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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 牟传珩:新文明理论讨论通信
(博讯200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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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信首发1998年《大参考》。为纪念林老仙逝,再读林老心声)
    林老来信: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必不可少的
    传珩君:
    傅升带回你的《赢:赢新格局》一书,我一口气浏览了一遍,其他文章,西安的中青年朋友看完后才送给我看。
    从你的一本书已经可以看出你的思想体系,的确是新文明思维,是人类社会政治观念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我虽然年已七十,但仍然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看了你的书,我激动不已。我相信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格局必然会符合你的设想。
    不过,我有一个点补充意见。人类认识和社会发展的任何一次根本性或革命性的变革,必然要有一个过渡阶段。人类社会由对抗到妥协的转变,恐怕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基本点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已经超过阶级的、民族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他的新思维对于基本结束全球性的冷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却忽略了集团的、民族的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惯性,忽略了国内和国际,狭隘民族主义的顽固性和维持一个松散联合的强大国家的必要性,以至遭到国内人民的抛弃。现在,意识形态分歧的余波依然存在,而民族利己主义、霸权主义,不是余波,而是相当顽固,因而,在局部范围,冷战并非结束,对抗并非终止。特别是在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前南斯拉夫、中国、朝鲜半岛,对抗还很严重。仅就中国大陆来说,人民对统治者历来是宽容、妥协的。连崇祯皇帝那样的暴君,人民还长期表示惋惜,对雍正、乾隆那样有作为的暴君,人民还加以歌颂。“六.四”以来,我们这些民主主义者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呼唤宽容、和解、对话,统治者那有一点宽容的意思。就是某些进一步退两步的微小的进步,也是被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像挤牙膏似地一点一滴挤出来的。
    由此看来,从对抗到妥协的时代革命性转变,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人民及其代言者,必须不倦地阐述和宣传宽容、妥协、和解的理论和主张,同时也不能放松必要的反抗。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不可少的。没有反抗就不可能由对抗的时代过渡到宽容、妥协、和解的时代。
    浙江问题,我和许良英两个浙江老头已对一些年轻人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指组党)。浙江的年轻朋友正在聚会研究我们的意见,商量善后问题,就遭到疯狂镇压,半天之内拘押十一人之多,一个未参加活动的弱智工人也被开除公职。令人痛心。
    你书中致世界公民的公开信很好。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五十周年,我们原来想搞一个致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名信,可否请你以你的公开信为基础,突出人权问题。作一些修改补充,我们就无需另行起草了。
    
     问好!
    
