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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的表述/武振荣
(博讯2006年9月10日)
    作者:武振荣
    
     一、说明: (博讯 boxun.com)

    
    在这一篇文章中,我想以最通俗的方式讲清楚一个表面上看似简单、很容易认识、很容易把握,但事实上却又绝非如此的东西:民主。至于说论述能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我则不敢保证,因为今天,每一个人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都有一个自己的民主图像存在于心中,也就是说,在民主的问题上,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都不是一块“白版”,而是已经印上了许多有关民主图像的东西,所以,人们在阅读时,就必然要把我论述中的问题和它相对照,看我的话能不能与它发生互动的关系,若能,那么我的议论就可能受欢迎,若是不能,那我写作的文章就是无的放失。
    
    于是,在论证民主的问题上,我必须作出这样的声明:那就是某一种民主言论的影响只可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人群中,而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我套用某一个演说家的话,认为每一种民主的言论都有着一个“目标听众”的话,那么此文也就是针对这一群人写的。这些被叫作“目标听众”的人热衷于政治、政治活动和政治运动,并且一心想用人民政治或公民政治运动的方式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完成中国民主化大业。又,如果“目标听众”中的人主要是指市民、农民、工人、学生和士兵这样的“基本群众”,那么我的确是为他们写作的。其所以是这样这,因为我本人就是这群人当中的,并且在我57年生涯中,一直就处他们之间,是“基层的人”。坦率的讲,我对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或学术界所流行的那一种民主理论或学说没有多少兴趣,有兴趣的是中国社会上的普通人对民主的理解、看法和印象。
    
    二、论点:中国不是没有民主,也不是中国普通人不懂民主,而是中国人缺乏对民主之表述
    
    分析中国民主问题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着眼于逻辑的方法;一个是着眼于事实的方法。就前一个方式讲,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社会,在它之中是不可能产生民主的,因此,在一党专政没有结束之前,中国社会怎么会有民主呢?进一步讲,一党专政若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铁板一块”,那么,中国没有民主的事情也就是“铁的事实”了;但是依据后一种方法,我们着眼于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把1957年、1966年、1967年、1979年、1989年发生于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贯穿起来看,每隔若干年就出现一次民主的骚动,就可以使我们发现一个民主的线索,于是,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中,我们中国人也或多或少地争取到了民主,甚至在一个极端的没有民主的年代(1966年),人民却争取到了当时被称为“大民主”的广泛民主。
    
    上述的两种方法得出了两种结论:即中国“没有民主”和“中国有民主”。就前一种结论演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历史应该从今天开始,所以近一百多年以来所发生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都是惨痛的教训和失败,因此,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在中国就事实上就构成了一种讽刺的漫画场面;就后一种的方法得出来的结论而言,中国的民主事业已经具有了一百年的历史,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民主化大业还没有最后地成功的现象虽然说明了我们中国人在民主上的失败,但是这种失败不是一败涂地的失败,也不是彻底的失败和完全意义上的失败,和战场上的失败一样,是一种带给我们“教训与经验”之失败,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收获”意义上的失败,今天在我们所推进着的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就存在着它。
    
    我是赞成后一种方式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已经有了民主的积累、积淀,中国人民也已经具有了民主的资本,也多多少少地掌握了民主的资源,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自己反对用“零概念”去解释中国民主的做法。在许多人持“零概念”的人的观察中,中国现在好象还是毛泽东在40年代末所说的“一张白纸”,上面什么也为没有,凭我们这去乱写乱画。其实,现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现在我做这样的一个假设,诸位以为怎么样?如果在2008年5月中国结束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现实了政治民主化变革,那么在2008年,要你去写作中国民主化的历史,你能写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篇章吗?我想象那时你一定会写1957年到1989年的中国重大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你一定能够寻找出中国人民批评、批判中国共产党的事实,也可以寻找出一个中国人民“打烂”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治运动,那时你就绝对不会说中国的民主是开始于2008年的。我还可以推测,再过若干年,你若要对这一部中国民主历史做更深入的研究的话,那么你会一定认为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战争等事件和2008年民主化运动的有着历史的关系,不管你对这种关系如何评价,有一点我是敢肯定的:你绝对不会象现在某些“异议知识分子”那样把上述历史中的革命事件认为是对民主的破坏。
    
