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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黑除恶中的“黑打”现象/张耀杰
(博讯200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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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破除中国目前存在的以‘黑’打‘黑’、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唯一的抉择就是建立普世性的宪政民主制度。
     (博讯 boxun.com)

    2006 年8月27日下午二点半钟,中国律师观察中心•嘉言论坛之四《法治的前途在法治——打黑除恶运动中的财产问题》,在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会议室举行。我 应主持人赵国君的邀请前往参加。正式开始之前,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著名刑事律师李肖霖,给我看了山西省阳泉市姜学斌案的四位女性当事人,亲笔写下的申诉材料。面对这些用血泪写成的文字,我不得不再次承认,当下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证据确凿的处女卖淫案,以及屈打成招的“黑社会”案。
    
    一、姜学斌案的背景材料
    2005年7月26日,《太原日报》刊登一则标题新闻《太原警方参与作战,阳泉一黑恶势力被端》,抄录如下:
    
    “本报讯:日前,省公安厅通过调用太原等地警力组成专案组,一举将盘踞阳泉作恶近10 年的以‘姜氏兄弟’姜学斌、姜学坤为首的黑恶势力打掉,抓获20余名涉案人员。7月25日,经省人民检察院批准,省公安厅依法对姜学斌、姜学坤、方品良、 赵忻生等11人执行逮捕。专案组在阳泉市公安局的配合下,通过对阳泉市‘姜氏兄弟’开办的万水千山大酒店等犯罪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查获卖淫 嫖娼、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人员40余名,缴获赌资9万余元。姜氏兄弟开办的万水千山大酒店及其所属十余个企业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封,共查扣、冻结资金人 民币近1000万元,查扣赃车4辆。现基本查清,自1996年以来,姜氏兄弟网罗‘两劳’释放人员、负案在逃人员和社会闲杂人员数十余人,在阳泉市大肆进 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以及长期开设赌场、容留妇女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公安机关还发现和掌握了这股黑恶势力大量的违法 犯罪线索。省公安厅专案组已向社会公布了24小时举报电话,希望广大知情群众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踊跃检举揭发该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事实及其他在逃犯罪 人员。举报电话为:0351—7942465。作者:赵继钊。”
    
    对照上述文字,我从李肖霖律师的长篇辩护词中,梳理出了姜学斌案的大致背景:2005 年6月14日,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在《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编号2005001)中记载:“2005年5月13日,遵照公安部祝春林督察长在中纪委三 室转来的群众举报信上批示,部派员对阳泉以姜学斌、姜学坤为首的犯罪团伙涉嫌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枪支、组织、介绍妇女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暗访,经访查,反映情况基本属实,2005年6月12日,公安部将暗访情况以及部领导对暗访情况的有关批示转来我厅,要求我厅组织力量对姜氏兄弟经营的娱乐场所予以 查处,同时组织精干力量对姜氏兄弟违法犯罪活动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在当天下达的《立案决定书》中,还另有记载:“决定对姜学斌、姜学坤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立案侦查。”
    
    2005年6月18日,省公安厅发出《拘留证》,对姜氏兄弟执行拘捕,在写给家属的通知书上,却出现了另一种罪名:“涉嫌敲诈勒索。”事实上,早在填写《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的前一天,山西省公安厅的“6•13” 专案组已经成立,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所执行的,就是专案组布置的侦查任务。6月17日深夜,专案组调遣大批警察和武警,对姜氏兄弟经营的万水千山大酒店 实施搜查,半夜一点钟把全部客人赶出酒店另找住处,却没有查到任何违法证据。然而,就是在没有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姜氏兄弟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的罪名加以 拘捕。
    
    针对这种情况,李肖霖在辩护词中写道:“我们遍查了所有的案卷资料,发现只有省公安厅于2005 年5月11日向蒋瑞根取得的一个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当中谈到了1996年2月24日姜学斌等人持枪和刀闯入他的润滑油商店,对他进行殴打的涉嫌犯罪的行 为,可以说是一份对涉嫌犯罪的行为的一种指控。但该证言取自立案之前,因为没有立案则不能提起侦查行为,该证据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取得莫名其妙。……这一 拘留行为因此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的七条标准。姜氏兄弟始终合法地在经营自己的生意,有充足的时间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取证。”
    
