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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与改良为什么不是我们的选择?/武振荣
(博讯2006年9月30日)
    武振荣
    
     1、 革命与改良是90年前中国人的选择 (博讯 boxun.com)

    
    革命与改良曾经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重大选择,但是选择的时间不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不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而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头10年。80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的册子,里面就记载了当时中国的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文的情形。因此,我们如果是在那年代中的人,你说中国面临着革命与改良的选择,并且参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那的确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会反对你的。但是时间至少过去了90多年之后,把这一本陈年老帐翻了出,认为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着革命与改良的选择,就很不妥当。如果在搞民主的事情上,我们固守着民主问题“一百年一贯制”,那么我们自己就是落伍了的人,何谈去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2、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已经选择了革命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天算起,中国社会已经“选择”了革命,这一点构成了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解读这种“历史事实”,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人民事实上做出了多次的“革命”的“选择”,在选择过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又经历了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可以说从1949年这一年截止,中国已经走过了“民主革命”的路程,开始了“民主运动”的新历史。2004年7月23日,我写作了《是革命时代还是后革命时代?》的文章,其中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果从时间顺序去观察我们中国人要求民主和争取自由的历史,那么有以下的两个阶段可以加以区分:这便是民主革命的阶段和民主运动的阶段。前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时代;后一个阶段,我们叫它后革命时代。如果说这两个阶段表现了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一种进步的话,那么进步的实质就在于我们中国的民主发展已经从“武装的革命”(也就是暴力革命)走到了非武装的人民运动时代——正是这样的一种根本性质的转变,全世界有识之士和我们中国人才有幸看到了中华民族在文明上前进的脚步。”(此文章发表与《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
    
    3、 今天民主运动是传统革命的“继续”
    
    就上述的历史来看,20世纪中叶发生的民主运动就不如我们当中某些人想象的那么“自由”,它可以无视前面的民主革命的历史,而进行随心所欲的选择,完全不是这样的,它本身就是革命时代的一种“遗产”,是武装革命解决不了的“革命遗留问题”,因此从本质上说,它之于我们这一代人不是“选择性的”,而是“继承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今天所进行着的民主运动,完全是辛亥革命之类的民主革命的“继承”,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这一点是用不着论证的。因此说我们今天还面临着革命与改良的选择,那就等于把我们自己置之于历史之外了,难怪今天许多民运人士产生了“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感觉,原因也可能在这里。
    
    中国的社会在90多前已经被革命的犁头耕耘了,因此这一块土地已经是“革命的”而非“改良的”了,在这之后,你再说中国要搞“改良”,就是言不及义了。但是革命是有问题的,革命也没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所以革命需要“继续”,而不是要人绕过它重新来一个“改良”。如果我们研究革命的历史,那么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辛亥革命所作的“革命没有成功”的判断和毛泽东在1966年后对共产党革命作出的“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判断,都具有“警示”的价值,因此,今天我们在回过头分析上述革命都没有“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在革命中人民没有确立起自己的权利,把自己的权利出让给了革命政党和革命后的政府。所以,现在我们只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还原自己的权利,讨回自己的权利,使之可以按照革命原则对抗政府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得着民主。因此回避这一点,以为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民主运动应当象当年国民党革命、共产党革命一样地要建立革命的社会、革命的政权、革命的体制或者革命的法律的主张是痴人说梦。
    
    4、 关于革命的定义:
    
    如果我们说到革命的话,那么对革命的最经典的论述要属恩格斯了,他在《论住宅》一书中给革命所下的定义到今天也还是没有人超出:他说“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子、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既然革命是这样的东西,你检查一下我们中国的今天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革命的范围。在文明进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已经不需要运用“枪杆子、刺刀、大炮”这种东西去“强迫”那个“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了,人民在获得了政治运动的这更文明的方式之后,就用不着去抓“枪杆子”了,而是去抓“笔杆子”,运用人民运动的力量去“强迫”专制分子下台,把专制政府改变成民主政府,并且在改变的过程中使人民自治组织行使权力——这些都是“革命后”的事情啊。60年代中叶,中国人民已经这样作了,不过没有作成功,但是,90年代以降,苏联人民和东欧人民以及亚洲的蒙古人民都这样作了,并且成功了!因此在上述民主变革中,根本就没有重新出现传统的武装革命,都是人民直接运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以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推翻了专制体制。与此相应的是,这样的民主化运动成功之后,并不需要对原来的社会进行“革命式”的改造,被“改造”的仅仅是围绕政府权力而转动的东西,社会制度和社会的其它的设施,包括经济体制、法律体制或者文化体制等等都不是非要经过传统的“革命式变迁”。
    
    革命是一种有“出产”的东西,因此革命后的社会和革命前的社会相比是存在巨大差别的。譬如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要产生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对清朝的朝廷式国家的否定),要产生“五权宪法”,要产生“民生主义”——这些都是“新生事情”,传统的社会是没有的;又譬如共产党革命要产生社会主义的社会、要产生公有制的经济体制,这也是革命前的社会中不曾拥有的事物,试问那些今天主张革命的人:“民主化之后的中国会产生出什么样的‘革命性’变化呢?”
    
