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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胜:自由的魅力 悲怆的思念——为一个敬重的老人的去世
(博讯2006年11月04日)
    
    也许时间可以从肉体上解决罪恶,一代一代专制者的死亡和下台,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然而当权者也何尝不盼望他们的敌对者一个一个肉体上自然死亡呢?他们的窃喜源于可以用时间的漫长、寿命的终结来消耗掉正义力量,而我们的悲哀是,这些先驱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崭新的国度,而且也许有一天,由于我们的不努力,我们也会成为人家算计的“时间不多了”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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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远去了,我的心在流泪、流血,几天来梦萦日思的都是他慈祥和蔼的面容和略带口音的话语,那些过去的峥嵘岁月又逼真地显现在梦中:警察、监狱、追捕、刊物、书稿、会议、思想的辩论、策略的反省、同仁内部的鞭策。。。。。。由于骚扰和生计,我已远离了那个中心,可能我们还会继续沉默下去,但在这样的时候,感情的洪水冲破了理性和种种考量,我不得不站起来,追忆往昔、继承遗志。
    
    我是89年之后到北京上大学的,虽然属于1990级的新生,但理想已经被何老等众多思想先驱给塑造了。他们在1980年代出版的各种丛书和引进的各种思潮,使我们这些89后一代在高中时代就种下了自由的种子,而且一到北京,就想做一些事情出来。经过大一大二的思想探索和志同道合者的寻求,我们从边缘逐渐接近到了这个民族谋求自由的中心。
    
    就象任何一个专制者,必然会将魔爪伸进代表人类自由的大学一样,那时的北京高校到处都是便衣警察、暗探和卧底。但是,在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这些高校中,自由的传统在延续,我们可以看到89一代人在监狱中写出来的文稿,可以与处在逃亡中的89一代人秘密见面,甚至在宿舍中谈论时政。我们也积极地拜访一些老前辈。在这些老前辈中,何老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
    
    所有的老前辈都是不错的,但何老不同于那些只关注理论的学者,也不同于那些没有多少理论的实干家,更不同于那些批评同道、同仁甚于批评专制者的著名人士,他给人慈祥、对同道宽容、既精于实干又执著于理论的不同印象。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就对我们这些在校大学生和颜悦色、问寒问暖,我一点儿没有感到在其他名家家里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老人真是不错!
    
    在以后的多次交谈中,他给于我们的理论上点拨、精神上的极大鼓励和做事上的教导,使我受益非浅。我们进行的一些学生活动中的偏差被何老批评过;一些新的理论,在那个学术、文化苍白的年代中,在何老的家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何老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人,他曾说过从事自由活动需要钱,要有生财之道和这方面的考虑,这在其他学者当中是听不到的。我问他年轻时进行学运,经费何来,他说是从苏联来的。有一次他说蒋介石先生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因为那时确实是内忧外患、国家被好多势力分割,能够维持住中国的政局,不是现在的当政者能办得到的事情。
    
    当时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这些价值观和理论谈的倒不多,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理论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关键是怎么去做、怎样去行动的问题,而且我们年轻气盛、嘴上时刻挂的就是革命二字,觉得学生、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应该发动工人农民。但何老一方面认为我们根本不是革命的料子,他说当时八路军打仗还需要督战队拿大刀监督,革命是非常残酷的,搞革命一般人承受不了,我们这些年轻孩子那里是革命的料子?!另一方面,他一直建议我们先从思想文化着手,进行最基本的启蒙工作。而且也应该把89后被摧残的知识界人士联络起来,进行基本的文化、学术、理论活动。现在想来,不仅从策略上还是从原则上,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这是最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也是多年来何老一贯的行动主张和实践。只可惜我们求胜心切,觉得思想文化工作太慢也很软弱,89年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我们于是走向了社会。
    
    1994年我因为在南方深圳从事“工运”被捕,没出校门就进牢门。在经过将近四年的牢狱生活后,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残,1998年,当我步履蹒跚的来到阔别4年的北京时,这里已经人移境迁。我有机会见到何老时,他家里依然是那样的朴素。他对我很热情,建议我在社会中好好生活。1999年我又被赶回家软禁一年。2000年到北京后,由于警察的骚扰和自己的生计问题,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何老。
    
    可能是在2002年,在一次《战略与管理》举办的座谈会上,我又一次的见到了何老。这次我才知道何老一直不断地在支持着各种新生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我一直没有见到何老,最后一次,是与笑蜀先生在偶然的一个机会到何老家里拜访何老的,没想到那一次竟然成为最后的会面。
    
    当韩三洲先生将噩耗通过电邮发到我信箱中时,我是何等的惊讶和痛苦,又一个老人撒手人寰、又一份沉重的责任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先生在学理上的结晶、在做人上的教导、在追求自由过程中的方法的探讨,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交托。
    
    尽管在后来我与何老接触少了,但我从网上、从其他朋友可以得到他不少的信息和文章。我一直非常钦佩的是,他对89后一批一批新生力量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从最初的我们、《中国经济时报》的一干同仁、《战略与管理》的同仁、《中国改革》的同仁、公民研究所和“天村”的同仁等等,他的帮助不是些微的,而是从头到底的。没有任何私利的考虑,完全是为了道义的张扬。(当然对89前的各种同道,他也给予了最大的帮助)。他以老迈的年纪,毫无门户的偏见,一批一批地进行帮助,这在老前辈中也是少有的。他对待年轻人,更多的是扶持和匡正,更多的是谦卑和慈爱。他的这种扶持和帮助是一直不断的,直到生命的最后,这是何老身上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假如中国成为自由的国度,何老的名字将深深镌刻在自由的丰碑上,他已经将自由民主作为信仰方式来对待,假如有自由民主的天国,他必将在那里佩带荣耀的冠冕。
    
