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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吴高兴
(博讯2006年9月19日)
    
    展开7月23日的《台州晚报》,一则报道跳入眼帘——“见义勇为遭报复,路桥一男子被砍十余刀”:头天夜里帮助警方抓小偷的水果摊老板李祥第二天晚上遭小偷报复,被砍成重伤躺在医院里为8000块医疗费发愁,妻子不得不把辛辛苦苦为两个孩子积攥的学费和赞助费挪上了,这让做父亲的李祥深感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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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报道,我不禁为李祥这位勇士担忧。然而李祥还算幸运:也许是《台州晚报》的这则报道起了作用,三天以后的7月26日,《台州日报》报道,此事引起台州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和市长都作了批示,上头一声号令,下面闻风而动,从路桥区委到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公安分局、慈善总会……各路头头脑脑,上医院慰问者络绎不绝。嗣后,7月28日《台州日报.周末特刊》又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李祥见义勇为的一系列事迹。我知道,作为个案,李祥见义勇为的“后遗症”问题大体上是解决了。
    
    但是,我由此引发的思考还在继续。李祥是成千上万见义勇为者中间的“幸运者”,更多的见义勇为者事后陷入困境。同样在台州,两年前的夏天,临海桃渚渔民陈永海等七人顶着台风出海搜救遭难渔船,救了他人而赔了自己的性命,陈永海的父母还为此背了80万元债务,这些死难者的家属从此陷入绝境,虽经总理温家宝和浙江省省长的顾问,至今仍然无法解决。(见7月27日《南方周末》)李祥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假如没有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批示,他能得到社会的如此关爱么?李祥万一造成伤残甚至丧失劳动能力,这个个体商贩今后又如何摆摊养家糊口?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恃强凌弱的社会,见义勇为遭报复的事属于司空见惯,也不可能每一个“李祥”都会幸运地得到政府领导的光顾,甚至象陈永海这些死难的英雄那样,即使有省长的批示也无法解决。“谁见义勇为谁吃亏”,这一点谁都心里清楚。于是,见义勇为成为“不明智”的行动,面对遭受歹徒欺凌的弱者求援的眼光,大多数人恪守的人生信条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即使有能力帮助,也不肯施以援手。
    
    李祥说:“小偷有什么好怕的?应该是小偷怕我们才是。”面对不法之徒,如果人人都能象李祥那样挺身而出,小偷确实会怕我们,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象李祥那样的人现实中实在是太少了。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让我们设想走进一种常见的场景,做一个思想实验吧:公共汽车里,小偷正在行窃,周围的人都看见了,每一个看见的人都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是大吼一声“住手”,或者是装作没有看见。每一个人都在盘算:如果我发出吼声而人家默不作声,小偷及其同伙就会向我袭来,吃亏的是我自己;如果我默不作声,或许人家会发出吼声,这样小偷被抓,我也不并丢脸,如果大家都默不作声,我也不会吃亏。每一个人都知道默不作声是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人家也知道这个道理,每一个人都估计人家会选择默不作声,于是,默不作声就成为人人的必然选择;于是,不是小偷怕众人,而是众人怕小偷,好人畏首畏尾,盗贼肆行无忌,这种情况就成为人们按个人理性选择的必然结局。人人怕吃亏,结果是人人吃亏,这就是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
    
    或许我们可以谴责这个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是道义上的谴责于事无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走出“囚徒困境”,形成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李祥是英雄好汉,宣传李祥或许有助于人们对英雄好汉的崇敬,但是面对“谁见义勇为谁吃亏”这个血淋淋的现实,道德的说教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领导亲自出马或许可以解决一两起见义勇为遭报复的个案,但是理性的人们谁都知道不能指望自己见义勇为遭报复以后能够得到领导的关爱。要走出“人人怕吃亏,结果人人吃亏”的囚徒困境,唯一的办法是正视和尊重人们怕吃亏的心理,建立一种制度,使得见义勇为的人不但不会吃亏,反而有可能得到好处。全国人大应该通过一项“见义勇为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见义勇为者有权按情节等级受到政府相应的奖励;凡是因见义勇为而受伤的,其医疗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凡造成伤残的,按照伤残等级享受相应的残废军人待遇;凡在见义勇为中牺牲的,得一律申报为烈士。为了确保各项费用的支付,所有开支都应由中央财政解决,为此中央政府可以向各地方政府征集见义勇为基金。在全国人大立法以前,各地方人大可以先行制订保护见义勇为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这种法律或法规一旦付诸实施,见义勇为者势必如雨后春笋,原先肆行无忌的不法之徒势必如过街老鼠,从而为保障见义勇为者权益所需要的资金会越来越少,投入社会治安所需要的资源也势必会越来越少。
    
    维持社会治安,保障公共安全,这是政府的责任,见义勇为是群众帮助政府履行职责,见义勇为者由此造成的损失理应由政府来承担。用经济学的观点看,见义勇为作为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它只能由个人提供,其成本必然首先由见义勇为者个人支付,而其收益却为社会所享受。所以,政府必须通过“见义勇为者权益保护法”主动承担见义勇为者的成本或损失。我们只有通过立法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使见义勇为者不仅得到精神鼓励,还能得到有制度保证的物质鼓励,这才能激励每一个公民都象李祥和陈永海那样见义勇为,形成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这才是政府所应该做的。
    
    ——首发于《民主论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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