     林牧98/07/15
    
    复信: 为“共同妥协”而斗争
    林老先生:
     拜读惠书,感谢您对拙著的抬爱。
     您所提及的历史过渡阶段和人民反抗的思想很重要。
     民主是对专制而言的政治概念;民主制度是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基本平衡的产物;而“共同妥协”和“大家都赢”的圆和新文明,却是我们坚持走民主道路要追求的更高价值理念。妥协不能是单方面的,所以我称之为“共同妥协”。民主的概念是相对的,而“共赢”是彻底的民主和平等意义上的思想。社会在从相互对抗走向共同妥协的过程中,要经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制约、分化、组合阶段。我在《大陆民运方略》一文中谈到:“一个共同妥协的社会,既不是坐等而来的,也不是执政者恩赐的,而必须要经过积极、理性、稳健的政治斗争来争取。”历史上,所有当权者都不可能主动对人民宽容与妥协。而是在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过程中被动地做出让步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重演“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历史。新文明价值观所言的全新社会变革,是“共同妥协”与“大家都赢”;为了正义而不是复仇的社会运动。
    今日世界,在圆工具全球化基础上的经济一体,政治合作,文化多元,已注定了“共同妥协”的社会新纪元必将到来。两极对抗社会的结束,已经为此拉开了序幕。而冷战后的社会矛盾、认识冲突、行为错乱,甚至局部动荡所酿及的旧怨新恨,恰恰正是新旧文明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和负面反应。戈氏的“新思维”之所以能对结束对抗社会产生推动作用,正在于它反应了这种时代要求;而他的失败,并不在于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而在于他没有把那种思想转化为时代文明和现实能量,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思路、方法与规则。
    目前中国的政治专制力量,是对抗社会存续下来的最后政治势力,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受制于对抗社会的传统框范,而且仍不肯向新生的民主力量妥协。这一事实也反证了中国的新生力量还很幼嫩,还没有构成足以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强度。因而我们的一些朋友便开始急躁起来,导致行为上的盲动。我常把在大陆从事民运比作过“地雷阵”,每一举步投足都要三思而后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雄赳赳”前赴后继地倒下(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这样做),而是要带领大家以最少的代价走出“雷区”,保护和发展中国的民主力量壮大到足以影响全社会,能够迫使专权者接受“共同妥协”的价值理念。那种仅仅看到社会矛盾日甚,而武断“你死我活”式的革命不可避免的认识,末脱对抗社会的窠臼,其思想意识谈不上革命性的转变。这实际上也忽视了理论的指导意义和政治力量的主导与制约作用。
    台湾的国民党也走过了从革命党到专制党的过程,最终却在民主力量的不断状大条件下,和平接受了共同妥协的现实。虽然国民党较之共产党积极了许多,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共产党人在对抗社会走向没落之时,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而被迫接受新文明变革的可能。何况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开明与保守的斗争,甚至不乏革新力量。共产党的政治态势,同样受制于内部的力量对比。在中国,只要存在和平变革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放弃。民运的中坚力量应以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尽可能采取节约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果我们急功近利,为浮躁情绪操纵,做社会运动的尾巴,政治精英的作用在哪里?理论的指导意义又在哪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好我们的指导意识。民主运动的出发点究竟是与共产党对抗?还是反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全新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是前者,我们就会降格为对抗社会敌我两阵同等的政治立场。如果共产党至今固守旧文明意识形态,坚持与民主派对抗,那么代表新文明的政治力量,则应站在更高的出发点上坚持反对抗。只有这样理解“人民反抗”的思想,才能化腐朽为神奇,拓开中国民主运动“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政治前途。
    中国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破坏性的对抗是不可取的。共产党目前的不妥协,正在于她仍然是对抗社会的政治势力,如果她不能适用时代的发展而自我更新,将被历史所淘汰;而民主人士是合作社会的政治代表,所以主张和解、合作与“共同妥协”、大家都赢。如果我们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也在穿旧鞋,走老路,同样是毫无出路的。因此,我们应旗帜鲜明地确立以下政治原则:
    为共同妥协而斗争,而不是为对抗而斗争。
    最后,您与许良英老先生可谓前辈,理当在把握全局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以上意见,敬请教正。
    
    
