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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中的大民主——民主的表述(2)/武振荣
(博讯2006年9月21日)
    武振荣
    
     一、说明 (博讯 boxun.com)

    首先我得说明“大历史”的概念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的,生前他用这个概念分析了具有5000年之久的中国通史和近3、40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用一种历史的长镜头发现了普通历史研究方法所不能够发现的问题,并且也成功地把现代中国革命人物——蒋介石放到“大历史”中去观察,为中国现代革命和现代人物研究开创了新路子,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方式和模式。我写作此篇文章就是想着运用它,站在民运人士的立场上对近2000多年以来的中国大历史做一种不同于别人的解读,看能不能得出一个有价值的结论。
    
    一般读者如果对于大历史这个概念可能陌生的话,对“大民主”这个概念却会非常熟悉,一提到它,许多人也许就想到了毛泽东,以为它是毛泽东发明的,其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这个概念虽然因着毛泽东的运用而为世界上的人广泛知道,其发明人却不是毛泽东,而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主人士”。中国一位学者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书中明确地说道:“什么是大民主呢?这一概念的发明权不属于毛泽东,而属于中国的民主党人士。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说:‘有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大民主,小民主的讲话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好了,知道大民主的发明权不是毛泽东之后,我引用它来说明中国历史问题,不但可以避毛泽东之嫌,而且也表明我是上一个世纪中国“民主人士”政治发明权的“继承者”。于是,民运人士在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问题时运用前“民主人士”的概念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作了以上两点必要的说明之后,我就可以直接进入本题的分析。
    
    二、从中国史学界发生的新变化谈起
    
    50年前,当中国史学界面临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化的那种局面时,官方史学对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给与了一种“完全革命”的定性,如果说这种定性多少也是有一点学术意向的话,那么,在而后的时间内,它由学术性的途径日益走向思想专制和学术的专横就有着一种我们所说的惯性,到最后,中国大陆史学界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完全“征服”后,那一点学术性也就丧失了。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降,学术“专制”的“绳索”慢慢地“放松”时,学术界的毛主义就一下子吃不香了,于是,对毛主义的批评(尽管此种批评是小心谨慎的)却引出另一个现象,即许多学者争相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发表否定性意见,把中国社会坏事的根源简单地归之于农民起义。
    
    
    《中国文坛网》刊登的《接受道义审判》的文章写道:
    让我们回头看看中国历史:
      公元前209年,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
      公元23年,西汉末,赤眉农民起义;
      公元184年,东汉,张角黄巾农民起义;
      公元875年,唐末,黄巢农民起义;
      公元1120年,北宋末,方腊农民起义;
      公元1337-1814年,元、明、清,多次白莲教农民起义;
      公元1629年,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
      公元1630年,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
      公元1851年,清道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公元1900年,清末,义和团农民起义。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总计大小数百次,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为世界历史所仅见。”(《辞海》374页‘农民战争’条)
      总之一句话,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农民闹事史。中国农民起义通常都是从大耍迷信骗术、装神弄鬼、蛊惑人心、诱之小恩小惠开始;一旦小人得志,便大行独裁、专制、暴政之道,大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可以说,中国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每次起义都是一场祸国殃民的灾难,中国农民领袖基本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上面仅是我从网上许多文章中摘出来的点滴,但是大致地可以看出在史学界对毛主义的清理,用中国的话讲,这叫“清理门户”。但是我的看法是:不是这样作就不对,只是这样的行为一旦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过去的“历史进步性的图画”打个颠倒,又视它为“历史破坏性东西”——这就很不好。我的看法是这样,首先在看待几千年农民起义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实”,它是不可改变的,也不可取消的,所以我们作为历史的后人,对它只能够采取承认的态度;其次,承认的态度可以引导出不同的对于“历史事实”意义之探讨,探讨时人们可以从中发现积极的因素,也可以发现消极的东西,而没有一种绝对“自在的、客观的”、一旦其成立就具有派它性的单一意义存在。
    
