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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的五种因素/武振荣
(博讯2006年9月18日)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这篇短文旨在建立一种研究民主运动的模式,不关乎民主运动的历史和现状,仅仅是提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运动运做情况,并不涉及某一个具体的运动,但是论证中的模式一旦建立,本文所列举的五种因素似乎有助于对某些民主运动做出价值的解读。
    
    一、领袖人物
    
    任何一种自觉的民主运动都是由一个纲领提起的,也都可以用一个纲领去描述它,而纲领,通常情况下都是运动的领袖人物提出或创造的。纲领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原则的,一般都很简单,有的纲领甚至简单到一句话、一个口号就可以概括的程度。但是真正能够造就运动(特别是大的运动)的纲领之产生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它要求纲领的提出对于自己生活着的社会、国家的情况要有一个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所以,提出一个纲领的事情虽然容易,但是纲领能不能指导运动,能不能组织运动,能不能有效地动员人民参与,以保证运动的最后地成功却是一个与传统政治中的“天意”、“天命”有关系的问题。因此,在现代政治中,政治领导人物虽然都脱去了神的外衣,但是,在遭逢伟大时代和特殊事变时,这些人无论如何都会表现出非凡的英雄气质。
    
    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关切着政治领袖人物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理解程度,在理解中,他们对于目前时代和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以及将要创造着的时代有着一种统一的不同于普通人的理解,所以他们能够提出这个时代中的最主要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又能够在实践中引起人民的广泛诉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一团创造的因素,而不是一种现成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他们要具备一种政治的眼光,这种眼光和成功的企业家眼光一样,要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创立了韩国大宇企业的总裁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走在韩国的街道上,“看到遍地都是韩币”。基于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的眼光中,他应该发现自己国家中的每一位公民,每一个人都懂政治,都热爱民主,都向往自由,都可以造就成为政治上的精兵强将。因此那些把人民群众看成是“邪恶的”人,或者公开鼓吹“人民也不是好东西”的人,都不配做民主的运动家。在这里,是他们的看法有问题,而不是人民真的有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没有不具备民主资格的民族,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也没有不具备民主资格的人民。
    
    领袖人物不但应该是民主运动纲领的提出着者,而且应该具有把纲领展示给社会以及民众的理论能力和理论水平。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说服人的艺术的话,那么说服的资本就是“理论”。外国的情况姑且不论,仅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普通人所具有的“政治理论水平”是不容低估的。因此如果希望一个在理论上平平常常的人要能够提起中国民主运动这样重大的事件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在政治上、精神上、思想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状况下,一个相对统一的民主话语是非常需要的。在这里,我说的理论不是民主的“古典式基础理论”,而是指现代“应用理论”;和前者相对比,后者不是“理想的”,而是“经验的”。
    
    道德、人格和力量,是现代政治运动领导人的三个看点。今天人们所说的民主政治应该反对“个人崇拜”的话,我不存疑,但是我必须要指出这样的一点,一个能够策划和组织大型政治运动的人本身就是一颗政治明星,所以在我们这个时兴“追星”的社会里,政治明星如果不能够和影视明星、体育明星、歌星一样地成功地带领一个“星族”,那么这个社会或国家必然是一个腐败的存在物。政治事务和公众事务如果在人民中间出现了严重的冷漠,就可以肯定这个社会或国家一定是发生了致命的疾病。因此如果我们把民主运动中的领袖人物看成是一种可能意义上的力量的化身的话,那么最富有感染力的人就是运动本身要素之一。
    
    21世纪的民主的理论应该作出如下的假设:任何一个社会的民众和人民都可能在本质上接受同一的解释,但是居于民众和人民另一头的领导人物却是千差万别的。就这一点立论,中国大陆人民不是就不如台湾人民,也不是朝鲜人民就不如韩国人民,而是领导、统治上述人民的人的性质有着“质”的差别。在这,我声明:我其所以这么说丝毫都不想使自己的议论重蹈19世纪的“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老辙,而是说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上或者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那一刻,历史的确留给个人以很大的创造空间。在这个狭隘的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政治领袖,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
    