    顺颂
    
     大安!
    
     后学 牟传珩
     1998 /7/25
    
     林老来信: 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共同妥协”
    
    传珩君:
     7月25日来信收到。看来,我们的讨论还需要进行下去。因为我对现在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弄清楚。还需要在讨论中,在对方的启发下来解决自己认识上的矛盾和含混不清的地方。
     我这个人,既执着又不太固执。在维护大的政治信念和维护个人独立、尊严这一方面是执着的——“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在具体观点上是不固执的,是易变的。这可能同我的出身有关系。我的政治观点,不是在学院里形成的,而是在政治操作中形成的,是在极权体制下站在开明的领导人一边同顽固的独裁者作斗争中形成的。因而,不受学派的拘束,更多的考虑到代表民意民心和政治实践中的可行性。我不是空头理论家而是实践者。好评如潮的《方觉纲领》,在我看来大多是难以操作的纸上谈兵。
     我所设想的从对抗时代到妥协时代的过渡阶段。它的主要任务是初步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初步建立还是基本建成,我现在还看不清楚)。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一点,就是:有了民主制度才能进入妥协时代;没有民主制度,统治者和人民之间,都不可能实现共同妥协和双赢双胜。为什么会这样?主要由于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前,政府、统治者掌握和运用着强权,而人民、被统治者却处于无权受压的地位。我没有见过或听过掌握和运用强权的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实质上的妥协。当然,正如你所说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分化,当力量对比不利于统治集团时,他们也不得同人民妥协。是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可惜,你没有经历过中共的党内斗争。在中共党内宽容与残暴、人性与党性、关心人民疾苦与不顾人民死活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比之与压制党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加残酷、更加可怕。我个人就因为1965年参加了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的以“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为期百日的超前改革,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造。尽管这样,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我奉命多次去西单看你们的“民主墙”,还要遵守党组织纪律,不敢同你们那些人接触,更不可能同你们合作。
    还有两点特殊情况:一是中国同前苏联不同。在前苏联,知识分子对专制体制的反抗超过中国;赫鲁晓夫的初步改革,缓解了极端专制的体制;资深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多寿命不长;因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民主派领导人可能脱颖而出。在中国,上有八老,下有邓力群等原教旨主义势力,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夹在中间像小媳妇一样横遭折磨,难以大展鸿图。
    二是,中共的第三代领导人和第二代不同。胡、赵、万等第二代领导是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而且亲身遭受过旧体制的残酷打斗。第三代领导人大多是不懂现代政治的技术官僚(70%是工科出身),而且除朱熔基以外,在旧体制下一帆风顺,末受过打击。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旧体制下受益而末受害的 既得利益者。乔石在他们中间是比较宽容的、开放的。但是,乔石也是在被迫下台以后才于今年5月在广东省两次党内会议上发出了“官逼民反”的呼声。
    总之,我认为在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过渡阶段,专制政府统治集团作为整体不可能同人民“共同妥协”。但是,政府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派或开明人士可以同人民“共同妥协”以至共同为改变专制体制推进民主化而互相合作。
    目前,工人要工作、要工资,要生存的斗争;农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日趋频繁、日趋激烈。连乔石都看出了农民和工人中可能发生动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理性、公开、非暴力”原则的民主主义者,是同工农运动拉开距离呢还是加以疏导呢?如果持前一种态度,平民百姓会谴责我们是“假民主”或“贵族民主”;如果持后一种态度,政府又会谴责我们煽动工农运动,危害“国家”安全(当然是指他们特权者的国家)。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我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
    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反对来自政府或来自民间的一切暴力行动、恐怖活动。
    我们的讨论希望能听到许良英先生的意见。
     祝
    暑安!
     林牧1998/8/5
    