     二、屈打成招的处女卖淫
    
    2006 年6月25日深夜,由省城太原派出的大批警察和武警带着各种专业车辆和摄像机,对阳泉市最为豪华的三星级万水千山大酒店实施第二次搜查,并且进行现场摄 像。这些人详细检查了足底按摩房间,将4名17岁到21岁的浙江籍按摩技师,逐个脱光衣服进行彻底检查,并且对她们的尿液进行化验。
    在一份标题为《事实经过》的申诉材料中,有这样的话语:“我叫卓丽娜,2004 年3月份来到阳泉市万水千山大酒店从事足疗保健按摩。2005年6月25日凌晨,我们在酒店4楼办公室休息,有一批并没有向我们出示证件的警察,把我们带 出了办公室,分别对我们进行了审讯。……在审讯过程中老问我有没有和客人发生性关系,我说没有。他又说,肯定有,你就老实说吧!我就说,我还是处女,怎么和客人做?他说不可能,不相信。”
    
    在林春霞写的《控诉》中,另有这样一些话:“2005 年6月25日,我和张正兰、蔡丽娟、卓丽娜在休息室里睡觉,有人敲门进来四五个人,让我们全部出去,其中三个人有把我和蔡丽娟叫到休息室,因为他们把东西 翻乱了,我把东西方整齐,其中有一个胖胖的肚子大大的打了我7、8个耳光,当时我的脸火辣辣的,眼前一片黑,痛得眼泪流了下来,气愤地说不出什么,我就问 那人:这就是人民警察吗?人民警察就是这样对人民的吗?那人又拍拍几巴掌甩过来,隔了一扇门都听得见,当时我都不敢相信,都惊呆了,在现在的民主社会,维 护中国人民权益的、受人民爱戴的警察会有土匪般的行为,要不是他们说自己是警察,我还以为是哪的流氓来了,还有一个扛摄像的在胖胖的那人打我时,立即就把 摄像机放下,不拍我被打耳光的镜头,我当时就(问)那扛摄像机的:你为什么不拍了,你拍呀,这时同样的声音又响起了,啪、啪的打在我的嘴上,打得我嘴发麻 发肿。之后,那人出去叫人拿了个手铐进来,不给我说话的权利,就把那本该铐在罪犯的手铐铐到了一个弱女子手上。之后来了两个女的,把我带到别的房间,一个 是扎马尾,包着斜包的女孩,一个是有暴牙的,要我脱光衣服,在地上一会才让我穿上,这使我有种被任人鱼肉的感觉,……那些只 有出现在流氓身上的行为,没想到会出现在正义无私,公正廉明的警察身上,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和对社会有了疑惑。”
    
    在落款时间为2005年7月15日的《申请复议》中,林春霞还写道:“在阳泉看守所只拘留了十天。并未到十五天。就把我们转到太原市收容教育所收教一年,罪名是卖淫。因为至今我还是处女之身,这可以通过医院检查证明。因此本人对以上判决不服,要求上诉。”
    
    由于林春霞等人委托律师提起行政复议,阳泉市公安局于2005 年8月29日签发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认为:确认卖淫,并非当场查获,无男方违法行为人口供及其它旁证加以证实,仅有其与其他三位按摩服务员的口 供,按摩形式中带有手淫服务也只是在四人口供中得到体现,按摩记录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从事过手淫服务,不能形成有力的证据锁链。经本机关研究决定,……撤销 城区公安分局(城)……收容教育决定。”
    
    第二天,4名女孩子恢复自由。在此之前的7月25日,姜学斌“黑社会”案,却已经被屈打成招。除了《太原日报》、香港《文汇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文字新闻之外,中央电视台还播出了“莫须有”的电视画面。借用李肖霖写在辩护词里的原话:“本案在刚进行立案侦查的时候,公安厅就将案件的内情向宣传机关‘泄漏’,中央电视台进行采访,然后 播出。在播出的内容当中,将姜氏兄弟明确说明是黑社会集团的首犯,将其犯罪的内容描绘成为涉嫌重大贩毒,重大伤害。电视的镜头当中,两次出现大量毒品的镜 头,还有带血的刀子和大片的血迹,以及很多被查涉嫌卖淫女的镜头。相信这些道具都应该是公安方面提供给电视台的。……但我们现在知道本案当中根本就没有涉 毒,也没有持刀伤人和直接抓获卖淫的案例发生。这一行为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公安局没有权利可以自行认定本案属于黑社会案件,并对外进行宣传。否则今 天就没有必要开庭了。这是为了宣扬公安的政绩而违法。这一不实事求是和诬陷式的宣传,严重地损害了被告人的名誉。”
    
    三、“打”出来的“黑社会”
    