    5、 民主运动就既是我们的“继承”,又是选择:
    
    因此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已经“选择”了民主运动,因此,我们不需要选择革命,也没有理由高唱改良的调子。1966年、1976年、1989年的民主运动已经发生于前,并且留下了它的历史和传统,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用一跟线把它贯穿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系统,而不是在它之外,要去搞传统的革命和搞日本式的改良。革命是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党,而这样的政党在今天的时代中,我们是建立不了的,同时还要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这一点我们也根本做不到,再还要使绝大部分中国人革命化,这一点我们更做不到,有了上述“三个做不到”,我们空喊革命的口号,只会贻笑于大方之家。因此我们想要运用传统的方式,象共产党、国民党那样地建立起革命党,而这样的党在革命爆发前,在各个省或者各个地区都有支部,并且各个地区的革命都归它领导,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是百分之百的空想。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回来。因此我们现在能够组织起来的民主政党充其量只是一个党的“架子”,这个“架子”要能够变成名副其实的政党那是需要政治风波和政治运动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后革命时代的特点,因此完全成型的民主政党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事情或者民主化后的事情,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我们要正视它,研究它,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站得脚。至于说到改良,那是需要一种权力的,在没有民主化的社会中人民不可能掌握改良社会的权力。因此,我猜想所有提倡改良的人的本意可能是要反对“政治上的大折腾”。
    
    革命的原则被现在人说成是“血酬原则”,就说革命要付出“血的代价”,而“血的代价”付出的结果,又必然要引起革命之后的“报复”,但是民主的运动就不是这样的了,民主运动虽然也需要传统的牺牲(如1989年),但是这种“牺牲”却走出了“血酬原则”的范围而转化为“法律的原则”。因此即使民主化成功之后的社会需要有“清算”,它也是“法律的”,而不再是“血的报复”。革命必然要煽动仇恨,而民主运动就没有这个必要;革命往往要制定出革命本身达不到的目标,而民主运动却是目标可以达到的政治运动。这也是我不主张革命的又一个原因。马克思把革命解读为“历史的必然”,雨果说“革命是神的意志”,但是现代民主运动却一直被当成是革命之后的人民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之正当、正常运用,所以,搞民主运动的人在阐明民主的理论的时候,不必去扣神学的门,也不必然要踏上人类历史必然性的形而上学之路,他只要立于一种普通人也能够听懂的法律的立场上就可以领导运动了——这就是革命家和运动家的区别;这样的区别之存在,是不允许运动家象革命家一样地去爬“神”的坛子,装神弄鬼。
    
    革命的最高目标是要全体人民革命化,而民主运动就不存在这样的目标了。民主运动虽然要求在一个历史的时刻中“全体人民”都应该投入运动,但是,这种“要求”对具体个人没有强迫的意思和约束的可能,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民主的运动,那些不参与运动的人在民主运动成功之后所享有的权利,不比参与运动的人少一分,所得也不比参与运动者多一分,这和革命的“奖赏性的革命后报酬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完全不同的。因此说现在的民主运动是一场革命,这话的意思是说民主化以后的社会变革是“很深刻”的,因此是一种比喻,而不是对事实的科学描述。
    
    6、传统革命与现代民主运动的联系
    
    摈弃了传统的革命方式的行为并不就意味着我们现代民运人士就和革命就完全地脱离了关系,我们如果在搞现代民主运动的时候,提倡发扬民主革命的精神,那么一个表面上中断了的事物的内部的联系就有可能被我们提起,事实上这样作的结果是一个历史的头绪就被我们理清楚了。现在许多提倡中国应该搞第二次革命的人都是没有吃透革命的历史,都把“有问题革命”放到“没问题”的框架中去解释,因此失败了的革命的价值就在他们的看法中完全地成为“负面价值”,这的看法的错误就导致了他们对革命的“二次”想法,殊不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那里都有“二次革命”的理论。因此如果说这是民运人士思想、精神和理论上贫乏的一种反映的话,那是对的,因为我们缺乏民主的想象力,“身子”在现代民主运动中,“头脑”却留在传统的革命运动中。
    
