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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鹤慈:关于造反派的定义,和宋永毅商榷
(博讯2006年10月30日)
    先说两句题外的话。对宋永毅写的对我的采访和他公布的有关X的绝密文件,我都是十分感激的。采访写得很好。它第一次全面的介绍了X。
    
     后来,我在文章中,提到宋的文章有些细节与事实有出入,也只是因为周国平和曹天予的官司,我不得不作出的声明。我对我哥哥的文章,也同样指出了一些错误。 (博讯 boxun.com)

    
    对于宋永毅的文革研究,我不是做学问的,不想说什么。但对他的倾向人民文革,我还是想说几句话。
    
    宋永毅在研究周伦佐的造反派一书的序中,首先提到了造反派在今天已经被完全妖魔化的问题。而他们都认为,造反派之所以被妖魔化,主要应该怪罪于文革的亲历者,而且是"文革后话语权的主要掌握者,例如中共老干部、社会名流、教授学者乃至今天的文革研究者。他们的回忆录,控诉书乃至研究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助长了这一错误记忆的广为流传"。
    
    文革的亲历者当然有可能会对造反派作出不实的指控。但不能说,由于这些人乃是文革的亲历者,或更确切地说是文革的受害者,所以,他们的指控就一定是不真实的。想用这样的所谓"个人恩怨"来为造反派开脱,并没有说服力。难道文革只能让那些和文革没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人评论、而不能听听那些受害者的心声?
    
    如果周伦佐先生的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日本人是否可以用什么"你们都是中、日战争的受害者,都有个人恩怨,所以,你们只会妖魔化日本"来堵中、朝人民的嘴?
    
    作为研究者,对材料的来源当然应该清楚。对提供材料人的背景当然应该掌握。对那些有着个人因素的材料提供者,应该小心地检验、分析材料的真伪。但绝不能因人废言。如果江青喜欢下雨,她说明天下雨,是否明天就一定是大晴天?
    
    周伦佐先生说,对于这一集体失忆的描述和澄清,首先,在国内的集体失忆是包括对造反派谴责同时的集体失忆。事实是:中国当局对整个的文革话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并没有单单对造反派有什么不同的对待。
    
    所谓的"控诉书乃至研究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助长了这一错误记忆的广为流传",到底有多少的真实性呢?文革结束后一段时期,出现了声讨文革的反思文章。如果要说这些文章都助长了这一错误记忆的广为流传,论者就必须明确而且具体地指出:是哪些文章?有哪些错误?而不能只说他们是文革的受害人,因此他们的说词都是不可信的。
    
    另外,"造反派"、"保守派"和"专案组"的概念也都被搞乱了。"造反派是什么?"已经是我们现在需要加以澄清的问题。
    
    名词的界定和分类,都是人为的。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天生就叫做"造反派"的组织。这里的名词,是约定俗成的。只要大家意见一致,对造反派的内含不存在分歧,下面的问题才可能有效地进行讨论。
    
    宋永毅等学者,把造反派定义为文革中的群众组织中的特定的一部分 。这个定义是否已经被大家公认?我不知道。
    
    退一步说,假定今天大家都同意这个定义。但这也是近来的事,不可能要求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大家就都采用这样的定义。如对早期的红卫兵,按宋永毅的定义,不算造反派。但对很多人来说。以破四旧、喊着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就是造反派。
    
    文革后的控诉书乃至研究文章,如果是在控诉早期红卫兵的打、砸、抢,用了造反派一词,也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也根本不存在这什么妖魔化造反派的问题。那些认为这种说法在学术上不够严谨的人,只要指出有一些非学术著作的用词,和目前学者(或一些学者)的用词不一致就可以了。
    
    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故意用早期红卫兵来抹黑造反派。后期造反派的行为比早期的红卫兵也强不到哪里去,根本用不着特意去抹黑他们。
    
    有些人把整他的"革命群众"和"专案人员"也当作了"造反派"。在清查阶级队伍时的专案人员,虽然不等同造反派,但绝对和造反派脱不了干系。文革中的群众专政也同样离不开造反派。
    
    至于"革命群众",也很难和造反派分清。这里还是有关造反派的定义问题。我所知道的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没有什么自称是"保皇派"的。大家都是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是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革帝、修、反的命,造他们的反,都自称是"革命造反派"。
    
    宋永毅等学者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虽然有一定的基础,比如,按出身或者参加运动的先后,等等。但我觉得这样的归类仍然有些勉强。我希望他们能够对造反派的定义,给予更加严密、清楚的界定。
    
    我理解他们的依据是:一派是造走资派的反的,是真的造反派;另一派是保护当地走资派的,叫做保皇派。或是说,中央文革支持的,可以叫做造反派;中央文革反对的,而地方实力支持的,就叫做保皇派。
    
    这种情况在文革中是存在的,但并非所有文革中的派系斗争,都是有那么清楚的政治分野的。他们更多的是同时高唱毛泽东语录的乌合之众。如果说地方实力派支持的就是保皇派,那么,投靠了中央文革的地方干部,算是什么派的支持者呢?
    
