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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0年文革”中的毛泽东(下)/武振荣
(博讯2006年11月15日)
    武振荣
    6、解读毛泽东错误的核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论:
     (博讯 boxun.com)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曾经明确说过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的发现。依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在分析毛泽东时,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够记在毛的“发明薄”中,但是我们若以此而否定了毛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也着自己的“贡献”,就不符合事实。毛的“贡献”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他公开提出了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这被左毛派叫“科学论断”),并且用它解释中共党史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问题。所以,在涉及毛的错误的问题时,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毛的路线斗争的理论虽然成型于60年代,但是其根源却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思想出笼的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那时,毛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在民主的国际大环境中可以立足,把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地“降低”为一个“不革命”的、反而回过头去主张“阶级联合”、主张“民主主义”、主张“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如果这种变化是一种“思想”而不是“权变”的话,那么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党要求充实自己的“思想”,洗刷自己在历史上的“不革命”的污点,使“不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向“革命”的党“回归”的话,那么由毛泽东加添的那种内容(上篇第4节)就没有人可以反对之。这样,你就会发现,在1966年前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连同它的“后备军”共产主义青年团队伍中,存在着一个类似于“革命”与“不革命”的选择所造成之广泛焦虑;就这种广泛的焦虑存在之事实,毛泽东用“两条路线斗争”的提纲去组织它,也不是无中生有的。
    
    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事实:一条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条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两种没有转变成为公开的、系统的政治争论和政治斗争的情形是60年代共产党内的真实生活,毛的理论想描述这一情况,也谈不上有什么错误,只是毛仅仅以道德的眼光看待它,把一个纯粹的“政治事实”判断为道德的问题,并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单方面地开展这种斗争,那就是错误的了。造成这种错误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毛把“政治决定经济”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事件上升到人类发展普遍原则的高度是非常错误的,这种错误导致他认为人类各种复杂的问题只享有一种政治解决的模式,从而把经济、文化、思想等等事实都捆绑在政治上了,使经济发展被组织在一个与经济结构及不吻合的政治架构之中;其次,毛把经济过程中那些很难避免的弊病认为是特定制度(如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在拒绝弊病的时候,也同时地拒绝了在中国实行最可能优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可能最成功的经济制度;最后,他把社会和人类生活中的许多无原因可纠的问题归结到社会上一种特定的人群的身上了,于是就使得古老的巫术政治给复活了,从而使“革命”——这个“神的意旨”——无情地“打击”了许多无辜的人,这样做的同时,又“把类的完美硬归于特殊的个体”(马克思语)。就这个意义讲,也不是邓小平故意地判定他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而在于它本身就是失败的东西!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把毛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当成是一塌糊涂的失败和完全彻底的失败以及没有任何价值的失败,却不是民主的观点,亦不是高明的见解。在上面的论述中,我没有采取流行的方式把毛的“路线斗争理论和实践”放到毛泽东的“恶”这个“类”中去的做法导致了如下的另一个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要有一种政治的解读方式和方法,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分析毛所犯的政治错误的时候,不就是还“宗”毛之“法”吗?毛就是用道德方式解读政治问题,把他的那些可怜的在战争年代同他出生入死的战友们打成道德上的“坏人”,这样的方式难道可以替代我们对毛的科学式批判吗?如果我们也把毛简单地看成一个“头上长疮,脚跟流脓”的“坏人”,那么今天民间社会中许多维权运动中出现毛的画像和毛的语录之现象岂不是意味着它是“坏”的运动吗?
    
    毛泽东路线斗争问题的价值可以解读为:如果共产党要安心躺在一个“不革命”的水平上,那么就必然要被人民群众所“推翻”。如果又认为中国民主运动本身就奉着一个“推翻”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使命的话,那么为什么毛的上述价值不可以被我们组织在民主的价值体系之中呢?我在几年前所说的民主的收藏夹可以收藏毛的价值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据近期的一份网上资料看,张春桥倒是对上述问题,说了一番没有被共产党当局张扬开的话。众所周知,在邓小平所搞的“审判林彪、四人帮”的恶作剧中,张春桥是个一言不发的人,在审判员企图从他嘴里掏话时,他说:“除非如实报道,否则”他“不准备讲”。审判员在答应“如实报道”时,他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他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是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资产阶级。”据说,“张春桥这番话在汇报上去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议论的机会”,所以到张春桥死的2004年3月至今,大陆普通人都不知道他在审判中还说了上述的话(在共产党那里毛的问题是一个禁忌,这也是一例.)。
    