    二、核心集团
    
    核心集团是被创造着或将要创造的运动的一个“微缩”、“小型”的版本。因此,假如运动能否成功的问题可以提前预测,那么,由领袖人物所组成的核心集体凝聚之情况就构成为一个可测量的指标。和军事战争中的参谋部是一样的,核心集团的作用就是“运筹帷幄”,领袖人物第一个显示本领的场合就在它之中。
    
    1、就人数讲,核心集团一般是由7——25人构成。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和所有的不同性质的运动,都是取决于这个人数及少的核心集团。对核心集团的行为的历史记述就造成了“个人创造历史”的“假象”。基督教的12使徒,满洲八旗的旗主,曾国藩的幕僚,共产党的政治局,布什的竞选班子等等都是如此。这就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道理。
    
    2、核心集团的宣传能力和技术、技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打个比方说,提出纲领的过程好象是要设计一种名叫“六必治的新牙膏”,那么核心集团应该说的话就是“吃饭捧捧香”了。但是这种事实上的“广告用语”能否呼唤更多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就取决于这个小团体的水平。如果它是由非常具有个性的非常强的人组成,那一定是好的,但是力量协调不起来,你吹你的号,我唱我的调,那就是烂团体。核心集团中的人,不一定都是诸葛亮,但是只要“合成”一个诸葛亮,它的智慧就足以够用。不是民主打动不了中国人民,而是民主的鼓吹者们的水平和方法有问题。
    
    3、组织的艺术。在现代社会中,谁能够组织起来,谁有立足之地,不管这种组织是爱鸟协会,或者是“婚姻快闪族”。过去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组织出权力”。
    
    三、中坚力量
    
    如果要组织一个10万人的政治运动,那么充当中坚力量的人数一般应在3万人左右。中坚力量的特征如下:
    
    1、坚决认同运动的纲领,并且以实际行动落实纲领,也就说对纲领不存在哪怕一丝一毫的疑问。一句这是一些“铁了心”要搞民主运动的“铁杆人物”,杀头、坐牢都在所不惜。
    
    2、积极热情。不要希望所有人都会积极起来,都对民主运动抱坚定信念,但是的确可以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造就百分之三十的“积极分子”。应该知道人类的积极性是具有“传染性质”的,因此只要这有了百分之三十的“积极分子”活跃起来,就可以追求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人“积极”起来的目标。
    
    3、献身精神:人是有精神的动物,所有事业有成的人的都有一种特别的献身精神。中国近一百年以来,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是“民主革命的献身精神”。但是非常遗憾,这种本应该被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民运人士继承的精神现在却公然地遭到了一些口称“民主”的人的“否定”和“反对”,如果说“否定”、“反对”仅仅是“个人的事情”,那也无所谓,只是“否定”、“反对”已经形成了风气,在民运人士的队伍中也给刮起来了。在目前把“献身精神”与“流血革命”混为一谈是最坏事的,试想一想,一个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的企业家都提倡“献身精神”,一个笃信宗教的善良人坚持“献身精神”,而一个要破坏和结束中国专制政治,为生民立命的伟大政治运动的提倡者却来政治上的“空手道”,不就自己打倒自己吗?共产党是打不倒我们的,但是我们自己却是可以打倒自己的。
    
    4、自觉服从:伟大的哲学家穆勒认为“文明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服从”。在这里必须把对专制的服从和民主运动中的人对运动指挥的服从清楚地区分开来。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要不导致动乱,服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用形而上学的方式去解读服从,那它就是“自己服从自己”,只是现代民主知识已经不是出于形而上学的途径,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了简便性,因此,也都是便于宣传、便于广告的东西了。把这个要素和第一要素联系起来,意义就很重要:纲领如果不被中坚力量扼守和服从的话,那么运动就有可能导致动乱。
    
    四、目标民众
    
    民主运动固然可以提出人民广泛地参与,但是任何形式的民主运动都只能够发生在特定的人群中,这样就产生了与传统民主革命不同的问题,即运动要有一个目标民众,而不是要使全体人民“革命化”。如果说民主的动员在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只可能是“人民”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话,那么就产生了我所说的目标民众。因此,发动民主运动一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发动目标民众。目标民众可以根据不同性质的运动有以下的分类:
    
