,这一条小道就好象又显示了完全可以走通的迹象,再加上这一条道路本身又是“知识”的产物,因此,历史应当在“知识”的指引下开始——就可以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巨大接受空间;再加上这一点,即这一条道路上的“自由”路标非常明显,因此一条不真实的道路有时候倒是显得非常的“真实”。
    
    四、关于便道:
    
    便道的词典意义是:“近便的小路;顺便的路;地里的一条小道,是贪走便道的人踩出来的”,还有“正式道路在修建时或修整时临时使用的道路”(《现代汉语词典》79页)。就词典提供的意义讲,便道不存在人的故意设计,因此和民主的第一条道路——大道比较,它的意义是“近便”或“顺便”,而大道却是设计中的东西,先由孙中山设计,中间又有毛泽东,经过66运动后现在由中国民运人士设计;小道也是由中国知识分子设计的,虽然中间有过20-30多年的中断,但是80年代处又恢复了设计。
    
    就“近便”、“顺便”的意义讲,目前的维权运动就是如此。这种运动大都缺乏运动前“设计”的故意,基本上都是些自发性群体事件,闹起来很方便,参与的群众也都具有地理因素的“近便”性,小则一个村庄,大则一个县城(但很少表现为一个城市的运动),运动诉求简单明了,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比如,就在最近几天,四川省广安县发生的因一个小孩子死亡而引起的群体事件就是例子。小孩子误服农药死亡是一个突然事件,在死亡前不可能有人想着要“策划”它。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把“近便”、“顺便”的意义在发挥一下,就可以看出,共产党社会统治政策的调整——答应实行“法制”——也给维权运动准备了“空间”。有的时候,一个维权运动产生的后果不仅仅是有利于民主的,而且还可以利于统治的官方。事实上,在中国中世纪的历史中,你也可以发现它的,所以我们的观察如果发现了“历史意义”上的“顺便”,你就不会把民主化的希望完全地寄托在它上面了。
    
    维权运动如果包含有“贪走便道的人踩出来”的这一层意义,我们是不是由此可以发现那些偏离了民主大道的某些民运人士的作为。事实上,目前是有这么一些民运人士主张中国民主化走维权运动的便道。他们认为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到处都出现了这样的便道的话,就是中国民主的胜利。他们完全没有看到便道其所以“便”有一个统治“允许”的意义,如果这种“允许”和鼓励中国人自私化的政策是一致的话,那么它包含着瓦解民主运动所需要的人民团结因素,就值得人们警惕。
    
    就此,我所主张的维权运动之意义可以集中在“便道”词典意义的最后一条,就是当民主大道“在修建时或整修时”我们可以“临时使用”它。所以我坚决反对维权运动可以使中国民主化的言论,但我却是绝对支持甚至坚决维护某一个具体的维权运动的。这样作并不矛盾,我假设中国民主化的大道因为“整修”不能够通行,因此要求民主的人走便道的维权之路,那的确的一种策略,但是,这个策略的目的如果不是指向民主的大道的话,那就是错误的。在走便道时,我们应当同时全力以赴地修好中国民主化的大道。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不惜余力地要一下子封死民主的大道,不容它有万分之一的“开放”空间(在共产党现在的词典中,大道就是“动乱”)。
    
    现在的统治者再不是向毛那样地去统治人的私生活了,相反它“开放”了私生活几乎所有的空间,并且故意地把人的私欲引导到放纵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早就改变了前毛泽东时代的观念了,他们不再视“资产阶级化”了的人难以统治,相反,他们已经认识到真正难以统治的是那种向着“无产阶级化”方向发展着的人。事实上从“6-4”之后,他们已经尝到了统治“资产阶级化”的人的容易性。可是我们的民运人士当中许多人吃错了药,以为共产党现在还行毛那一套,所以,把一个“遥远的魔鬼”当成“现实具体的魔鬼”来打。结果越打,“魔鬼”越多了。可不是吗?广西目前出现的那个“红教”就是例子。
    