    其实被秘密蒸发了的张春桥上述话只对了一半,这一半是“人民群众”要“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共产党;但另一半,人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起来“革命”就不对了。左毛派和“新毛派”人物现在就处于张的话的水平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造成毛的话语深入人心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他们好象是把自己对毛的怀念的丝缕紧紧地绑在了一个过时的陈旧的木头桩上,而没有想到要解开它,庶几,他们也不可能对1989年的人民民主运动没有“按照”毛的一套“搞”的事实能够给予科学的说明。所以,我在此处做了这样的一番想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被中国人民彻底地“推翻”的时候,那些失去了权力和特权的人,在回味毛的“教导”时,也许会是“别有一翻滋味在心头”的!但那时的人民,若去回忆毛泽东,所产生的感情和感想有可能和一个成年人瞥见了自己儿童时代的“童车”时所表现出的情绪一样。
    
    7、“毛泽东的错误”之“矛盾式”解读
    
    本文第5节的议论如果给读者们形成了如下的印象,我的议论便是成功的,即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一方面,毛要迅速地结束它,1969年4月,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条件在任何人看来都不具备时,毛用一个突然的、可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要把它“载入历史的史册”;另一方面,他却认为文化大革命根本就不会结束,也不可能结束,要一直“继续”进行到“共产主义”。
    
    在这里,如果我们具有研究问题的水平和能力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被毛泽东要匆忙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文革”,这个“文革”不但反对共产党当权派、反对共产党制度以及反对共产党的权威,而且最终的是要发展成为反对毛泽东个人的运动的,因此,毛以“军管”方式强硬地结束它,事后看来是一种“英明的决策”。一方面,在运动还没有发展到反对他个人的时候,他以优秀射击手们善于“打提前量”的方式,“打”了个“提前量”;另一方面,毛在把已经被消解了的运动组织在他个人(而不是共产党)的理论中,并且变成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新发展”(依据当时的左毛派言论,这种“新发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就产生了今天为广泛误解着的问题,即文化大革命是属于毛的。于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脱离了它的直接地参与者们——“7亿中国人民”——而变成了他毛泽东个人的“专利”。朋友们:1966年中国社会伟大事变中的最难掌握的一点就在这里: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的运动”,那么,它结束于1969年4月,但是如果它被理解成为毛式的“精神运动”,那么它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精神运动”一样,怎么可能有一个“结束”呢?
    
    现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些人,把毛泽东描绘成超级恶魔,以为毛有着人世间的人所不可能具有的“超级能量”,可以像《旧约》中的耶和华“抟土造人”一样地任意塑造中国人。其实,这不过是他们那些人的错误看法而已,和真实的毛泽东的情况差距很大。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支持人民反对共产党党委时,是因势利导的,利用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和中国贫苦农民所形成的历史关系去诱导共产党人认识“人民群众的运动”就是“党的运动”,共产党员脱离它,就是脱离人民,使得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党内最高级的当权派们也不得不承认已经犯了“反对人民群众运动的错误”。1966年8月4日,刘少奇对建工学院工作组讲话时,就明确地说到:“我们共产党人也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我们这样做,肯定要失败……”;后期,他把文化大革命引导他个人的方向也是这样,在结束这个“造反”的文化大革命时,毛亦是因势利导的,他对这个时候已经“硬翅膀”了的造反派没有直接地“动刀动枪”,而是承认两派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然后用“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理由,要求两派“大联合”,从“理论”上讲,只要两派现实了“大联合”,那么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既然是“胜利”,造反派就应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了,造反派头目就应当去“吃”“胜利的筵席”……,民主和自由的这一场“游戏”不就是应当“结束”吗?
    
    说来说去,我好象是说,连“毛泽东错误”也是一个“矛盾”的东西了。事实上,我就坚持这个观点。毛曾经说过:“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事实上,毛一直也是这样看他自己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致夫人江青的那一封闻名遐迩的密信中(我对它的真实性一直是怀疑的),他说自己身上“有虎气”和“猴气”的话是对此的脚注。也许因为毛是两种矛盾因素的塑造物,所以,他一直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因此也是一团极不安定的因素,亦是一个被公开性包裹着的多重疑团。但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半开放半封闭式的毛泽东研究,都是把毛泽东定义成为一个死板的人和一成不变的人,没有看到毛主义在没有成型时就因着毛的死亡而消势,更没有看到,毛泽东在没有成为一个定型的人物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了。
    
    8、我对毛泽东错误的批评:“猴子捞月”
    
    就毛对自己所做的“猴”与“虎”矛盾之评价来说,对战争年代的毛,贴上“虎”的标签,把和平时间的毛看成是“猴”,是一种不同常识冲突的方式,使用它不会招徕有力的反对意见。若在这样的话,我讲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猴子捞月”的故事,就很有必要。猴子在水里看见了月亮,这是一种“发现”,如果说对于猴子——这种灵长类动物而言,此种“发现”也可以够成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认识事物的价值)的话,那么,“水中捞月”的成语讽刺的应当仅仅是猴子的“行为”,不应该把“行为”之外的“发现”也包括在内。其实,说到这里,我所讨论的若是文字学或语言学问题,读者们可以认为它无聊,只是我借此要说明的是“毛泽东错误”,那就另当别论了。在“10年”时间中,开始的“3年”并不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毛在共产党政党这个集体之外有着一种自己的“发现”,这种发现同我上面讲的猴子的“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我们无妨分析一下他的“发现”(因为这种“发现”产生于1966年,所以,我有时候叫它“66发现”)是什么?
    
