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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毛泽东及其七个偶像(下)/解龙
(博讯2006年9月10日)
    
    
     (本文是解龙将军撰写的《僭主毛泽东及其偶像》一书的导论部份,本刊征得解龙先生同意,预先摘要发表部分内容,以飨海内外广大读者。因为篇幅较长,分上中下三次予以连载。) (博讯 boxun.com)

    
    三,我们如何清算肮脏僭主毛泽东的遗产?
    
    最后,如何清算僭主的肮脏遗产?如何攻占红色巴士底狱封建割据的最后一块死亡根据地?
    
    1,救星还是暴君?
    
    二零零一年八九月间,九一一恐怖袭击前后,位于伦敦的堂堂的BBC中文部,竟然也赶制了九集特别节目《毛泽东的功与过》,纪念独夫毛泽东。吹嘘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蹿下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得“无数中国人额首称庆,中国终于摆脱了百年战乱。毛泽东的新中国向人民保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工做。就象《东方红》里唱的: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其实,那些向毛欢呼的人,后来不是被他杀死,就是被他饿死和斗死,统统不得好死。至于有的新左派马屁文丐,说二毛子带领中国人民洗清了百年耻辱,真是颠倒黑白。
    
    请重温一下被中共有意掩埋的近代史实:
    
    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日寇大本营侦听破译了美特密第七号电报,得知美国预备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已由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东条英机为了取得宣传效果,决定抢在美国人前面宣布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并敦促汪精卫政府对美、英宣战。一月九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并和日本政府签订了《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国统帅蒋介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三大盟国庄严发表《开罗宣言》:“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它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数据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由此可知,非但不是毛泽东把中国救出亡国险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反而是毛乘中国在抗战的危机,夺取政权,利用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停止剿共而且在八年抗战中打光了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机会,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卑劣伎量,夺取政权。
    
    这也就是毛评论于连时所说的,“你说于连破坏了别人家庭,是幸福的就破坏不了。破坏了,可见不幸福……”按照这种哈哈大笑“不破不立”的强盗逻辑,毛泽东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做,因为“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不能走,不能跑,只能爬……”。
    
    在这场卑鄙龌龊的共产主义革命中,真正站起来的,其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而包括昔日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却从此匍匐在他肮脏的脚下。
    
    当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际上人民从此倒下去了;从此人民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只有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思想。于是人的认识受到改造,认“鹿”为“马”。
    
    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回忆他当年见毛泽东时,用词微妙。他说毛泽东说话很慢,边说话边抽烟,喜欢用短句,但用词清楚准确。达赖喇嘛回忆当初他们不认为毛泽东会使用武力迫使西藏成为中国的省份,虽然后来中国当局对西藏执行的政策打破了他这个想法,但他现在还是很难相信那种做法是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批示。……
    
    尽管“领袖的私生活”向来是中国文化的禁区,但作为一个褪去了神秘光环的毛泽东,近年来被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他与女人的关系。老作家王若望一九三七年在延安,他说人们当时的流言蜚语大多数是针对江青的,说她曾经离过两次婚,又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但对毛泽东却很少指责。……尽管毛泽东抛弃二姨太太杨开慧,导致她被湖南人枪杀;又抛弃三姨太太贺子珍,并把她送入苏联疯人院。至于四姨太太江青,后来也被一心投入搞破鞋运动的毛泽东给一把冷冻起来,被逼无奈变成了一条疯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疯狗婆子江青在法庭上就是如此供认不讳。
    
    有人把毛泽东追求女人的激情看作是他诗人和艺术家气质的表现,但现在用毛泽东与女人的关系来指责他在道德方面的失误越来越普遍。
    
    参加BBC节目讨论的网民颇为踊跃,以下是对“要是没有毛泽东”的假设题的部分回答:
    
    A.应该是一个本来就统一的中国,没有现在再来统一的尴尬。
    
    B.应该没有十年浩劫对中华文明的践踏,和经济的倒退。
    
    C.人民的生活起码比现在好两倍。
    
    D.应该有一个比现在民主多的政府,不会有很多不该发生的残忍暴行。
    
    E.世界上会少一个大独裁者。但多了你毛一个,耽误十亿人。
    
    确实,僭主毛泽东残害和消灭了中华民族几代治国良才,良将和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大大阻止和破坏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人民受尽了各种不该有的灾难,平空冲突了几千万无辜的死难者。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头脑发烧,烧出个大跃进,‘十五年超英赶美’搞出个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饥荒,“新中国”之前老百姓还可以逃荒,毛来了以后则处处饥荒,无处可逃。三年饿死五千多万同胞。如在民主国家,不到饿死人,执政者,就要被弹劾下台等候司法审判。
    