    在文革的混乱中,必然会分派。小的派系不是被消灭,就是被并吞。为了生存,小派系必然联合;而为了自身的价值,小派系应该和实力相对弱的组织联合。斗争的结果,就是形成基本势均力敌的两派。
    
    当一派独大的局面出现(如中央文革出面表态,一派被定为反革命),这独大的一派又会非常迅速地分离成两派。这是当时中国文革中的大形势所决定的。这样分裂的两派,更难分成什么造反派和保皇派。
    
    我个人对这些学者对造反派的定义,不很赞同。我觉得,就作为毛泽东文革工具而言,几乎没有一个群众组织不是保毛泽东的保皇派。就对付牛鬼蛇神、走资派而言,也同样没有一个可以不成为镇压反革命的造反派。
    
    宋永毅指出:"其二是一些中共老干部和社会名流,虽然心知肚明整他们的其实是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党中央',但又无法向最终又带给了他们荣华富贵的'党'发作,心中又对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群众有气,便就自然地紧跟党已经定下的官方口径,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在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头上。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革后官方舆论误导的结果。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共,尤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执政的中共老官僚集团,既不想否定文革实际上最大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又不想承认造成文革的制度性的原因(比如承认他们都曾经发动文革的支持者)──其逻辑结果就必然要积极寻找替罪羊。在中共上层,当然是林彪和'四人帮';在社会下层,就是'造反派'。"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永毅和周伦佐认为:中共老干部和社会名流,虽然心知肚明,但不肯或不敢指向共产党,就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在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头上,和由于邓小平等重新执政的中共老官僚集团,既不想否定文革实际上最大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又不想承认造成文革的制度性的原因(比如承认他们都曾经发动文革的支持者)──其逻辑结果就必然要积极寻找替罪羊。在中共上层,当然是林彪和"四人帮";在社会下层,就是"造反派"。
    
    这两条基本是一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执政的中共老官僚集团,既不想否定文革实际上最大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又不想承认造成文革的制度性的原因。因为,邓小平不彻底否定毛泽东,也就是不想承认这些造成文革的制度性的原因。
    
    但这些对开脱造反派有任何用处吗?我们说中共政权是用抢取得的,是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这些都是事实。但一个在中国的贩毒犯是否可以就因此而无罪呢?一个贪污了上千万的人,可以用"盗国者侯"来证明自己无罪?
    
    毛泽东当然是文革的最大罪人。现今的中共的确是用四人帮来为毛泽东开脱。但四人帮就真的没有罪了吗?四人帮就可以只算作替罪羊吗?如果说毛泽东是残害人民的虎,四人帮只能成为是同样残害人民的豺狼,而造反派就应该算是吃残留尸体的鬣狗。
    
    发动战争的领袖人物当然要负战争的责任。但是,只有他们才应该负责吗?一个被征入伍的士兵,在战场上受命开枪杀人,当然没有什么法律责任。但如果是他依靠手中的枪,烧杀抢掠,他也没有责任吗?你可以用"如果没有战争,他可能一辈子只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农民、工人"来为他辩护脱罪吗?
    
    周伦佐的书我没有看。宋永毅对文革的研究,我多少知道一些。和一些人民文革的倡导者不一样,宋永毅并没有对文革文革中的毛泽东持肯定的态度,连倾向也看不出,虽然我认为,人民文革的路,必然通向对于文革毛泽东的肯定。
    
    宋永毅认为文革中第三种人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不符合法律的处理。我同意。文革中一些罪行被有意的忽略,一些罪犯被特意地包庇,这也是事实。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替造反派脱罪的根据。
    
    我们可以看看澳大利亚,从总理到大部分国民,为一个贩毒分子(还是个亚裔),向印度尼西亚求情和施压,为一个澳大利亚的公民不被判死刑而努力。但是,并不是澳大利亚认为这个人没有犯罪。
    
    宋永毅当然清楚,文革中的罪行,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就能够干出来的,也不是一小撮人就能够干的如此红红火火的。作为单个的个人,可能都会有特别的理由,作出自己认为是客观的解释。有的说得过去。有的难以自圆其说。但作为总体,造反派在文革中的作为是绝对应该否定的。
    
    文革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这个黑暗是毛泽东领头、他的宠臣走狗跟在其后,而大多数的人民,特别是加入了造反派的群众,自觉和不自觉的、出于愚昧和出于邪恶的参与搞出来的。一句话,人民是文革悲剧的共同谱写者。
    
    如果你认为刘少奇文革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这点我同意),那么,为什么你会认为造反派无罪呢?刘少奇的个人后来的遭受迫害,不能为他的责任辩白。同样,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也不能为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辩白。
    
    (2006-10-29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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