    2006年8月8日上午,被媒体称为“阳泉第一涉黑案”的姜学斌案,由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大同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当天上午9时许,姜学斌、姜学坤、方品良等25名“涉黑人员”被法警带上法庭,公诉人在《起诉书》“同检刑诉(2006) 41号”中,一共列举了31项“经依法审查查明”的犯罪事实和违法事实。其中第一项是:“2003年11月20日晚,刘建军在被告人姜学坤、赵忻生、陈建 喜合伙经营的阳泉市鑫发歌城内,因琐事与某领班发生争执,被告人姜学斌、姜学坤便与被告人赵忻生、陈建喜、张爱兵在阳泉市丰邦商贸有限公司万水千山大酒店 筹备处商议对刘进行报复。22日19时许,被告人赵忻生纠集梁军存,被告人陈建喜纠集被告人郝杰、韩征,郝又纠集‘三虎’、‘老胖’等人,按照事先商议, 将刘骗至阳泉市黄鹤楼大酒店,用所携带的镐把、砍刀对刘乱打、乱砍,致刘左侧腓骨远端粉碎性骨折、轻度错位、左内踝斜行骨折、轻度分离、体表多处软组织损 伤,经鉴定构成轻伤。”
    
    李肖霖通过阅卷还原出的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刘建军是屡屡犯案的一个人,2003年6月26日刚刚被判刑两年、缓刑两年。2003年11月20日晚上,处于缓刑考察期的刘建军,在鑫发歌城殴打了一个领班,然后劫走另外一个领班。鑫发歌城的投资人赵忻生、陈建喜,带了几个人在黄鹤楼酒店和刘建军谈判赔偿问题,没有谈拢,于是伤害了刘建军。到了2004 年上半年,赵忻生、陈建喜、刘建军和方品良四个人一起吃饭,说和私了的这件事。该案当年并没有报案,是在抓捕姜氏兄弟之后,侦察机关于2005年6月21 日主动找到刘建军要他报的案。该案件与忙于建造万水千山大酒楼的姜学斌完全无关,他也没有任何动机,是硬拉到姜学斌身上去的。从法律意义上说,该案件在双 方已经调解解决以后,司法机关不应当再予追究。如果要追究的话,首先应该追究的也是刘建军在缓刑期间的涉嫌犯罪行为。
    
    李肖霖的辩护词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本案的刑讯逼供是否存在和证明的问题”。 其中写道:“关于第一项指控,……姜学斌给我讲了一个情节:当时一再打我也没有承认我参与过这件事情,后来审问的人对我威胁,说我的母亲和姐姐被抓捕了, 还有弟弟媳妇也被抓捕了,总之,家里的人都被抓捕了。说因为你一个人让家里的多少人受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服了,和他们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 么,但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把我家里的人给放了,哪怕判我死罪。他们听后,站起来就走了,第二天提审我的时候和我讲:事已经给我办了,也就是说家里的人都被 放了。我才按照他们要我承认的事情都签字了。实际上,该案件办理之初,前面的所有的人的证言和供述,都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和在该案件当中的作用,这事和我完 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所有的口供,开始都没有我,后来都有我了。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其他人的证言,他讲公安人员给他看过。他说,刘建军我连认识都不认识,从 没有来往,听说他殴打的歌厅领班头上打得缝了五六针,半夜还把另一个女孩绑了走。这些都不被追究,还非逼着我承认打他了!”
    
    李肖霖接着介绍说:“关于其他的一些被迫承认的口供形成过程,他和我讲,他们拿着写好的供述,但剩了一些没有填写的填空问你,‘你参与策划了没有?’你要说 没有,就打你,然后再问你参与了没有,说没有接着打,直到你说参与了,他们在供述上填写上了:‘参与了策划。’然后再问你,‘你动手打了没有’。你说没有 就又打你,直到你受不了了说,‘你说我打了就打了’,于是又填上‘参与打了’。他对我讲:就和小孩子做填空作业一样,审案方式就是不承认就打你。有几次打 得我昏过去,醒来后不想活了,看守所的所长找人看着我,一再做我的工作。”
    
    针对这些情况,李肖霖辩护说:“被告人的这种说法是我拿不到证据来证实的,也清楚地知道这种主张不可能用来推翻他个人签字的供述笔录。但我从关于刘建军被打 的一组证言和供述当中,清楚地看到了开始所有的证言和供述确实均没有提到姜学斌的名字,刘建军自己也没有提到,但后来,都有了姜学斌的名字,而且是他详细地策划和指挥的这一伤害案件。……考虑到侦查机关公然对其他被告人讲:你应该知道,这次主要是整姜氏兄弟,你说了你就没有事了,……有这样公然故意的要将姜氏兄弟入罪的强烈动机。本案的这些指控的真假,已经永远搞不清楚了。”
    
