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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读徐景贤《十年一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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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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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读了几本关于文革的书,其中一本是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该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全书共433页。 (博讯 boxun.com)

    
     徐景贤算得上文革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原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去了北京,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徐景贤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判处十八年徒刑。1992年保外就医,从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这部回忆录。
    
    
    徐景贤造反内幕
    
     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又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却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是不是徐景贤的路线斗争觉悟特别高、革命造反精神特别强呢?不是。徐景贤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带头造反,是因为他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内部消息。
    
     文革一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即被选入中央文革小组而调到北京,徐景贤则是上海市委的文革小组成员,原本是保上海市委的。在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上海市委派出朱永嘉到北京打听政治风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托朱永嘉带话给徐景贤,说上海市委执行了错误路线,要徐景贤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几天后,姚文元又特地给徐景贤打电话,明确地暗示他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于是徐景贤就在大会上揭发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也许有人会问,按说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丕显、曹荻秋都是徐景贤的顶头上司,论职位陈丕显、曹荻秋还比张春桥、姚文元高一些,徐景贤凭什么敢遵循张春桥、姚文元的暗示去反对陈丕显、曹荻秋呢?那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话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央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早在一年前,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叫姚文元悄悄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而姚文元就是躲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办公室写他的文章的。当时徐景贤们就知道这是一条通天的线,从姚文元连到张春桥,再连到江青,连到毛本人。因此徐景贤有恃无恐。由此可见,徐景贤的造反才真正是奉旨造反,因此根本算不上造反。
    
    
    徐景贤笔下的王洪文和张春桥
    
     徐景贤和四人帮中的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关系都很密切。看看那他笔下的这三个人是什么样子倒是很有意思的。在徐景贤笔下,王洪文实在是个草包。他当初当上上海工总司的司令就不是靠本事而是靠小权术.本来在工总司的初期,冲锋陷阵带头干作决策的都是潘国平,不是王洪文。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时,王洪文耍了一个花招。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王洪文讲自己出身雇农,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现在是工人,是党员又是保卫科干事,再加上是老造反。而潘国平刚二十出头,祇是个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就让王洪文比下去了。按照徐景贤的描写,王洪文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一朝飞黄腾达,祇想着吃喝玩乐。毛泽东怕他不争气,特地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结果王洪文比刘盆子还不如。就在毛泽东病危,中央决定让华国锋和王洪文轮流守候,王洪文居然还有闲心在中南海打猎,真是不堪造就。在古代,也有出身低下的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被皇帝提拔到显赫的高位,这种人不论是忠是奸,一般总还会表现出勤勉和好学的样子;像王洪文这么差劲的真还不多。
    
     看来徐景贤对张春桥、姚文元都颇有好感。在他的笔下,姚文元很朴素,平易近人,但不像是有什么大本事,遇事总说"和春桥商量 "。张春桥比较厉害,比较精明,但有时也很迟钝.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当过叛徒,虽然由于张春桥的缘故而在文革中免遭于难,但总是给张春桥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丝阴影,所以尽管夫妻感情很好,到后来张春桥还是决定和文静离婚,并托徐景贤帮他找合适的对象。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在毛泽东去世,办完丧事以后,华国锋们磨刀霍霍,四人帮大祸临头,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竟浑然不晓,就在10月1日——这离四人帮被抓祇有五天了,张春桥还给徐景贤写信,叫徐把物色的对象的材料" 送来一阅"呢。我疑心作者写下这段故事也有替张春桥鸣冤叫屈的意思:你看,人家张春桥哪里是阴谋篡党夺权呀!?
    
     不过,我们要是把张春桥看成不谙权术的书生,那就错了。徐景贤讲到一件事足以为证.1966年年底,上海工人赤卫队(保守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了,大队人马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刷出"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比造反派提出的"炮轰"、"火烧"还激进.在北京的张春桥知道情况后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文静,转告徐景贤不要让保守组织夺走胜利果实。徐景贤赶快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把原先的口号升级,从"炮轰"、"火烧"改成"打倒 "。工总司干脆调集大批人马冲进市委大院,大打出手,把赤卫队打得落花流水,举手投降,首开全国群众大规模武斗之先例。武斗刚结束,张春桥就从北京打电话询问,斩钉截铁地对徐景贤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真是十足的流氓。
    
     按照书里的描写,徐景贤对周恩来相当尊重,彼此的关系很好。这就怪了,因为我们知道,至迟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和周恩来的矛盾就很深,所谓批林批孔其实是批周。看来,对于四人帮和周的关系,作者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另外,据说徐景贤和原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斗得很厉害,最后郭自杀身亡。对此事作者却只字未提。再有,作者对70年庐山会议着墨甚多,但是对林彪一派和四人帮以致和毛的矛盾的来龙去脉讲得很少。很难让读者获得一完整印象。
    
    
    缺少反思 令人失望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者语焉不详,让人看不明白。比如说四人帮被抓后,徐景贤们在上海开会部署准备武装反抗,可是中央来了一个通知就老老实实去了北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徐景贤们难道不知道去北京是自投罗网吗?为什么连叫都没叫一声就举手投降了呢?可见原先就没什么底气,原先就心虚得很。张春桥在1976年5月16日给徐景贤的那封托徐找对象的私信里写道:"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张春桥都不时地想到被"杀头",可见多么心虚。张春桥把这话写在信里,说明他和徐景贤私下交谈时一定不止一次谈过这些问题和感觉.那么徐景贤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呢?在最应该写出自己思想活动的地方,作者却没有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不能不是本书最大的缺憾。作者把自己文革十年的经历比作一场梦,那么在执笔写作此书时当然是梦醒了,以作者的才气、知识和阅历,读者有理由满怀期待,想看看作者有多少反思与醒悟。可是在这一点上,作者令读者大失所望。
    
     有读者批评徐景贤回避重大问题,例如林昭的问题.林昭是在文革期间的上海被当局下令枪决的,那时徐景贤正是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他这本书对此却只字未提。不过在我看来,徐景贤没写到林昭的事倒未必是有意回避,很可能是本来就没放在心上。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对于当时的徐景贤们而言,枪毙像林昭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是文革中许多大人物的传记、回忆录或采访录的一个共同盲点.同样地,文革之所以被很多人误解为仅仅是精英的浩劫,以为在文革中底层民众并没遭什么罪,那也是因为在这类文字中,底层民众的遭遇很少被提到,而不被提到的缘故就是因为在作者心目中,底层民众(特别是所谓黑五类)的那些遭遇太司空见惯,也太习以为常了。◆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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