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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彭真委员长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的启示(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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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09日)

1997年1月,我刑满释放。三个月后,95岁的彭真走完了开创我国法治建设而殚精竭虑的后半生,他的敬业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发愤之所为作。1989年"6.4"以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宪政民主之路未能起步,长期以来只有宪法却迟迟未能构建起宪政民主的社会机制,彭真就宪法而论宪法,难以落到实处,也就未有真正的法治,这是他及其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故我的冤狱也就在劫难逃了,更何况是黎民百姓啊!
    
     (博讯 boxun.com)

    
    2006年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30周年之日,不断有朋友问我,对此有何感想,这使我忆往事,思来者。
    
    彭真每每读宪法
    
    1985年间,我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与他多有接触。每次开会之前,我熟识的那位大姐(会议秘书处长)都要向彭真递上《宪法》单行本。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的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
    
    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尤如十年文革
    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
    他。当时我想,这部《宪法》是在彭真主持下并倾注大量心血,为时
    两年完成的。他还参加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他对《宪法》了如指掌,似无必要每每如此虔诚地照本宣科。
    
    直至1989年"6.4"以后,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大萧条,使我想起当初从未见过彭真委员长宣读《宪法》中关于加强中共党的领导的条文。我省悟到,他言必谈宪法的身体力行,向人们强化宪法意识,用心良苦,意味深长。1994年初,我被警察骗入牢房,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砰然锁住时,耳边猛然响起"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一声惊雷。
    
    尽管彭真从未担任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也就从未进入中共领导人的前
    10名。但是,彭真在十年的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国宪法
    规定的最高岗位上,每每亢言法治的至高无上,这才是他的最为精彩
    之举,他是真正的宪法大师。
    
    彭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六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九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真是痛定思痛的彷徨与呐喊。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彭真深陷囹圄之中,深入思考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毛泽东去世后,百废待兴,77岁的彭真复出,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立法,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其中,1985年1月3日,彭真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委员们,听取国务院的经济立法工作汇报,探讨如何加快经济立法,能否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先行制定条例,这个重大的决策问题。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傍晚,当时84岁的彭真临时请大家在会场里共进工作餐后,继续讨论至深夜,其中还有87岁的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友渔先生。我散会出来时,天上飘着雪花,气温已降至零下十余度。1月2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圆厅召集地方人大负责人座谈经济立法,我散会出来,天已漆黑了。1981年,他曾高烧39度仍坚持宪法的修改工作而病倒了。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不少人在理论和实践中提出了究竟是"中共县委大,还是宪法大",后来又上升为"党大"还是"法大"的社会大讨论,甚至有人提出"党中央大,还是宪法大"。在我国"坚持党的领导"等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行体制下,这个究竟是"谁大"的问题尤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彭真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为,党的领导是原则性的,党自己必须守法是具体的,而司法就是具体的,其结论当然就是"法大"了呀!党与人民一起平等地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彭真的这一定论十分中肯,被各界广泛接受。
    
    早在1954年9月,彭真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担任副委员长时发言指出: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法律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分子。1982年,他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保证民主和法治实施的基本原则。
    1988年3月,彭真离任。1989年5月26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座谈会上,彭真对"6.4"风波的表态,除了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又强调指出:这次学生游行的动机是好的、纯洁的、善良的、建设性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把国家的事情、社会主义事业办得更好,这同我们的要求是一致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方式不大妥当。这不怪孩子们。……我们有宪法和法律,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 〔1〕
    
    彭真在晚年多次指出,《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不管是谁,不论党内、党外,不论领导干部还是老百姓,都必须遵守宪法。党员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2〕
    
    倡法治而羁法网
    
    在毛泽东的忌日,回首往事。1919年,我的爷爷俞颂华(上海《学灯》杂志主编),刊载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1920年,俞颂华(27岁,北京《晨报》记者),与瞿秋白(21岁,翻译)去苏联采访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领导人;1937年,俞颂华(上海《申报》总编)赴延安采访,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彻夜长谈,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把拍摄的延安城楼的相片登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上海《申报周刊》的封面上。1957年,31岁的父亲惨死于反右运动中,我四岁;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我13岁;1969年,我17岁下乡务农八年。在毛泽东去世的次年,我回到北京当工人,1979年加入中共,读夜大学法律专业,又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首届经济法专业,之后从事经济立法工作。
    
    1994年,在我从业立法十年之际,因公支持中共上海《文汇报》宣传中共十四大和法治建设取得成效却反被其陷害,我被抄家挨打,各方司法人员连续枉法加害,我被以莫须有的"泄密罪"判刑三年,后来又说是认罪可以减刑一年,被我拒绝而未能减刑。
    
