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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东方圆和新哲学创立宣言(上)
(博讯200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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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类在20世纪之末揉开惺忪的眼睛,那条从历史延伸而来的、横在现实面前的战争壕沟,骤然变成一张铺有绿呢的谈判桌,以至于使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将军与士兵都惊愕不已——两极世界的对抗结束了!于是,柏林墙的倒塌,宣告了一个阶级斗争、自我分裂政治时代的死亡,一场东西冷战、你死我活世界秩序的谢幕,由此也宣告了人类千百年来建立在崇尚分裂文化,斗争史观基础上的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崩溃。
     21世纪全球化旋转的圆动世界,正在掀开人类爬满胡须,创遍刀疤的对抗 (博讯 boxun.com)

    性历史的最后一页——一个圆和发生的新文明时代正在悄然向我们走来。   
    
    一、 人类对抗历史及其哲学
    
    当人类觉知了自我与爱,自由意识便伴随着圆动工具的使用逐渐成长——人们开始了在土地上围绕自我利益而争斗。“圈地已有”就是人类第一次对同类宣告“这是我的,不许侵犯的”的现实檄文。当“家即堡垒”的观念改变了早期人类游居的生活方式,圈起的篱笆不仅是对兽的防御,也是对“我”的地盘的标示。当人类共同的子孙被划分在不同的“管理方格”中活动,国家主权便表征了“一切人”与“一切人”的对立。于是高墙、深宅加圈养的狼狗,是富人对穷人的防范;警察、监狱加钦差大臣,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威慑。恒古至今,人类就是在自我分裂,自我对抗中发生、发展的。
    人类以往在对抗观念基础上建立起的所有旧文明历史,无处不在地凸显着“你死我活”的主题;人世间的所有纷争,乃至暴力、战争,都是对抗行为不同情节的发生事件和对抗哲学的现实诠释。人类以我为中心,在处理利益纷争时采取“以力量对比决定胜负”的价值取向和“肯定——否定”思维定式的精神资源,就是对抗哲学。千百年来,东西一脉,南北同辙,无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怎样发展,有何不同,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不是黑、就是白”的对抗观念之害。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不同的样式展示着对抗社会意识形态的共同本质。
    追根究底,对抗哲学也是由矛盾学说发展而来的。“对立统一”作为矛盾学说的核心理论,曾一度处于社会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以至于许多人类思想家过分推崇对立的意义。人类先是从自然界发现了对应存在的事物关系与运动,如天与地、白天与黑夜、男人与女人的既对立又统一关系。后来这种认识迎合了人类自我分裂与斗争的需要,便被抽象为一种观念,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兴盛于世。不仅中国先秦时代思想家多次揭示事物对立产生和谐的意义(从《太极图》到《周易》与老子的“一生二”观念都是例证),而且在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也曾指出“对立的力量可以造成一种和谐,正如弓之如玄一样。”阿那克西曼德的对立思想,途径康德、费希特、谢林等人的发展,由黑格尔集前人之大成,形成了著名的“矛盾学说”。黑格尔认为,对立统一“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根源。”这种思想被移植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哲学的灵魂,可以说由黑格尔哲学体系为代表所建立起的“世界本质矛盾论”至今还在统治人类。
    无可置疑,对立是事物存在与运动的一种方式。建设性的对立是积极的、进步的,它会导致合作、和谐与创造;而破坏性的对立则会产生冲突,构成对抗,导致分裂。对立只停留在事物表面形式上,统一则是从形式的多样性中概括出它的本质。在社会事物上,建设性的对立,意味着相互承认,和平竞争,它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导致人类进步;而暴力对抗则只能是鱼死网破,两败惧伤,共同毁灭。
    对抗哲学是对立统一思想趋向僵化、片面和极端的一种思想现实。它的核心在于把斗争的焦点对准了同类,而不是导致人们产生对抗的问题本身。这种哲学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在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从对抗立场出发,采取“肯定——否定”的思维模式。对抗哲学是人类暴力斗争的思想根源;是人类步入对抗社会以利益为中心,相互否定的一种认识和行为在观念上的反映。对抗哲学成为一种分裂社会,破坏秩序,自我浪费与毁灭的思想原子弹;成为激发人间罪恶的精神策源地。人类历史上仅仅有记载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就发生了12400次,其中有16次为死亡人数30万人以上的特大战争,两次长达18年之久的世界大战和130多次大规模战争,平均每年一次以上,最终导致了席卷全球的东西对抗,两极冷战,使整个世界步入共同毁灭的“核冬天”之前夜。
    人类自从步入社会化的“类”分裂与“群”对抗的旧文明历史,就受制于对抗哲学三大政治原则的操纵与奴役:在观念上信守“非黑即白”,拒绝折衷原则;在立场上尊崇坚持对抗,拒绝妥协原则;在手段上贯彻坚持革命,拒绝改良原则。由此也就必然导致人类千百年来不断用暴力对抗选择变革的历史。社会发展至今,一切把同类视为敌人,主张“你死我活”暴力变革社会的政治理论、政治运动、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都是旧文明政治文化酿制的产物。对抗哲学在20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以民族、阶级为仇恨和消灭对象的两大反人类暴政。人类社会发生的对抗事实——彼此视为对手的生存竞争和不断膨胀的欲望,正在使人性失去平衡与和谐。
    
