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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民主的前价值/武振荣
(博讯2006年11月04日)
——兼议即兴的《武振荣》一文

    武振荣
     前一些日子,我在谷歌上搜索我的一篇旧文章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即兴在《海纳百川论坛》上发表的《武振荣——一位说真话的民主骗子》(以下简称《武》文)一文。出于好奇,我读完了此文,感觉到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事关重大,有回答之必要,于是就写了此文。 (博讯 boxun.com)

    
    在上述文章中,即兴批评了我2004 年9 月 13日写作的《非制度性民主价值的失却和寻找》(以下简称《非》文)一文。此文于同年10月4日,在“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上发表,《天下论坛》作了转载,即兴在时隔“半个月”后读了它,反对文章的内容,最后写出了《武》文。我读了《武》文后,我感觉到他(或者“她”,另一个名字叫“程蕾”)是一位很好地读者,一下就读出了我的文章的意思,并且非常准确地判断我的这一篇文章是针对他写的。他说:“武振荣”的文章“其中专门列有《关于“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以及普通人社会地位的提高等问题》一节,认为民运人士应该继续承继共产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因为,当时我的言论被另一位民主理论家张三一言先生说成是反民主的独唱,所以我有理由认为武振荣先生的这段文字是专为我而发的。可惜我离网早了半个月,没能早些领教武振荣先生的高见”其实呢?这里的确存在着一点小误会,我感觉有澄清之必要。事实是,在写作这篇文章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我连即兴的一篇文章都没有读过,也完全不知道就在我写作这一篇文章时,他和张三一言先生围绕着同样问题发生过争论,因此说文章“专为”他而发的话,根本就不符合事实。
    
    情况即使如此,我认为即兴是一位好读者的原因还在于,我虽然在写作此文时,对即兴一无所知,但是我的文章的确是批评了民运队伍中的一种倾向,那就是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中不存在一点点的民主,连民主的前价值也是骗人的东西。我批评这种倾向,而即兴认为我在批评他,采取“对号入座”的方式,认为我是“专门”批评他的,就不无道理。况且即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在批评我的论点时,很是客观,不像某些人断章取义,而是在文章中大量的引用我的原话,以至于引文几乎占了文章很多篇幅。正因为即兴的态度很认真,所以,在读了它之后的几十天内,我就决定写这一篇答复性的文章。
    
    如果仅就写作的技术而论,即兴的《武》文的第一段文字和文章的主旨无关,一开头就写了“伟人”问题,并且论证说:“伟人之所以被认为是伟人,这就如同买彩票中头奖者,他买彩票的行为与千万的其他买客并无不同,只是一种偶然使他中了奖。”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即兴的话是不是在暗暗地讽刺我想当“伟人”,若是这样的话,即兴就错了,我在那一篇专门研究民主的前价值(也叫非制度性民主价值)的文章中,没有扯到“伟人”问题上去,我只是说我们中国普通人在前毛泽东时代中所了解和知道的那些诸如“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之类的东西可以被看成是民主的“前价值”。因此,我们在批评和批判了共产党用它骗人时,就站到了民主的批判性立场上,但是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若是要进入批判的最佳价值状态,就应该掌握如下的原则:当我们的人民在受骗的状态中,要把“骗人的东西”弄成为自己真正可以占有的东西,以至于这样的行为同专制秩序发生冲突时,“骗人的东西”在我们的行为中产生出了“正确”意义时(这不是我们主观愿意中的事),对“骗人”行为的批评就不应该引起对于自己行为和自己感受的“全面否定”。这些意思好象同专制社会中的“伟人”并不就必然地发生联系,因此,即兴的“伟人”这一段若是批评毛泽东的话,那也是文不对题的。
    
    如果不是那样,那么我在写作那一篇拙文时,也谈不上想当什么“伟人”,我的出身、背景、经历不但平平常常,就连相貌也是平平常常的,没有一点过人之处,况且我要写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怎么可以想着要利用这个问题以争取自己的名声,或者充当“伟人”呢?在中国我秘密写作了30多本追求民主、反对专制的书稿,可是连一个字也没有发表。2004年3月以后,才我在民主网上开始发表文章。所以到写作《非》文时,我充其量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网路写手,怎么说,也和“伟人”扯不到一起的啊!
    
    因篇幅的限制,对即兴的文章我不可能作太多的引证,但是它的主要意思可以这样说,过去共产党用“人民当家作主”的话“骗人”,现在武振荣又用这个话来重新“骗人”,因此共产党人和武振荣都是“骗子”,不过他们的“骗术”却有高低之分,共产党人用完全的“假话”“骗人”,武振荣却用“说真话”的方式“骗人”,对比之下,共产党人是专制的骗子,而武振荣却是“民主的骗子”,因此从理论上讲,武振荣的危害性和欺骗性就更大了,甚至于是“明火执仗地设置骗局”。
    
