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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毛泽东与蒋介石/武振荣
(博讯2006年9月28日)
    一、时代
    
     在西方近代、现代社会中,政党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不是并列的,也不是平行的,而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分别发展着的现象,可是20世纪前后,在我们中国这个两者却在同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同步发展”,出现了一种“政党-军事混合结构”的事物,而毛泽东蒋介石就是它的代表。因此在认识和研究毛与蒋时,就应该把握这一点;若舍它,把他们看成是纯粹“军事”中的人物或者纯粹“政党”中的人物就不得要领,就抓不住人物的特点。 (博讯 boxun.com)

    
    产生了毛泽东蒋介石的那个时代不是纯粹的“军阀时代”,正因为这一点,在这两个人物处于政治的上升时期内,所有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团体都不可挽回地颓败了,失败了,所有逃过这一劫的军阀团体或军事势力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接受了政党的“改造”,被收编在某个政党之内,变成了“政党”的“军队”,以求获得继续生存机会。比如,阎西山、张学良、冯玉祥的队伍其所以都保持下来了,就是因为它们都抱住了国民党这个政治上的“大腿”,变成了名义上的“国军”事实上的“国民党部队”;当然,在共产党那里,军队是共产党一手操办的,被共产党“拧成了一股绳”的事实是明摆着的,用不着多说。
    
    还必须同时指出,在产生了蒋介石毛泽东的时代中,若仅仅是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军队,这样的党只能是花瓶政党,根本不可能具有政党的力量,也不可能起到政党的任何作用,发挥不了政党职能,对中国社会发展与变化起不到哪怕一小点政治作用;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即在于,若是一个完全的军阀、军事团体,没有打起“政党”的旗帜,在军事力量的内部没有实现“政党组织化”(如袁世凯、张勋、张作霖、吴佩俘、孙传芳等等部队),都在后来的时间内很快地土崩瓦解了!因此我们可以把20世纪20-40年代的国共两党的战争看成是纯粹的军事行为——这一点没有人反对,但是如果在其中你发现不了政治的、政党的因素,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可以理解这个时代中的战争的性质,就解释不了这个战争的初始现象和后来的现象。因此我的看法是这样,在这个表面上的纯粹军事战争中所隐藏着的政治原因和政治的较量是理解这个特殊的时代的关键。而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个代表人物身上的那些特性是与此“关键”因素连成一体的。
    
    二、革命者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毛泽东蒋介石是这个革命的世纪中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因此任何分析和研究这个时代中的问题的人,是无法回避这两个人物的革命性的。在今天,于对比的意义上,可以说蒋介石盖棺定论,但是毛泽东呢?却是一个怎么批、怎么评也都定不了论的人,用毛生前秘书李锐的最近的一句话说,“毛泽东这个人物你还得研究几百年”。问题是:对于同一个时代中的同样人物,人们在评价时为什么就产生了这些大的差距呢?
    
    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家,爬到了革命的最高位置,固然与自己的能力和本事有关,但是他总是有着一个明显的攀龙附凤的痕迹,在上海立足时,他同陈其美沆瀣一气,后来又取得了孙中山先生的信任,舍过这些,为了使自己挤进当时的上流社会,他投机地结成了一桩在事后看来纯属“美满的姻缘”。毛泽东不是这,在一个共产党集团中,他可以利用的那些上爬的条件在党内是“公共”的,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个人大腿”可“抱”,是一个在“三起三落中”(最近大陆的提法)中凭着自己的本事干上去的人,其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现代革命可以给革命的投机者们所提供的“个人出路”之空间,有很大很强烈的社会示范性。
    
    蒋介石的革命所依赖的是一个孙中山先生的本子,他个人对于它没有作出什么“创造”性质的工作,所以这个革命的本子在他那里就是干巴巴的,形不成一种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就不是那样了,毛泽东其所以成功,他在自己干革命的那个时间上,寻找到了一种完全出于他个人智慧的对革命的理解,这种理解既破坏了当时的共产党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又在事实上造成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出超,使得共产党的革命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真正的“精神”,它既生动,又活泼,既是中国的,又是外国的,在它的指导下,共产党既没有失去站在苏联一边的政治位置,又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的“联合政府”的主张套了进乎。
    
    也许正因为上述问题出现了,所以蒋介石所搞的那一套民主革命,因精神之呆板,就容易凸现制度性因素,使民主革命的制度目标不容易损失;而毛泽东情况就不是这样,革命精神在他那里因生动、活泼而引起的滥觞,其后果连毛泽东也奈何不得的,最终,这种革命已经走到了要在“资本主义”的“母鸡”的“屁股”里去掏“社会主义的蛋”的地步,能不败坏吗?
    
