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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吴高兴
(博讯2006年9月19日)
——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1)

    
     吴高兴 (博讯 boxun.com)

    
    三年前偶然在网上看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已见曙光待见朝阳——扩大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很有些想法。茅老既真诚地批评体制外的异见人士“反复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让共产党很不放心”,以致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又婉转地批评共产党不准讨论人权、选举、贪污腐败、司法独立、“六四”和法轮功这些敏感的话题,可谓苦口婆心,字字句句体现着老人家对共产党既往不咎、与人为善的态度。茅老认为“政治改革是全民性的大事,既是政府的事,也是百姓的事”,提议双方都要本着宽容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讨论,取得对政治改革的共识。茅老的文章,使人想起了那个古老的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果不其然,茅老的好心不但得不到好报,反而被官方列入黑名单,名字不准见报。
    
    类似茅于轼先生这样呼吁中共执政当局以社会整体和百姓利益为重,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好心人很多。最近又从《北京之春》(2006年第1期)上读到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的文章《工农有反抗非法侵害的权利》,此文指出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避免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作者建议中共当局建立或开放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允许农民、工人和其他利益群体建立农会、工会、商会等自治组织,以便逐步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这几年,大量国有资产被权势集团侵吞,大批农地被权势集团强征,大批民房被权势集团强行拆迁,工农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被无情地剥夺,尽管要求成立自由工会和农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执政当局依然我行我素,打压工农维权运动的专政铁腕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广东汕尾那样的小“六四”事件反而不时地在重演。
    
    希望中共主动实行政改的不仅有那些天真善良的学者,还有大批对共产党并未完全死心的制度内改良派和党内有良知的老干部。“六四”镇压十七年来,这些人几乎每年都在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启动政治改革,其中包括赵紫阳、任仲夷、胡绩伟、蒋彦永这样的高层人士在内,许多人希望中共当局与受害者达成和解,妥善处理“六四”问题,尽早走出“六四”阴影。可是,十七年来,年年呼吁,年年希望,年年失望。很明显,“六四”被镇压以来主导中国民主运动的基本思路,是自上而下“与虎谋皮”式的单相思,而不是从关心“草根”的切身利益开始,自下而上地形成政治制度非改不可的压力,然后与专制政权达成双赢的妥协。这种思路,直到近两年民间维权运动的兴起才开始改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历来是中国人分析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如果执政的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真的如他们自己所说,是民族或国家利益的代表,这种思路当然是可行的。问题在于,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看,还是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看,任何政党,都只能是某一社会阶层和或集团利益的代表,根本不可能有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进一步说,共产党中各届政府的执政者,也不可能代表共产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而仅仅代表本届执政者自己的利益。民主化固然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但须知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不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更不是每一届执政当局追求的目标,他们追求的目标仅仅是一党专政下的政治稳定,更准确地说,只是他们任期内的权力稳定。比如,只要主要执政者估计平反“六四”可能危及共产党的统治,或者虽然有利于整个共产党的统治但却有可能导致执政者本人下台,这时向当局建议或呼吁平反“六四”就是与虎谋皮。
    
    人们普遍向往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问题也是这样。在专制政体下,社会矛盾愈是尖锐,群体性事件愈是频繁,执政者愈是虚弱,他们就愈不愿意放松言禁,因为稍有放松,就有可能引起集聚效应,使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或许已经认识到多党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甚至相信权力移交的那个大限已经为期不远,但是,就象玩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样,每一届执政者都不愿意鼓声停在那朵花传到自己手中的时候,不愿意做第二个戈尔巴乔夫,让“红色江山”败在自己手中。所以,企图对执政当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改革政治体制,主动开放言禁、报禁和党禁以实现民族的繁荣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些都是与虎谋皮。对于那些以保持手中权力为目标的执政者来说,“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那才是他们的人生信条。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的自利性假设推广到政治领域,认为包括执政者在内的每一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追求的仅仅是他们本人的利益。布坎南(Buchanan,James M.)和塔洛克(Tullock,Cordon)在《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这部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杰作中指出,无论在经济活动中还是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①我要强调指出,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这里对效用的理解应该是多层次的,既包括满足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也包括满足自我实现和审美的需要。②自二十世纪后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前苏联和东欧,现代民主运动都呈现出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特点,正如亨廷顿所说,“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③在各国民主化过程中,虽然后极权主义政府都对其政治反对派和民众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暴力,但在双方的博弈过程中,更多的是利害权衡基础上的妥协或均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当代民主运动当作市场交换活动,把政府官僚、反对派和参与政治的民众当作市场主体,把执政者和致力于民主运动的政治家当作企业家,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通过成本-收益和极大化的分析来解释政府、反对派和普通民众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行为,象奥尔森(Olson,Mancur)《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那样,揭示中国民主进程的逻辑机理,阐述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发端、发展、曲折、高涨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代民主进程如果从1978年民主墙时期开始,至今已经二十八年了。回想八九民运遭到“六四”血腥镇压的当年,人们普遍预期,这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权是肯定维持不了几年的,可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动二次经济改革以后,江、李政权风雨飘摇的局面改变了。1997年邓小平死后,人们又预期江泽民会成为第二个华国锋,可是不料这个好大喜功的轻薄之徒居然安安稳稳地坐了十三年龙位 。胡、温上台之初,许多人都对“胡温新政”寄予厚望,希望胡、温在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可是,除了去年十一月胡耀邦九十冥诞的纪念活动,人们看到的是对媒体比以前更加严厉的控制和对政治异见分子一如既往的打压。二十八年来,尤其是“六四”以后的十七年来,中国的民主进程步履唯艰,影响较大的民运领袖被迫流亡海外,其他民运分子不是被关在牢中,就是为贫困所困,与社会其他弱势群体一起经受着生活的煎熬。当然,中国的民主进程并没有停顿,在某些方面,人们还是听得见民主前进的脚步声,例如,为了发展经济,在乡村自治和司法领域,中共当局还是作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以律师为主体的一批知识精英已经走向前台,融入工农维权者队伍;在中共体制内,也有越来越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发出了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呐喊,与体制外的呼声遥相呼应,对执政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但是,不能不承认,就总体来说,中国的民主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中国民主运动二十八年的历程,究竟反映了怎样的逻辑必然性?
    
    如果如丹尼斯•缪勒(Mueller, D. C.)所说,公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的分析”,④那么,有关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理论,就是要运用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描述在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约束条件下威权政府、反对派和民众在民主化过程中各自的最大化行为,揭示民主进程和政治制度演化背后的经济逻辑。当年,为了强调对政治和经济的整体研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经说过,“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⑤今天,为了强调民主进程的逻辑机理,我们应该反过来说,脱离经济学的政治学是无用的。遵循实证政治学的基本方法,我们分析中国的民主进程,不能根据民主政治的理念,或者出于社会或国家的利益,说明政府、反对派和民众应该如何行动,而只能根据他们的自利本性,说明他们已经如此行动的逻辑原因,并且预测民主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总之,分析中国当代民主进程,不是基于“天下为公”的道德人理念,而是基于“惟利是图”的经济人假设。
    
    [注释]
    ①[美]詹姆斯•M•布坎南  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第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②[美]马斯洛:《人格与动机》,华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20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第1版。
    ④[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⑤转引自陈振明《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轮》第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2006-08-13
    
    首发于《观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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