    简单地说,毛泽东在1966年发现了中国“不民主”的问题,所以在把“文化大革命定义”成为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时,显然是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了“继”国民党之后的反动派,因此,别的不谈,仅就这一点分析,毛的“发现”是民主的。在“3年”的政治大解放运动中,毛泽东其所以破天荒地赢得了“7亿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就因为他有着如此民主的“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发现”对于大大小小、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所有共产党当权派来讲,意味着一场“灾难”(可见,共产党后来的“浩劫说”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对于受压迫的广大中国人民来讲,它却意味着“解放”(《十六条》中“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看不到这一点,用邓小平的方式把这伟大的“3年”人民解放运动看成是“社会大动乱”,那简直是愚蠢至及。
    
    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毛的这一民主的“发现”完全地引出了一种民主的事实,那么,毛绝对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毛今天在众多的中国人的观察中,绝对不会是一个“反面人物”形象,可是哪,毛在后来自己害了自己!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毛在“前3年”的时间内,认为解决“不民主”问题的方式是允许人民对共产党党委和共产党政府造反,这样的“方式”在当时看是民主的,在40年之后去看,仍然是民主的,不但不值得批评,而且值得肯定,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中,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错误”,但是(注意:这一个“但是”就重要了),毛没有坚持这个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方向,并且在1969年4月完全地放弃了它,认为应该恢复共产党制度,并且在恢复的同时给它注入了毛泽东式“血液”,进行“吐故纳新”式的“改造”,这样中国“不民主”问题就好象可以解决。殊不知这样以来,他就走上了完全“错误”的道路,一直到死都没有回头。所以正确而又粗略地说,在“10年文革”中,“7年”时间中他是错误。
    
    议论至此,如果读者们认为我对毛的“7年错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那么,你就又猜错了,这“7年错误”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的,一层是政治的,就是说毛在1969年以后,对于政治上的反对派和那些迟迟不肯降服的造反派们采取了和“文革”前一样地坚决打击的方法,看不出3年“运动”的民主性质在他的理论中的存在之成分,而目前有关毛是“中国暴君”的形象主要的形成于此;但是如果认为毛在恢复共产党组织之后,对于共产党采取了“自由放任”(邓小平)的态度,也根本不符合事实,相反把共产党已经放到了一个“邪恶”的坐标上了,认为只有用“恶”(如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不断地“鞭打”共产党人,才可以使这些人不至于变成“坏人”(《十六条》语)。如此这般,在“人性恶”的岔道上,毛又与民主给“交叉”了一下。正因为是“岔道”上的“交叉”,所以毛所携带的那一点点民主的价值才飘忽不定,好象“鬼火”一样地在中国大地上“徘徊”着,时明时暗……。
    
    用西方的人物做对比,“毛是共产党世界中的尼采”(《无奈楼论毛》),用中国人的语言说,毛是共产主义的“野狐禅”。也许正因为如此,即使毛的“发现”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一价值他自己也没有组织起来啊,非但没有组织起来,反而在他死的前“7年”,几乎可以说是把它“浪费”完了。1976年,“打倒现代秦始皇”的口号在中国响起时,前毛泽东时代就完全地“落下了帷幕”。
    
    在本文中,我们采取“10年”时间来观察毛,造成“前3年”民主的那一步,是因为毛作为共产党的主席,其行为却“超越”了共产党秩序、范围、利益而要直接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如果说这一“出格”、“出轨”行为在1969年的“恢复”时期中从“政治”上终结的话,那么他在“精神”上却没有“归位”,一直游离在共产党之外,从而造成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反对共产党的“体制内”声音(中国知识分子们对毛的“体制内反对”之消音,是非常错误的)的先声。所以,就是到今天为止,当一个人听到共产党的主席在说出如下的话的时候,他若不感觉到惊讶,那么他就是一定是感觉不正常的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9、评论毛:是做“历史的抱怨派”还是做“历史的发动派”?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在说到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之后,说了这样的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不过,时过境迁,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记忆可能会变得模糊起来,回想文化大革命将显得比今天更壮观和有益。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可能仍会成为中国下一次为政权而斗争的样板,或者另一次试图通过发动群众纠正特权、腐败和人治现象的样板”。在20年过后,我们回味上述话,的确感觉到它说得非凡。在胡锦涛统治时期,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网上写了几篇文章就要获刑,在江泽民时,三、四个青年人组织一个“新青年学会”都要入狱,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的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想一想那时数以千万记的造反派组织,那的确显得比“今天壮观和有益”啊!因此,当今天的中国继续存在着“为争取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存在着人民广泛、普遍反对“特权”、“腐败”、“人治”的斗争,那么文化大革命就的确是我们的“样板运动”。
    
