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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朔式调侃到胡戈式恶搞——兼论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刘晓波
(博讯200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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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网络“恶搞”颇为流行,它以戏仿、变造、拼贴等手法来表达“无厘头精神”,主要是针对的是传统、权威、名流、时尚和公共事件,如影视大腕、文化名人、流行时尚和红色经典。比如,搜索下列专题,数字相当惊人:“恶搞陈凯歌”,30多万条;“恶搞超级女声”,90万条;“恶搞好男儿”,将近20万条;“恶搞红色经典”11万条; “恶搞世界杯”,270多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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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的恶搞中,那些具有创意和颠覆性的“恶搞”, 被评论界誉为“冷幽默”,往往能引起网民的热情追捧。比如,草民胡戈用网络短片恶搞名导大片《无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掀起一场网络风暴。小人物胡戈和大导演陈凯歌的PK,甚至演变为对簿公堂,一时间变成最火爆的文化热点,胡戈也在一夜之间变成名人。
    
    于是,恶搞之风在网上迅速蔓延,李安的《断背山》获奖后被恶搞出200个版本,黄健翔的“激情三分钟”在第二天的恶搞版本已达三十多个。每个人气旺盛的网站都有“恶搞帮”, 已经有人分出了五大恶搞帮派——“愚人帮”、“馒头帮”、“大话帮”、“粉丝帮”和“闪客帮”。他们迅速建立起专门“恶搞”的网站,成立网上的“恶搞”组合;他们“恶搞MTV”“ 恶搞大片”、“ 恶搞名人”、“恶搞偶像”、“ 恶搞经典”、“恶搞照片”和“恶搞戏剧”等等。百度一下“恶搞”二字,截至2006年9月12日,条目高达一千一百四十万条。怪不得有网名宣称:“无恶搞不为欢”和“无恶搞不为网站”。
    
    正如有评论指出:“恶搞近些年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大肆风行,尤其近一年在国内的市场上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它几乎涵括了生活的所有方面:视觉、听觉、感观等等。从平面延伸到立体。最初海报恶搞,到后来FLASH恶搞,到去年火爆的《馒头》视频,再到今年《闪闪红星》的改编。它的大体框架是无厘头似的幽默,是一种冷幽默,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嘲笑讽刺。这其中无不体现了广大网民丰富的想像力与创造力。这不能不说,一个真正属于全国的娱乐时代已经到来!”(http://ent.tom.com/1129/1507/2006424-186099.html)
    
     一 王朔式调侃为网络恶搞开路
    
    民间恶搞的火爆,当然受惠于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受惠于网络为平民化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遂使知识精英垄断公共发言的时代一去不返。由于网络发言的便捷、无界和开放,网上的调侃式表达,可谓放言无忌、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然而,以改革以来的民间审美趣味的变迁而言,“恶搞”并非网络时代的独特产物,其精神先驱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的“准嬉皮”文学,可以视为恶搞精神的最早表达,它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产生广泛的影响;崔健的“新长征摇滚曲”已经具有恶搞红色经典的某些特征(如,崔健用摇滚乐演绎红色歌曲《南泥湾》,当时引起王震等老左派的极度不满),那是一代反叛青年的心声。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王朔式”调侃异军突起、风靡文坛,在话语方式上颠覆了中共意识形态及其官方权威,可视为恶搞精神的成熟表达。
    
    由于王朔的出现,使文革后一代青年的文化反叛由激愤的怀疑和呐喊走向玩笑的嘲讽和亵渎。这代人,曾经背诵过北岛诗歌中的“我不相信!”也纵情高唱过崔健的“一无所有”;而在九十年代,自由的激情被挑在刺刀尖上,喋血;青春的正义感被碾碎在坦克履带下,呻吟;大恐怖的压抑使惊愕和愤怒无处宣泄,接下来是普遍的失望和无力感。在公共话语领域,由于中共致力于反西化反和平演变,人文领域的严肃话题陷于失语状态,人们只能借助于大众娱乐来宣泄压抑。于是,玩世不恭的自嘲和他嘲就成为恰当的情绪宣泄形式,那是“千万别把我当人”或“咱也是个俗人”的自我调侃,是“一点正经没有”或“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玩世鬼混;换言之,面对六四大屠杀所带来的大恐怖压力,先是王朔式调侃、继而是王小波式幽默,主导着民间的话语方式,为窒息的社会撕开了还能一笑的缝隙。
    