    作为比对和印证,李肖霖重点陈述了4 名女孩子的“卖淫案”,进而指出执法人员的野蛮行径:“6.13专案组是省级的国家行政执法机关,该种侵犯竟然是以组织的名义的行为。……该行为当中体现 的违法性和全无任何道德观念的程度使我感到震惊!相信也会使全体了解到事件真相的人感到震惊。……进而我认识到,该行为的严重性不仅仅在殴打和冤枉了几个 女孩,而在于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陷害本案的被告人姜学斌兄弟。该行为绝非过失,一定是故意。为了使该案件有更多的罪名,看起来更像黑社会。”
    
    据李肖霖在嘉言论坛上介绍,与他一起出庭为姜学斌辩护的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针对这样一个屈打成招的涉黑案件,也当庭质问道:“你们看看下面这25位被告人,他们谁能够干出比公安人员更加过分的事情吗?!”
    
    三、比“打黑”更加恐怖的“黑打”
    
    在嘉言论坛的主题演讲中,李肖霖着重谈到涉黑案件中的利益驱动。在姜学斌案的侦查过程中,当地公安人员强行查封了当事人几乎全部的企业财产和私人财产,18 家企业的所有汽车被全部没收,却没有一分钱的财产向检察院移送,即使到法院开庭时也见不到一分钱。所有的财产在公安机关消失了。由他经手代理的河南宋留根黑社会案和辽宁李庆泉黑社会案,大致情况都是如此。由此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哪些是黑社会组织的财产?如何进行定义?该财产的性质由谁来确定?在那个阶 段可对财产进行处置?由谁来处置?如何保证处置财产的透明度和让公众知晓?……如何保证公安机关在打黑行动当中严格执行现有的法规?如何把打黑行动当中的 经济动力取消?对严重违法的人如何处理?”
    
    政 法大学的张树义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但是没有太多的信息。这些年我一直在做政府的理性问题的研究。一立案就剥夺一切的财产,是毫 无理性的表现。政府是暴力垄断组织,本来是用来制止暴力的,而不是制造暴力的。财产权已经写入宪法,这是很不容易的。市场是财产交易的场所,要搞市场经济 就不得不保障财产。西方的权力和财产是绝对分开的,中国恰恰是财产与权力的捆绑,然后根据权力大小进行计划分配。这是几十年形成的,在中国必须大力宣传财 产权的神圣。黑社会也有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组织财产和家庭财产,这是必须细分的。在中国强调的是稳定压倒一切,在西方保障的是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就没有 人拿财产投资了。在中国真正要实现财产权神圣,路还很远。”
    
    赵国君的发言是:“无财产就无人格,财产是公民人权的真正保障。洛克说,我们最最关注的是对财产的掠夺。”青 年政治学院的周泽教授发言说:“打黑除恶这样的运动,一般是相当级别的机构或专案组来办理的。这种专案组,它办案的机构是谁?到这个市这个县去找相当机 构,他们会说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事不是我们决定的,这是专案组的问题。很多被指为黑社会犯罪的嫌疑人,确实是无辜的。利益驱动可能会给办案人员一 些动力。背后还有权力的争夺。我代理的辽宁的案子,就是要用这个事作为切入点来打击对方争夺权力。当事人一旦被指为黑社会,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谁站 出来替当事人说话,就有可能被指为保护伞。只要是黑社会,家属找不到一个救济的渠道。对于财产权的掠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所接触的案子和李肖霖一样, 把大酒店完全停业,甚至把家属的银行卡、工资卡都要没收掠夺,逼迫家属说出密码,然后把钱提走。我正在处理的一个案件,当事人的企业有贷款,贷款没有还, 专案组就指使银行去要钱,还不起就认定为诈骗。公安人员开走了当事人的汽车,还要问人家的家里人,这个车你面熟吗?”
    