    回首在无法无天的1966年,彭真的脖子上悬挂着沉重的黑牌子,被万人揪斗,他冤狱复出,力主法治;28年之后的1994年,我国的法治建设已初具规模,各个方面均已有法可依,但我却因为倡法治而羁法网,司法滥权和人治专制的恶搞闹剧仍在继续。
    
    1997年1月,我刑满释放。三个月后,95岁的彭真走完了开创我国法治建设而殚精竭虑的后半生,他的敬业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发愤之所为作。1989年"6.4"以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宪政民主之路未能起步,长期以来只有宪法却迟迟未能构建起宪政民主的社会机制,彭真就宪法而论宪法,难以落到实处,也就未有真正的法治,这是他及其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故我的冤狱也就在劫难逃了,更何况是黎民百姓啊!
    
    新世纪以来,我国号称已成为法治国家了。但如今,我已53岁,冤案13年来,求告无门,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母亲积郁而成肺癌去世。我作为刑满释放犯则无处就业,成了无业、无收入、无保障(无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的三无人员,就连国家对城镇特困居民实行救济的每月最低生活保障费(1997年为200元,现为300元)也被警方剥夺了。每年底,我因交不起数千元的住房物业费和冬季供暖费,总要与屡屡上门逼债的人员抗争一番,2006年元旦期间为上年的欠费还动了武,在推推搡搡中我的手指被划破而流出血,才把两位青年力壮的工人喝退,我为拖欠款使他们无法交差而致歉意;10月份,我被通知交纳今年的新款和往年的旧款,不然则要被告上法庭。中共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却反而被逼更甚,无法生存;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资深立法的我,陷入司法黑洞13年来,无处藏身,无以自拔,也不知何日是尽头啊!
    
    回首毛泽东时代,虽有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然其高峰期一过,社会相对宽松,人们低收入而高就业,生活比较安定而有保障,人际关系简单,社会较稳定与公平。反右运动过后,右派分子大都还有公职和工资。"文革"风头过后,1970~1977年我在江西省南城县新丰人民公社(即为乡)农村插队落户,到生产大队部(即为村委会)的合作医疗站看病只需挂号费五分钱,到镇上的人民公社(即为乡政府)的医院只需一角钱。当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的农民互助制度,我所在的生产大队(全村)有二千余人,每人每年交一元作为合作医疗的统筹基金,由大队部的合作医疗站管理,并由其专职赤脚医生(中专水平)看病,全村的医疗费用如果超支则由大队部全部承担,广大农民的生老病死有保障。但如今,我已看不起病也就不看病了,母亲患肺癌因贫困则未经治疗而去世。
    
    随着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各地政府不断大规模圈地来招商引资,进而又演化成官商联手寻租渔利,侵害广大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不少地区的农民依法维权上访近十年来,被打被抓,
    劳改劳教,但却前赴后继,持之以恒。新世纪以来,一些上万失地农
    民的维权带头人慕名找我,他们的不屈不挠使我深为感动,我责无旁
    贷,奋力帮助几起共涉及十余万失地农民利益的老大难案,取得一点
    进展。彭真播下的法治至上的种子,在我心中开花结果。
    
    温故而知新
    
    往事不堪回首,痛感"文革"冤狱不仅是历史,今日仍时有发生,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这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启动,人治习惯势力依旧而使然,这一黑色幽灵不可能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殆尽,其历史惯性十分巨大。过去是无法可依,现在是有法不依,世风日下,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日趋严重。唐代杜牧《阿房宫赋》:秦人不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华民族经历了5,000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和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人治已根深蒂固,传统习惯势力积重难返。我国开始向法治社会转型才20多年,只是历史的瞬间,要改变人治的传统观念和司法习惯,建设宪政民主法治的国家,亟待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文明进步,需要几代人前仆后继努力奋斗。从理论成果到实践应用,从有法可依到违法必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们的安居乐业,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我们这一代人更须加倍努力。
    
    我撰此文固然是为纪念彭真,也是为了表达我的悲愤,更是为了给后
    人留下一个如何结束这种悲剧的呐喊。
    
    (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马列主义研究所张显扬研究员热情指导,特
    此感谢。)
    
    (初稿于200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30周年;修改于10月25日。)
    
    【注释】
    1、彭真,用宪法和法律统一思想,1989-05-26,《彭真文选》
    2、彭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89-06-21,《彭真文
      选》
    
    
    
    〔原载《议报》2006-09-18〕
    民主论坛 上载:[2006-09-19] 修订:[2006-10-24]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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