    王朔是讲故事的高手,特别善于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边缘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他笔下的平民小人物常以“痞子”自居,在自我调侃中游戏人生,嘲弄一本正经的权威和精英,撕下正人君子的面具;王朔又是“码字”高手,具有敏感的语言嗅觉,他从没落的京油子腔调和红色北京的革命大话中,提炼出一种独特的口语化表达,也就是用老北京的黑色口语来讲述已经变味的红北京市井,用痞子化口语作弄自封先锋派的文人墨客。在他那智慧、坦率、辛辣的幽默中,官权的假大空轰然坍塌,精英的伪现代立刻现出“小”来。一句话,王朔所独创的“新京腔”是对官腔和精英腔的有力颠覆。
    
    在九十年代,王朔的影响迅速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对影视、文学、艺术和人文批评的影响尤为显著。
    
    在影视领域,《编辑部故事》首开调侃式电视剧之先河,接着是家庭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和古装的戏说类电视剧的火爆,再接着是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和冯小刚的喜剧贺岁片,直到2006年的小制作却高票房的电影《疯狂的石头》。在艺术领域,王朔式调侃与西方波普艺术的综合影响,造就了九十年代以亵渎红色经典为特征中国式“波普”(如,画家王广义的文革系列,刘小东的“玩笑”系列,张晓钢的毛时代“大家庭”系列,以及众多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其中,最能代表六四后恶搞精神的先锋画家是方力均。他“以丑为美”、“以傻为智”、“以亵渎为高尚”,创作出“呆痴化秃头”系列,可以解读为大屠杀后的中国表情,那是震惊后的一脸傻笑,也是强刺激后的满目呆滞,更是无力反抗时的自我践踏和自我亵渎。
    
    进入二十一世纪,恶搞的前奏是文学上的“色搞”。也就是说,在“恶搞”变成一种网络时尚之前,玩的就是心跳”的痞子变成了“玩酷”的新一代青年,善于“酷搞”的美女作家应运而生,卫慧、绵绵等青年女作家写出了都市新一代的肉体享乐、精神颓废和名牌消费,她们被夹杂着洋文的卖弄文风变成都市白领时尚。紧接着是爆炸性的网络“色搞”,木子美的性日记和九丹的卖淫纪实小说争风吃醋,芙蓉姐姐的S造型横空出世,使“色搞”的“肉体竞赛”变成了最醒目的时尚符号。
    
    色搞是“包二奶”时代的必然产物,在让世人惊诧的同时,给上网找乐的人们带来很好消化的笑料。痴迷于色搞的女人,有种自我认知障碍造成的二百五式勇敢,自以为生就一副让所有瞟一眼的男人都流鼻血的身材。她们敢于以丑为美、敢于以放荡为纯真、敢于以下流为高雅,敢于以自我亵渎而浑然不知的方式来叫卖下半身。在我看来,“色搞”不过是另类的“恶搞”, 最大的卖点是将过去那种隐秘性“男盗女娼”公开化,是对传统情色禁区和男性主导的突破,把君子式和淑女式的性观念逼入长叹当哭的死地——如果今日中国还有君子和淑女的话。
    
    “色搞”不光是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的下半身叫卖,也是“红色经典热”的一大卖点。凡是重拍的红色经典(如,《沙家浜》、《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大都要加入武打、情色等时尚元素,尤以情色因素为主。男英雄要充满阳刚的男性魅力,女英雄更要还原为充满“女人味”;男女英雄不光要爱得轰轰烈烈,还要在三角恋中挣扎。
    
    最近,引起官方愤怒的恶搞红色经典是有网民准备恶搞雷锋。曾几何时,雷锋是由毛泽东一手捧起来的最著名的英雄人物,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人民的好榜样。《雷锋日记》象《毛主席语录》一样走红。然而,今日的网民却要用虚构的雷锋私生活来拍摄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于是,雷锋的生前战友愤怒了,联名上告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当然极为重视,马上找到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来自军方总政治部的兴师问罪,两大意识形态衙门更不敢怠慢,马上下令封杀《雷锋的初恋女友》。
    