    职此之故,你如果对目前中国人民在民主的事情上做出“阿Q式”的评价,我并不反对,因为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化变革的今天,你对中国人民发出如此尖锐的批评,并没有什么恶意,这种方式可以视之为对“人民的激将法”,效法鲁迅,用“祖鞭”鞭策人民;但是,伙计!这如果这是你认真的一种观点,也同时是你的历史信念和历史观,那么,它就不能够说是“民主的”了。遗憾的是,这种“不民主”的批评,在当前中国却又被视之为民主批评的最高水平,也被认为是最“民主的”声音。
    
    正因为产生了上述看法,我在这一篇文章中就要做这样的一个说明:时至今日,每一个中国人都一种自己的民主图像隐藏在他的心中,他的心理的“版”已经是“民主”的了而不是“专制”的。因此就表面现象看,这个“心版”还印着“专制”的字样,其实呢?它已经写满了密密麻麻民主的文字,一个突然的事变就可以使这些文字的意义彰显出来,使它由目前的不可读的文字变成为明晰可读,并且读起来朗朗上口的文章。因此,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我们可以正确的认为它是在“一瞬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原因是在此之前,它有着一种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一瞬间”(我在《只差一分》的拙文中对此已做了说明)。目前问题的要害不是普通人不懂民主,没有民主意识,也不是他们不想搞民主,而是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对存在于自己心中的民主缺乏表述,这种情形就如同我们普通人对美都有一种感知,但是我们却不掌握描述美的“美学语言”难以把自己的美传达给他人。可见,我们中国人心中的民主缺乏必不可少的交流、交通,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的自我封闭状态,好象它一直处于“闭关状态”。事实上也是,许多人认为,现在立即行动时间不成熟,大家都在等待机会和机遇,并且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自己心中的民主,会变成社会现实。
    
    三、一事一表与一事多表:
    
    在古代,我们可以发现一事多表的例子。譬如耶稣披刑一事,“新闻的表述”是,“一位去耶利哥城的旅客遭劫的故事”,犹太人的表述是,一个渎神的人遭到报应的故事,基督教的表述却是“十字架之道”。现代的情况也一样,同样是1966年的那一场政治运动,毛泽东有一个“革命的”表述,邓小平有一个“动乱”的表述,而经历过它的人,如刘国凯、王希哲、郑义、陈泱潮、方圆包括我在内却有一个“人民运动”的表述,于上述人相反的王玉琴博士,却坚持着一个“文革害人”的表述,现在的问题是:“那一种表述更正确”?
    
    上述不同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种表述是“正确的”,其他的表述是“错误的”,而是每一种表述都存在着一个可以接受它的受众圈子;于此相应的是,每一个圈子中的人也都在接受一种意义的时候排斥相反的意义。明白了这个问题,你再去研究中国民主阵营的现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搞民主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而被大家表述出来的民主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你认为这是民主过程中的非正常现象,那么,你就有可能走上寻找“统一观点”之路,但是你如果认为这是正常的民主现象,那么你的功夫就不会放在寻找“统一观点”方面,而会尽最大努力去扩大你所持的民主的意见之影响面,以使自己对民主的理解争取到更多人的认同。
    
    民主不可能寻找“统一观点”的问题,不能被看成是提倡民主的人不去寻找对民主表述的“相对统一”,其实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如果搞民主的人形不成对民主表述的“相对统一”,那么民主就失去了组织的力量与能力。现在我们中国民主运动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就单个的人来讲,许多民运人士都堪称英雄,但是就对中国社会的民主之表述而言,我们算得了什么?中国人民在多大的程度买我们的单?也就是说一旦时机到来,出于我们之口的民主能够动员多少民众?组织多少民众?出于民运人士之口的民主的语言如果不能够沟活存在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民主图像,促使它由“心理”的东西转变为“政治的现实”,那么“一瞬间”发生的就有可能是“动乱”而非民主。
    
    在民主的表述方面,固然存在着理论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却不是纯粹理论上的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就是说作为表述民主的中国人,我们如何把我们民族在近一百年时间内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经验”(包括教训)囊括起来,给出一种“理论”的说明,或者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是我写作这一篇文章的目的。
    