    还应当着重说明的是:毛泽东对当代中国人民的心灵伤害深重。他虽已死二十多年,他的幽灵仍然深藏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即使被他搞得家破人亡者,至今听到他的名子,也还惧怕三分,还是“毛主席”不离口。真是有感情吗?其实也不。有一个车上挂着毛泽东像的出租汽车司机说:“都说他老人家虎气不倒阳,杀气重,威风大,能避邪,歹徒,劫匪见了他的像,不大敢犯案。”(以上数据引自北海闲人《新中国首富:毛泽东!》,《争鸣》二零零零第一期三五-四二页)可见其淫威之一斑。
    
    毛泽东把一个自古有着温良恭俭让传统的中华民族,改造成假大空,搞浮夸,不扎扎实实,总想一步登天,“放卫星”,好大喜功,喜武好斗,总想以打倒或战胜别人别国来作自己的精神安慰。例如,用无数的钱培养体育尖子贵族,去战胜外国人,满足民族的虚荣心;而不化钱搞民体设施建设,说明很多问题。死不认错,惯于盲目自我膨胀。这些话并非什么“反共时髦语言”。毛屠户培育起来的假大空,如今已形成从上到下的比赛局面,成了民族的癌症。
    
    例如在教育界,学术论文制造假货有几种类型和模式:父子型,夫妻型,师生型,上下型,抄袭型,牟利型。服务于论文制假的是“文集”、“文库”、“文选”满天飞。学术刊物遍地开花,“增刊”,“专刊”层出不穷,越出愈厚。如在报刊上发文时留下地址,马上便有‘入选通知’,‘获奖贺卡’,‘名人词典’,‘学术会议’的请柬如雪花飞来。有钱和有权的都乐此不疲。海南,西双版纳,张家界,黄山等地的旅游业得到了极大支持。再看:“一些喊着最响亮的革命口号的单位,正在拼命卖硕士,博士文凭,教育大户成了创收大户。学术界惊呼:硕士热,博士热,就是学术不热;论文多,论著多,就是学问不多;入选证,获奖证,就是学风不正;文凭高,学位高,就是学养不高。制假,造假,弄得鱼目混珠,真假莫辩,泥沙俱下,乱成一团。“再看:现在假货,水货已成了大气候,成了主力军。三分之二以上的学术刊物,刊物上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都是除了作者自己看再没有人看的货色;除了评职称有用再无他用的假冒伪劣品。”
    
    这都必须且只能归之于“毛泽东思想”的毒害。
    
    
    2,虐杀同党,残害人民
    
    毛泽东虐杀同党的最着明的包刑暴行其实不是“文革”,而是在“文革”之前三十五年发生的“大规模的清查AB团运动”,这个毛土匪一手发动的以酷刑逼供的手段罗
    织罪名、滥杀同党的红色恐怖,终于引起了“富田事变”。事变之后,毛土匪在屠夫斯大林的白手套“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的支持下,对党内、军内的异己分子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屠杀。
    
    然而,中国国内以往都把清查AB团的错误全部算在王明头上,甚至算在项英头上。但是,江西苏区清查AB团的运动是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开始,王明则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才掌握实权,项英也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到达江西的(那个时候,从上海进入苏区往往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笔账无论如何算不到他们头上。况且,项英一直反对毛泽东在清查AB团中的过火行为。中国当代人物出版社出版的《陈毅传》红皮精装,用雪白的高级凸版纸印刷,一看就是有来头的书。该书在述及清查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的处理过程时,只字不提毛泽东,而是顺带说了一句“当时,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时至九十年代,还用这种“伪春秋笔法”诿过他人,替毛泽东开脱,使人不禁对下面提到的该书关于陈毅的描述产生怀疑。陈毅在富田事变发生后营救出了李韶九等人,之后又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传》中说,陈毅在后来抵制了李韶九等人对红20军和赣西南地方干部的清算,营救了一些被打成AB团的人,以致李韶九想把他也打成AB团总团长。据该书的描写,陈毅听到李韶九的威胁后说,“我手下的这几条枪也不是吃素的”。但是,较老版本的陈毅传记中都把此时的陈毅说成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捍卫者。在李德写的回忆录中,也有陈毅在清查AB团的运动中“变成了一个屠夫”之说。对于《陈毅传》中关于陈毅行为的描写,今人还没有见到过有力的旁证。黄克诚在当时担任红5军政治部主任,他在其《自述》中对清查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的结局表示了痛心,并对他自己在清查AB团运动中的作用感到五内俱焚。
    
