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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必欲斗争而求之/武振荣
(博讯2006年11月09日)
    武振荣
    前一向,我在《和谐社会与法国信念》的那篇短文中,解读了法国总统希拉克把18世纪“法国大革命理念与模式”和“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认为总统把和谐社会定义成为民主社会的做法,包含着对胡锦涛欲抱住“专制”不放而又想实现社会和谐的做法之暗讽。文章中,我虽然没有直接地说明:在中国要实现和谐社会必须靠中国人民斗争的话,但是,这个意思已经包括在文章的字句里面了。因此,当我感觉这个意思需要重伸的时候,就写了这一篇文章。既然是这样,所以,我在文章的开头就认为有必要作如下的一个声明:实现和谐社会的方法不是要我们中国人民放弃同专制主义的斗争,用“和为贵”的口号,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人格、思想和身体都放在专制主义的磨子里研成粉末,然后由胡锦涛、温家宝的眼泪去调和,以成全所谓的“和谐社会”,不!绝不是这样,如果和谐社会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项追求的话,那么,那么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式就是人民必须继续展开和专制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用成功的建立中国民主制度那一种方式以求社会之“和谐”!
     (博讯 boxun.com)

    依据高层所鼓吹的说法,和谐社会包括以下的六点: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好了,在这里,我们如果对于上述和谐社会作一个总的理解的话,那么它无意是一个变了名字的天堂——共产主义社会,可惜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生产出一个由人整理出来的“自然的权利”,现在我们中国当权派给加上了。正因为这样,谁如果还信这个“和谐社会”的话,他一定是第一号傻瓜。
    
    如果有人要我为和谐社会下定义的话,我只提一点,即“民主法制”,其它的都统统不要,更不能容忍把余下的五点和它并列。质言之,在现代条件下,和谐社会就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其所以能够“和谐”,原因是它用民主的方式和方法调整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和各种人的互相关系,使之个人和法人在利益冲突和利益斗争中都可以发现一种共同的利益纽带和洞见公平的社会正义分配法则、现象以及前景。因此可以这样说,和谐社会的“核心”是解除了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可能对社会和人造成的危害,从而使社会永远的、牢固的在“民主”基础上安“家”。如果说在20世纪,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遮蔽了世人对于人类制度的正确观察的话,那么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所有民主的国家和社会,都可以认为是“和谐的”或基本“和谐的”,特别是那些发达的民主国家和社会,几乎都是在表面上冲突、混乱、无序的现象下,涌动着和流动着“社会”“和谐”的暗流。若不是这样,你就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就在法国总统于北京大学发表“教导”胡锦涛“中国”应该怎样“建构和谐社会”的演讲时,法国巴黎发生了学生骚乱的事件,因此你甚至会以为它是对总统在中国演讲的讽刺。
    
    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应该“安定得像一个陈尸所或一座坟墓”(哈维尔语),只能够听见死亡的声音和只看见绰绰鬼影的出没,它必须为社会所必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风浪”(有时甚至是“大风大浪”),准备一个如同“大海”一般的“大环境”,而“和谐”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中现实的——把这一点最重要的东西阉割掉,塞进胡锦涛用“套紧”人民的方式搞的“亲民”和“爱民”之类的东西,那不是恶稿和谐社会又是我们呢?
    
    进一步的研究便会发现,胡氏的和谐社会的提法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杀人的社会”和“喝人血的社会”,因此,当“6-4”死难的亡魂还是在天安门上空徘徊时,中国社会“倒退”到以赤裸裸的“杀人”方式维持政权的地步就是一桩严肃的社会现实,于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就已经被铲除了。所以,在没有根基的基础上叫嚣“和谐”就是骗人的最愚蠢的伎俩了。但是,非常遗憾,这个愚蠢的骗人伎俩现在竟然骗住了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它包括一些优秀的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
    
    生活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孙文广先生最近对和谐社会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明:“‘和’字是‘禾’加‘口’,是人人有饭吃的意思,吃不上饭,当然难和谐。‘谐’字左边是一个‘言’字,右边是一个‘皆’字,合起来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才能和谐”。孙先生的解释是非常好的,所谓的“人人有饭吃”,也就是一个“生存权”的问题,如果说对它的积极解读是“吃饭”、活命的话,那么消极的解读就应该是:人人不能够因为政治问题(或发表政治意见,或在政治上表现自己)而被“杀头”,也就是说,应该去掉“杀人政治”,实现政治上的“去杀”、“止杀”。因此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政治——这是社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要给出一个目标的话,那么,它不应该被组织在空话、大话的什么“诚信友爱”“执政七谋”之类的文学式的句子里,而应该是像生活在17-18世纪之交的唐甄先生那样地旗帜鲜明地提出结束自“周秦以后,君相豪杰,皆鼓刀以屠人”的杀人政治,使“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历史的一页彻底地揭了过去!
    