    三、毛的自大和蒋的反省
    
    历史研究不允许我们作出被毛泽东“赶到”“岛上”的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假设,固然,历史的发展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但是历史每走一步的脚步是稳定的、坚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欣赏国民党最近对自己在大陆的失败所作的“17字愿景”的理解:“历史在它发生转移的时刻,没有走错一步。”就这一点而言,任何形式的“历史否定主义”言论,都在我批评之列。毛泽东在大陆的胜利引出的一个结果是他的自大,从而犯了历史上的成功者们通常会犯的那一种错误,因此在60年代中叶,当他自己在对“革命是否完全胜利”的问题作出了“个人反思”(不是共产党)时,“继续革命”的思想就把他推到了一个谁也够不着的乌托邦境地了。到他死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亢龙有悔”的境地,他的所有和他一同革命的人都认为他走得太远了,都掉了队,只剩下张春桥、姚文元和夫人江青——这几个被后来的共产党人称做“狗男女”的后起之人。革命在它那里已经变成为宗教了,把“天国”建立在地上——就是革命的最终目标。以这样的目标提起的革命是不可能不失败的。
    
    蒋介石不同,革命对他来说已经构成了一种失败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革命精神是再也高扬不起来了,于是,把革命死板地限制在孙中山先生的“训政-军政-民政”的模式内,就使革命开始接受法制的约束,约束中一个法律的社会框架就日渐明显。因此,在蒋介石那里,虽然把严家淦拉出来作了个幌子,革命权力的交接实际上是“子承父业”(这是复辟),只是在交接的过程中法律制度已经勾画出的未来政治许诺表明了权力“转移”的法律化前景,因此,在2000年台湾社会现实的和平方式的“政党轮替”一事可以说是“成全”了革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历史的辩证法”:革命在“成功”了的大陆,反而失败了,在“失败”了的台湾反而成功了。
    
    毛泽东要求着革命要“彻底胜利”,在“彻底胜利”中,任何一个人(包括最高级的革命家)都得进行一场又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改造中,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停留在某一个革命的中间站上……,革命的“火车”要把每一个人带进“人间天堂”——共产主义!这样的革命,在理论上讲,虽然也有“步骤”可言,但是每一步都是“精神”的,因此,根本就不存在谁走到了革命哪一步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清楚,因此林彪由在“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培养出来的“革命接班人”于一个夜晚,突然变成为“大阴谋家、大野心家”,邓小平由“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变成为“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等等现象,都是“说不清的革命”问题在“说”上之反映,就这样,毛在临死的时候还强调“说清楚”……。
    
    在蒋介石那里,革命既然出现了“封建主义”的现象,但是这样的现象在一个法制的进程中存在的情形,又意味着改进的可能,而改进的事情在是“法律的”而非“精神的”过程中展开的话,一种法律上的进步的指数就可以读得出来;对比地看,在毛泽东式的革命中,被实际上排除了的“法律因素”,在蒋介石的革命的“保守”中倒扎下了根基。这如果不是出于“人意”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老天爷”对于革命的失败者的补偿。
    