    黄克诚在《自述》中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如果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的这一颗人头就是不足以抵偿的。”黄克诚当时错杀了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大概不比十大元帅、十大将中的其它一些人更多,但凭这一句话,足以使人对其敢于认罪的胸襟肃然起敬。红20军的指战员们在富田事变后,无一人反水,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对他们所扣留的人,包括李韶九在内,无一人加害。但是,他们在最后却遭到了灭顶之灾。当他
    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的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岳骞《黄巢张献忠自叹不如——我亲闻亲见的中共土改镇反杀人事实》(《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三月号)写道:
    
    中共土改的拿手戏是斗争会,拉出选定地主,唆使青年农民诉苦,共干带头喊该杀,便立即处死,镇反反则大杀县以下国府公教人员。中原地区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杀的人有没有八百万?难以确定。到了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全杀光,除了女将军秦良玉所据守之惠州一带张献忠未敢进犯,保全了部份“真四川人”,其余凡是张献忠所到之处甚少孑遗。所以遇到四川朋友,谈起源流,都是外省移民。不过,比起毛泽东,黄、张两位“前辈”定拱手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自愧不如。
    
    毛泽东掌权杀人分五个阶段
    
    毛泽东专权二十六年多,究竟杀了多少人?国际上专家统计是六千万,中国人对此反而没有确切数字,但以中国十二亿人口作基数,中共杀了六千万人绝非大之词﹔(打字员:以十二亿人口作基数属错作,在毛泽东杀人的那近四十年中,中国人口基数约为五至八亿左右。)实则中共政权成立之前,在江西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时代所杀之人以江西人口比例而言也不下于张献忠在四川,所有属于“临时政府”管辖即所谓“苏区”,在中共撤走之后已无男丁。
    
    毛泽东杀人应当分阶段计算:第一阶段是苏区到延安﹔第二阶段是“建政”最初三年之“三大运动”——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第三阶段是大鸣大放;第四阶段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第五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零星运动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计划的杀人运动仍以上述五阶段为主。
    
    本刊在中共政权成立五十周年清算自是正义之举,以前所发表广西吃人事件已轰动世界,本期发行后将有更大震撼,国可以亡,史不可亡,无论国家前途如何,这段历史非记载下来不可。
    
    中共成立初期有三次杀人运动:陶铸土改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土改”,土改乃“土地改革”之简称,中共自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为其中心政策,只要据有地盘必实行“土改”,在江西苏区时期便是如此。一九二九年秋毛泽东写过一首词《清平乐》,最后两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但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大陆上为了土改,死人应不少于一千万,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不是夸大。
    
    中共在土改时期所用的残酷手法,今日六十岁以下的人听来以为是天方夜谭,世间那会有这样的事,笔者可以指天发誓,决不造共产党的谣,兹将亲见亲闻之事,粗略说出。
    
    本来土地改革只要将土地分配给贫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实行土改为了杀人,每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账济大陆水灾,捐款于“希望工程”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
    
    土改期间最拿手好戏是斗争会。在每一个乡村、集镇集合全体百姓斗争中共所架出来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这个地主曾经剥削、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但老百姓实在说不出曾被地主剥削了甚么?有一件典型事件当时传遍北方各省,一个老百姓被共干逼急了,说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个鸡蛋没有给钱。”行了,共干抓住这项证据,当众算帐,这一个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这只小鸡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鸡,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一笔账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干凈等候“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
    
    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共干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甚么罪?”下面安排好的共干大喊:“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出头斗争的无知青年想不到会有这样结果,所斗死的人皆是邻里亲戚,有些地方甚至发动兄弟相斗,儿子斗老子。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人的“英雄”便成了过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撤退时,只有“参军”死心塌地跟着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共干中间流行一种口号“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
    
    比利时的雷鸣远神父在他的中国回忆录《内在的敌人》中曾经写过,他“曾经批评活埋之残忍与可怕”。“我们不得不这样作,”一位共产党员说,“因为日本人就在附近,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停留过久。我们也不喜欢用这个方法,因为这方法太舒服了。我们宁愿用战前在华南所用的方法。”他向后仰身燃起一支烟。我保持表情坚定,不露声色,并表示很愿听那方法的情形,虽然我的胃已在翻呕。
    
    “吓!都是一个好方法!”他说。“我们将人背手捆起来,将他一半身体埋在土里,正埋在这里,”他说着,一方面用手指着肚脐。“我们就把他丢在营房的外边,哨兵们可以监视他们,以防有人给他送水或食物吃。一个人这样可以活两三个星期。”那官员说,“他能活多久,大半要看他的健康如何,气候也有点影响,假如烈日当空而长时没有雨 则死的较快。不管如何最后总是死。”我低下头弯下腰装作找鞋子。当我感觉到我已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时才抬起身来。一只小猫跑进来抓他的鞋子,他轻轻的抚弄它。“这是我们必须给资本家们的死刑,同志。”他又对我说,“这样死得慢,痛苦多。现在用的方法太舒服了。”
    
