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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与法国信念——解读希拉克总统在北大的演讲/武振荣
(博讯2006年10月28日)
    
    武振荣
     2006年10月25日,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希拉克总统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中法伙伴关系:一个为了和平与进步的雄心》的演讲。演讲中他礼貌地迎合了东道主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话题,在演讲的末了部分说出了一番很有意思的、不但可以令中国的大学生们深思而且也应该令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深思的话:“中国希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希望能够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而且做出承诺,要批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公约。我深信在这样的做法当中,有一些法国的信念能够帮助贵国继续思考,因为如果中国很自然地随着人民的发展,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我们共和国的模式有了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的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迈向民主和人权的一个很好的启发。”这个演讲在《独立评论》上被转载后,一个叫“点破迷津”的网友说了如下的话,倒是蛮有意思的:“这是希拉克在教育胡锦涛:不要将“和谐”两字来欺骗中国人,要将“和谐”两字放到全世界的高度来共识。 2006-10-26 (博讯 boxun.com)

    点破迷津的这一句话说得好,其中的“教育”二字下的很中肯,大有“点破”“迷津”的作用;当然在“迷津”“点破”之后,鄙人做一点补充性质的说明,也许不为之多余。
    
    众所周知,主张“和谐社会”的胡锦涛主席是一位非常好学的人,他在坐上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把交椅”时,竟然谦虚地象一个三年纪小学生那样地坐在中南海课桌上,请那些“老师”给他上课(见拙文《关于民族国家的真理占有问题》中所说的“政治局学习制度”)。这样的“好学上进”的领导人在全世界已经找不到几个的了,因此就显得特别的精贵。有意思的是,今天,他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总统级的老师——希拉克,由这样的“老师”来亲自“教育”他,用给北大学生上课的名义给他讲课——这在今天的世界领导人物当中也可以算是一个绝妙的事情,亦符合共产党人“虚心学习”的习惯。但是,由总统先生所提出来的“和谐社会”中却没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等“三民”旧货色,而被塞进了“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的模式”以及“迈向民主和人权”这三样新货色,于是,我们的胡主席能不能了解它,吃透它,就不得而知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说几句,不是没有价值的。

一、“和谐社会”与启蒙理想:
    
    我并不反对胡锦涛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但是我认为把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建立“民主社会”的任务偷换成为“和谐社会”的话,那就是坚持“专政”、“专制”的“老一套”,根本没有新意,是糊弄人的。在现代条件下,“社会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条件,而这个前提和条件由希拉克总统给巧妙地说了出来,那就是“启蒙时期的理想”,依据这个思路,我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起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定义成“蒙昧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启蒙”,而不是用一套类似于传统道德的东西来继续“蒙蔽人民”,这就是问题的要害。如果说,在伟大的1966年,中国人民运用了政治造反的方式来为自己“启蒙”的话,那么现在的任务不是“结束”它,强调“安定团结”、“政治稳定”,而是要象欧洲社会启蒙时期那样(法国一度是它的中心)彻底的“解放”人,使人——理论上的每一个人——对于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人生可以持合法的批评和批判态度,使之从中世纪式传统的蒙昧状态走出来,而不是要缩回到“亲民”“爱民”的中世纪传统中去!
    
    欧洲启蒙精神对人类社会的最伟大贡献莫过要把人从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而这一行为不是没有所指的,也不是无的放失的,而是直接地指向当时欧洲社会的“绝对权力”,因此,启蒙精神和启蒙理想的一个最重要的看点是伟大的启蒙者如何教导欧洲人民反对“绝对权力”。法国启蒙运动的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基佐(马克思曾经对之有过好评),在《欧洲文明史》一书中,曾经非常严肃的指出,他在“欧洲文明史讲座中”“显示的一个最严重、最有教育意义的事实,那就是绝对权力的危险、危害以及也是我们认为它不可克服的缺点,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什么名义,追求什么目的”。好了,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对照地检讨一下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它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加强”“绝对权力”的建设,认为只要给“绝对权力”“采取”一种“共产党的形式”,取一个“社会主义”的“名义”,安一个“共产主义”的“目的”,好象就可以使它由坏变好!殊不知这样一种骗人的小伎俩,早已经被我们中国人民看穿了,到头来,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难怪希拉克总统作为胡的客人在提到中国的“和谐社会”时,特意地点出了“启蒙理想”。

二、“和谐社会”与“法国大革命”
    