    政法大学刑法教授王平博士认为:“犯罪有职务犯罪和非职务犯罪。非职务犯罪最严重的就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犯罪。中国叫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当时有人认为中国还没有黑社会。‘911’ 以后美国做了调整,恐怖分子不再是一般的罪犯,他们是敌人。对付他们时候,人权保障规则应该降低要求。美国这种调整是有争议的。德国还有一个学者认为应该单独制订《敌人刑法》。前一段开研讨会,也有人说中国应该制订《敌人刑法》。我今天专门查了一下,2000年最高法院关于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解释中,有依法 追缴没收财产的规定。假如不是黑社会,查封就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的。在向法制进军的过程中,人权保障是万岁。人权保障在西方国家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意 识形态。我们也一定要这样保障人权。官方打黑除恶的态度很坚决很彻底,我们是高度赞成的。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要保持平衡,保障人权要加强法制观念,不能滥 用职权。律师确实是站在第一线的,任重而道远。”
    
    韩秀桃教授发言说:“公安权力太大,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前些年曾经要推行侦押分离,公安部门说侦押分离不利于稳定社会。前一段要求的审讯录像的事情,也有 人说太超前了,不符合现在的民主法制。这样就造成了执行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监督,没有人敢去监督。还有一个司法经费问题。公安机构是2000年开始保障经费的。从今年开始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也开始保障。但是保障的只是行政经费。李肖霖说查抄那么多财产到哪里去了,领导人也都知道,这是潜规则,谁也不想去动它。除非有权力更大的人要去改变它。”
    
    美国律师协会亚洲法律项目驻华代表莫慧兰发言说:“我对中国律师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力非常关注。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本人是律师,是宪法律师而不是刑法律 师。刚才有几个律师谈到了美国的情况。在美国更多不是针对恐怖主义而是贩毒分子。在美国跟贩毒有关的所有财产都是要没收的。在美国,反对恐怖主义是放在法 律框架之外的。美国律师协会从‘911’后一直致力于对反恐进行评定。6月份的时候,最高法院裁判反对把恐怖分子排斥在法制之外,我们依然要保护这些恐怖分子的一些权力。我们感到很幸运,我们有很独立的法院。律师对法院的依赖可能是过多了。”
    
    在会后的闲谈中,李肖霖介绍说,他今年已经53 岁,当过军人,当过教师,也当过公安人员。他在法庭上一直是理直气壮的,因为自己拥有道德上的制高点。由此我又联想到他的另外一段辩护词:“看到那四个故 意制造的冤案,我也惊呆了,我不敢相信这是山西省公安厅的警员所为!我也是干过公安局的,我从没有受到过这样办案的训练。它与我多年受到的教育和道德完全 相违背!……我不敢想象这些警员怎么能够道德沦丧到这样的地步!比如,在该四个女孩的诬陷案件被撤销以后,我没有听说过有任何警员受到处分,更严重的是 6•13专案组竟然仍然使用这些违法的证据来起诉被告人利用万水千山大酒店有卖淫行为;万水千山大酒店至今仍没有解封。这说明是拒不纠正错误。”
    
    张树义教授进一步表示说:“澳门回归之前我在那里工作过三年,澳门的黑社会争夺的是赌场的利益,即使发生火拼事件,也是从来不扰民的。黑社会也是要讲究规矩的。现在的公安执法,却可以无法无天。”
    
    我自己在2004年曾与著名维权人士刘正有,共同调查过发生在河北省邢台市的一个所谓“黑社会”案。以刘现军为首的一些社会散闲人员,只是参与了几次抢劫伤人事件,并没有严密的组织行为,更没有聚敛巨额的财产。南和县公安局局长王英、刑警队队长赵建业等人,仅仅出于个人私怨和利益驱动,就不择手段地制造了牵连数十人的涉黑大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作为首犯的公安人员子弟刘现军并没有被处以死刑。没 有能力给公安局长王英、邢台市中级法院法官侯春平等人行贿送礼的弱势被告人张安民、和海鹏、程占房三个人,反而在家属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被秘密执行了死 刑。家属最后看的只是骨灰盒,人体器官怎么卖掉、卖出了什么样的价钱,他们一无所知。而河北省高院对于该案的“刑事裁定书”,直到张安民、和海鹏、程占房 被执行死刑之后,也没有送到家属手中。迄今为止,该案还有十多名被无辜株连的当事人在监狱中服刑,给我提供证据材料的当事人家属,也一直被监视居住。
    
    我根据相关调查写作的《从一例死刑冤案看执法黑幕》,正式发表于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秋季卷,文章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在不允许言论自由和多党竞争的言禁加党禁的专政体制下,‘打黑’易行,‘黑打’难止。要想破除中国目前存在的以‘黑’打‘黑’、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唯一的抉择就是从开放言禁和党禁入手,建立普世性的宪政民主制度。”
    
    两年过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黑打”,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反而离“程序正义优先”的“以法治国”越来越远。比起打击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尽快 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以制度性的力量依法监管掌握公共权力的党政官员和执法人员,特别是掌握最高权力的最高官员,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之所在。
     2006-9-1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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