    据雷鸣远神父的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年五月、六月和七月,在河北博野有三百六十人被杀,在定县有一千七百人被杀,在安平死一千二百人,在深县死两千人。被害的都是老百姓。他们被屠杀的理由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恐怕这些地方的人民会起来反抗他们。在这三个月里,不仅是这几个地方举行大屠杀,因为这些地方靠近安国而为雷鸣远神父熟知,所以他能作下正确的数字记录。而中共所用的沙人方法,全是上述令人作呕的“活埋”──其始作俑者,正是大汉奸毛泽东的“江西苏区”,是那个伪满州国的先行者──万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共公布杀反革命二百四十万
    
    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中共抗美援朝事不必论述。中共正式宣布派遗“志愿 军”到北韩与联合国军作战,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 示”。本来“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是两件事,毛泽东却拼在一起,就是为了杀 人找出依据。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甚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 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甚层没有半点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甚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实时枪杀,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
    
    三反五反。此一运动一般都联系在一起,实在是两件事,所以研究者把它算成一个运动,因为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先说“三反”,这本是针对共干的,大批共干在农村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一旦进城接触了花花世界,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该的,于是吃喝玩耍尽情享受,“换爱人”,更重要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
    
    其中最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都成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上海马路上的空降部队
    
    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针对共干。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共干被判了罪,但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干凈,为甚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了资本家的毒,归根究底罪在资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资本家的毒素,于是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为第一目标,所以上海商人得祸也最惨。
    
    毛泽东所定下的“五反”范围,等于土改时的“三霸”,任何人都逃不掉,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人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的商人。当时笔者在上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甚么不跳黄埔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埔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
    
    
    3,扫荡肮脏僭主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说,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权臣,是为袁世凯那样的半僭主进而为蒋介石毛泽东那样的僭主,登上历史舞台而做准备,而邓小平这样名不正(以权臣之名而行僭主之实)的人,则可能恰恰在不自觉甚至极不情愿地为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僭主时代,悄悄画上句号。环顾当今中国,政治领袖的权臣化,不仅体现在邓小平身上,而且体现在邓小平任命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身上,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其实是一些技术官僚,而不构成任何意义的政治权威。结果,政治领袖的权臣化,注定中国社会即将进入新时代,而第三代以后的集体领导(第四第五等等),也许将被证明,只能借助其它政治权威来推销自己。
    
    在台面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权臣化和僭主化,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僭主专政有相似之处:
    
    英国革命产生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产生拿破仑,德国革命产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产生墨索里尼,日本半吊子革命(明治维新)产生军部的独裁,俄国革命产生列宁-斯大林……事实似乎表明,绝大多数传统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产生至少一个独裁的僭主,而且被他的追随者集团尊称为“国父”。中国似乎也是如此。但事实上,中国的道路不同于欧美俄日,中国革命因而漫长得多、曲折得多。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国家统一,完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而中国的僭主如袁世凯、毛泽东,却是实现国家的分裂,把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变成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分裂国家,先后变成日本、苏联的仆从国家。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在实现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发动对外战争,跻身列强行列,即使像俄国这样不争气的家伙,在一战中破产了的国家,也只经历短短几年的内战,就在二战中成为世界霸权。但中国,却在经历了三十八年内战和外侵(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后,又经历五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内乱,没有稳定的制度(即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也远远无法对比苏联制度的成熟),没有社会规范(传统规范被消灭,新规范的试验也宣告失败)。
    
    僭主政治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被证明没有完成它在其它社会中的“统一──强国──对外扩张”等应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内乱”;所以我们迄今受到“发达国家”的欺侮;不断品尝中国民族的巨大灾难。如此反差的奥秘究竟何在?
    