    另一引发海内外关注的网络恶搞是2002年的“刘荻案”。她是北师大心理系女生,给自己起的网名让人过目难忘——“不锈钢老鼠”。她在2002年11月7日被当局逮捕,理由是涉嫌在网上发表反动言论和秘密组党。在国内外的救援下,一年后的2003年11月28日,当局以“取保候审”将她释放。
    
    刘荻在网上很活跃,曾在多个民间BBS上当斑竹;她所在的“西祠胡同”论坛可以视为“政治恶搞”的先驱。一些喜欢拿党国政治开涮的网友组织了一个《人民日报读报小组》,发了很多有质量的“政治恶搞”的帖子。“读报小组”最具创意的恶搞杰作是“永远跟党走”的网络游戏策划。只不过,他们的恶搞政治性太强,容易招致牢狱之灾,刘荻入狱一年就是证明。
    
    在这些网友中,刘荻以“幽默”著称,经常模仿“我党”的一些党内斗争,搞点儿政治无厘头(那是还没有发明“恶搞”这个专用词),供网友们一笑。特别是她讽刺时政的文章煞是好看,使她成为颇具网络号召力的写手。比如,《西祠柿油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一文,是拿中共一大的文告开涮。为了营救遭遇文字狱的《天网》创始人黄琦,她写了《柿油派网虫集体向党和政府投诚》。此文明明是发泄对中共封网的不满,却以号召全国在网上发表过“反动”言论的柿油派网虫前往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她最著名的政治无厘头网文是《让我们走上街去,宣传共产主义!》,号召网友们上街宣传《共产党宣言》。她写道:“拿到大街上找人签名;也可以像那些满街散发小广告的人那样——如果实在没人要的话,就塞在人家的自行车车筐里,或者贴在电线杆子上。”她出狱后对民间结社的看法,仍然保持着幽默的色彩:“现在是开PARTY可以,组党不行。”
    
    在此意义上,现在的网络“恶搞”,不过是把王朔式调侃精神移植到网络创作上,只是由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便捷性、无界性和平民性,为大众阶层打破了知识精英对“恶搞”话语权的垄断提供了平台,使之迅速普及到从高到低的各种文化阶层,甚至连句子都写不完整的人也可以发表网络宣言。
    
     二 后极权独裁社会的“笑话政治”
    
    对于王朔式调侃和胡戈式恶搞,某些知识分子,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恶搞对官权意识形态的颠覆作用,忧的是恶搞将加剧道德犬儒主义。他们认为,仅仅是亵渎神圣和颠覆权威的表达,只有破坏性而没有建设性。如果一任其泛滥,那么,官方权威及其伪崇高信誉扫地的代价将是一片道德废墟。
    
    是的,在后极权中国,恶搞表征着当代中国人的灵魂饥渴或精神贫困。它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毒品,既与官方媒体中的小品化娱乐配合得天衣无缝,又具有官方小品所不具有的超强麻醉功能,人们陶醉于阵阵政治笑话的嬉笑之中,象消费商品一样消费着苦难、黑暗和不满。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恶搞的调笑中,没心没肺的嘲笑埋葬了正义感和同情心。
    
    然而,改变无灵魂的道德状态,决不能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只能靠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只有百家争鸣的自由辩论,才能让是非善恶凸现在人们面前;只有观念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道德上的优胜劣汰;只有多元化价值的求同存异和相互尊重,才能激发出一个社会的精神创造力。毋宁说,中国的现实一再提醒我们,六四后的道德虚无或精神废墟的状态,首先是一种制度性顽疾,正是独裁权力压制言论自由、灌输官方谎言、强行推销统治者的道德偏见,才是造成今日无灵魂状态的最大祸魁。
    
    那种认为恶搞式颠覆只有破坏性而没有建设性的说法,也颇有些似是而非。在我看来,笑话政治已经成为后极权独裁社会中的民间反抗的普遍形式之一,巨变前的苏东如此(仅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苏东政治笑话就有上百则),六四后的中国亦如此。六四后中国大众文化中的搞笑政治(也可以称为“软政治”),自有其严肃的御用面孔所不具有的创造力。或者说,官权倡导的严肃文化制造大都沦为白痴式的搞笑,越严肃就搞笑;而民间幽默是草根智慧的产品,搞笑的创作中常常有灵光闪现。
    