    四、诗人与军人
    
    其实,毛、蒋二位都是军人,但是毛是一个特殊的军人,他虽然留下了许多穿着军装的照片,天啦,那种军装和普通战士穿的一模一样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用土布质料制作的劣式服装,腰上虽然也系着腰带,但是那上面从来没有挂枪,胸前也没有挂望远镜之类的东西,所有这一切,证明了了毛对刀枪之类的东西缺乏爱好,这和蒋介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蒋介石一生的戎装像倒是不少,在这些相片上,他同世界上的那些军事上的风云人物是属于一个类别的,戎装上的肩章板直挺硬,宝剑闪闪发光,手枪精致玲珑,脸上也是一种桀骜不逊的表情。毛不是这样,他虽然同蒋介石都是战争的产儿,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单纯地定位在军人的行列内。据说在50年代解放军搞军衔制的时候,有人提议他当大元帅,并且特意为他制作了一领大元帅服,可是,连毛的身都没有沾过,它就被陈放到历史博物馆去了。
    
    毛泽东是用写诗的方式从事革命的,因此它追求中的革命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载体,和蒋介石的那种坚持革命的“军政”的僵死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正因为这样,他倒是在革命战争中成功地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而不是象蒋介石那样地作一个完美的“革命军人”。如果毛的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种子种了“中国农民”和“中国知识青年”这样的“土壤”里,那么,毛凭着他那同那一张“下半部像农民的面孔”赢得了农民的认同,“上半部像知识分子”(特里尔语)的面孔赢得了知识青年的信任,就是他打败蒋介石一种本钱。
    
    无论怎么说,和蒋介石比较起,毛可以说多了一个“思想”,虽然他们俩在大动乱时代是中国“政党-军事”力量的代表人物。如果说战争对于它的最高指挥者来说,输与赢是最后的裁判,那么战争时代的这俩位“最高统帅”就已经决出了雌雄。我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毛的人倒是发现,毛个人并没有对自己战胜蒋介石一事作出过分高的评价,在那个著名的死前“政治交底”中,毛用着遗憾的口气说,“把他(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没有把这样的一件事象共产党官方宣传那样的定义为革命,如果说在这个“政治交底”中,毛没有“关”上国民党回大陆的“门”的话,那么,2005年4月26日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就好象有一条不可见的历史线索存在于前的。在毛泽东那里,政治就是诗,因此在毛活着的时候,战争年代所有的“风雨同舟”(包括周恩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跟得上他的“革命步伐”,那是有道理的,问题是他那种“革命”(乐意的话可以叫“毛式革命”)事实就不存在“步伐”,那是一种庄子式的“出入六合”、遨游宇宙的东西,谁也跟不上趟子。
    
    正因为如此,毛事实上留下了一个“革命的精神”,而蒋介石留下了一种“革命的制度”。前者因为是诗,所以理所当然的后继无人;后者因为是制度,就有了操作上的可能性。由此而引出的结果是:共产党在否定了毛的诗之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不革命”的党,而国民党却在坚持制度时寻找到了变化的空间,并且不失时机地调整了政策,还政与民。
    
    诗的最高境界是“出神入化”,因此当毛的“诗”在被共产党“否定”之后,它却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群众中成了“神”,对现实不满的被剥夺群体和边缘化团体,就理所当然地不时地用想象来追忆前毛泽东时代,以至在毛的出生地上演了在乌烟瘴气中“愚民”跪拜毛塑像的喜剧。这个现象虽然表明了部分民众“怀念”毛,但终究是一种迷信,也就是说毛只是在“迷信”的意义上才维系着和中国社会的最低层人的关系;而蒋介石呢?他在自己所留下的制度“胜利”的时候,和历史上的人物一样,自己的历史身影被制度的光彩给遮盖了,在没有民众性怀念中,享受着天堂的安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宁作蒋介石的“人”,不做毛泽东的“神”!
    