    由希拉克总统在演讲中能够娴熟地运用“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样的成语来阐明自己观点一事推断,他是一个“中国通”,正因为如此,他就不可能不了解胡锦涛的“中国式”小心眼。因此,他没有象我那样地直接批评胡的“得意杰作”,说“和谐社会”是用专制主义的方式“和稀泥”,而是非常策略地把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模式”提了出来,突出了“和谐社会”那根本就不被胡主席理解的一面,即它是建立在社会各阶级利益或各集团利益公开冲突、公开竞赛基础之上的“和谐”。在法国,它是大革命的产物,如果说大革命中所建立的民主制度,使传统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阶级斗争变得可以“调和”的话,那么“和谐社会”不是出于一小撮统治者的私意,也不是某一个社会强力阶级、强力集团的一相情愿,就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我们中国人谁不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在世界上是最典型的呢?如果就时间而言,在40年前,我们的刘主席曾经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今天,我们的胡主席就是“小革命遇到老问题了”。
    如果你具有历史的眼光,你就会发现40年前毛泽东在搞文化大革命时,心理装着的“样板”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在中国“搞出了一场动乱”,因此,作为从邓小平手里“接”了班的胡,对于自己青年时所遇到的,在全世界的人的观察中和法国大革命有着“血缘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讳莫如深,这一次总统“老师”的讲课,又提到了“法国大革命”,真是那壶不开提那壶啊!试想一想,如果法国大革命的那种精神和66运动的精神完好地存在于中国社会,胡、温之辈能够稳坐在中南海吗?试想一想,如果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中间“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持续到今天,你能够想象“一党专政”继续存在吗?如果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阵“人民革命”的呼声持续到现在,你能够想象上海由陈良宇统治、北京由陈希同统治的事情吗?
    
    好了,在这一篇短文中,这个问题是只能够提一个线索,不可能展开议论,因此,即使胡锦涛们坚持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浩劫”,那么听一听法国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怎么说的:“一场浩劫怎么能够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地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它扑灭,这就从两个方面促使自己的毁灭”(托克维尔《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现在,胡主席的错误就是要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谐社会”,因此,那一帮子“设计者”在听到法国大革命和66政治大解放运动时,怎能不起鸡皮疙瘩的呢?就这个意思讲,现代社会的“和谐”必须在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并且肯定多元化利益之间存在的公开冲突和斗争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中才可以实现。

三、“和谐社会”中的“民主和人权”:
    
    列宁好象说过,谁害什么病就怕谈什么病。希拉克总统在“教导”胡主席时,虽然尽量照顾东道主的面子,把话说得非常巧妙,但是言多必有差,在向“中国政府”揭示“和谐社会”的实质时,他却没有考虑到胡主席忌讳“民主和人权”的“病”,竟然违犯了列宁的教导,而谈了胡主席所害之“病”。这有可能使胡主席难堪,此前他从总统手里接了170架空中客车定单。
    在北大演讲中,法国总统没有象中国的东海一枭那样直白地说:“民主不兴,和谐难求”,但是,他把“和谐社会”定义为“迈向民主和人权”的社会却是这一课的主要精神。说实在的,“和谐社会”并不一定就是民主社会。在中国古代或者中古的某些时间上,的确出现了社会和谐的现象,以至于象18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德国大学者莱布尼茨等人都把中国看成是人类最和谐的社会。只是在现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堪称“和谐”的社会,却必须是“民主”的。因此,在“民主”之外想运用“复古”的方式去求“和谐”,那一定是缘木求鱼;很可惜,正处于“学习”阶段的胡主席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只要他肯“亲民”、“爱民”,并且在现代传媒手段的制作下,象他这样的身居高位的人能够为一个普通教师的死亡而“泪流满面”,那么流下的“泪水”就可以把社会“调理”得“和谐”,用这种以泪代水的方式“和稀泥”,或可保证社会“一百年不变”(交班人邓小平语)。也许已经看出了胡的错误,因此总统先生才点出了“和谐社会”的核心:“民主和人权”!
    
    这不是一篇论证胡氏“和谐社会”的文章,若是那样做就太浪费精力了,本文只是说当法国总统在向好学的胡锦涛主席以民主的“法国经验”点出了“建构”“和谐社会”的三种要素,而这三种要素又被中国当权派否定的情况下,他的演讲才可能发挥积极影响。这些影响在而后的时间中,也许会促使中国人民社会中那些受到压抑、本身已经在历史上同上述三种要素一起构成了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存在物又一次地被激活;若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因此,本文结尾采用“中国万岁!法国万岁”总统演讲时的结束语就比较恰当。
    2006-10-2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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