    我是陕西人,我们陕西省有一句方言叫“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此话当真,批评人也是这样。批评者常常越过正常水平线而把被批评者置之于完全错误的境地,即兴对我的批评就是这样。其实呢?我这个人如果说有一点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不太怕批评,特别是不怕像即兴这样的搞民主的人的批评。因此,他即使怀疑我写作上述文章时,没安好心,纯粹是要“设置骗局”,我也不计较。我理解批评如果不矫枉过正的话,那么就引不起被批评者的注意,因此就有可能影响批评的效果之达成。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一篇带有说明性质的文章中,不想用同样的方式反批评。我原则上认为即兴对我的批评是错误的,但是错误之所在,只在于他把主义时期的民主和问题时期的民主混为一谈,从而影响到他对后一个时期中的民主发生错误判断,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专制和民主,自由与独裁应该是“冰碳不同器,鸾枭不比翼”的存在物,完全不知道在人类21世纪前后的时间中,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个具有了一百多年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历史的社会中——上述两样东西的存在,有时候甚至是“水乳交融”地合在了一起,要分开甚至都是困难的。这样以来,当我在论证和宣传民主的前价值的时候,他感觉到我好象“继续”搞共产党“骗人”的那一套,就非常自然,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历史和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种种“交叉”性的价值;而在今天,我们若理不清它,就没有办法整理出人民社会中的民主的头绪和历史。
    
    要知道,主义时期的民主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存在,虽然在理论上讲,它是关注生活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可以进入人的真实生活之中,就这个意义去批评,说共产党所宣扬的“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东西是骗人的何尝不对?只是你如果没有看到,被“骗人”的方式所提起的东西本身是一种价值的存在形式的话,那么你就是错误的。即兴的错误就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一种民主的前价值。美国的民主前价值是英格兰的乡镇民主,法国民主的前价值是启蒙时期的文化与思想,而我们中国今天的民主前价值,包括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和用毛泽东思想名义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以及在毛泽东思想普及时期出现的“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等东西。在“主义时期”上述的东西被认为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民主在发展到问题时期时,上述的东西就产生了“问题”,对“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我们就得有一种新思想和新的思维模式,而不能象中国共产党那样的采取历史否定主义的老一套,认为抓住了某一个时间点就可以确定历史的“好”与“坏”,而完全忽视了历史内在的统一性。因此如果认为主义时期的民主因素潜移默化地存在于问题时期,那么我们就应该把那些在主义时期不可能简单方式现实的价值组织在一个可以现实价值的最大化组织的体系中——就是问题的关键。不懂这一点,认为要把民主的前价值当垃圾一样地底扔掉,就是即兴的错误。
    
    即兴没有理解在前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上述价值,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属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这一个道理,以至于产生了误会,把共产党曾经“抓住”了的东西,当成了共产党“创造”的。从广义上说,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和传统的中国价值,只是共产党、毛泽东对之作了一种“占有”而已。就如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来说吧,你如果因为毛泽东写了《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就认为它是毛泽东的发明,那不就是明显的错误吗?依据同样的道理,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应该“当家作主”的思想在孟子的著作中你可以寻找到源头的,孟子在论述到人民、社稷、君主三者的关系时,把人民放到第一位——现代语言中的“头等重要”地位——不就是事实吗?因此,如果说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精神来提倡,到最后地走了形式,欺骗了中国人民的话,那么我们从这样的错误中,所能够总结出来的教训,不是要否定为人民服务,而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有效制度!所以,我们批判毛泽东用“为人民服务”的话来欺骗人民的这一种正确行为,若被引导到“否定”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地步,那就得不偿失了!
    
    即兴的错误还连带着一种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需要澄清的。我在写作《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提出在中国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坚持“历史否定主义”立场的人,他们的手里好象是拿着一把可以把历史“斩断”的刀,对准历史的某一个时间点,一刀下去,说,刀前面的一段历史是坏的,后面的一段是好的,其情形就同肉市上卖肉的人一样,他们的一刀切下去,可以区分出好肉和坏肉来的。即兴不是有善于“对号入座”的特征吗?那么,就请吧!
    
    众所周知,民主的前价值固然是人民社会的一种长期的积淀物,但是人民社会的那一段历史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专制”的历史是“交错”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可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时期的民主问题。但是即兴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好象是举起了“快刀”,对着1989年这一年砍下去,认为198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没有民主,以后的才有(他在其它文章中是拥护1989年的民主运动的)。其实,这一刀若被别的人举起,砍到1979年或1976年,情况也都是一样。因此,我认为在中国研究和解决民主的前价值问题,事实上关系到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发展的双重问题,所以特别重要。
    
    “人们对历史的遗产茫然无知”,本哈德-施林克说:“不知我们深深地打上的历史烙印,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生死朗读》)。我们是从过去的历史中走出来的人,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一段过去了的历史,它的确是值得我们批评、批判的,但是它不是“错误”的——我们民运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历史观的实质性区别也许就在这么一点。但是就这么的“一点”足可以造成巨大的历史差异!
    
    在这一篇文章的末了,我还要感谢即兴,他在《武》中,把我和当时还没有与之直接交往的张三一言兄给扯在一起了,说我们是“一伙人”在“创造”“高明的骗局”。到今年的5月份,当我登上了《独立评论》,同张三一言在网上互相支持时,才感觉到需要感谢即兴——这位穿针引线的“红娘”。
    
    2006-11-3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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