    五、对两岸关系的不同心态和不同估计
    
    蒋介石把“反攻大陆”放在心上,毛泽东把“解放台湾”挂在嘴上——这就是这里俩位同时代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不同之点。这也难怪,对于蒋介石而言,失去大陆是他的一块致命的心病,因此“反攻大陆”的事情放在他那里带着刻骨铭心的性质,不用说这和那个时代的中国 老人不忘祖坟,一定要死在故乡的观念和心理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本质上是“愚蠢的”,不切实际的,是不会招徕反对意见的。所以,他对于而后的“台湾独立”有着多少思考,做没有做出估计,我就知道的不多了。但是从2006年6月28日“博讯”网上爆出的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分析,他只是在死前的4年才取消了这个纸上谈兵的“计划”,也正因为有这个“计划”,中国在两岸分治的情况下却至少维系着精神上和观念上的“统一”,就从这一点讲,2003年10举行的一个名叫“两岸最高领导评比学术会”把蒋介石评为“国际政治大魔术师”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一生都把“解放台湾”挂在嘴上,以至于连他身边的那几位最左的人也误以为他真的要收复台湾,于是他们就在毛的耳边“叽叽喳喳”,要求毛在死前收复台湾,殊不知这些平时靠揣摩毛的心意上爬的家伙们根本就不知道毛对自己收复不了台湾的事情认识得比谁都清楚,但是一个挂在了嘴上的“解放台湾”却收到了同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异曲同工的效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他们俩个身上就是这样的非常“一致”地表现出来了,尽管表现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是完全敌对的。
    
    我手里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说明蒋介石对未来的台湾的看法和预测,但是,我在已经掌握的材料中,知道了他是对此问题有着一种固执的看法,因此这样的看法是不可能解释他身后发生的变化,相对比地看,毛的看法就很放松,在放松中不时地释放出一写幽默情绪。1965年,他在接见埃得加-斯诺时说:“由于中国的年轻人还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一代人的革命,他们可能与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2005年台湾的“三旅”(国民党的“和平之旅”,亲民党的“希望之旅”,新党的“民族之旅”)就为毛的话,作了脚注。把这一点同毛的临终“政治交底”中所说的台湾问题“没有完”,“交给下一代”的话结合起来分析,毛对两岸未来关系做了个“天知道”的判断就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毛的风格和水平。众所周知,毛在评价自己的一生之所作所为时,提出了著名的“两件事”说(赶跑蒋介石和开展文化大革命)。就依这“两件事”而论,毛说“没有完”,这就表明了他自己是“半个事件”中的“半个人”,而蒋介石却好象是一个失败事件中的“半个成功的人”。20世纪30年代中国虽然产生了毛和蒋这个两位风云人物,但是这时国际舞台上主宰风云变化的国家中,没有中国,因此,风云人物都没有避免落到平地的命运,就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个人问题了。
    
    六、毛和蒋所携带政治价值之分析
    
    如果我们用陈云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的话去评论毛和蒋这个两位人物,把他俩当成一般意义上的人,用分析一个具体人的方式去分析他们,那么我们是发现不了他们的意义的。我的看法是这样,他们虽然是“人”(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他们却携带着一些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携带的意义和价值,而被携带的东西真正的不是属于“人”的,因此,如果我们对于历史人物作出简单的人和神的两种分类,那么,我们是抓不到这种意义的。
    
    因此,我认为毛和蒋这个两位人物所连带着的那种价值是普通人没有的,因此,我们在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批评他们时,就不可能采用现在许多人所说的“还原”的方式,把他们“还原”为“人”,并且剥夺他们所携带的“非人价值”。我不赞成这的方法,他们是历史人物,历史若不存在“还原”的问题时,也就不存在“历史人物的还原”问题,我到是看出他们曾经携带着的价值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在蒋介石的时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结束了从1840年之后的那种“屈辱”历史,虽然没有出现一个法律上的正式的不平等条约的“改正”,但是蒋介石作中国代表出席了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一事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挤进了名义上的“四强”之列,但是这个时候的真实状况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却在内部正遭受着一种深刻的不可避免的灾难,因此她的内部是“虚弱”的。这样以来,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就事实上分成了两段:第一段是她的国家“外壳”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承认;第二阶段是她还得赢得国内人民的认可。说蒋介石是一个“国际政治大魔术师”的话很有道理,也在于在没有获得国内人民认可的情况下,他所代表的国家却获得了世界的承认,本身“虚弱”的她还批了一张“强大”的“外衣”。
    