    其实,在这一方面,已故顾准先生给我们带了一个很好的头,用他的方式我们可以把1949年之前的中国民主革命放到“理想主义”的架构中去解释,而把1957年特别是1966年之后的中国民主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解读,也就是说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是通过“理想主义”而知道民主,在后一个时期,民主又是我们普通人实践中的事情,已经变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因素,只是对此我们缺乏自觉认识而已。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中国的“民主队伍”在批判共产党的“乌托邦主义”的时候,也同时地“否定”了“理想主义”在人类生活中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做了一桩“正确的事情”的同时又犯了一个“消解价值”(不是自觉的)的“错误”,而对于“经验意义上的民主”我们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因此在今天应当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境况中对40年前中国亿万人民以政治造反的方式“砸烂”中国共产党组织一事之价值却视而不见,甚至有人认为那是“搞动乱”,于是,“经验”之于我们就变成了一种“负面价值”了。正因为如此,那需要用民主的方法“开启”的中国人心中的处于“关闭状态”的民主图像就不能够被我们激活。谁都知道,这个图像是“经验的”,而非“理论的”。
    
    现在我们谈论和讨论民主,不应该做形而上学的事情,不应当象18、19世纪的哲学家们那样要去建立民主的体系,也不应该象上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那样的认为民主不适应于中国,或中国的文化与民主格格不入,更不应该象一些自认为清高的人那样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的得分是零,而应当抱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在那些我们中国人参与了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中去寻找民主的历史。民主之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早已经是“主观”意义上的存在物了。因此,在民主的表述上,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够跟着人家国外学者鹦鹉学舌,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能够说出我们自己的民主的话语,只不过这样的事情是要有实践的决心和行动。
    
    四、中国人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之原因是缺乏政治运动:
    
    中国社会虽然有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却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寻找其原因,中国禁止搞政治运动是最主要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普通人的民主发展必须要有条件,这个条件不是别的,就是政治运动。不要说在专制的国家中争取民主的行为要凭借政治运动,在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和社会中,保持民主不丢失、不衰败、不被腐化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这些国家中的人民要用法律方式规定的周期性的政治选举运动来不断地激活民主,没有它,民主的社会和民主的国家也会蜕变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民主还处于争取阶段的社会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不应该再搞政治运动”,于是,人民心中的那个民主的东西就因为缺乏最基本的交流而处于迟滞的状态了。1989年是一个例外,这一年中国的大学生们“心血来潮”,不顾当权派已经宣布“中国再不搞政治运动”的禁令,竟然搞了起来。那时,这一场运动虽然仅仅是学生运动(在北京,解放军进城后才变成了市民运动),但是全国那些没有参与学生运动的各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的思想不都是因着它而给激活了吗?出现了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一场最广泛、最深入的民主运动。
    
    非常清楚,在没有政治运动的时间里,人们心中的民主的图像就会被日常生活的烦琐事务所遮蔽,因此,这样的人你是看不出他的“民主”性,草根网友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下述话很有意义:
    
    作者: 草根 普通民众的民运觉悟 2006-4-14 23:18 [Click:199]
    普通民众,就是受过基本义务教育,不太穷也不太富,不是天才也不大笨,上班签到打卡,下班看看电视、打打麻将,喝酒的时候大家发发牢骚骂骂共产党的那种平民百姓。
    他说的没错,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普通人事实上就是这样,而这样的人在过去的时间里,也被说成为是“只关心柴米油盐的人”,但是,中国民主的最后的成功却是要倚赖于这些人的参与,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普普通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就不会有中国的民主制度。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提到的问题是中国民运人士不可能回避的问题,我们民运人士不可能象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样,想要把这样的人造就成为人类一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必须在这里建立一个门槛:民众就是民众,人民就是人民,或者公民就是公民。
    