    
     “共同妥协”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本条件
    林老先生:
     近来因赶写“纪念民主墙20周年”回忆文章,复信迟了,见谅。
    先生历经磨难,年逾古稀,仍坚持信念,执着无悔,真可谓“ 丹可磨不可夺赤”。先生作为从中共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民主代派表,不仅善于理性思考与探索,且更注重民主政治的实践性与可行性,尤为难能可贵。有些朋友以为我是经院派学者,其实不然。我是在自己身为布衣,坚持20年民主、人权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反思,特别是在把握社会发展趋势,注重研究当代国际风云变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系统理论与观点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理论体系可以一劳永逸,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正的理论,总是在充满矛盾、挫折和驳难的颠簸过程中成熟起来的。而且理论的生命力正在于对时代不断提出的挑战做出回应,和在与不同观点的讨论中丰富发展自己的。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先生主张“在对方启发下解决自己认识上的矛盾和含混不清的地方”是颇有见地的。这也是使自由的思想与理论充满活力,永葆开放、发展状态的前提。
    先生的此次来信,涉及了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我们多有共识,也有分歧。但这些分歧并非是几次通信所能解决的。好在我们来日方长,容后徐磋。在此,我仅就几个主要问题,随便谈谈自己的看法,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首先,先生提及“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共同妥协”的观点。这便涉及如何理解现代化的民主制度与共同妥协的实质与相互关系问题。大家都在谈民主制度,但有些人并未领悟其精髓。其实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理解,人类在如何产生权力、行使权力和约束权力、 保障公民权益的道路上,付出了血的代价,民主制度就是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民主制度实质上就是体现国家集合意志,确保“主权在民”价值理念落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规则、制度与秩序的统一。由此可见,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要形成“主权在民”的国家集合意志,而不是一党一派的意志。那么怎样来形成国家的集合意志,这就涉及到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条件问题。在主要借助各种政治组织力量推动历史进步的当代社会,国家集合意志形成的前提,就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各主要竞争力量对比关系的相对平衡。正是由于这种对比力量相对平衡,大家才能真正坐到谈判桌上,用协商的方式,达到共同妥协,形成集合意志。而社会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悬殊时,一方旨在吃掉另一方,是不可能产生共同认可的规则与制度和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的。
    在此,我们还应把历史阶段意义上的“共同妥协”时代,与政治意义上的“共同妥协”现实区别开来。所谓“共同妥协”时代,是指对抗社会结束后,社会指导意识发生从对抗谋利到妥协谋利的战略转变,和社会关系从紧张走向和解的发展阶段,是民主制度走向全面成熟的自然结果。而政治上的“共同妥协”,是社会相互冲突的政治力量 ,由于不可能消灭对方时而相互承认与共处。通常表现为通过谈判与协商的方式,解决纷歧,和平竞争。这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本条件。人类几千年的对抗性历史,都是暴力选择变革的历史,是以政治力量强弱对比决定胜负的历史。当一种暴力的强度超过了统治暴力,便取代了它的合法性,冲突力量之间只有胜负抉择,没有“共同妥协”可言。现代中国不就是国民党意在吃掉中共(称共匪),共产党意在吃掉国民党(称蒋邦),何谈共同认可的民主规则、制度与秩序。假如今天的国民党能与共产党“共同妥协”,治理国家,开放言禁、党禁,大陆民主运动阵营便可成为第三种制衡的基本政治力量,有利于形成集合意志,导致民主制度的建立。目前,大陆民主运动已历时20多年,它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已初见端倪,将为中国的多元化政治格局敲定基架(当然还会有其他力量参与其中)。由此不难理解,民主制度来源于国家的集合意志,而国家意志的形成,又是以政治上的“共同妥协”为条件的,民主制度正是社会力量共同妥协政治层面上的现实。
    我注意到时下流行一种革命与改良两种观点的分野,特别在海外尤甚。但有的文章把宽乏意义上的革命一词与狭义上的革命一词混淆,或者说将哲学上的革命与政治上的革命混淆。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革命与改良的两派都将思考的对象限定在对抗社会的现实条件之上,用简单、直线、对立思维来刻意加大这种分歧,而不是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用新视野、新观念来思考、判断,所以给出的结论往往简单化了。
    在对抗社会已步入穷途的当代社会,以浪费、污染、工业废渣和劳资冲突为特证的烟囱、围墙工业社会,已难抵以电脑、卫星为标志的全球圆工具同步转动所带来的信息革命、知识创新和经济连动过程中对意识形态冲突、阶级分野对立和集中、等一、强制条件下工业秩序的冲击。今天的工厂可以是开放的,流动的;办公室可以家庭化;企业的社会化和股份化(真正意义上的),也将大大缓解劳资冲突。这是我多年前撰著《赢:赢新格局》一书所持的观点,今天越来越看的清楚。中国目前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工人不满,农民积怨,正是共产党人拒绝政治变革,顺应历史发展的社会反应。一个全新的社会,一定要体现利益均得,“大家都赢”,通过保护和发展更多的有产者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通过主导劳资双方妥协与合作,借助发展企业来发展双方利益。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政治对抗。
    其二,先生持“统治集团作为整体是不会向人民做实质性妥协”的观点,并以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和至今不向人民妥协为据。我想再把问题展开谈谈。我一向认为历史的进步是合力的结果,我们应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关于共产党统治集团能不能最终接受“共同妥协”,应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折,给出的结论才不至于流于简单化和绝对化。在上次通信中,我已提及不仅在东欧存在统治集团接受“共同妥协”、和平变革的例证,台湾也曾独裁的国民党,也在民主压力面前走向妥协。还有南非的白人统治,也在黑人的积极政治斗争中接受了妥协的现实。即使在对抗时代,也产生过英国的“妥协宪法”,日本的明治维新。由此可见,说明一切专制集团都不可能发生变化,接受“共同妥协”的结论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当今对抗社会的政治基础已发生变化,民主大潮已势不可挡,少数人说了算的局面已不可能长期维持,不再是统治集团能不能最终接受“共同妥协”的问题,而是什么时间,在什么条件下接受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最需要认真研究的中心问题。