    根据上面的第一点,我们承认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的最主要特征,也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这都是有价值的观点,但是依据第二点,当我们把它看成是“不理想因素”时,在“不理想”中是不是还可以寻找出一些“理想的因素”——这就是我要论述的问题。我总的看法是这样,在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中,农民起义是改变中国政权的最主要的形式之一的话,那么在它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某种意义上的“政府替换”现象,回答如果“是”的话,我们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发现了民主的“前因素”就不是凭空想象。如果就政府、政权的更迭这一点着眼,我们在农民起义的模式外还可以寻找西汉末年和魏晋时期的禅让制度,那么我们在古代发现了类似于美国人迫尼克松下台和台湾人迫阿偏下台的“前现象”就不足为奇;研究若再进一步,我们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发现蒙古民族和满族都先后在全中国掌权,而汉族人称臣,就可以说政权是在各民族之间轮替,并没有为某一个民族独占。好了,所有上面列举的这三种因素,我们若用“民主”这个现代的词给予分析,就是我所说的大民主。
    
    农业社会的主要人口是农民,我们发现农民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大的24个王朝的更换(小规模的不计),在更换中,普通农民出身的人掌权,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掌权,都可以用一个不成文的民主收藏夹去收藏之,当然,在这样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只看到一时一地的现象,就得运用“大眼光”去看一部大历史。因此我们若采取了这样全新的眼光和全新的观察方式去看中国的大历史,那么,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的事情就可以看成是人民用“枪杆子”进行的“政治选举”,所以在现代历史进步的条件下,我们只要去了“枪杆子”,把它换成“笔杆子”,一个中国政治历史发展进步的图式也就产生了,干马克思主义何事?
    
    对于上述的现象,如果我们采用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解读:“这个国家(指美国——
     笔者注)连同它的一切结构,都属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旦他们对现存的政府
     感到厌倦,他们便可以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去改革它,或者行使革命的权利去解散或推
     翻它”(《林肯选集》中译本第161页)
    就可以发现“经典意义”上的民主了。因此,在这里,我就可以说:中国的大历史中不是不存在民主,而是这个民主没有被我们发现!历史需要发现——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但是历史上的民主更需要发现——这另外的一点,我们更应该知道。其实,只要我们具备历史的眼光,就可以发现大历史中的大民主在此之前,曾经被1966年造反的中国人民表述过:“对当权派造反有理!”谁都知道,在1949年以前,人民用“枪杆子造反”,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根本不享有“宪法权利”,但是在1966年,当中国人民运用“笔杆子造反”的行为获得了合法性的时刻中,中国社会就已经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性变化,因此到今天为止,当我们在成功地解读出了变化的意义,我们就可以说读懂了中国的这一本“大历史”。
    
    三、大历史的特殊性质与特殊读法
    
    我青年的时候读密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一书时,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英国革命者杀了国王查理时,竟然需要如密尔顿这样的伟大诗人、学者站出为人民的行为辩护?而辩护词竟然是内容那么长的一本书?在我们中国,成功的人民起义者们若处死国王,只一句话“诛暴君如诛独夫”就可以说明和解决问题,而在英国同样的问题却需要伟大人物站出来进行论证,这种论证所引起的争辩、辩论在将近一个世纪多的时间中一直持续着。在读法国大革命的有关文章时,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一个产生了影响全人类的大革命的国家中,处死国王的行为也还是引起了法国的大分裂和整个欧洲的大恐慌,相对比地看,我们中国,在古代和中古时期,人民推翻“暴君”的行为那是从汤武革命之后的顺理成章的事情,在2000多年的时间内,这样的革命在中国发生的次数也有几百次的,所有成功了人民起义都不存在理论上的辩护,“除旧布新”,“新桃换旧符”就是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这个传统中,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和毛泽东主张的“共产党革命”,都对于人民“革命的权利”有着一种“当然式的认定”,如果说这种被“认定”的东西已经作为一段中国的历史被我们中国人民走了出来的话,那么对它的批评和研究,就可以使现代民主的线索追溯以往。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地看问题,我们在批评、批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历史的禁锢时,完全正确的行为却走上了“历史否定主义”的那个错误的一端,认为只有把它全部批倒、批臭,并且彻底“否定掉”,我们才配搞民主。这样以来我们就把一个现代的观念、现代的产物强加给我们的历史了,于是被我们“认定”的历史也就变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了。目前中国一些“搞民主的人”和那些自称“自由大师”的人,其所以干瘪得象被晒干了的鱼,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历史。在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上,这些人可以说世界上最时髦的话,只是他们根本就不想一想这些东西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他们也许一心想着要同世界的学问“接轨”,却没有注意到被“接”的一头的东西应该是中国的。
    