    二、人类已走向了黑色文明的死胡同
    
    历史上所有无视人的自然属性,用观念“加工”敌人,借力量对比的强制方式争权夺利的活动,都不过是一种暴力代替另一种暴力。当一种暴力超过了统治暴力,便继承了它的统治“合法性”。从国内强权到国际强权概莫能外。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从来没有改变过对抗社会在政治斗争中“加工”敌人的本质。
    直到今天人们才看清楚,旧文明历史中的每一场社会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延续着破坏性的斗争和手段;每一代“革命者”,也都无一例外地承袭着他们以往斗争对象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来夺取政权,并用这种思维与行为方式来统治社会,和应对世界。人类在漫长苦难的自我对抗历史中煎熬,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社会从“弱肉强食”,到“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演进中,不断重复着“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断在观念上“加工”敌人的恶性轮回。对抗意识是培植社会冲突,导致群体暴力的土壤。
    人类以往的社会文明,都是建立在问题分裂人,以人与人对抗为焦点,以你死我活、一胜一败、不断创造又不断破坏为代价的恶性循环基础之上。现代人类最发达的思辨精神,被将死在最古老的“一分为二”的对抗文化死结。植根于从圈地已有、人身依附、地租盘剥农业生产方式,到浪费、污染、工业废渣及劳资冲突等烟囱、围墙工业生产方式上的一切旧历史,无不展现着一种各自为政,分配不公条件下的硝烟弥漫,自我分裂的黑色文明,无论是“社会主义”事件的发生,还是“资本主义”事实的发展都是如此。延续至今的所有对抗性的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都已无可救药地走进了死胡同,以至于全球性的精神危机,道德沦丧,为新纳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各种假借“革命”口号的暴力斗争、恐怖活动、宗教狂热等,提供了现实土壤。社会实践一再验证,无论何种宗教,都无法拯救世界;也不论哪种主义,都没有回天之力。即使物质上高度富有的国家,也并不能改变人类精神上的困境,全人类已共同陷于了由无数认识死结与现实问题结构的难局之中。由此可见,无论东西方的物质基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如何差异,但在与宇宙合力演进过程中,总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个脆弱的星球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旧文明步入绝路上的挣扎和新文明到来的阵痛,以及圆动工具革新和生产方式迅猛发展与人们传统思想、守旧意识严重滞后所导致的矛盾,乃至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与文化未能圆和所造成的现实冲突。
    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深藏于人们大脑中那些对抗性的认识死结完全破解。君不见操控“核公文包”的不是我们的双手,而是我们的大脑。真正威胁我们安全的并不是核武库里核弹头的积累和更新,而是植埋于人类大脑储之太久的对抗意识的繁殖和裂变。
    人类自从进入了对抗社会之后,对抗意识便愈蓄愈久,盘根错节于我们的大脑,成为我们思想“仓库”里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如果我们至今还不能从人们认识的源头上彻底否定对抗哲学,解开人类意识上的死结,那么我们的每一个大脑都是一枚核弹头。当它一旦引爆,足以把地球毁灭掉。这种现实危机,在各种冲突引燃的导火索上,一天一天地向我们迫近,而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就是例证。如此下去,对抗哲学最终会毁灭人类自己,社会已走向黑色文明中的死胡同里。
    