    在如此这般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对民主失望了呢?也是不是我们对人民的理解是错误的呢?不,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对民主的生活有着一个认真的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四年(或三年、五年)的时间内,人民的确如上述所说的那样,“上班签到打卡,下班看看电视、打打麻将……”,只是有那么一各月的时间,人们才发生了变化,才关心政治、关心国事,并且因着这种关心而要看一眼世界上事情,于是,日常生活的那些兴趣都被政治的选举运动所集中起来了,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人们一时间都好象是职业的政治家,为了把自己的国家、社会搞好,他们忘记了自己是普通人,而做出了平时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做的事情,以至于许多平时安分受己的人竟然发狂,变成了政治上的狂人(联系目前台湾的“反贪、到扁”运动和美国第44届总统大选的情况)。但是这个时间一晃就过过了,人们又回到运动前的那个状态中去了……。因此,就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发表如下的议论:如果在政治选举的时间内,国家公民和平时一样,没有人对政治事物感兴趣,他们也不去投票站,不参加“骗人的政治选举”(认为选谁都一样),照样地“打打麻将,喝酒……发牢骚”,那么这个国家制度即使民主的,也会一下子倒退到专制状态。民主的国家况且如此,那么,我们这个正在争取民主的国家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呢?
    
    因此,如果人民是在政治运动中,那些,你就会发现人一下子给完全变了。人们脱去了庸俗的外衣,平时间只看见“柴米油盐”的眼睛竟然闪闪发光,紧紧地盯着国家大事或公共事务不放,把个人的得失完全当成了鸡毛毽子想一足踢开。就拿1989年来说吧,中国人变了,他们即使在上班,但是上班时也在想着广场上的学生,他们看电视,主要是看政治新闻,下了班不是“在喝酒时大家发发牢骚”,而是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把长期隐藏在自己心理的不满的话说了出来,和其他人交流……,平时间舍不得乱花一分钱的人,竟然大把地把钱投近学生们的募捐箱……,就连小偷也少了,人人都好象变成为民主人士了!因此民主的道理在这里可以表述为:它要求的不是人民的永远变化,而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中的变化;这样变化的性质不是如共产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那样的无边无际,而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变化——这就中国民主今天面临的问题和我们民运人士应该懂的问题。中国的民主如果说“只差一分”的话,就差在这里。现在许多搞民主的人不是这样看待问题,他们认为好象只有把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那些东西全部地扫除掉,中国的民主才有希望,其实这是不对的,想当年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错误不就是想着要把国民党的东西“彻底扫除掉”吗?民主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只能够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而与此相反,民主建立的基础中必须要包容旧的东西。因此你去看,那些表面上很“民主”的人,其实往往不民主。
    
    五、表述什么?
    
    上面我已经说了对民主的表述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周期,而周期又必须体现为政治运动,既然是这样,那些我们对中国近一百年的民主做一个总的表述的话,我们看就有这些两点必须把握:一、人民有运用一切手段(包括宪法方式和暴力方式)改变或推翻已经被他们“厌倦”的政府;二、人民只有结成政治组织才可以如愿以尝。对普通人来说,民主就是就这两点,你能够认为普通人不懂民主吗?因此现在民主之于我们民运人士来说不是要求我们要发表什么可以一鸣惊人的民主理论或民主体系,亦或要我们重新制订一部宪法,而是要我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技术把中国普通人心中的那一副民主的图像开发出来,并且用我们的方式激活它,使之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中以集体的形式组成我们民族的整体图像。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抄着普通人可以听懂的语言讲话,所讲的内容也是关乎普通人的,因此衡量我们政治水平高低的东西不是我们在政治上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而是我们的东西在组织人民方面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在1911-1949年,中国人民事实上运用了暴力革命的方式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并且在政党活动中预演了自由结社,1966年,人民放弃了暴力方式,通过民主运动的形式履行了他们的权利,并且实现了真正自由的结社。今天,如果我们的民主工作不若从这两点基本的东西作起,认为在民主的事情上我们中国人民应该重搭台子重唱戏,在“否定”过去一切的同时,去搞民主的新发明,就完全错误了。中国的民主,特别说在目前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就是民主话之后,民主也是只有在不断的建设中才可以保持的啊!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的大历史》一书中,曾经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够去摸索过去。”是的,是这样的。可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邓小平“复出”的时间上只用了眨一眨眼睛的功夫,就轻而易举地宣布已经发生过了的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应把它“推倒”重来,今天我们若继续在这样的思路上徘徊,中国的民主化之希望就很渺茫了!
    
    2006-9-10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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