    如果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真正的愿意与世界水平并进,那么,世界许多学者认为在1500年以前,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走在世界各国前列的结论就值得我们采取。因此要说中国的落后,它并不是就一直落后或者永远落后,是近500年时间中的落后,因此,在面对中国的这一部大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摔掉如“超稳定系统”或“2000年一贯制”这样的思想和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并非一成不变,一谭死水。就近500年的时间看,你说中国农民起义的次数最多,因此是农民起义祸害了中国,这话是有问题的。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日本历史,但是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名扬四海的《菊花与刀》一书中告诉人们:“在德川统治的256年间,农民起义的次数不下1000次。”但是请问:“日本近代如此频繁的农民起义破坏了日本发展的条件和机遇吗?”
    
    可见,在近500年时间内导致中国社会停滞,最终陷入不发达境地的原因是多方多面的,绝不是单一的,因此,所谓的“农民革命破坏论”是一种有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运用不好,就在大历史中寻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我并不是要完全否认“革命”在历史上的破坏性质,也对毛泽东思想介入历史研究的消极后果曾经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和批判,但是,我一直认为被批评、批判的东西中包含着价值却是我前后一贯的思想。因此在今天的海外民主运动中,我没有对共产党的“革命战争历史”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认为它是大动乱时代(1911-1949年)中产生的一场以知识分子为领袖、以知识青年为中坚、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它虽然没有收到革命的预期效果,造成了专制——一种运用现代技术和力量装备起来的专制,但同时,也留下了被我称之为“第二民主”的东西,它与今天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唐甄问题:“止杀”、“去杀”政治中的民主成分
    
    粗看起来,中国大历史中的大民主之最不理想的成分是政府权力在轮替过程中伴随的野蛮暴力,因此,依据事物自身的法则看,有问题就会产生想解决问题的人物和思想。17-18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唐甄(1630-1704年)这个杰出人物,他在《潜书》中对于政治上的杀人现象作了非常深刻的批判,认为“自周秦以后,将相豪杰,皆鼓刀以屠人”,事实上是一种杀人政治,以至于在政府轮替的过程中,出现了“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现象,他没有反对政府和政治权力的更替与变更,只是提出了应该坚决地推行“止杀”、“去杀”的政治。如果说唐甄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的话,那么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这个时间里就有可能呱呱坠地,可惜这项伟大的主张和同时代的王船山、顾炎武诸君的思想一样一并地被社会忽视了。思想界明星的降落使得中国的近代出现了武人、军阀左右一切的不幸局面;也恰恰在这个时间上,西方社会的世俗思想家们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舞台,对社会施加强大的影响力量,而中国的伟大的思想家们却坐了“冷板凳”。
    