    三、全新的时代召唤全新的哲学
    
    其实,大自然受“节约法则”支配,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圆的普遍和谐发生体系,即圆和发生体系。宇宙的发生从果实到天体,从秩序到规律,都是圆和形态和圆和系统。因为只有圆和才能抵消阻力,减少摩擦,高效运动,节约发展。人类之初,之所以发展缓慢,长期愚昧,就在于还没有感悟和适应这种自然发生原理与圆和运动。当人类开始运用杠杆这种半圆转动手工工具时,便可移动比人体大几倍的物体;当人类运用了滑轮这种全圆转动手工工具时,便可使物体腾空而起;当人类采用了车轮转动这种简单人力工具,便缩短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形成了崭新的时间、空间与效率观念。自从人类开始采用了轮转工具和圆运动的生产方式,从滑轮到机器,从机器到自动化体系,从手工石磨家庭作坊生产方式的圆转动,到马达工厂生产方式的圆转动,再到电脑联网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生产方式的圆转动,社会在越来越“节约”的创造法则推动下,物质生产进入了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生活也将开始相互合作“民主共存”的新形态。
    人类社会发生原理证明:哲学是圆的认识,科学是圆的发现,技术是圆的应用,工具是圆的成果。
    人类创造财富,满足需要的历史,也就是认识、发现、应用圆动生产工具,结构相应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并形成一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历史。人类在简单的“非黑即白”思维方式单线发展的历史时期,不断萌生出简单的、机械的和思辨的圆意识、圆思维,从中国的《太极图》,到西方的《天体运行论》;从机械论,到辩证法。人们在逐渐感悟、理解宇宙基本形态及规律过程中,不断产生思想认知的冲突与对抗,而每一次圆工具革新所导致生产方式的转变,都在社会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震荡。1861年美国爆发了著名的南北战争,本质上就是机械化圆动工具引发工业革命造成的。在日本,是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1879年废除封建制,都是圆动工具机械化导致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震荡。在中国,则是以辛亥革命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样,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柏林墙倒塌、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海湾战争国际联军打败野蛮力量萨达姆事件,也都是以卫星、电脑为标志的圆动工具全球化变革激起的国际性震荡。这一震荡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反应,而在中国大陆则以全面否定“十年文革”后无法扼制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式表现出来的。甚至在台湾都导致了民主化改革的浪潮。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从简单圆到复杂圆,从机械圆到体系圆,从局部圆到整体圆,从工具圆到思维圆,从经济圆到政治圆,从自然圆到社会圆的相互冲突与协调中发生、发展的。人类将伴随以电脑革命为标志的生产方式整体圆和谐,摧毁工业烟囱、突破生产围墙,并伴随以思维方式变革为核心的人类精神整体圆和,推翻认识屏障,化解问题死结,彻底结束社会大分裂、大对抗,相互消耗,自我浪费的破坏性历史,做出共同妥协,圆和发展的人类主义选择。最终再从社会圆回归自然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社会运动的发生原理,便本能地把人类的哲学革命提上了日程。
    一个多世纪之前,黑格尔把他那个“一分为二”的时代哲学推向了顶端,恩格斯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赫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1页)恩格斯这里所指的是西方哲学。
    综观西方哲学史不难发现,西方哲学有一个从近代向现、当代的转折的过程。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整个西方近代哲学都认定主体客体关系的问题是全部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他们都致力于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阐述来建构自圆其说的认识论,进而推出能包容和说明一切的哲学体系。这一时代的哲学家们多从主体性原则出发,所建立的理论体系都是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的“二元对应结构”,并以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为核心。这种西方近代哲学以及由此引出的哲学思维范式,曾在那个时代产生过推动思想发展的积极意义,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它的直线性、对立性和局限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其哲学体系、哲学特征和哲学结构越来越步入严重的纯理性和独断论倾向。
     于是近代西方哲学,伴随着工业革命与人文发展,不可避免的走向困局之中。这不仅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哲学逻辑自身发展的使然。由此也就揭开了现、当代西方哲学走向人类思想舞台的序幕。现、当代西方各哲学流派尽管差别极大、分歧明显,但在探索超越近代西方哲学发展模式,以全新思维方式来重建哲学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试图摆脱对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对应结构”的束缚,而把心与物、主体与客体视为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过程;他们的思想脉络开始与近代西方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主义和独断倾向相断裂,而走向了结构理性和重新认识人的主体性价值及意义的道路,从而都具有反形而上学的特征。孔德、斯宾塞的“科学主义”思潮强调应把哲学研究对准人可以感知、观察和思索的经验世界、认知世界,而对近代哲学那种致力于探讨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实体,探讨绝对化的本质和基础的形而上学不屑一顾;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则通过批判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实体、绝对化的本质和基础这些东西,推崇和张扬个人情感、意志等与个体生命的自由性,试图实现对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内质更替。