    著名思想家兼文学评论家巴赫金曾专门研究过古今的“文化狂欢节”。他通过对大众狂欢节的经典分析,挖掘出笑话文化的社会意义。巴赫金指出:大众狂欢既有虚假粉饰、没心没肺、平庸低俗的一面,也有真情宣泄、灵性创造、再生更新的一面。特别是在独裁社会中,官方的日常统治在很大程度依靠民众的恐惧心理,所以,官方要有意识地制造严肃气氛来威慑大众,从而让第一世界的统治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而大众的“狂欢节表达”使平日里受尽呵斥的草根民众突然变得“无所畏惧”,遵循着一种自发的逆向的或反向的逻辑,也就是贵贱颠倒的或上下换位的逻辑,使用着戏仿、戏弄、贬低、亵渎、打诨等各种形式的滑稽改编,它们所表达的民间感情,并不是简单的废黜或否定,而是戏谑中的加冕和否定中的再生。(参见《狂欢化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王建刚著;学林,出版社2001版)
    
    我认为,从社会搞笑政治的社会意义的角度讲,恶搞式颠覆的正面作用远远超过其负面作用。巨变前的东经验,也许可以提供参考。
    
    自赫鲁晓夫发动非斯大林化运动以来,“解冻”后的苏联共产帝国便进入了哈维尔所言的后极权独裁时代。此时的民间反对运动,既是少数先觉者的公开而勇敢的挑战,也是沉默大多数的擦边球式的消极反抗。比如,在后极权捷克,在苏联坦克下站起了以哈维尔为代表的“七•七宪章”派,他们公开倡导“说真话运动”,成为民间反独裁的道义象征,获得了巨大的世界性声誉;而以昆德拉为代表的用脚投票派,用玩笑化颠覆表达出沉默大多数的消极反抗心理。所以,昆德拉的第一部代表作《玩笑》的出版,在1967年的捷克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声音,在被官方封杀前的短短一年时间内,《玩笑》一直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再版三次,销售高达几十万册。
    
    有人说,冷战铁幕是被民间的笑话政治撕裂的。这论断,虽然免不了夸大笑话政治作用之嫌,但对于瓦解后极权独裁来说,真话和玩笑的确具有互补作用,两者是“反政治的政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真话政治是少数良知人士不畏强暴的公开挑战,玩笑运动是沉默大多数的私下挖墙角。没有真话政治,便没有民间反抗及其道义勇气的公开表达;没有笑话政治,真话政治也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社会土壤。如果说,哈维尔式反抗,既是把后极权独裁的非人性暴露于世人面前,也是把坚守人性尊严提升到不畏强暴的高度,对捷克的民间觉醒和唤起国际压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私下流行于民间的政治笑话,既表征着沉默大多数的良知未泯,也凸现出后极权独裁的制度根基在民意中的腐烂,而根基腐烂的制度或迟或早,注定要发生雪崩式坍塌。
    
    首先,在一个后极权独裁社会,即便与真话的直接挑战相比,笑话的间接颠覆的确不尽人意,但它的作用也不仅仅是消极反抗,而是具有另类的积极作用。虽然,在外观上,笑话政治呈现出玩世不恭、无伤大雅的特征,但只要笑话政治能够在民间大流行,它就具有弥漫性腐蚀作用,而对独裁根基的无孔不入的腐蚀,就是对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的确认。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根基已经在民意中腐烂之时,笑话政治便为“天鹅绒革命”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其次,笑话政治,标志着独裁制度合法性的难以为继,可以极大地缓解民间的紧张心理和仇恨情绪;笑话政治,也标志着独裁制度的终将覆灭,使民众对独裁的崩溃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和思想准备,可以大大减少突变冲击所带来的手足无措。 也就是说,得不到宣泄的社会不满具有极其危险的爆炸性,而当压抑和不满以玩笑方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显然可以缓解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秩序崩溃。
    
    所以,无论后极权独裁的全面崩溃来得多么突然,习惯于笑话政治的民间就不会因猝不及防而陷于茫然,也很少会借机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政治报复。换言之,笑话政治的腐蚀性颠覆,对于抑制社会失序的发生,对于防止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出现,都会起到以柔克刚的缓冲作用,从而大大降低整个社会为旧制度崩溃所必须支付的综合成本。
    
    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公开也好,私下也罢,人民的坏笑都是独裁者的梦魇!
    
    
    2006年9月18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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