    我始终坚持政治上的“共同妥协”局面,一定要用积极、稳健的政治斗争来争取。当代中国的统治集团在人民的不断斗争中,实际上已在民主与人权方面处于节节退却的守势(尽管还有反复)。我分折共产党人能不能最终接受“共同妥协”、和平变革的现实,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其一,国际民主化大潮发展有多快,能在多大程度对中共造成外部压力;其二,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有多快,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三,共产党内的改革与保守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据我所见,共产党集团内部的力量变化可以导致以下四种政治前景:其一,党内改革派力量日趋发展壮大,能够主导政治决策和组织路线,走向政治“共同妥协”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其二,保守派借经济改革失控之机,主导政局,政治高压,矛盾激化,导致人民起义,最终被“共同妥协”的大潮所淘汰;其三,党内由于路线斗争激化,导致政治分裂,改革派与民主力量良性互动,保守派必孤掌难鸣,最终不得不接受“共同妥协”的现实;其四,党内派系斗争势钧力敌,相互牵制,以稳定为前提,基本保持政治现状。目前中国正处于这种政治上的停滞状态。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由于历史总是要发展的,中共党内无论如何变化,最终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共同妥协”的政治前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了半个世纪,谁也无法消灭谁,最终还是要走向谈判桌,接受“共同妥协”的现实。中国民主运动当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举起反对抗的旗帜,超越两阵对垒,“你死我活”的历史,成为主导共同妥协,全面和解,大家都赢的代表性力量,为实现一个政治上“容大异”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当今国际民主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国内民主力量一天一天状大、成熟,旧的统治功能不断萎缩、势力分化,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民主派。从形式上看,公开站出来的国内民主派不过百来人,还很脆弱,但每个人的身后都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可谓牵百连千。而共产党貌似世界人数最多的政党,其实大多离心离德,相当多的党员在思想上已站到民主派一边,只是由于政治摊牌时机并未成熟。此外还应注意,作为传统马列主义政党的中共,正在向后共产主义时代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能党脱变,其精神支柱彻底瘫塌,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处于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因此,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共同妥协”这个鲜明的目标而斗争,采取积极、稳健的斗争策略,力戒急躁冒进,善于保护和壮大自己,催化对方,就一定会为“共同妥协”创造好力量平衡的现实条件。
    权力的更替与制度的变革是有联系的,但不能等同。前者只要力量对比一胜一败便可解决;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则需要力量的制衡与妥协才能完成。我们追求的是真正民主制度的变革而不是简单的权力更替,所以必须以“民主无类、大家都赢”为理念。我想当代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勿需以从整体上消灭政治反对派为代价。另外我在《赢:赢新格局》一书中列有专节强调,不能与强盗“共同妥协”。特别是对那些负有血债的历史罪人,应依法惩处,这不属于政治上的“共同妥协”问题。
    其三,如何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从总体上讲,群众运动是社会矛盾的产物,但并非一切群众运动都能反映变革的要求。如俄罗斯与东欧都发生过怀旧性的群众运动或狭隘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在我国也存在敌视市场经济,主张平均主义的群众倾向,甚至可能发生像当年共产党人煽动的那种哄抢、打劫式的群众运动。因此,我们对群众运动所持的态度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想我们应义无反顾地成为伸张社会正义,争取合法权利,推动时代变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群众运动的促进派。我们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既不能看统治者的脸色,又不能盲目随和群众消积情绪,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要依据自己的理性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给出判断,采取行动。此外,我一向不赞同那种用“鸡毛能不能飞上天”的观念看待街头群众运动的作用,而忽视社会结构成熟与否。中国历来是群众运动频繁的国家,但至今都没有走向现代化的民主道路。可见如果没有“共同妥协”的社会条件和能够转化为制度的文明理念,再多的群众运动,都不过是黑熊拌玉米,难以使自己争取到的权利固化下来。
    最后,以“共同妥协、全面和解、民主无类、大家都赢”为核心,始终保持发展与开放状态的新文明理论体系(也即托傅升带去的《新文明圆和宣言》《摧毁人脑监狱——二合出三新思维》《四权五化》等文章为基干),不仅是在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反映变革要求,体现人类共同利益与愿望基础上形成的,而且是在吸取我国“天人合一”、“宽容”“兼爱”、“普遍和谐”丰富精神资源,结合西方“民主”“人权”“法治”思想,以及当代知识创新过程的科学、文化新成果三为一体,综合发展起来的。它将最终成为对抗社会走向崩溃过程中,调处政治纷争,弥合阶级裂痕,实现社会民主,凝聚时代精神的整合理论。其前瞻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来。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那种旨在根除矛盾,消灭差别的“大同世界”未免虚无飘渺,而一个包容差异,融纳冲突的“共同妥协”社会,却完全可以通过人类的积极政治斗争来争取实现。对此我充满信心。
    以上意见,信笔写来,聊以作答,不妥之处,敬请赐教。我同样希望在理论的争鸣与驳难中发展自己!
     顺颂
    康泰!
    
     后学 牟传珩
     1998年8月21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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