    另一个值得钦佩的地方,就是何老在自由主义理论上首屈一指的学术成果。何老是难得的既能做事又能作学问的长者,他不为做学问而做学问更不迂腐和闭门造车。如果与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标准来衡量的话,何老是少有的三者都达到最高境界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对理论有更大的兴趣。我很惊异于他不断发表的文章,引用的都是最新的思潮和思想家,无论是宪政、公民社会、消极自由,还是哈贝马斯、哈耶克、贡斯当、福山、诺齐克等等,我钦佩何老在理论学术上的不断地更新和不断地深化。不象与何老的同代人,或者还在马克思主义里打转“打着红旗反红旗”,或者已无探究理论的兴趣。何老坚守自由主义的原则,一贯到底,原则的坚定和形式的不断更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何老的文章是国内很有特色的,他少了学究式的程式,无论是形式与内容都货真价实,而且很多真理得自于他的实践,所以思想的火花、原创的成分、宏大的把握能力、深刻的洞察力在老一代中非常少有。他对近代以来中国道统的总结、他对鲁迅的定位、他对李老贡献的总结、对顾准的剖析、对刘少奇、胡耀帮等的理论概括,都显示出绝无仅有的理论价值。当李郁先生将《中国的道路》署名为李慎之、何家栋时,我周围的很多人还不知道何老,就是认识的人也不解两人怎么能齐名呢。其实李郁先生是对的,何先生在理论的原创性、穿透力、对专制的杀伤力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他所经历的实干、历练、变动、苦难和斗争,是其他大多数书斋里出身的理论家所不及的。他的敌人知道他的分量,这次他去世当天的查封文集事件,最清楚地显示了当局的恐惧和何老的强大与得胜,确实有种“死诸葛吓死活仲达”的意味。
    
    我最敬佩何先生的,是他在同道中的人格魅力,他谦卑,从来不以真理在握自居,他友善、宽厚、平易近人,对晚生更是,他有知识分子对理论的执著,却没有知识分子常有的促狭和窝里斗。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拥有何老这样的人品,那么内部的是非、窝里斗、在媒体上攻击同道的“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就会绝迹,那种一见面先不批判专制、先骂某一位同道的现象也会绝迹。所以,我们最应该学的是何老身上这种自由主义者的人品。这是他真正的魅力,也就是自由的魅力。
    
    对这样一位我敬重的老人,我觉得自己做的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将信仰在他临终前传给他。在我颠沛流离的经历中我被上帝所拣选,这隐含的也许更多的是责任和使命。也许何老已经被上帝拣选,这是人所不知道的事情。象他这样风骨的自由主义战士,是最应该有信仰的终极寄托的。据我所知,年轻时就读于教会大学的李慎之老先生笃信宇宙是有上帝的,但对老一代自由主义者而言,基督教信仰确实是相当陌生的。但他们不知道,象洛克、阿克顿、托克维尔、杰费逊、贡斯当、诺齐克、波谱等人深处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中,甚至很多人本身就是基督徒,他们的思想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顾准先生是我最敬佩的思想家之一,他的《顾准文集》我是在深圳牢狱里看过三遍以上的。他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顾准先生虽然看到了中世纪教士与骑士的对立、政权与教权的对立使社会没有陷于绝对专制主义。但是他对自由民主思想主要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不仅中世纪的政教分离、尤其是宗教改革开始的个人人权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是更为重大的影响西方民主国家的因素。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所说:“加尔文是美国之父”,而著名政治学家萨拜因在他的名著《政治学说史》(222页)中也指出:“基督教会的兴起是西欧历史上最革命的事件”。
    
    顾准先生对基督教的评价不高,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都来源于基督教地上千年王国的思想,实际上在《圣经》中从来都反对人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天国只能在神的国度里,由上帝而非人来建立。而共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却是最大的渎神者和巴别塔建造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新教国家社会主义难以立足的根本原因。
    
    其实自由主义的基石——个人权利无论从“天赋人权”还是从功利主义角度都是无法证明的,惟有我们把人权、自然法当作信仰时,这个问题才能化解。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人是上帝照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造的。基督信仰也强调人的得救与否只与单纯的个人因信称义有关,这里把个人的独立性完全地突现了出来,从而为反对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基督信仰是典型的“性恶”论者,所以我们看到了三权鼎立、权利制约和对权力的“无赖假设”的深层信仰原因。我们看到了自由主义与基督信仰的天然关系,在并不长的信徒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信仰对信徒们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熏陶和实践的巨大作用。
    
    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责任与使命,我们在仰望顾准、李慎之、何家栋等先贤的时候,更感到肩上的重任。何老的一生是与监狱、警察打交道过来的,他的前半生本人就常常身陷囹圄,他的后半生,虽没有大碍,但与他打交道的年轻人,大都是与监狱、警察打交道的人,这些人已继承了何老身上的风骨,誓为真理战斗到底。正如秦晖先生所说:“即使某人的自由主义学理再高明,如果你一不在国内进行自由民主宪政的启蒙宣传,二不到维权第一线与邪恶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抗争,三不屑于从事竞选、组党、修宪诸方面的政治设计和实践,和那些坐等中国民主化瓜熟蒂落的“搭便车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何老的身边和身后,也紧紧跟随着这样的人,他们既言也行,虽然历尽艰险,仍然矢志不渝。愿上帝祝福他们、祝福何老的在天之灵,祝福这个被称为“神州”的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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