    但是,“强大”这东西如果是不符合40年代中国的真实情况的话,那么正处在灾难年代的国家认同就剩下传统的“战争”这一个渠道了。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虽然出现了美国政府诚心诚意地调解,但是调节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传统、风俗、文化以及人民有关国家和政治的知识水平等等因素都决定了当时国家认同过程中的非军事方式的失败,于是,战争——这个使民族国家解体的因素在此又变成了使她一体化的唯一的方式了。于是就出现了我说的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毛泽东后来代表的阶段了。当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因着时代的要求事实上给共产党政权已经套上了民族国家的这个主要形象的时刻,一个事实上分治的国家在一个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内在的“统一”中,就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假象,而“假象”上就印着毛泽东的头像。这样蒋介石——一个被赶到“岛”上的人的就只好向隅而泣的了。因此在我写作这一篇文章时,虽然有人说“还原蒋介石,辨识新中国”的话,但是我以为这个“新中国”永远都与蒋介石无缘了,原因是台湾都已经在“扔”他了,被“扔”了出去的他,若要是重新会到“大陆”就好象是一个“海峡奇谈”。
    
    这就是,说蒋介石毛泽东虽然是敌人,但是,他们俩却在为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建设先后作出了一个人可能作出的最大“贡献”。因此,如果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建设过程的话,那么作为民族国家的一段历史,毛和蒋介石好象是可以平分秋色的。
    
    七、国际舞台上的毛和蒋
    
    蒋介石的一生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是他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的战斗中,站到了民主阵营的一边,因此他即使在死的那一刻没有把台湾领上民主之路,但是民主的“牌子”的确是给“立”了起来,所以,即使今天的台湾人把他看成是一个独裁者,但是在他传下来的班中的某一个站上,总是现实了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就这样的意义分析,他的独裁统治是有条件的,也是有空挡的,而不是绝对的。所有这些和他站在一个国际的民主阵营中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非常遗憾,国际社会对政治人物的评判是以此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为标准判断的,因此,当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后,他就退到“地区”政治领导人物的那一级了。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确是输给了毛泽东
    
    联系上面我说过的话,在40年代中叶,当身穿戎装的蒋介石变成为世界人所注目的人物时,他为不争气的中国争了一口气,但是当共产党在大陆建立了政权后,他的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动摇,也就在这个动摇之际,毛泽东的地位也跟着上升了。于蒋介石不同,上升时期的毛不止是作为一个现成的民族国家领导人,而是要追求“世界政治领袖人物”的那个更高的“级别”。毛事实上也作到了这一点,以至于《60年代》一书的美国作者宣称:60年代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边全世界的时代”。和许多华而不实的时代一样,这个毛泽东时代虽然昙花一现,但是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会被永远记载着的。
    
    和呆版的蒋介石不同,毛在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美梦破产后,不久就筹划着要在他的中南海书房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头号头子”——美国总统——握手言和。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握住尼克松总统的手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面对着这个特殊的中国人物,尼克松总统用中国人的话恭维他:“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毛谦虚地说:“我没有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瞧!这就是国际舞台上的毛泽东,随着他和总统的谈话,冷战时代事实上已经开始结束了……。就在此时,被美国人撇在了一边的蒋介石也只好忍气吞声地瞧着这一切,这时他如果回忆起他在开罗会议上的风光,那才是绝妙的讽刺呢?历史对失败有时候就这样的冷酷无情!
    
    1975年蒋介石去世,出现了台北市民跪街哭泣的场面。1976年毛泽东逝世,大陆的许多小学生手拉手哭泣,如丧考妣。于是在生的时候没有平等的这一对冤家,在死的意义上却实现了平等。
    
    结束语
    
    在目前的中国,蒋介石这个名字好象是一片正在潜移默化地中与台湾土地连成一体的树叶,而“毛泽东——这个名字”用贾悲文的最近的话说:“终于成为近10年来利益受到巨大伤害群体与极右政权抵抗的合法化下的话语权”,他好象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幽灵”一样地在大陆“徘徊”。因此虽然有《毛泽东的私生活》、《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之类专门“揭黑”的书之流通,但是它不过是公共“话语权”上的一个“阴暗”的话柄而已。哦,一句话,毛泽东好象并没有完全地“过时”!
    
    2006-9-27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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