    革命产生专制和独裁,这是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国民党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共同现象,因此,反对新的专制独裁就变成“革命之后”的人民任务了。而要完成它,也只可能诉诸于人民的运动——而不会有另外的革命途径。“当民主的革命——不管它是“暴力的”或者“武装的”——只要承诺了人民的主权或者宣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那么当这一原则在没有“兑现”时,后革命的时代必然就要要兴起。如果说在前革命时代,革命的武力或者暴力没有消除实现民主所面临的那些阻碍的话,那么革命以后的时代的不民主性,就必然地要被正常的民主运动所解决”——过去我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依然这样说。
    
    7、民主运动:既有革命性,又有改良性:
    
    说民主运动具有革命性,是指民主运动要“直接现实”革命所提出的“主权在民”的原则;说民主运动具有改良性,是说它不需要“打烂社会的一切坛坛罐罐”,不要在“破坏”社会的基础结构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如1911年和1949年那样),因此,民主运动是可以同时地具备“革命”与“改良”的两种性质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民运人士就不存在革命与改良的选择。就革命讲,我们可以批评“革命后”的各种问题,但是不可以否定革命的历史和革命的精神;就改良而言,我们可以承认社会某些原有的价值,并且把它组织在一个能够使价值发挥更大影响的新价值结构中。所以我们只要抓住了民主运动这个本,我们就作对了。民主运动好比一条船,它有着“革命”的桨和“改良”的桨,两个桨的交番使用推动它前进。
    
    今天的民主运动不是在“白纸”上绣花,那一张民主的“纸”上已经画满了东西,我们能够作画的空间是有限的,我们的行为也不可能是“任意”的,因此,“保守”已经有了的价值和“创造”新的价值的事情决定了我们不应该做“单面人”。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所做的是把政府翻一个过,而不是同时地要把社会闹翻。虽然在大的方面我们可以说中国目前是一个“共产党的社会”,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在20世纪50年代起,一个蒙昧状态的人民社会也跟着它“出生”了,所以在中国,主要我们打掉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头”,人民社会就会自立!
    
    8、民主运动既可以是“温和的”,也可以是“激烈的”:
    
    有的时候,我们说民运人士和中国人民应该选择革命或者选择改良,若是指我们对于运动应该在理论上取不同的态度,温和一点,我们就说改良;激烈一点,我们就说革命——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不反对选择意义上的革命与改良,只是这些说法不可以上到理论的层次上去。对同样一个运动若作温和与激烈的评价,也没有一个通用的理论标准可以掌握的。就拿1989年的大学生绝食的活动来说吧,你可以说是温和的,绝食的人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是说不上激烈,但是这样的行为付出的代价其是绝食者的生命,这好象又是异常的激烈。又譬如台湾目前的“反贪倒扁”运动,一部分人说它是革命,是“大陆上的红卫兵运动”,应当是非常激烈吧;但是一部分又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中的正常的民主运动,既和平,又理性,说不上激烈。可见,这里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掌握的。就拿基督教来说吧,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和平的、善良的、文明的宗教,但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却说:“若是基督教按照创始者的精神来教授和理解,现在社会组织连一天也不能存在下去。罗厄尔说‘若是不合理地妄加使用,《新约》中所包含的炸药,足以把我们现有的制度炸得粉碎’”(饶申布士著《社会福音集》)。基督教运动况且如此,民主运动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民主运动不是一个单向的运动,它的一头是要求民主的人民,一头是统治者或者政府内的权力在握的人的行为与举动,因此,运动的进程是激烈的还是温和的,不仅仅是取决人民于一头,非但是这样,社会问题积压之程度、人民对现状满意之程度以及民主前景的明与暗等等因素是互相作用的,所以把民主的运动事前限制在“温和”或“激烈”的框子里的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如果还要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80、90年前的老问题的框子中就完全不对了。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民主运动就是我们的唯一的选择,如果我们把这样的选择不视为选择,以为我们还在处在革命与改良的那种传统选择之中,就证明我们是民主的门外汉。我在另外的地方曾经说,我们已经由“主义时代”进入到“问题时代”,而革命与改良是“主义时代”的话语,因此,我们得放弃它,在一个新的时代中,我们辩识每一个具体问题时,都得营造一个问题的情境,并且在这个情境中耐心地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这就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目前面临的新问题。现在是民主运动的“生产时期”,它“出政权”、“出民主”、“出秩序”。既然是这样,我们何必它求?
    
    2006-9-30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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