    有鉴于此,我们如果能够把中国历史上的进步因素给予一个总的关照,就可以发现民主的因素在我们中国也照样地存在着,就和我前年写作的《论民主起源的儿童游戏说》一中提出的看法一样,民主这个东西在被我们当成自己认识对象的时候,且不可以认为它是“客观的”,象物理世界中的物质存在一样地与我们发生着关系。成功的民主在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中,都是被建构起来的东西,都包含着这个国家和社会中的人民对它的创造性的贡献,因此当它在变成一个“客观”性的制度时,“客观性”中渗透着人的“主观性东西”就不证自明。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不是被“移植”过来的东西,而是“本土”的“出产”。因此,我们若对“去杀”、“止杀”的政治发生了研究的兴趣的话,那么唐甄已经是提出了标准的民主政治理论,所以把这个事情和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对比,一点也没有落后的嫌疑,职此之故,我们把唐甄圈点为他生活着的世界中的一流的思想家,就是天公地道的。同样的事情在日本已经有人做成功了,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完山真男的日本近代政治思想的有关著述。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把中国大历史上的朝代的更换和政府权力维持过程中的“杀人”现象去除,又把政府权力更换的不规则周期规则化为法定的四年或五年,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现代民主的一种基本的建构了。就如网上的朋友们说的一句话,把“杀人的头”的事情只要换成“数人头”,民主就被我们成全了。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大历史采取“否定”和“口诛笔伐”的态度呢?为什么在说到我们中国的民主的时候,我们只会说风凉话、消极话、俏皮话,而不会说民主的正面语言语呢?
    
    五、毛泽东读史留给我们中国人的教训
    
    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读法。就我们中国的这一部大历史,我们如果采取一种民主的读法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读出大民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读法都可以读出大民主的,事实上传统的读法往往使人读出“大专制”而读不出大民主。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留给我们中国人的教训是异常深刻的。
    
    客观地讲,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的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据中国最近的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说毛泽东一生中“看了9万册书”(老太爷啊!这个数字可了不起)。就是在他死亡前的7小时中,“在上下肢体插着输液管,胸前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上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8次,加起来有2小时50分钟……”(见雅虎2005年10月14日文章《毛泽东生命尽头的24小时》)。虽然李志绥的书把毛泽东描绘成为一个见女人就搞的腐化分之,但是这个人临死时都不丢书的习惯好象是腐而未化。他特别爱读中国的古代的历史书,对于我们现代人都很少见的线装书有着特别的爱好,是一个全世界出了名的染上了古史癖的老人。他虽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的书一个字都没有批过,书厨上的马克思书都是干干净净的(证明他未读),却在读中国的《二十四史》时,作了许多的批注,以至于官方出版了《毛批二十四史》。就是这么有瘾的一位读史人物,他面对一部中国大历史,都读出了什么东西呢?众所周知,他读出了阴谋、权术,并且从中悟出了如何给人上套和如何捉弄人的道理,以至于他游刃有余地运用“猫”的技巧把共产党内的所有的大人物当成了“老鼠”一样地捉弄着。因此,他不但没有读出民主,甚至从中寻找到了专制和霸道,这样的教训之于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永远地引以为戒。
    
    也正是分析了毛的读史问题,我才注意到我们中国现在有许多的普通人,在读中国的历史时,犯着同毛泽东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错误。毛虽然从读史中读出了毛主义自己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对中国的整个历史发表过系统意见,因此,他好象并不认为中国的大历史是没有价值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却对中国的历史直接地作出了“专制”的判断,说它就好象是一个“大酱缸”,可以把任何的东西染黑。其实,这样的看法和毛泽东读史的错误是出入一辙的,都给了历史一种自己的意义,然后也把它“客观”化。毛因为能够在历史上寻找到帝王统治术和阴谋,视历史为“有用”(他提倡“古为今用”)的,而那些不会批毛,却只会“骂毛”的人以为历史上存在着毛可以找到的东西而“否定”历史,其行为之错误可以同毛并肩其,闹不好,还会超过毛!
    
    我是这样认为的:在原则上我可以说中国的这一部大历史是“专制”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大家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认为:“专制的历史”不是纯粹的,它同时包含着民主的成分或民主的要素,因此,只要我们放弃历史否定主义,而采取严肃而又认真的批判态度,我们在研究大历史时,在批评、批判大历史中的专制主义的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同时地寻找出可以供我们今天所用的民主因素,即使它是点滴的。
    
    2006-9-21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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