    1、 市民:非公人士(非公有经济人士);
     中产阶级;
     无产阶级;
     失业者。
    2、 农民:新富农;
     新中农;
     新贫农。
    
    3学生和青年:
    传统的知识青年;
     愤青;
     奔奔族、新新人类、网络玩家
    4、 知识分子 :
    体制外和体制内;
     海外的异议分子和国内的异议分子;
    5、 军队和军人:
     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
     士兵和军官;
     高级军官和普通军官;
    6、共产党内以及其他的人群。
    
    对以上人群的分析:
    
    1、 阶级分析;
    2、 阶层分析;
    3、 文化程度分析;
    4、 年龄分析;
    5、 职业分析;
    6、 收入分析;
    7、 流动性分析
    8、 地域以及居住地分析等等。
    
    五、成型运动
    
    前面的四个因素组织得如何,成型运动是考验的最终标准。先是领袖人物提出纲领,纲领在核心集团内被反复地讨论与酝酿,然后组织中坚力量的人物群体,再由中坚群体扩大到目标民众,一个民主的运动的形态就可以说完成了。当然,这是一个概括性的描述,被描述的东西是骨架性的,暂不涉及细节。
    
    最后,对成型运动的期待,需要做一下的说明:
    
    1、 中国虽然是现代专政、专制体制中的一个典型的类别,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把它同前苏联社会一样地看待,亦不可把它同朝鲜或古巴相提并论,更不可以在理论上把它看到是法西斯、纳粹主义社会,一定要看到我们中国社会的特征与特点,这些特征与特点是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类同的,那就是在极端专制的社会中却不时地要刮起民主的风波。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两次大的民主风波曾经越出了国界,刮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上一时间形成了巨大的中国冲击波。对于这个现象你如果做出来了认真地研究的话,那么民主的风波的确是“每隔七、八年就来一次”,好象有着一个所谓的“历史规律”在内的。就年份看,1957年、1966年、1976年、1979年、1989年,不都是产生了政治上的民主风波吗?1999年又出现了法轮功运动。所以,今后中国还要刮民主的风波,还要搞民主的运动,这和自然界要刮风的事情是一样的,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也不能够改变的,要知道“风起于青萍之末”!
    2、 中国已经有了多年群众政治运动的传统,并且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经验与教训,于是,从群众运动到公民运动——这是顺理成章的一步,只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没有认清楚其间所发生的事情罢了,因此,我们就变成了一些在河岸高喊“游泳,游泳”,却不敢下水和不会下水的人了,用土话讲,就叫“旱鸭子”。
    3、 过去的运动其所以失败,一个最主要的教训是运动之于人民是“自发”的,缺少我上面所提到的要素一和要素二,换句话说,运动缺乏“自我设计”。66运动是在共产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空挡中间产生的;89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几年的自由化风气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群体中间的一种自然爆发,因此1989年6月被通缉的那些非凡人物并不都是运动的真正的“策划者”,他们仅仅是影响了运动,或者说运动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若不是这样的话,运动已经过去了17年,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分析它,也不知道运动的纲领到底是什么:是纪念胡耀邦吗?还是反对邓小平、李鹏?是反对政府还是和政府对话?是反对“官倒”,还是爱国?亦或要求民主?若是要求民主,要求什么样的民主?舍去这些不说,就89运动是学生运动还是市民运动的这一点,在当时也还是不清楚的。若问:北京市民的伟大参与又是谁设计的呢?没有,是完全意义上的“自发行为”。
    4、 目前许多人都在“策划”和支持维权运动,这当然很好,但若不把维权运动当做为民主运动的一个分支,把它组织在民主运动的大架构之内,认为单凭维权运动就可以使中国民主化,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非愚即枉。
    
    如前所述,这篇文章写作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方法能够提起对于中国民主运动做技术上的研究,因此我试列举了以上五种因素,建立了一种模式,我不认为它可以包罗万象,也不以为它是一个定型的东西,仅仅是一种网上“作业”,想引起民运人士对此的兴趣。
    
    2006-9-1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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