    由此可见,在伴随世界精神现代化的过程中,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好像向人类展示了另一种思维方式和哲学世界观。而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上来看也如同现、当代西方哲学一样都高举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旗帜。但马克思的革命哲学,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主张认识“反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首创了“真理阶级性”哲学,由此为国家大规模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实行思想禁锢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其他当代西方哲学哲学虽在形式上一改近代西方哲学的“体系化”,即企图建立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的倾向,而给予哲学的性质与功能以新的定位,不再纠缠于思辨形而上学之“想”中,结果却使精神世界的整体性,被具体的分析性不自觉地分裂、肢解开来,不免流于纯粹结构主义、现象方法、语义分析、技术量化等精细、琐碎,越来越不关注哲学的基本问题与终极目的,以至于滑向放弃对超然对象的探究与思考而步入非哲学化偏向;甚至有的还从角色反叛的心理出发,试图颠覆哲学传统,解构一切理性,结果却陷于否定自身的逻辑悖论,导致了当代哲学步入一个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正是由于现、当代哲学影响力的减弱,所以很难排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法”哲学体系继续统治世界。在这一时代,除了罗素、萨特、维特根斯坦、海德尔等人之外,哲学领域已经没有了大视野、大手笔的宏伟叙述。
    而在中国,所谓的哲学都是散落在古代先圣们的言论与寓言里,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宏大完整的哲学体系著述。有些学者甚至怀疑中国是否有过哲学?其实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本形式当中的,不仅有《太极图》、《周易》、《道德经》,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也有了唯物主义和哲学逻辑学,随后中国哲学又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的“阴阳五行说”,为中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唐宋时期,中国宗教哲学兴盛,呈儒、释、道三教并立状态。儒、释、道三教的论争,而由理学家出佛入老,然后返之于“六经”,在融会创新中,以理学的形式吸纳了外来文化,将儒、释、道三教整合于一炉。中国的哲学出发点不同于西方,走着一条“由心及物”的认识的路线,即从认识的主体开始,认知世界,把握自我,理解心性、人际关系等,由人推及“非人”,形成“天人合一”、“普遍和谐”,重在“理心”的“合一论”哲学思想体系。如孔子、老子、墨子等,除此之外没有产生过对现代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现、当代中国社会又伴随着“一声炮响”的暴力革命,完全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统治,不仅儒家思想被封杀,道家哲学也难有立足之地。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直都被封闭在“对抗哲学”的认识死结里。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也不过是在从亚里斯多德形式逻辑,到康德的先验逻辑,以及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模式里进行毫无新意的繁琐论证,基本停留在时代性的哲学“失语”状态中。
    在古希腊科学、文化、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伯里克利特时代,经由斯巴达的贵族寡头集权制和贵族民主制两种制度充分表演之后,曾产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思想家,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来了一个大总结、大提高;正如资产阶级革命,经由牛顿的科学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英国和法国不同类型的革命和制度才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充满批判精神的革命思想体系的大综合、大发展一样。今天在经由苏联“十月革命”及华约阵营解体,东西方两种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二分法”世界充分表演之后,21世纪正伴随着卫星全球旋转,电脑网络圆通时代的到来,各种价值观相互溶合、汇通、和平共处,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大潮。这个时代更需要哲学上的大总结、大提高、大发展。但是人类的思想却依旧摆脱不了对抗时代那种简单、直线、对立、“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人们颇有一种被自己不断“发明”的原则束缚了自己的感觉。我们时时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使然,所有的创造和自由都仿佛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社会在大演进的阵痛中迸出了强有力的呐喊:后对抗时代,需要后对抗时代自己的崭新哲学!
    当今全球化时代在呼唤哲学家们,通过对人类整体性问题的思索和总结,使哲学走向社会大变革的前沿阵地,成为化解社会越来越大的生存风险的思想阳光。(待续)
    (转之《自由圣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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