    迄今探讨中国近代命运的各种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民族差别:
    
    西方社会是从一千年来的欧洲小邦政治向大规模的近代世界政治过渡。如十九世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经由更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如意大利的城邦、德国数百小国、法国英国的贵族领地),几百年演化而来。及至二十世纪,在这些中等国家的两翼,又兴起了世界规模的超级大国:俄、美。
    
    这耐人寻味。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道德理想或经济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义是中等规模列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封建主义则是小邦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列强秩序走向超级大国的进程中(这距离统一的全球帝国还有一步之遥),出现“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是要求冲破国界,完成超国家的世界政治的组合。
    
    不少学者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甚至一些自命为“自由派”的投机份子提出,中国传统应该对中共“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负责,他们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义的分析,指出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感到忧虑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样粗糙的分析即使流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欧社会,但怎么还能在如今精密的计算机时代迷惑人心呢!东欧和亚洲(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试验,和他们各自的传统是南辕北辙的。例如以苏维埃俄罗斯所操纵的“共产国际”,旨在毁坏中国传统,削弱中国,以扩张俄国的势力于远东,以便进一步瓜分中国。
    
    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替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半吊子知识分子洗脑,造成中国长期附庸于俄国、迄今积弱不振的局面。
    
    从毛泽东思想可以看出,中共绝非民族主义政权,而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卖民族的寡头政体。中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政权,所以它考虑问题的方式不是民族利益至上,而是“四个坚持”,即坚持一党垄断政权,其它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均是作为辅助手段相机使用,而绝对不可违反这个“党性原则”。中共的这一性质,由以下最新事实可以一目了然:
    
    中共新近修订公布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以马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认为不能把岳飞、文天祥称为“民族英雄”。其理由认为,“科学地分析对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些战争应是国内民族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此,只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大纲提出,对待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历史人物,虽可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中的地位,但并不能称为民族英雄。
    
    此一大纲公布后,引起海内外华人社会的强烈抗议。甚至中共《人民日报》网络上的《强国论坛》,都有不少网友展开激烈辩论。人们普遍认为,岳飞作为民族英雄,在中国人心中早有定论,其抗金事迹和完美品格,受到中国人永远的怀念,但中共的所谓“教育部”却妄图撤销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让人民不能接受。有人批评中共的做法是“把历史当成灰面团随意搓揉”,并质疑一个对历史都不尊重的政府,会尊重民族吗?另一位网友说,看来秦桧平反的日子不远了。其实,汉奸毛泽东早就帮助汉奸秦桧平反了。 正如《黄花岗》二零零二年十月号《讨北京洋教政权檄》所说,“中央人民政府,乃是一个像满洲妖孽一样从东北偷偷入关、勾结北方蛮族蹂躏中华的野蛮盗匪集团。”“在卖国的国际主义功劳簿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签订二十一条的袁世凯,超过了勾引满鞑子入关的吴三桂,超过了万世唾骂的秦桧,超过了儿皇帝石敬塘……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卖国贼的总和!”因此“千百万下岗工人正在惨遭北京洋教政权背信弃义地对待,清楚说明了北京洋教政权完全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国际阴谋集团灭亡中国的险恶战略的无耻工具”。可见中共政权的反人民、反民族面目,已经被世人洞察。
    
    在炮舰列强强加给我们的国际环境下,保护我们的种族、发展我们的文化,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是何等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我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与他们恰巧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坎坷,但不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扭转中国的堕落趋势,重振中华国威,我们必须准备迎接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观念;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历史遗产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在毛泽东的耳提面命之下,毛派份子经常吹嘘所谓“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现在经过本文的系统叙事已经十分清楚了,毛泽东这个脏人及其周围的肮脏鹰犬所杜撰的“毛泽东思想”,只是“脏弹”,是污秽的苏联影子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赖以恐吓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低能的恐怖武器。结果,低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竟然在这样的恐怖威胁下面屈服了,以中共放弃脏弹威胁的“世界革命”为满足,就大量经援共产党赤匪。
    
    纵观二毛子毛泽东所作所为,不是中共现政权三毛子华国锋、四毛子邓小平、五毛子江泽民、六毛子胡锦涛等接班人梯队所粉饰的那样,是什么“功过三七开”的问题。毛泽东是商纣、董卓、洪秀全的混合体妖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犯下了不齿于人类的滔天罪行。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定会把这个祸国僭主的腐臭尸体,从天安门广场一脚踢出去,交付精神病院予以解剖检验,看看毛屠户这个妖怪的躯壳里到底还有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脏东西。那时,伟大的中国人民还要挖开他毛家祠堂的祖坟,给它们补补课,破除一下毛屠户的特权。
    
    中国人民,即将摘下民族心里的最后一道阴影──天安门城楼上的腐烂图腾!
    
    中国人民,即将摧毁中国大地上最后封建据点──肮脏的毛泽东纪念堂这一人民公社的遗址。
    
    中国人民,即将以超人的勇气,攻占红色巴士底狱封建割据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中南海匪帮的淫乱巢穴。
    
    中国人民,即将以超人的勇气,攻占红色巴士底狱封建割据的最后一块肮脏根据地──中南海匪帮的淫乱巢穴。
    
    中国,万岁!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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