    问题是:当毛在与一个未来中国的可能的“样板”运动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样板”运动做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参照系,就不可能对毛采取回避的态度,与这样的事情有关的是,中国民主在4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的那种传统和传统精神也是需要我们继承的,因此,我们在研究世界上如此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的“发动”情况时,如何学习它,就是我们民族今天民主的重要的一课。在搞民主的问题,我们学习外国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比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学习我们民族自己的经验,如果说这种学习时刻关系着我们中国人民应当怎样发动目前的民主运动,那么的66经验,就是我们必修的一课。谁都知道,在这一课中,毛泽东问题和毛泽东现象是占一个很大的比例的,因此我们在毛的“3年”民主的时期可以发现“发动意义”上的民主。可是,当我们在坐着等民主,不想着要“发动”民主运动的时候,当我们认为民主不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时,当我们认为民主就是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解放个人、使之由奴隶变成公民时,我们为什么要扯住4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不放呢?
    
    前几天,胡平写作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文,提出了毛“生怕篡权,死怕扬灰”的观点,闲话不同意其中的观点,写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他们两人的文章我虽然都看了,但没有介入争论,因为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观点无论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很流行的,只是它其所以流行的原因之一是简化了对文化大革命这个异常复杂事物的认识,把由毛泽东“加添”了的文化大革命误认为是毛“创造”的(共产党内的左毛派和目前社会上的“新毛派”都是这样看的),所以构不成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论题(“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对此有许多高论,请参阅),闲话的批评倒是很有价值的,表现了他个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独立的见解,但是更令我感兴趣是著名的民运大批家朱学渊学生的一句话:“闲话”(但愿不是“冼岩”)的文章是告诉我们,胡平是历史的“抱怨派”,而中国需要的是历史的“动员派”。
    朱先生的上述话,虽然很短,但是那一下子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按照胡平的观点,我们今天在回忆文化大革命时,的确有权利“抱怨”毛残酷,“抱怨”7亿人民参加的66运动无道、愚蠢,“抱怨”我们中国人民运气不好,为什么在那个时刻不打倒毛,反而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总之一句话,把那时的“7亿”中国人民的政治解放运动说成为错误的——这如果这是一种“自由”的观点,尚且有成立的可能(因为,在自由主义中一个人可以对抗人类和全世界),但是说它是“民主”的就毫无道理的了。
    
    就“自由”的观点讲,文化大革命从产生到现在已经40年了,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讨论和研究今天也还没有完全地解禁,因此,胡平的观点是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中发表出来的,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人有“抱怨的自由”(包括抱怨神、历史、世界、人民和自身),这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常识,但是这远远不是民主的常识,民主的常识的基本特征是“是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愿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今天“民主”如果不是挂在民运人士嘴上的两个字,而是要一定借助于政治运动的形式以求其表现的话,那么朱学渊先生说的,“中国需要历史发动派”的话,就可以产生出画龙点睛的作用了。
    
    10、结束语:
    
    在这一篇文章的末了,我要说明的是,别人在写作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的文章时要表达什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我不加妄猜,我写作的类似每一篇文章,都是本着一个“发动”新的民主运动的动机的,因此,我以为所有对此没有兴趣的人,也就是说无心做民运人士的人就读不出我文章的意思。一句话,我的文章的“目标读者”是想搞中国民主运动的人,我也是为这些人写作的。
    
    我打一个比方,毛泽东问题有很多很多的头绪,堆积在我们中国人民面前,可以说是相当于一坐小山,但是我从其中抽出来的也不过是它在1966年支持人民造反运动的这么一条线索而已。因此,我在抓住了这一条的时候,我对于那些如山的众多的堆积着的毛泽东问题头绪,不妄加评论,也不感兴趣。因为在这里,我不是毛泽东问题的奴隶,我是它的主人,因此它是由我言说的,而不是它决定我的研究。想当初,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我还没有“出毛”时,感觉到毛主义的压迫很重,自己的研究也处处都有禁忌,90年代初,当我已经完全地“走出”了毛主义时,回头再看毛主义,我就可以模仿庄子的口气说“毛主义,其醯鸡也!”
    
    2006-11-15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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