    五、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在的情形是:大道走不通,小道有人走,便道四处有。
    
    就在我写作这一篇文章的今天(18日)博讯网刊登了贺伟华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对于10-11月14日以来所发生的群体事件做了一个很全面的收集,现引证如下:
    【正文】
     2006年11月14 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出台“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调动军队协助地方武警镇压民众群体突发维权抗争事件提供支持与配合;11月14日,福建莆田因征地发生重大警民冲突;11月14日,四川南充发生“的士”围堵交通抗议110警察渎职事件;博讯2006年11月14日报道,湖南农大扩张征地导致一女校工自杀,引发千人群体抗议反拆迁;博讯11月14日讯,山东济南市张庄村因征地房屋补偿问题,爆发严重警民冲突;11月11日下午2时15分,北京暴发大规模的民众群体抗议事件,抗议政府大规模屠杀家犬,集体捍卫狗权;11月11日,深圳蛇口工业区数以万计的职工,怀疑被官员侵吞数以百亿元的社会保险金,计划本周六发起万人游行示威;11月9号,成百民工冲进武汉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暴力讨薪,学校被迫停课一天;11月8日,四川广安发生冲击医院、捍卫生命权利、五万民众与武警对峙的暴力冲突;11月8日,广东顺德三洲村的大型粮仓发生近万名村民围困近三百名官员及来自海外的华侨嘉宾,要求解决征地问题的警民冲突;10月29日,江西十所职业学院万人联动抗议,惊动胡锦涛,数千警察围堵;10月24日,江西服装学院一万多名学生骚乱。
    
    其实,近几年以来中国出现的我们叫维权事件而官方叫“群体性事件”的确不少,多时一年竟突破10万数字的大关,以至于官方专家们警呼中国已经是“邻近高风险社会”了!情况既然是这样,就是说各地已经到处都出现了民主的“星星之火”,但是却没有造成民主的大火“燎原”之势,原因是什么呢?
    
    我看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目前的维权运动在精神上和思想脱离了近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中国民主革命史和民主运动史,好象目前进行着的维权运动是在“零”的基础开始的。因此,在维权运动中出现的那么多的领袖人物一般都缺乏把维权运动推进到国家民主化层面的那种觉悟。在民主的事情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有条件的事情,那就是它必须要借助于“风”,而目前中国社会民主之“风”微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中国本来是有“刮”民主的“大风”的传统,但是我们远离了它,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每一堆“民主之星火”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地方“烧”起来之后就给自动地“熄灭”了,对专制制度形不成致命的威胁。民主的意识和思想固然要鼓励公民对自己利益的感知,但是它还必须要更大的和更有力地培养公民对于国家、社会以及公共利益的感知,没有后一个条件,民主制度是不可能建立的。
    
    就上述的事实看,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和1966年的政治解放运动中,参与运动的人超越了具体的“个人利益”而要求国家层面上的民主进步,实在是我们民族在民主上的大长进,而到后来,我们用“动乱”的方式去解释它就造成了我们的错误。此种错误发展严重时就出现了目前的情况:“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现在,我们若是能够从这样的事情中寻找到我们自己的教训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真正可以推翻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是民主的人民运动。在这一方面,前苏联、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都是例子。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是靠类似我们中国的维权运动成功的……,在波兰,我们看见几十年一贯发展的工人运动,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发现的是“77宪章运动”,在罗马尼亚我们发现的是类似于人民起义的政治造反运动……,所以,我认为:如前所述,我们只有把维权运动中所进行的一切,当成是我们民族为进入民主大道而做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是要通过维权运动的便道,而时刻想着要在大道上汇集——我们才可能取得民主的最后胜利!
    
    最后,若有读者人问:“小道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呢?”我回答:“让‘自由人’去‘自由言说’吧!”
    
    2006-11-19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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