    问题的要害这一下给暴露出来了,我不是要反对所谓的和谐社会,而是说当社会还原封不动地建立在杀人政治的基础之上,想用假惺惺的几滴眼泪当成调和剂以“调和”社会矛盾的专制做法,一定是要彻底失败的。正因为如此,在我们中国人民面前,统治者们的这一套应该被我们的民主运动之手段彻底的挫败!所以,我们的人民就应该发扬从孙中山辛亥革命以来到今天为止的那一种“革命精神”,用不屈不挠的斗争去争取民主。历史已经这样的告诉我们:在辛亥革命时代,中国人民用“枪杆子”的方式“革”了满清政府的“命”,在共产党革命中,人民用同样的方式“革”了“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命”,在66运动中,人民又用“笔杆子”的方式“革”了共产党政府的“命”——所有这一切“革命”都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这个“革命”之于我们还没有成功,只剩下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了,那时就是:在中国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可以远离它而去上胡、温“和谐社会”的当呢?民主从来就不是别人可以恩赐给我们的,从来都是我们以斗争是方式争取的。在有斗争的场合就有民主,就有自由;相反在放弃了斗争的时间中,我们就充当奴隶、做奴仆——难道这不是我们一部真实的历史吗?
    
    在民主的问题上,某些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是吃错了药,他们把未竟的民主革命和未成功的民主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成了民主本身的问题,从而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幌子下,把过去了的这一部历史当成“错误史”,欲一笔抹杀,面对这一情况,我要重复我在过去一篇文章中说过的一句话:“要求民主,即使天塌下来!”
    
    当然在说到斗争问题时,我不可能回避在过去的时间中我们中国人民的经验与教训。在这一篇短文中,即使我不可能说清楚这个问题的全部,但是我却可以提纲携领地提出以下三个要点:一在过去的时间内,我们在政治斗争中的最大的失误是伤害了社会上的不幸的人和完全无辜的人(就是当时所说的“地、富、反、坏、右”),给这些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上、思想上、心理上和肉体上的伤害,如果说这样的伤害在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头三个月中是相当激烈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转化为人民解放运动时,就出现了第二个要点,即人民对共产党当权派的政治斗争,而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完全民主的、也是完全合法的,正是这样的斗争,才使人民在1966年的伟大事变中“解放”了自己(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毛泽东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偶像罢了);由此而来的第三点,是人民中间的派性斗争,而这样的斗争是保持人民已经争取到手的民主的唯一的方式和方法,是多元政治的一个完全成熟的雏形的展现。现在,我们当中吃错了药的那一部分人就因为有第一点的存在,而把斗争的后两方面的意义要完全地给“否定”,也正因为这种“否定”之风气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刮得最烈,所以,就造成了近17年以来的中国民主的“软骨病”,使得我们在带血的屠刀下去跪着乞求民主!
    
    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像社会所一直公认的那样,1989年的民主运动发展下去会变成“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实应该是66运动),那么我们在1989年的那一年是不是发现有人犯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第一点错误呢?回答是:“没有!”所有被民主风波感动的人中,哪一个人认为导致中国社会的“反动”原因是来源于社会中那些早已经被压在政治的泰山底下的不幸的人群呢?没有!我可以说连一个人都没有。问题仅仅就在于,17年前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完全地“走”了“出去”的政治错误,为什么今天还是有人非要用它来统管我们,好象在未来的时间内这样类似错误我们中国人民永远都洗刷不了?也好象邓小平——这个政治上的僵尸为我们中国人制定的“动乱”的帽子,我们中国人应该戴“一百年”!
    
    事实上,在17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实践中,迫害不幸人的错误——已经被我们的民族克服了。仔细地研究之,人们便可以发现早在1966年8月,人民以“打老虎而不打老鼠”的语言就已经“超越”了此种错误。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份开始的,那么在8月份,那一代造反派学生们用“牢牢掌握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把造反的矛头对准共产党当权派”的行为,就已经“放过”了对不幸的人群的打击,因此当而后的斗争在完全转变成为造反派和当权派的斗争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斗争时,从共产党建政以来的那一部专门“害人”的历史就已经过去了。现在,这样的事情在已经过去40年的时候,有人还是要把它搬出来,认为我们的人民好象还生活在“害人的时代”,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当真正需要我们民族继承当年的斗争精神,而斗争的形势在需要我们作为被统治者一族应当和统治阶级展开斗争时,我们却犯了“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错误,竟然说起“和为贵”的话来了,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职此之故,在此文的末尾,我再一次地强调:若认为民主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社会,那么我们的人民只有广泛开展和专制政府的斗争,用民主、自由去战胜独裁、专政,才有“和谐”可言!若不是这样的话,案板上的“鱼”要和宰杀它的“刀”(孙中山先生的“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话并没有过时啊)去言“和谐”——这不是刨橱间的“和谐”又是什么?把这样的“和谐”放在“社会”上——不是人间最大的讽刺又是什么呢?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这个问题上“魏京生基金会”作了一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每年一度的“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向世界宣布了这样的消息:在中国的专制制度没有结束、中国的民主制度没有确立时,民主需要的是“斗士”和“斗争精神”!中国民主阵地上迎风飘扬的旗帜应当是战斗的旗帜!让胡、温的“和谐社会”见鬼去吧!
    
    2006-11-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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